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相关情况.doc

<p>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相关情况

摘要： 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以及“十二条”重点举措，进行全面系统的回答，一条清晰而实在的“促进共富的重庆路径”展现在世人面前。
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西部直辖市——重庆应该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世纪难题？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本意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缩小差距；共同富裕; 科学发展

&nbsp;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七大以来，重庆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初步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的科学发展之路。尤其去年召开的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明确提出了“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同时把缩小城乡、区域和贫富三个差距的具体指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此基础上，重庆市委于今年7月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专题研究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改革“路线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重庆市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创新举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的新实践，具有导向和示范的意义。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重庆市人大有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积极贡献。今年6月至9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及有关方面同志赴部分区县就共同富裕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多个市级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调研报告。
一、重庆市已具备探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直辖以来，重庆市历届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市各方面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本届市委和政府，坚持加快发展、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
特殊市情决定了重庆市“三个差距”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重庆不仅汇聚了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而且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三个差距”一直比较突出。城乡方面，大城市带大农村，主城区面积640 km2，人口750万，是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农村面积7.828万 km2，农业人口2196.45万人，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6倍和2.8倍。区域方面，都市经济圈相当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渝西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为落后，区域之间人均GDP最大差距近10倍。贫富方面，40个区县中，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市级贫困县，4个民族自治县和1个享受民族自治政策的区全部是国贫县；全市有低保人口170多万，分别是北京的9倍，天津的8倍，上海的16倍。同时，三峡工程淹没陆地面积632km2，移民113万人，重庆分别占总量的85％和90％。
重庆市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代表性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水平被视为中国的“缩影”，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重庆的“三个差距”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也决定了重庆市促进共同富裕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直辖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向重庆交办了“四件大事”，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国务院出台了国发3号文件，“两江新区”也获得批准，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赋予重庆服务西部开发、担当战略支点、统筹城乡先行先试等战略使命，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支持。
重庆市历届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市各方面建设取得显著成绩，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但是，重庆市“三个差距”仍很明显，有些方面还在拉大。

表1 重庆市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其差距
年份
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纯收
入（元）
城乡人均
收入绝对
差（元）
城乡人均
收入比值
（农村=1）
1997
5323
1643
3680
3.24
2000
6276
1892
4384
3.32
2005
10243
2809
7434
3.65
2009
15749
4621
11128
3.41
城乡差距方面，直辖以来呈现先扩大后收缩的轨迹，2010年缩小到3.3:1，但高于全国3.2:1的水平（表1）；农村有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200多万，贫困人口145万，留守儿童130多万。区域差距方面，都市经济圈和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之比高达2.2：1，产业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表2）。贫富差距方面，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是0.3～0.4，重庆为0.42（图1）；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消费支出之比达3.5：1（图2）。
表2 重庆市都市经济圈与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产业比较（2009年）
区 域
非农产业增
加值比重
第三产
业比重
工业总产值
（亿元）
都市经济圈
93%
39%
6012
三峡库区
83.2%
34%
574
少数民族地区
82%
34%
187

