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pdf

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4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研究摘要：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分析表明，父辈住房差异对青年初职获得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相比农村自有住房，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会显著提升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以住房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不但直接影响着子代的初职获得，而且能够改善父辈住房劣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差异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化。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背景下，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来促进青年就业，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关键词：住房差异；青年就业；初职获得一、问题的提出房地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改善了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但基于住房的利益分化日益凸显，并影响着不同人群的客观行为和生活际遇。对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来说，就业机会往往更多地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而大中城市高昂的房价和房租可能成为他们初职获得和职业流动的屏障。与之相对，如果父辈在城市拥有住房，其子代可能因住房的便利性而获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父辈住房差异作为先赋性资源会影响子代的利益分化乃至社会流动1。换言之，父辈的住房条件可能对子代的初职获得具有影响，且在住房差异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基于职业的利益分化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国际贸易形势变动，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青年就业难的问题越发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7月我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19.9%，而2023年4月突破20%，达到了20.4%。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也在逐年增加。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而2023年则增长至1158万人。在此背景下，关注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对于理解住房与就业关系，解决住房和就业两大民生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前，国外学界已经注意到住房差异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关住房如何影响就业的议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2。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有关住房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释住房差异，而对住房差异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住房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带来其他形态的社会差异则关注不足。虽然住房差异对个体生活机遇产生的影响在近年来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住房差异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缺少其对个体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的讨论，尤其是缺少对就业影响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以住房为切入点，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以扩展住房不平等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住房不平等如何导致或再生产其他类型社会差异的相关研究。二、文献综述与假设逻辑1.住房：社会分层的“因”与“果”主流的社会分层研究往往基于职业（劳动力市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5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场）的先赋和自致因素探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缺少对劳动力市场以外视角的关注。雷克斯与摩尔依据获取住房资源的不同途径对个体所处的阶层进行划分，提出了住房阶级理论3。该理论将住房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相结合，强调住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重要性，是推进住房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视角。自此，西方学界围绕住房能否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对者认为“住房阶级”并不能构成阶级，它不过是一个地位团体4，拥有住房只是消费的结果，而阶级位置并不会因个人消费模式的改变而变化5。为了回应批判者对住房阶级理论的质疑，桑德斯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住房阶级理论的分析框架。受韦伯社会分层思想的影响，桑德斯认为住房财富的增加使个体获得了更多的生活机会，在消费层面导致群体的分化，进而影响其阶级关系6。换言之，住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7 8。总结当前涉及住房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住房差异（住房阶层）不只是社会分层或者说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其还可以成为社会分层的“因”。住房甚至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个体的客观行为和生活状态9 10，从而导致新的利益分化。有关住房差异与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即表明这一社会分层或者说社会差异形成之“因”的存在11 12。奥斯瓦尔德较早关注了住房对就业的影响13。在他看来，住房自有率的增加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原因在于产权住房的交易成本高昂，周期较长，因而拥有产权住房的个体职业流动性较差，更容易失业。学者们围绕奥斯瓦尔德的观点开展了一系列经验研究，并得出了不相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基于微观数据发现，相比租房者而言，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会阻碍个体的职业流动，导致失业率上升14 15。另一些研究在控制了宏观层面的经济因素后，则得出了与奥斯瓦尔德观点相悖的结论16 17。