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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

一、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观点：否定或取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这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哲学家或在会议上发言，或写作文章，来反思它的过去，考察它的现在，展望它的未来。人们发表了十分分歧的意见，其中不乏根本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几乎成了许多观点围攻的中心。那么，他们立论的根据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大致有：
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确没有称自己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有的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的哲学体系，有的人承认它是恩格斯的哲学，但很多人都不承认它是马克思的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是什么呢？有各种回答：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或是实践哲学，或是人本主义，或是实践人本主义，或是辩证方法。现在流行着一个口号：回到马克思，或是走近马克思，其潜台词是：恩格斯以来，离马克思越来越远了。有的人说的马克思实际是青年马克思，按照这种理解，《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离他自己越来越远了。 第一，西方哲学史已经有几次形态转换，而辩证唯物主义还停留在本体论形态。关于西方哲学史有几次研究对象、研究方向、表现形态的转换的观点现在颇为流行，谈的人很多，说法各异，其中比较完整的观点认为古代的哲学是本体论，近代的哲学是认识论，现代哲学是实践论，当代哲学是人学。第二，古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现当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属于主客二分。第三，古近代哲学研究实体，现当代哲学研究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属于现当代，而辩证唯物主义属于近代。第四，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而现当代哲学的研究对象离不开人，马克思虽然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却不属于见物不见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转向的思想影响下，有不少人认为哲学的对象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客观存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物质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有的人说哲学的对象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说是知识，或者说是实践，或者说是人或属人世界，还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只是唯物史观。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思维方式，它就是方法论，不是世界观。总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被取消了，这就完全与当代西方的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合拍了。
3.哲学不是知识，不可能成为科学，而是个性化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最极端的观点。大家知道，科学是有客观标准的，因而是能达到共识的，科学家有个性，他的思想无疑也有个性，但他的科学思想则具有高度共性，如果科学都个性化了，没有共性了，科学就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获得哲学史上人数最多的共识，就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如果它日益个性化，像宗教信仰那样爱信什么信什么，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被消解了。
持以上观点的学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哲学家，有的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数十年的资深学者、教授。这种现象在贯彻“双百方针”和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出现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百家争鸣不等于是非不分，真假不辨。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不可不分辨清楚。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创始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它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首先应考察一下它同马克思的关系。
1.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2.辩证唯物主义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关键问题有三：（1 ）马克思是否同意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亦即马克思讲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只是人类社会或实践，而不是自然物质？（2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只是头脑里的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只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3）认识、 思想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回答是：马克思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些基本观点都是同意的，有两种根据：
一是文本上的根据：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上，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征，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完全是对物质世界观、自然本体论的肯定。在第77页在谈到劳动是现存世界即地球的变化的基础后，他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是指对于最早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人们，劳动并不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后面他指出今天的地球绝大部分已为人类的实践改变过，但也承认还有些地方完全是原来的状态。显然，他决不怀疑地球本身的客观存在，地球以外的广大宇宙的优先存在。 在第1卷第76页上他也明确强调了反映论的观点。 与现今一些人用实践观点来否定反映论不同，马克思强调应该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由于实践而发生的变化，费尔巴哈的缺点正是他忽视反映实践引起的变化，而不在于他承认人能正确反映外部世界。马克思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这种观点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去理解。”［2］（p54）这句话往往被人们误解为否定认识的客观性，其实他只是认为它的缺点在于忽视实践，忽视认识的主体性，只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不是说不应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他批评费尔巴哈看不见主体在客体中的作用，并不是批评他肯定反映论，肯定认识的客体性，肯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总之，从文本上认为马克思否定物质本体论、客观辩证法和反映论，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马恩关系上的根据。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但这个称呼符合他的思想应毫无疑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即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自《反杜林论》，客观辩证法来自《自然辩证法》，反映论来自《费尔巴哈论》，这三本书内容上也有很多交叉，确切点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来自这三本书。