图1 2010年重庆市与全国及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

图2 2009年重庆市城镇不同收入群体人均年消费比较

“三个差距”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潜在重大危害。一是阻碍重庆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要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不可能再走沿海地区30年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时以廉价劳动、优惠政策和两头在外为特征的发展之路，而必须把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和提高自主创新上来，在当前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加大的形势下，情况尤其如此。但“三个差距”会抑制内需，对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形成制约。二是影响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重庆的“三个差距”比东中部省市总体上更加突出，导致全市每年数百万劳动力外流，对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努力形成制约，并影响重庆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三是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据统计，1993～20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从8709件增加到8.7万件，其中涉及贫富差距因素的事件超过50%。重庆的情况也是这样，处理由贫富差距引发的各种事件牵扯了国家机关大量精力。2008年，重庆市痛下决心，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大下访”活动，派出干部20多万人，耗资100多亿元，才基本化解多年积累的矛盾，维护了社会和谐安宁。四是侵蚀党的执政基础。人民之所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任由“三个差距”扩大，人民就会怀疑党的宗旨是不是变了，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和中东国家，希腊、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动荡不断，深层原因还在于贫富差距和为政者贪污腐败导致的民怨沸腾。
重庆市审时度势作出了系列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基于现状，重庆市毅然作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为处于重要关头的改革开放事业寻求新的突破。如2008年，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提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发展“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会议提出投资8000多亿元建设“五个重庆”，让市民享有无差别的生活环境。四次全委会以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为主题，重点研究农村和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扶贫攻坚，改善最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2009年，五次全委会研究部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缩小文化生活方面的差距。六次全委会专题研究党的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组织保障。2010年，七次全委会提出“民生十条”，决定投入3000亿元，重点解决中低收入群众住有所居、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留守儿童学有所教、普通群众病有所医等重大民生问题。八次全委会把“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全国率先把降低基尼系数作为五年规划的目标，决定把重庆建成“居民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之一”。今年召开的九次全委会更加具体深化，提出了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对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重庆坚持加快发展、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初步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的科学发展之路，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表3），并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在全市启动的“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治理”、“人民好公仆”教育实践等活动，都在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搭平台、打基础。按照市委“以出色的工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积极作为，组织全市6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了声势浩大、富有成效的“代表行动”，为全市促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3 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07～2010年）
年份
全市GDP（亿元）
人均GDP（美元）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
都市圈与三峡库区和民族地区居民收入比
城乡低保标准比
2007
4123
1949
442.7
3.6:1
2.4:1
2.7:1
2010
7894
4028.6
1018
3.3:1
2.2:1
1.9:1