还有学者考虑了个体层次的异质性，发现住房自有率对失业率的影响会因住房所有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和家庭背景等的差异而不同18 19。虽然这些学者尚未达成共识，但都对社会分层研究具有突出的意义。上述研究不仅关注了住房差异对个体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的影响，而且也为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即住房差异不只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分层结果，住房本身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尽管奥斯瓦尔德的研究及相关讨论有助于重新理解住房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以住房产权作为职业分层的解释变量可能并不合适。由于个体的购房能力和住房资产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职业地位，因而基于住房资产的财富差异相比住房产权更可能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其次，相关研究往往存在较强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譬如，相比租客，住房所有者平均而言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已婚居多，而这些因素本身就限制了其职业流动。最后，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住房对职业流动的影响，而忽视了住房差异对个体职业获得的重要性。本文以父辈的住房差异解释子代的职业分层，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克服奥斯瓦尔德等学者相关研究的缺陷。与西方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学界有关住房差异与职业流动和职业获得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一方面，当前国内的住房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住房差异的成因，譬如，围绕人力资本20 21 22、地理空间23 24、体制和户籍分割25 26 27、住房制度和住房模式等因素分析住房不平等的形成原因28 29。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开始将住房差异作为解释变量并探讨住房对其他形式利益分化的影响，但相关研究重点在于讨论住房差异对个体政治参与或阶层认同等“主观”方面的影响30 31 32 33，较少关注由住房差异引发的客观层面的影响。具体到住房差异与就业的相关议题，尽管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住房差异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住房对劳动力供给34 35、就业类型36、就业稳定性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37 38，但相关研究并未涉及就业问题相对突出的青年群体。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于青年群体，考察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并据此讨论住房差异作为社会分层之原因以及住房差异对其他类型利益分化可能产生的影响。2.住房：初职获得的先赋因素住房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影响个体的客观行为和生活状况，父辈的住房条件作为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子代的初职获得产生影响。一方面，父辈住房通过地理空间的“黏滞性”左右子代就业机会的获取，进而影响其初职地位的获得。大城市因其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而对青年具有较大吸引力，但不断攀升的房价和房租成为阻碍外来青年融入城市获取就业机会的屏障。正如已有研究所言，住房已然成为一种排斥机制，将部分青年和城市外来移民排斥在特定的职业和生活机会之外39。在此背景下，如果父辈在大城市拥有住房，其子代在职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6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业获得和流动方面相比其他青年将更具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加剧了城乡居民的住房差异，住房的城乡差异又会作用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譬如青年群体的职业获得。拥有城镇住房往往意味着家庭成员能够分享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例如教育、就业、医疗乃至养老等方面的便捷。与之相对，缺少城镇住房的农村居民则难以分享这种红利。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城镇住房已经成为一种“凭证”，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40。对青年群体而言，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直接关系到其就业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多寡。在这一背景下，住房的空间黏滞性或因城乡的非均衡发展而拉大，进而导致青年初职获得的差异。由此提出假设：假设1：青年初职地位获得因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而不同，与农村自有住房相比，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子代其初职地位更高。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与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的产权住房自有率显著提升。已有研究指出，201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产权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80%，仅以产权作为住房差异的衡量将难以准确把握住房的利益分化41。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使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大幅提升，据学者测算，2012年住房资产占居民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多达70%42，随着产权住房自有率的上升和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基于住房资产的利益分化将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父辈住房的资产差异也将成为影响子代初职获得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住房资产的继承可降低子代的购房投入，并使其将更多的资源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初职地位；另一方面，父辈住房资产还会影响子代的空间流动能力，而空间流动往往伴随着就业机会获取和生活际遇改善。父辈持有的住房资产越高，其通过房产变现而助力子代空间流动的能力越强，子代的就业机会和途径就越多，其初职获得可能性越高。由此提出假设：假设2：父辈住房资产会影响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子代初职地位越高。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强调个体的自致因素在其地位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43。