理想信念的丰富与发展—兼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现代社会功能.doc

-范文最新推荐- 理想信念的丰富与发展兼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现代社会功能 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应当把自己的宣言写在旗帜上，凝聚、激励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主导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革命，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列宁、毛泽东高举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共产党举什么样的旗帜团结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领导社会发展，对此，各国共产党都经过了反复而曲折的探索，既积累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江泽民同志通过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广大人民成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富有者。 我国的文化国情是注重整体价值，讲究伦理道德，追求理想信念。这种文化底蕴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实践体系，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成为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理想信念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执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因而，需要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团结、武装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面向世界竞争，主导社会发展。 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显示其巨大的导向、凝聚作用。 “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对社会发展的趋向作出了合乎规律的判断，重申了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继承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阶级本性。因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目标，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一致的。同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赋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反映了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提到全党面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正确把握时代主题，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思想，丰富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即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和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共产主义理想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特别是把它主要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不仅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相矛盾（即当前我们允许、支持私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而且也容易使共产主义理想因为缺乏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显得空泛而遥远，也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巩固。因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把它作为共产党的任务和目标，就使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现实的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三个代表”思想，把生产力发展与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提出来，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文化热潮的兴起相契合，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特点。“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与经济竞争同时并起的是文化热潮。文化热潮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文化是协调发展的“两个轮子”，犹如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的道理一样，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单方面发展。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发展。这样，这一思想回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开放性特征，指导我们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最后，“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超越性特征。生产力和文化都有传统和现代、先进和落后之分。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既是传统生产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先进性就是发展性、创造性。而发展性、创造性既是国际范围内激烈竞争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同时，先进性是没有止境的，先进性只有表现为发展性、创造性才能实现；否则，先进就会变成落后、保守。因而，“三个代表”思想强调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表明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强调发展、创造，不断实现对社会、对自身的超越，并始终朝着远大的发展目标前进。 二、“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明确了理想信念的现代指向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即社会的一切领域都纳入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范围，科学技术也渗透到一切社会领域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最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经济上。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既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又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其价值。过去，它唤醒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鼓舞、凝聚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使工人阶级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实现了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巨大价值。当中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在国内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共产党应当主要通过研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如果不在认识上、目标上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就会固守过去的观念，不重视、甚至忽视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或者把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仅仅看作是具体业务问题、手段问题，而不是作为新时期的政治问题、目标问题来对待。这种思想，既不符合新时期的规律性，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社会的价值。如同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要遵循革命战争的规律，才能实现革命的价值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必须遵循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和文化的价值。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观点，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不仅把共产党的执政和建设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管理）、现代经济，发展现代文化，作为方向和目标。这就要求共产党既要遵循现代社会的科学性、规律性，又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文化的价值，这是摆在全党面前艰巨的历史使命。如果这一历史使命不能有效实现，我们面向国际竞争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空话。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特别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而努力。或者直接投入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的发展过程，起模范带头作用，或者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思想、物质条件，这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关键所在。因此，“三个代表”思想，丰富、充实了理想信念的新内容，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形成和坚定。同时，也为共产党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想、作风、队伍、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好，其显著特征是实践性。它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显示出来。社会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理想信念也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想信念，如果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它就会失去其科学性与价值，成为空洞抽象的教条和没有作用的概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经多次危害过党的事业，我们也曾经多次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苏东发生剧变，也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装饰品”，以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当前，在党内和我国社会中，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其表现一是一些党员干部在口头上，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但在行动上，在私下里却干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勾当。