促进共同富裕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担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一切其它社会制度的最大区别，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新中国成立62年，改革开放进入第33个年头，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政治担当。在今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市毅然作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得到广大市民的热情响应和各方面关注。但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如有人认为重庆现在抓共同富裕是“冒进”，是“不择时机”；有人认为重庆经济实力还不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等等。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就共同富裕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新世纪已经过去10年，但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仍未真正破题。如果任由“三个差距”继续扩大，真正形成“两极分化”格局，那时再纠正所需的成本会更大，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当今世界这种情况不乏其例。所以，重庆的改革创新之举，绝不是“不择时机”，绝不是“冒进”，而是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显示出中共重庆市委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重庆也基本具备了分“蛋糕”的物质基础，从1997年到2010年，全市GDP从1500多亿元增加到7894亿元，增长4倍；人均GDP迈上4000美元大关；财政收入从118亿元增加到1991亿元，增长16倍。所以，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部署，也不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事实上，分“蛋糕”与做“蛋糕”并不矛盾，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吃好“蛋糕”。更加公平的分配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为进一步做大“蛋糕”提供保障和支撑。
二、重庆市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今年7月下旬，在深入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了三届九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提出“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十二条具体措施（简称“共富十二条”），4000来字涉及1万多亿元的投入。这是新形势下重庆市坚持民生导向科学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尤其“共富十二条”，每一条都涉及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对于保障重庆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制度通道。对于带有共性的“症结”性难题，只有创新体制机制，才能实现革命性突破。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为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等人群转户进城500万；对自愿转户进城的农民，确保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城市保障“五件衣服”一步到位；实行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这既是保障农民平等权和财产权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遵循农民意愿、赢得农民支持的重大社会变革。“住有所居”是人的基本需求，“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建成4000万m2公租房，为200万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保障，在全国率先建立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住房“双轨制”模式。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以制度化的安排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水准稳步提高。
——针对薄弱环节，全力整改提升。对于不涉及体制机制的薄弱环节，如果在政策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全力整改提升，就可以妥善解决问题。针对农村人居环境差、农房破旧等实际情况，“共富十二条”提出，要集中建设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大幅提升农房品质和市场价值。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空巢老人的老有所养，越来越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实施两大“关爱行动”，使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00万空巢老人老有所养。扶贫开发是消除社会贫困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工作，留下的都是“硬骨头”，为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在2年率先消除绝对贫困，3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同时要实行动态扶贫开发，保障农村贫困群体收入持续提高。
——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前农村尤其需要市场这只手发力，健全流通融通体系。“共富十二条”提出，把股份合作制引入农村，发展2000个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将农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户到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如果不能实现流通，就是一堆“死资产”。“共富十二条”提出，要扩大“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让“三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源泉。为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开展农民集中居住区房屋和转户居民退出房屋交易试点；要继续开展“地票”交易，确保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农村居民分享级差地租的收益，并提升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以开放思维，突破约束边界条件。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边界条件，改变边界条件，往往会带来突破性发展。创业是致富之道，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缺乏环境，制约了市场主体的发育。对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实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倍增计划，给予大企业平等竞争条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补助微型企业创业资本金，降低个体工商户准入门槛，形成创业富民的政策支撑体系。振兴区县经济，重在加快区县城发展，引导人口、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对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整合各类专项资金支持31个远郊区县城功能提档升级，市属国有企业集团要融资帮扶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特色工业园区等，以期通过外力助推区县形成内生发展机制。
——统筹兼顾，构建利益平衡新格局。现实多数矛盾的根源，是利益冲突和利益格局失衡，改革就必须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利益平衡格局。国民收入分配调节，是构建利益平衡格局的重要支柱，关系也极其复杂，必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上下足功夫。对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确保一次分配更趋合理；要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发挥养老保险基金的调节功能；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深化房产税改革试点，争取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更好地发挥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形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重要原因。对此，“共富十二条”提出，要投入3000亿元，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机会均等创造条件。
围绕市委的部署，重庆各方积极行动起来，共同破解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难题。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制定和修订一批法规，支持和督促“一府两院”做好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把促进共同富裕纳入“代表行动”等5条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明确由市长负总责，各位副市长分别牵头，分工落实“共富十二条”。市高法院和市检察院也结合各自职责，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贯彻落实意见。
三、需要国家重点支持解决的几个问题
重庆市坚持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在全国率先提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向广大市民作出庄严承诺，引起海内外关注，并得到中央国家机关的肯定和支持。今年6月以来，17家全国知名网站老总、10余家香港主流媒体从业人员、36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老总聚焦重庆改革，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相继在重庆举办了“党的执政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等理论研讨会，解读“重庆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领导到重庆视察指导，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海关总署等中央部委也给予大力支持，为重庆的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鉴于重庆市促进共同富裕的部分措施涉及中央事权，牵扯到国家层面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的调整，为保障重庆改革平稳有序地推进，减小社会震荡，尚需中央国家机关在两个大的方面给予具体支持，通过重庆的先行先试，推动解决全国带共性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为其它省份促进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切实发挥好部市合作的支持平台作用。国发3号文件出台后，截至2011年10月，重庆市政府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及有关方面签订了79个“部市合作”协议，涉及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是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一方面，重庆市政府应主动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及有关方面对接，切实落实好已签订的协议，并适应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和充实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国务院相关部门及有关方面应站在战略发展全局的高度，给予重庆市更多更实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支持，把“部市合作”协议打造成成上下联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平台。
支持重庆开展若干税费改革试点。“共富十二条”拟开展的税费改革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国家行政事权，需要国务院相关部委支持或授权。一是支持开展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目前我国的税费结构，客观上鼓励依靠财产获利，税收和收费罚款大部分来自于创业、投资和企业，而对财产几乎不征税。这种税费结构，助长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开征一般和累进的财产税，是防止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最重要机制。为此，重庆的“共富十二条”提出要加强税收调节，争取开展“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减轻普通劳动者税负。但上述改革措施尚未得到授权。二是支持扩大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对企业或个人扶贫济困、投资公益事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职工工资待遇等行为，都应在税收方面给予更多优惠，通过正向激励营造先富带后富的良好氛围。三是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如对属于地方收入级次的资源税、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委托授权的方式赋予重庆市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充分发挥地方税收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建章立制推动解决全国性的重大民生问题。一是建立全国性的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正常增长机制，必要时可以制定国家工资条例。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合理的工资差距，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调控，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二是建立全国性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对西部地区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进行补偿。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将国家财力更多地向西部地区转移。三是清理和废除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是导致“三个差距”的重要因素，如城乡差距的扩大，既有国家长期以来对农村地区公共投入的严重不足，又有工农业产品价格、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和农村征地价格三把“剪刀差”对农民增收致富的约束。清理和废除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机会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实现均等化，正当其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