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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照亮未来

公元1664年九月七日，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杭州闹市弼教坊。　
　  清军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放眼望去，铁甲骑士有数千之多，紧紧包围着一块四方空地。杭州百姓近万，屏息引颈，鸦雀无声。
在紧张到窒息的气氛中，在秋阳如血的光辉中。 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乘轿而至。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这五个人，即使到死，仍保持着明朝轮序礼仪。
遥望凤凰山大好河山，张煌言叹道：“我堂堂大好河山，竟为胡虏所据，遍染腥膻！”
利刀斩下，鲜血喷溅。
张煌言，即文天祥，史可法之后的又一个伟大民族英雄的名字，从此镌刻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辉煌长卷中。
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在文革以及日后的大批判语境中，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大汉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会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契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葡伏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至1664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大汉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 、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大汉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正是他们的存在，我们民族中固有的那种随波逐流的麻痹和消极避缩的隋性，才能得以有效的驱除，而我们精神的“原罪”，才能得以“恩赦”。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主体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井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磐。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殉国者、牺牲者、爱国者至死不渝的特殊精神，化成了风中的种子，在隐秘地飞扬二百余年后，奔扬而出，化成了邹容的《革命军》，化成了陈天华的《狮子吼》，化成了秋瑾的手中剑，化成了同盟会的誓言书，化成了徐锡麟飞抛的炸弹，化成了吴樾“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壮语豪言，化成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化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们，成为我们大汉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和创伤。
　　一切的幻像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磐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