现在的问题是，恩格斯在哲学上是不是离开了马克思？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马克思在50年代以后，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两人之间自然的分工，恩格斯承担了哲学（世界观）的研究和建设，其成果就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目的很明确，即建设哲学。《反杜林论》虽是一本论战性著作，同时也是一本学科建设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就是在这本书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都是支持的，而且很欣赏。马克思读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谈自然辩证法纲要的信的第二天回信说“非常高兴”。《反杜林论》他逐章阅读过，其中有一章是马克思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由于其中句句话都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的哲学，也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其基本观点是两个创始人提出来的，它是一门科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循其哲学思路加以建设、发展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根据不是谁说了什么，而在于其观点经受了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检验。
三、哲学的“转型”与哲学的对象
近年来关于哲学“转型”的言论颇为流行，但这种“转型”实际是哲学对象的转换，即哲学的分化，用哲学“转型”来取消世界观，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般说来，所谓“转型”是一个东西的表现形态转换了，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如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但社会仍然是社会，没有变成非社会。同理，哲学转型是指哲学的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哲学仍然是哲学，没有变成非哲学。但西方哲学在形成为科学以前没有明显的对象，不是一门学科，而是多门学科的混合，古代哲学就是智慧、知识、学问，几乎包罗万象，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学问家。西方哲学史中包含着一些学科的转型，或观点的转型，如古代素朴的唯物主义转化为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转化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形态的互相转化。就整个哲学而言，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古代哲学形态、近代哲学形态、现代哲学形态，但其含义是十分含糊的、笼统的。前面谈到的哲学“转型”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形态的转换，实际是哲学对象的转换，确切点说，是哲学的分化过程。哲学形态的转换与哲学的分化不能混为一谈。
哲学的分化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分化，即多门学科从哲学中不断分化出来，一是哲学学科的分化，即各种部门哲学从世界观（本体论）中分化出来，这两种分化实际上也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先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后来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这些学科分化出来以后自身又在进一步分化，这个分化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同时多种学科又在互相综合，形成许多交叉学科、横断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这个过程就是学科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不断丰富的过程。与此同时，哲学学科也在分化，哲学学科的分化也可以说是学科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分化不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那样离开了哲学家的圈子，而是仍然停留在哲学家的圈子内，先是逻辑学分化出来，后来是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后来更有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人的哲学等等，今天部门哲学的品种之多更是难以计算。在有的人看来，哲学中的本体论的研究领域，即使没有被学科的分化分割殆尽，也被哲学学科的分化分割殆尽了，本体论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我认为事情正好相反，多门学科的建立，多门部门哲学的建立正好凸现了本体论存在的必要性，凸现了本体论与多门学科、多门部门哲学的区别，两种分化的结果都表明始终有一门学科没有分出去，也不可能分出去，那就是本体论——以作为整体的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对世界的综合研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其实任何一门科学和部门哲学都是一种综合研究，即对该学科的对象的整体研究，为什么要取消或否定对整个存在，即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整体研究呢？
从古代哲学来看，世界观的研究并不突出。古希腊哲学之始，追求现象世界后面的根据或基础一度成为热点，但是，这种追求是很笼统的，包含了多种含义。如果追求一个脱离现象世界或在现象世界以外的世界，即所谓本体世界或形而上世界，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追求物质的结构，那是自然科学的任务，近代自然科学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就，这个工作今天仍在继续。如果追求的是客观世界的整体图景及其一般规律，那正是世界观的任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才最终明确起来的。说本体论（世界论）在古代西方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可以的，说它就是古代哲学形态就过分了，因为古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伦理学等都曾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学者，如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等。至于古代中国，除了道家、《易经》，诸子百家都不大谈本体论问题。魏晋时期在佛学的影响下本体论（玄学）才成为热点。也是由于佛学和道家的影响，宋以后本体论（宋明理学）才再度成为热点。认识论在西方近代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事实，但本体论的研究也是重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康德之所以研究认识论就是为了建立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即本体论，但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一志愿。黑格尔继承了他的事业，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事业，其结果就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一种地地道道的本体论。本体论的研究在西方何曾停止过？西方实证主义思潮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其主要特征之一，且不说他们的正面的本体论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经验，就是本体论观点）， 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就是一种本体论研究。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复杂科学、系统科学就包含了对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属于物质本体论的范畴。实践论、人的哲学、文化哲学，还有古老的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以及其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是一些研究的重点，但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未降低本体论的地位，更没有取代本体论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 前面提到的那些反对把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整体的客观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主张把它规定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或认识，或实践，或思维方法，或人类社会，或人等等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取消世界观，保留某部门哲学，或者说，把哲学变为部门哲学。我认为这不是一条正确的思路。部门哲学的兴起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发现了许多新的生长点，为哲学与基础科学搭起了一座座互相联系的桥梁，既有利于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但是，哲学，即部门哲学的核心，不是任何一门部门哲学所能取代的，因为局部，不管多么重要的局部，毕竟不能取代整体；特殊的东西，不管多么重要的特殊的东西，毕竟不能取代普遍的东西。哲学被消解了，部门哲学就失去了根基。那么，科学的世界观怎么可能呢？