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谋私手段的行为，是新形势下一种恶劣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它不仅给党的形象造成损害，而且直接影响党员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二是有些党员面临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敢大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分析和解决，不愿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发展，或者讲理论头头是道，面对实际问题却无能为力；或者回避新矛盾、新问题，消极等待上级指示。这种怕犯错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必将使一些单位的实际问题、思想问题越积越多，从而导致发展缓慢、贻误时机。“三个代表”思想，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的最大实际，明确了每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循的准则，因而，既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指针，也是我们反对腐败、克服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突出了理想信念的中心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所有制格局的形成和多种分配制度的实施；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相互激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出现，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呈现出纷繁复杂、多样多变的特点。这种特点，既与我国社会的转折发展有关，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样化特征。 过去，我国社会的理想信念是相对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居于社会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受到巨大冲击，苏东剧变更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面临严峻挑战，加上新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和受新的环境、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理想信念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一是一些人迷恋金钱、沉溺享乐，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指导和精神的作用，陷于商品拜物教；二是一些人面对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和由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所形成的地位、利益上的差距，不善于或不愿意正视与正确对待，自发而盲目地陷于相信命运、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境地。这种倾向，在我国社会中仍有扩展的趋势。这些信仰，虽然有其产生的现实条件，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压制、禁止，但这些信仰的发展，特别是其向党内的侵袭，必定会影响和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那些认为只有物质、金钱是实在有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空的、不起作用的“无用论”思想；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只能解决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过时论”观点；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前途渺茫，马克思主义能否坚持下去的“怀疑论”倾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形成与坚定，并走向相信金钱、迷信和宗教，甚至会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人群的自发集结，形成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势力，“法轮功”邪教组织就是突出一例。 面对如此多样、复杂的信念倾向和信仰危机，中国共产党既没有采取放任不管，回避矛盾的态度，也没有运用过去群众运动的大批判方式，而是本着相信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精神，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采取“三讲”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高屋建瓴地进行正面引导，已经和正在对社会的理想信念发挥主导作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强调了要相信和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强调要发展现代经济，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唯物的正确导向，与非科学的、唯心的信仰划清了界限。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发展性和现代性，强调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风貌，从而与迷信、偏见和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划清了界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包括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内容，也包括了发展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们高尚的精神追求的内容。因此，“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最能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信和接受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全党和我国社会理想信念的中心内容，我们就能有效地统一全党，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我们就能有效团结人民，增强民族凝聚力；我们就能有效地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引导、感化、影响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和信念追求，使之朝向我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目标，从而使主导性成为多样性基础上的主导性，使多样性成为主导性指导下的多样性。这样既可避免过去曾经在理想信念上“一刀切”、“一律化”的简单方式，也可防止各种错误的理想信念淹没、冲击乃至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信念。为此，我们要大力宣传、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充分发挥它在理想信念上的主导作用。 四、“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化的统一，深化了理想信念的现代功能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理想信念的导向、凝聚作用，而且对人的发展具有新功能。“三个代表”思想的社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广大党员、群众的作用显示出来。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三个代表”思想是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理想信念，其社会作用的发挥已不同于过去时代，那么，它作用于人的发展也会具有新的特点。 要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个人的准则和信念，在当前，就必须崇尚科学，向往文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力求发展，服务人民。这是“三个代表”对人的发展的现代指向，也是时代对党员和群众的要求。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即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学习科学，追求文明，创造知识和财富，对个人来说，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必须具备的生存、竞争条件。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市场竞争，把每个人都推向了发展的大舞台，我们再不能指望像过去时代那样，凭经验、体力、关系来求发展，而只能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创造，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提高，从而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创造，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提高，同过去时代人们主要依靠增强体力不同，也同过去时代靠长期曲折的经验探索不同，它需要人们既要充分发挥、发掘主体性，又要实现社会化。所谓发挥、发掘人的主体性，就是要不断发展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减少依赖性、从众性；就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消极被动性；就是要增强开拓、创造性，克服僵化、保守观念。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发展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主观因素，是现代人生存质量的标志，舍此，就不够资格做一个现代人，更谈不上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员。所谓实现人的社会化，就是要做一个开放、开明的人，而不是一个封闭、狭隘的人；就是要做一个合作共事的人，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要做一个与自然、社会、他人协调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污染环境、与社会和他人格格不入的人。人的社会化是开放社会、市场体制的客观要求，是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人生存质量的标志，舍此，同样不够资格做一个现代人，同样谈不上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员。 因此，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化，是现代人全面发展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主体性发展要以社会化发展为条件，社会化发展要以主体性发展为基础。对主体性的发掘越充分，对社会化的条件要求就越高；而社会化发展程度越高，对主体性的质量要求也就越高。离开人的主体性发展和离开人的社会性一样，只能使人陷于片面的、缓慢的发展。因此，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化发展就是要全面地发展人，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料的开发，这已经把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三个代表”思想，则进一步指明了提高人的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方向和途径。只要我们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以这一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就能充分发挥、发掘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就能适应并驾驭现代社会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是对我们党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感。