围绕布劳-邓肯模型以及后来的修正模型，国内众多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减弱44，而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的影响则逐渐增强45，甚至完全中介了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46。依据该逻辑，父辈住房条件作为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可能受子代教育的调节。一方面，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职业获得47，因而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职业地位也相应越高；另一方面，父辈的住房条件通常以间接方式对子代初职产生影响，即通过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以使其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依据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发现，如果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影响减弱，而个体教育的作用不断增强，那么对于父辈住房条件较差的子代，教育程度的提升仍可以改善其初职获得，而对学历层次较高的青年，父辈的住房差异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初职获得。换言之，子代的教育不仅对初职获得具有直接的正向效应，而且可以改善父辈住房劣势对初职获得的不利影响。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子代的教育对其初职获得具有正向影响，无论父辈住房条件优劣，子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初职地位越高。三、研究设计1.数据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2、2014、2016以及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Panel Studies，CFPS）和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考察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我们以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父辈住房状况作为解释变量，而以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初职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父辈住房的相关信息在时间上先于子代的初职信息，这一处理方式可以有效规避前文提及的同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首先筛选出各调查年份中年龄低于35岁的未成年观测和成年但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观测作为分析样本。然后向后续年份的数据匹配样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初职信息，在删除缺失数据后每个样本仅保留初职对应年份的相应信息，以此作为子代初职获得的青年样本。最后，将青年样本向前匹配其家庭的住房数据，并保留最早年份的父辈住房信息，例如某观测2016年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初职，同时其家庭住房数据在20102014年均有匹配，我们仅保留2010年的家庭住房信息作为父辈的住房情况。通过上述处理，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3410。2.变量操作因变量为子代初次获得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7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Occupational Status，ISEI），也称职业地位指数。CFPS2010、2016和2018年数据提供了被访者的职业地位指数，而2012和2014年数据仅提供了中国标准职业分类代码（Chines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CSCO）。针对上述两个年份，我们首先将CSCO代码转换为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ISCO-88），然后采用标准程序将ISCO-88代码转换至ISEI。核心自变量为城乡住房和住房资产。城乡住房依据自有住房的城乡属性创建，如果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则赋值为城镇，否则为农村；住房资产依据CFPS家庭问卷中父辈拥有的产权住房市场总价（万元）进行加总，并在模型估计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和地区三个层次。个体层面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和教育情况；家庭层面包括父母学历和父母职业地位；地区层面包括地区（基于省份编码创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省均房价。此外，研究也纳入了子代年龄的二次项以捕捉时间变化的非线性模式。为了便于考察父辈住房资产的组间差异，我们根据父辈住房总资产三等份，划分出高、中、低三个住房阶层。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职业地位指数42.2514.5119883410住房资产（对数）2.081.43-3.916.683410年龄20.642.9416313410父辈学历83.770193410父辈职业地位32.2713.691990341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3.340.48101.29104.13410省均房价（对数）-0.860.41-1.190.633410城乡住房（1=城市）0.420.49013410住房阶层（低）0.370.48013410住房阶层（中）0.370.48013410住房阶层（高）0.260.44013410（续表）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性别（1=男）0.530.5013410小学及以下0.060.24013410初高中0.430.5013410大中专0.370.48013410本科及以上0.130.34013410婚姻状况（1=已婚）0.070.26013410党员身份（1=党员）0.060.24013410东部地区0.360.48013410中部地区0.290.45013410西部地区0.350.480134103.分析策略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模型的形式表达式如下所示。其中Yi表示个体的初职地位指数，0为常数项，housei表示个体i的父辈城乡住房情况，1为系数。3niiiX=代表控制变量及其相应系数，i为误差项。012niiiiiiYhouseX=+（1）为进一步分析父辈住房资产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研究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父辈住房资产asseti，其中2为住房资产的系数，模型如下所示。0123niiiiiiiYhouseassetX=+（2）考虑到教育对个体职业获得和流动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在改善出身不利方面的影响，研究纳入了教育和城乡住房以及教育和住房资产的交互项并分别进行估计，建构模型如下：0123*niiiiiiiiYhousehouseeducX=+（3）0123*niiiiiiiiYassetasseteducX=+（4）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8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四、分析结果为了分析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本文首先以描述统计的方式呈现父辈住房条件与子代初职地位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回归模型考察父辈住房影响的效应强弱，最后基于教育讨论子代自致因素在调节和改善父辈住房影响上的作用。