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不可能详谈，只谈一点点意见。前面已谈到，应该承认哲学是一种知识。大家都说哲学有对象，就是承认了哲学是知识，因为这里的对象就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结果就是知识，知识是对对象的认识。既然如此，知识就有是非问题，就有正确与否的问题，当然错误的认识也是一种知识。哲学曾被说成智慧、方法、信仰而不是知识，但这些东西的基础都是知识，或者说都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实际上从古以来，哲学家都把哲学看成知识，都要宣传自己哲学的正确性，都要求别人相信他的哲学，只是事实上没有一种哲学做到这点，像许多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绝大多数专业工作者的认同。历史上惟一拥有最多信奉者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当然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利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我个人的哲学观念的根本转变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科学性。哲学的出现已经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一种哲学得到绝大多数哲学家的认同，甚至出现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它的思潮？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学科性质上的原因，即由于它太抽象（范围无限大，时间无限久，最普遍，最根本等等），真假难分，是非难辨；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即社会制度和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制度、存在着阶级对立，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就不会消失，全世界认同的哲学就不会出现。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社会多数人认同的科学的哲学可能出现吗？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中间的意见分歧的出现有各种原因，有外部条件，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原因。外部条件有：国际形势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双百方针”的认真贯彻，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内部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有若干基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它们有：如何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体系的是非曲直，根据什么原则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反映世界形势的变化？如何吸收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如何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是建构与当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是振兴、宏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应该指出，各种思潮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也是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好机遇。挑战现象的出现说明哲学界不再顾虑行政干预，敢于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就没有学术的繁荣，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在建国后30年是有深刻教训的。不同观点决不能凭借行政干预强求一律，而只能通过对话，互相交流，自由讨论，在互相比较与互相补充中达成对客观真理的一定程度的共识。应该相信，只要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只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自由讨论，独立判断，客观真理是会为哲学家们所普通接受的；科学的为中国多数哲学家所认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当代形态是会出现的。
但是这个任务决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也许需要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完成，那么，如何建构呢？我认为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1.首先讨论清楚如何建构科学体系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这实即科学学与哲学学的问题。
2.根据这些原则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弄清楚它的是非曲直，哪些方面应肯定和保留，哪些应该否定和抛弃，其中包括近二十年来它已经有了哪些改进，哪些还不够。
3.研究和总结20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弄清楚哪些变化发展应在哲学中反映出来，如何反映出来。
4.研究和总结20世纪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中的哲学因素，并用以改进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5.研究和总结中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用其中的合理成分来改进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6.最后以集体的力量，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建构与当代形势相适应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收稿日期：2000—08—01
【参考文献】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注重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不断保持社会主义活力；要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面对知识经济的大趋势，必须进一步加深对“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制度创新、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
【 正 文 】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毛泽东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nbsp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进而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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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创新的是与否、利与害要通过实践作出检验与评价，通过创新活动的结果与效应作出判定。创新检验要从客观效果与事物本质出发，创新评价要有全面的、长远的标准。实践表明，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创新也有其双重效应。