我们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领导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建设一支能实践“三个代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的领导干部。今天，我们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达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知识要丰富，能力要全面，能体现时代精神；三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好自己的形象。 一 塑造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形象 共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誓词，是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以理想信念坚定而著称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及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榜样。他们的理想信念经历了生与死、公与私、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以及执政地位、和平环境、重大政治风浪与复杂局面的种种考验。可以说，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政治优势的精神力量源泉。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所要求的。然而，不同的时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却面临着不同的考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格局、价值体系打破了，现实与传统的观念之间发生了矛盾，人们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同时又产生了种种迷惘、困惑，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同样会处于这一状况中，并且还会比其他人群体验更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政治思潮也趁隙而入，“法轮功”等邪教也借机蛊惑，这就可能在我们党和人民中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要经受住这场考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坚决捍卫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决回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挑战和攻击；同时，努力克服党在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 我们也应该看到，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大多基于直观朴素的价值认识，还不是建立在深刻理性思考基础上的自觉稳定而又系统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很难识别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另外，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曾经不自觉地把理想信念的丰富内涵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同时，我们的教育还自觉不自觉地持守农业文明社会的信仰思维方式，信仰、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的联结被割断，使其成为远离现实、与现实脱节的既神秘又完美的“崇高”。教条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造成我们对“老祖宗”思想的误解、曲解，按误解了的理论去实践社会主义，自然就出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甚至使现实显得荒谬。荒谬的现实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理想信念的完美和崇高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的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迷茫，精神空虚，竟然到封建糟粕中寻找慰藉；有的人面对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是挺膺负责，而是消极对待，甚至为自己另谋退路；有的人看到别人先富起来，心理不平衡，不再安心于公职人员的工资生活，远工农、傍“大款”，逐渐由小捞变成大贪。 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要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由于党员领导干部处在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样，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就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不动摇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念。 二 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 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出时代精神或新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形象也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时代的风格。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直到党自然消亡之前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但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党员的具体形象，必须具有时代的特点。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时代使命感，其形象应体现出时代的特征。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见到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勇猛冲锋，克敌制胜的一派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共产党员则表现出艰苦奋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等等。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要完成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提高自身素质。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和建设是一个充满新情况，新挑战的过程。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政治坚定，头脑清醒，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的实际问题，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具有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具有丰富的知识。新世纪是知识加速发展的时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要努力钻研业务，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各种行业的行家里手，懂得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发展和创新。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人们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停滞的观点、僵化不变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工作思路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践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破除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实行，从姓“资”姓“社”困惑的解除，到所有制观念的革新，以及具体政策上的全方位改革，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三 塑造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形象 在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三个代表”的最终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是我们党用七十多年的奋斗史铸成的共产党人的标志，是凝聚全党、团结全民的党魂。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人民的解放，共产党人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一些共产主义者抛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他们为了人民大众都过上幸福生活，甘愿去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长征路上共产党人吃草根，啃树皮，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黄继光用胸口堵枪眼，董存瑞手托炸药炸碉堡；还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贤贞不屈，为了人民的解放愿把牢底坐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就是无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十几个人发展为具有六千万党员的党？为什么共产党历经艰难曲折而经久不衰？为什么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却欣欣向荣？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有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这是支撑社会主义事业大厦的中坚力量。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实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有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坚持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保证我们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取得执政地位使我们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着许多方面的诱惑，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面前，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渐渐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不纯，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过时”了；有的领导干部“主仆错位”，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把为群众办事当成是自己的恩赐；有的领导干部沉迷于灯红酒绿，追求奢侈享受；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把权力当成商品，跑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和非常危险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当牢牢记住，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原则与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应坚持“各行其道”的原则。