表2给出了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从有无住房来看，城乡居民住房自有率高达91.98%，其中城市为88.92%，农村为94%。从自有住房的城乡分布来看，城镇商品住房占42.17%，农村自有住房则占57.83%。在住房自有率较高的条件下，仅自有住房将难以有效把握住房差异，因而后文的分析重点关注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即城市商品住房和农村自有住房的差异。表2父辈住房的城乡差异城乡没有住房自有住房总计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农村1206%200294%2122100%城市18211.08%146088.92%1642100%总计3028.02%346291.98%3764100%1.父辈住房差异与子代初职地位的关系整体而言，自有住房的城乡差异显著影响子代的初职地位，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子代其初职地位为45.7，平均高于农村自有住房子代5.9个单位（39.8）。限于篇幅，此处省略数据与图表。依据父辈住房总资产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住房阶层。限于篇幅，此处省略数据与图表。父辈住房阶层与子代初职地位呈正相关，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指数越高。另外，住房阶层的影响也具有城乡差异。父辈住房阶层在城镇地区的子代其初职地位平均高于农村地区，但就城乡住房阶层的组内差异来看，城镇明显小于农村。总体而言，父辈住房条件与子代初职地位具有正向关系，城镇住房家庭子代的初职获得相比农村家庭更具优势，父辈住房阶层越高的子代初职地位越高。父辈住房差异作为先赋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更多是间接效应，鉴于此，本文以教育作为子代的自致因素，考察子代初职获得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相互关系。图1展示了分子代教育层次后父辈住房差异与其初职地位的关系。总体而言，基于父辈住房条件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在考虑子代教育差异后，父辈住房条件（无论是自有住房的城乡差异还是住房阶层）与子代的初职获得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但是对不同住房条件的组内而言，子代教育与其初职获得则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即子代的初职地位指数均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上升。这一分组关系或许表明，子代自致因素一定程度可以改善父辈住房条件不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即自致因素在地位获得中的影响比先赋性因素更强。2.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父辈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估计。首先考察父辈住房的主效应，然后依次纳入子代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背景和地区宏观因素（基于省份创建的地区变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省均房价）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父辈住房为城镇商品住房和农村自有住房的子代在初职获得上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仅考虑住房的主效应（模型1），父农村小学初高中大中专本科及以上小学初高中 大中专本科及以上城镇初职地位指数31.235.944.156.336.138.746.357.20204060教育层次：依次为小学、初高中、大中专、本科及以上住房阶层（低）住房阶层（中）住房阶层（高）初职地位指数31.235.443.755.632.437.145.857.337.038.946.057.50204060（a）（b）图1分子代教育考察父辈住房差异与子代初职地位关系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19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子代其初职地位高于农村住房子代5.881个单位。在控制了个体、家庭和地区层次变量后（模型2模型4），城乡住房的系数分别为2.532、1.730和1.574，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依旧稳健。就表3的估计结果而言，城镇住房已然成为一种“凭证”，对青年（子代）的初职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证实。表3父辈住房城乡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城乡住房（1=城镇）5.881*2.532*1.730*1.574*（0.494）（0.446）（0.468）（0.479）年龄0.5750.7200.792（0.903）（0.900）（0.904）年龄平方0.0080.0050.004（0.021）（0.021）（0.021）初高中（参照：小学）3.346*2.824*2.750*（0.919）（0.929）（0.932）大中专（参照：小学）8.603*7.654*7.522*（1.021）（1.047）（1.052）本科及以上（参照：小学）17.130*15.894*15.728*（1.259）（1.289）（1.295）党员身份（1=党员）1.5041.3591.421（0.949）（0.945）（0.946）性别（1=男性）-3.520*-3.555*-3.529*（0.427）（0.425）（0.426）婚姻状况（1=已婚）-2.778*-2.639*-2.671*（0.889）（0.887）（0.887）父辈学历0.144*0.125（0.066）（0.067）父辈职业地位0.067*0.065*（0.018）（0.018）宏观变量已控制常数项39.786*20.810*16.795-3.429（0.319）（9.517）（9.515）（51.915）样本量3410341034103410R-square0.0400.2780.2840.28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0.05，*p 0.01，*p 0.001。本文关注的经验问题是父辈住房差异能否解释子代在初职获得方面的差异，而当城乡居民住房自有率较高时，仅依靠城乡住房产权的划分将难以全面捕捉住房的利益分化，因而研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纳入父辈住房资产变量，以便更好地检验住房差异对子代初职获得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区分住房阶层，我们将父辈住房资产进行排序，并按照三等份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考察住房资产的效应，模型2关注基于住房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的效应。模型1表明，父辈住房资产越高，子代初职地位越高，控制其他条件，父辈住房资产每增加1个单位，子代的初职地位增加0.521个单位。模型2则表明，父辈住房阶层越高，子代初职地位越高。从该意义来说，基于资产的住房利益分化确实影响着青年（子代）的初职获得，且以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也与青年的职业地位密切相关，假设2得到证实。父辈住房资产或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且城镇平均高于农村。表4父辈住房资产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模型 1模型 2城乡住房（1=城镇）1.523*1.529*（0.487）（0.491）住房资产（对数）0.521*（0.178）住房阶层（中）1.332*（0.505）住房阶层（高）1.691*（0.639）控制变量已控制已控制常数项0.891-5.950（51.940）（51.991）样本量34103410R-square0.2840.28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0.05，*p 0.01，*p 0.001。3.