[关键词]：创新/实践标准/生产力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是与非、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判断创新的是与否、利与害、善与恶的标准。创新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实践，一种能产生重大社会作用的活动，也要通过实践本身加以证明与评价。
一
创新是人改变客观现实的创造性活动。创新需要思想、知识、认识因素的参与，但在本质上创新属于实践活动，创新的结果、效果都要以对象化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体现出来。创新实践具有双重角色，一是作为创新认识的检验标准，二是作为创新判断的评价对象。参与创新活动的某些知识、理论、科学，是真是假，是科学还是非科学，可以通过是否能够实际地生产出来得到证明，创新实践本身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创新认识进行检验。创新实践产生的效果，是大是小，是利是弊，就不能仅仅在自身范围内做出检验。创新要在与其发生关系的外部活动中得到验证，在更大尺度的参照系统中给予评价。用主观判定、理论说明、逻辑推导，都不能作为根本标准与最终说明。创新的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是与之相关的内部与外部效果，是经历了时间的长久影响。实践对创新的检验包括对创新认识的检验。但检验的主要目的不是对创新认识的正误判断，而是对创新本身的是非判断，即是不是创新。检验的主要方式不是把创新认识与创新事物相对照，看是否相符，而是把创新事物与创新效果相对照，看是否确实地造成了现实的世界的改变与进步；把创新活动主体与创新接受客体相联系，看创新活动是否得到了对象的认可、响应与支持。
实践可分为重复性实践与开创性实践。重复性实践的判定是已有的、现成的经验，依据的是沿袭下来的惯例与传统。这种判定是以过去的事物作为尺度，操作起来明白易行。创新属于开创性实践，在和过去事物不一致这一点上，创新似乎很容易判断。问题在于，和过去事物不一致的不一定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创新不是以它的外部新颖性为标志的，而是以其内在的新价值为本质的。创新的判定要依据未来的尺度，要看新事物发生后在展开过程中所创造和实现的真实价值。很多新事物发生后，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无功无效，白费资源。创新向未来开放，在历史中显示自身价值，这就使创新检验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重复性实践的经验依据是既成的，创造性实践的经验依据则是生成的。
创新有多种活动方式，一是实践要素新的组合。人运用自己占有和拥有的资源，生产出符合自身需要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相同的要素经过新的组合，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与效率。二是实践要素新的使用。生产资源可以运用于不同领域，应用于不同对象。当某些资源按原有用途使用已不能产生价值，造成了资源闲置与浪费时，通过资源新的应用，调整方向，转向新的领域，就会创造新的使用价值。三是新要素进入实践。实践要素在不断更新，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劳动组织的变革，都在改变着人活动的方式及其结果。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突破性进展总是带来了科技创新以至于产业革命，以知识进步为主导的创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活动方式的改变只是创新的起点，创新还要看活动结果是否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进步还是倒退。 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已成为常识。但实践是怎样验验的，实践标准是怎样掌握的，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实践的效果是多重的，判断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且实践检验本身，又要通过认识来进行，又有一个对实践标准的认识与把握是否正确的问题。实践对创新的检验也是如此，对检验的客观性、标准的全面性，要作出科学的分析。
创新是主体发动、推动的实践活动，主体的目的、需要、意志驱使着主体从事改变世界的活动。创新不能没有主观因素，但创新的判定却不能仅仅依据主观因素，把目的等同于现实。创新的判定必须是客观的，只能依据于客观标准。创新是有目的的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要产生对象性的存在，要造成客观世界的改变。在有些情况下，主体确有强烈创新的愿望，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也造成了现实的各种结果。这时的创新判定也不能只看愿望，不看效果，要把愿望和效果统一起来。因为历史上的一些主体的创新愿望及行动，并不一定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真正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情况实际上是其理论与实践违背了生产力与历史发展的规律。至于那种把创新当作一种时尚或“卖点”，为标榜创新而创新，追求形式、作表面文章式的创新，则更要强调创新的实效标准了。创新在一些情况下并不是出于主体的自觉意识，而是改变现状的自发行为。创新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性质，直到由此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进步与变化后，才由历史确定了其创新的地位。同样，也不能因这种行为的自发性而否认其创新性质。如我国改革起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小岗村十几户农民的一纸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制度创新的序幕，经过党中央的支持和引导，演化为改革开放的自觉创新。创新活动既有成功的，也有在不同阶段上失败的。失败的创新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失败的创新未必都是由于理论、方法、实施的错误，而是因为创新面临不确定性的空间，创新的路径是非线性的，任何创新者都不能完全预测和控制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失败的创新不同于不是创新的“创新”，而是创新过程的正常状态，是创新成功概率所规定的应有之义。
创新的判定就不能仅仅根据事物的外部标志与表面联系，或者根据一部分现象而无视另一部分现象，而是要抓住能够代表本质的典型现象，看新事物是否反映了创新的本质，即创造了新的价值。现代化社会中信息符号化，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符号世界来了解真实世界的。符号可以反映与表现真实，符号又具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可以与真实分立。创新很容易通过各种媒体而不是事物本身展现在人们面前，例如对某种新产品的广告宣传。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或是创新的符号形式代表着真实的信息，或是提供着虚假的信息。这就给创新的真实性判定带来一定困难，不能只凭符号信息，还要与真实事物相对照，或者建立创新信息真实性保证的约束。
经济学有一个外在性（externality）问题， 即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以不能直接在市场中反映出来的方式影响其他人的生产或消费活动。[2](p36)在广泛意义上，人的任何活动都会产生外在性，即活动的效应超出了活动主体的目的、需要、利益之外。外在性有正的外在性与负的外在性，正的外在性能够给活动主体外的人与环境造成好的、积极的效应，负的外在性则带来不好的、消极的效应。创新活动自然也会产生外在性，大多数创新是既有正的外在性，又有负的外在性，两种外在性交织在一起。创新的实践效果具有二重性，创新的实践检验就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运用不同的时空尺度检验创新，就可以防止人在创新活动中的狭隘眼界。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p383)
创新追求的是资源投入的更高价值与效益。创新的实践效果自然包括经济效果。在生产领域，利润标准、生产力标准更是成为创新检验的主要标准。这就需要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进行核算，看是否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一般认为，技术创新就是新技术的商业化、市场化。技术创新的界定不是只看是否使用了新技术，而是看新技术的使用是否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创新的对象化形式是新的，而且创新的形式创造了新的价值。如果创新只是高消耗、低产出的活动，推而广之，只能是经济的停滞以至后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就是把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各项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就是创新的产物。创新的实践检验，不能没有经济标准。即使是非经济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