按行为学的划分，人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如亲情伦理行为、社会经济行为、政治管理行为等，各类行为应遵循各类行为的规范。和父母、子女相处，就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要尊老爱幼。总不能给老母亲倒杯水，还要小费，不给小费就不给倒吧？在市场活动中，作为经济人，就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市场法则办事，也不能“把赢利让给别人，把亏损留给自己”，如果长此以往，你也经营不下去。但是，又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入党内政治生活，也不能把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作为一个有坚强党性的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会遵守市场道德，坚持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利己利他原则，而不会去干那些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事；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扬社会公德，发扬雷锋精神。“各行其道”就好比交通规则一样，汽车走汽车道，自行车走自行车道，行人走人行道。同一个人，你开汽车时，就走汽车道，骑自行车时，就走自行车道。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可以按照“各行其道”的原则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坚持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与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关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我们长期坚持的现行政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党的宗旨，要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人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再提奉献精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要分层次要求。不能因为执行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就降低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不能因为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奉献精神就否定党的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 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人的觉悟，适合我国国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并长期坚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我们承认人们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也承认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这一政策对党员干部同样适用。 刚刚接触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有一种冲破混沌、登高望远之感；同时，也难免有一种久违了的感慨。特别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句，更是有如电光石火，照亮了我的心灵，也激发了我的思索。 其实，“三个代表”的论述，既然是“总结我们党70多年历史”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么，它的基本思想，应该说早已存在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论著里，这些基本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以不同的理论语言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可谓三复斯言，其旨明矣。只要肯留心阅读和聆听的同志，对此都是耳熟能详，长存于心的。 但是，“三个代表”的论述一出，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又确实和我一样，有空谷足音之感，甚至有“此调不弹久矣”之叹。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思想文化界、文艺界，学术流派、艺术品种风格的多样化，似乎与文化思想、文艺思想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混为一谈，而谈所谓多元并存、互补者，又大抵讳言不同的文化、文艺思想之间有先进与落后、神奇与朽腐、文明与愚昧之分，更不必提它们之间的较量、交锋，此消彼长，有塞有流，有进有退了。结果自然是文化界、文艺界的实际存在着的六神无主，莫衷一是，混沌一片的状况，这是令人气闷的。 当然，即使是在这种似乎有点是非混淆、美丑杂糅、进退失据的困难情况下，由于我们党始终提倡的先进的文化、文艺思想久在人心，根须深广，也由于处于深刻变革中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的制约和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文学仍然存在着、发展着，优秀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不时出现，文化、文艺思想评论中扶正祛邪、思理朗润之作也不绝如缕地存在着，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是我们立论时不能偏废的。 大家都承认，文艺工作是文化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翼。文艺作品以形象的显现力和感染力影响着广大人民，特别是影响着感觉敏锐、感情充沛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对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心灵有着特殊的功能。作家历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优秀的、杰出的作品被誉为人生的教科书，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伟大的作家被民众推崇为时代的良心、民族魂，这都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应该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要求，来自律。“三个代表”的论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关键，也应视为我们整个文艺队伍建设、创作思想和批评理念建设的圭臬。也就是说，牢记“三个代表”，尤其是牢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归趋于这个方向，这应该成为我们创作思想、批评理念中支撑全部的思想支柱。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作家，每一个愿意热忱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时时想到中国的未来的作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是中国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道义和良心之所在。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一个意识到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斗争中肩负着神圣的理论导航使命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遇到新的挑战的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鲜明的要求。提出文化的先进性问题，提出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就意味着提出用什么理论指导文化建设的问题。列宁在回答机会主义者关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是“强制束缚思想”，就是“僵化”的责难时说：“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他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要领会先进理论对先进文化的指导作用，要领会理论基础对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决定作用，则只要想想“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的所向披靡的辉煌战绩吧；就请想想在这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中担任主将并成为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的战绩吧；就请想想“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论断的深远含义吧！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学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之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和意义，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屹然自立，享有尊严，不也正因为它在思想血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相联系的；在生活实践上，是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伟大斗争联系的吗？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能不承受的周期性的攻击演出了新一轮颇为“壮观”的场面。毋庸讳言，在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已经由偷运进来的军火变成了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公开的武器的国家里，在某些角落，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有些人正如列宁所描绘过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抢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文艺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贬抑、攻击，还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有意无意地从贬抑、攻击鲁迅下手。他们或者无视鲁迅后期思想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种种事实，或者干脆重复鲁迅“思想过激”的谰言，或隐或现地把毛泽东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角度对鲁迅作出的高度的也是科学的评价视为什么极“左”的“话语霸权”。他们有时从否定其思想正面进攻，有时从贬抑其艺术迂回侧击，总之非动摇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的历史地位不可。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前进方向的辨析时不能不深长思之的现象。事情是很清楚的，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个中华民族旷古耀今的伟大作家进行评价的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乃至几代中国先进的文化人由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领导地位是承认还是颠覆的问题；是对在马克思主义影响、指导下形成的我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是继承之发展之还是贬斥之断裂之，甚至埋葬之的问题，说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