教育在子代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考虑到教育在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直接影响，研究进一步纳入了父辈住房差异和子代教育的交互项以考察自致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纳入了父辈城乡住房与子代教育的交互项，模型2纳入了父辈住房资产与子代教育的交互项（住房阶层与教育的交互效应与住房资产类似，为省略篇幅，在此略去）。在模型1中，城乡住房的主效应表明，若子代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则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20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住房并不会显著改善其初职地位。教育的主效应表明，虽然父辈仅拥有农村住房，但子代教育水平的提升仍会显著改善其初职获得。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对学历较高的青年来说，父辈住房条件的劣势并不会弱化其初职获得。模型2以住房资产作为父辈住房差异的衡量，结果与模型1相类似。从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教育作为自致性因素直接影响着子代的初职获得，对于父辈住房条件不利的家庭，子代学历的上升能够显著改善先赋性因素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假设3得到证实。表5父辈住房资产差异对子代初职地位的影响模型 1模型 2城乡住房（1=城镇）3.8901.299*（2.229）（0.491）住房资产0.438*0.245（0.179）（0.598）初高中（参照：小学）2.847*1.771（1.032）（1.273）大中专（参照：小学）7.915*7.533*（1.165）（1.406）本科及以上（参照：小学）17.393*16.622*（1.523）（1.802）城乡住房*初高中-1.887（2.330）城乡住房*大中专-2.825（2.331）城乡住房*本科及以上-4.872（2.540）住房资产*初高中0.518（0.643）住房资产*大中专0.023（0.647）住房资产*本科及以上-0.313（0.734）控制变量已控制已控制常数项-8.447-4.734（51.934）（51.891）样本量34103410R-square0.2880.287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0.05，*p 0.01，*p 0.001。图2展示了父辈住房差异对不同学历层次子代的初职地位的边际效应。图2（a）为父辈自有住房的城乡差异对不同学历子代初职的影响，对于子代教育在中学及以下时，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子代初职地位略高于农村住房的子代，但是对于大中专及本科以上学历的青年，父辈的住房差异对其初职地位的影响并不明显。图2（b）为父辈住房资产差异对不同教育层次子代初职地位的边际效应，总体上，父辈住房资产与子代的初职地位呈弱相关（斜率较小），但是不同学历层次的子代其初职地位则具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那些父辈住房条件较差的子代，教育可以改善其先赋性因素对初职获得的不利影响。五、总结与讨论房地产业和城乡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此带来的住房利益分化日益凸显，并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住房差异的社会影响，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相应讨论，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较多集中在住房差异与人们主观感受的关系，较少关注住房差异对个体客观农村小学初高中大中专 本科及以上小学初高中大中专本科及以上城镇初职地位指数3540455055小学初高中大中专本科及以上父辈住房资产（对数）初职地位指数30-4-202468405060图2父辈住房差异对不同学历子代初职的边际影响中国青年研究 08/202321Te Bie Qi Hua特别企划行为乃至生活状况的影响，例如本文讨论的住房与职业获得。本文借助CFPS20102018年数据，对父辈住房差异与子代初职地位获得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父辈自有住房的城乡差异是显著影响其子代初职地位获得的重要指标；由于城乡居民产权住房自有率已达到较高水平，研究以父辈住房总资产的差异作为住房利益分化的衡量，发现父辈住房资产越高的家庭，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尽管父辈住房作为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对子代的职业获得具有影响，但是当考虑父辈住房条件与子代教育的交互效应时，我们发现子代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父辈住房劣势对初职获得的不利影响，例如，对于本科及以上的个体而言，父辈自有住房的城乡差异，乃至住房资产的多寡都不再显著影响其初职获得。本文围绕住房分层与职业分层的关系展开论述，以住房为切入点，从父辈住房利益分化的角度探讨青年群体的初职地位获得过程，论证了住房对青年群体职业获得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住房和职业分层研究。基于住房的利益分化不仅关系着不同人群的居住状况，而且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红利的分享过程，进而影响了不同群体社会差异的形成。由于住房具有地理空间上的黏滞性，拥有城镇商品住房意味着交通、就业、医疗乃至养老等多个方面的便捷，但大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和高昂的房租往往成为阻碍城市移民和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天然屏障，对青年群体而言，家庭住房条件的优劣在其初职获得和职业流动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住房不平等一定程度上是青年群体职业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住房成为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其他形式利益分化的重要因素。当前，随着商品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住房的投资属性越发凸显，而居住属性则受到挤压。在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商品住房的功能早已发生偏移，住房甚至成为投资品，乃至投机品48。一方面，城市住房功能的偏移使得部分青年的居住需求无法获得满足，阻碍了这些青年获取特定城市的就业机会，不利于青年群体城市间的职业流动，并导致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过程受阻；另一方面，住房投资属性的上涨扩大了城乡居民在住房资产方面的利益分化，使得财富更多地向城市聚集，进而导致城乡差异进一步拉大。基于此，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让住房重新回归居住属性，并针对住房差异可能引发的利益分化采取有效、及时的政策调控，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也有助于缓解青年就业困难，推动实现充分就业。此外，进一步完善大中城市住房政策，扩大保障性住房和青年公寓的供给，给予新就业青年适当的住房补贴，也不失为改善青年就业环境的重要措施。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住房差异的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BSH013）的阶段性成果于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方长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责任编辑/汪永涛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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