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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
前 言
（一）春秋名義
春秋本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所以國語晉語七說：「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上也說：「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記各國鬼怪之事，一則說：「著在周之春秋。」二則說：「著在燕之春秋。」三則說：「著在宋之春秋。」四則說：「著在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也說：「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今本無此文，孫詒讓閒詁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來已久。據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說：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
由此，劉知幾論定：「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但這種推理，很難使人信服。汲冢璅語，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劉知幾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記的是太丁時事，這個不必懷疑。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時原有的呢，還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後加的呢？ 則難以肯定。據史記殷本纪，殷商有兩個太丁，第一個是商湯的兒子，殷本紀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這個太丁既未曾坐過朝廷，自無時事可記。第二個太丁是紂的祖父。殷本紀說：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带乙立。帝匕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兩個太丁，後一個太丁，龜甲文實作文丁。王國維所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未曾考及這個文丁。據後漢書西羌傳和注及通鑑外紀，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襲史記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誤，唐劉知幾史通也誤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為紂之祖則甚明。但並無夏殷春秋之名。徧考卜辭，確如于省吾歲時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無冬、夏气更没有「春秋」這一雙音名詞，足見所謂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語作者所加，並不是如劉知幾所云「其先出於三代」。
據墨子，各國的史書都叫春秋，所以左傳昭公二年傳說：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孟子離婁下也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那麽，「春秋」既是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因為各國史書，有的各有專名，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它們和魯國的春秋，是性質相同的書。
為什麽叫「春秋」呢？ 根據春秋經，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時）的第一個月，縱是無事可記，也寫「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於西周。以詩而論，我認為豳風作於西周，七月有「春日載陽」；小雅出車也作於西周，有「春日遲遲」。
說文夂部說：「夏，中國之人也。」而朱駿聲說文通训定聲却說：「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林義光文源徵引這一說法，並引右戲鬲「夏」作「■」為證。
秋季本為穀熟季節，所以說文禾部說：「秋，禾穀熟也。」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秋」字正是這意義。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這個秋字，正是四時的秋。古鈢（璽印之璽）文常見「千秋」字，「千秋」正如詩王風采葛「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三秋」。古人每年莊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猶如「千年」，「三秋」猶如「三年」。
冬，說文《（冰本字）部云：「四時盡也。」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為終，如頌鼎「頌其萬年眉壽，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靈終」，和詩大雅既醉「高朗令終」的「令終」同。井（邢）人安鐘云「永冬于吉」，即「永終于吉」。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記事，標明春夏秋冬的，據趙汸春秋屬辭卷一說：
近代或有以書「王」為夫子（孔丘）特筆者，按殷人鐘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日稱 「王」，乃三代恆辭。
趙汸說的重點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點在「春」字。陸粲春秋胡氏傳辨疑也說：
商鐘銘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
然而他們所舉商鐘，不曾傳到今天。而在傳世彝器中，樂書缶有「正月季春」的紀載。「正月」是晉用夏正的「正月」，對周正來說就是季春三月。還有商鞅量標有「冬」字，這個商鞅量自己說作於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後一百三十多年。古本竹書紀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還有修改變動，然而原本既已喪失，現在不能不依靠輯本。而輯本也绝大多數不標春夏秋冬四時。唯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四、北堂書鈔一五二引西周時一條，說：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这一條不知道是否紀年作者鈔自西周夷王原始紀載，還是他本人改寫。但這條的「冬」宇，依情理論，後人難以妄加或妄改。如果這個推斷不錯，那麽，古代史書於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記事之月，標明春、夏、秋、冬，從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一字連用。如周禮天官宫正說：「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又地官州長說：「春秋以禮會民。」詩經魯頌閟宫說：「春秋匪解。」（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禮記中庸說：「春秋修其祖廟。」其餘如左傳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周語上「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楚語上「唯是春秋所以從先王者」，春秋二字連用的多得很。
這些辭語有些在春秋經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寫於春秋經文既成之後，更是寫在韓宣子所見的魯春秋之後，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時代以前的現象，是不容置疑的。無怪乎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說：「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意思是史書之名為「春秋」，卽是節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至於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說說孔丘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統曆說「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後來别的書也叫做「春秋」，現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義和史書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據史記、漢書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绿等書，春秋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是三種講解本。三種傳授本，第一種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寫的，所以漢書藝文志（以後簡稱漢志）春秋類列它於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經十二篇」；其他二種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據漢志說，這兩種本子是口耳相傳，到漠代才用當時文字寫出來，漢志稱之日「經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說：「公羊、穀梁二家。」詳细情況，可以參看王先謙漢書補注和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编本）。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傳是對經加以講解的，所以有三種傳授本，也就有三種講解本。漠志列有「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殺梁傳十一卷」。其餘還有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傳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傳只見於劉向別绿、劉歆七略的著錄，班固不曾見到書。梁阮孝绪七錄說：「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五——五六）中鄒、夾氏皆绝。」那麼，更不必談它了。
因為公羊和穀梁經、傳是用漢代當時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並且「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大學中有「博士」講授。左氏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所以稱為「古文」，却不得立於學官。左氏傳當西漢時，雖然未能在國立大學開科傳授，却從戰國直到後代，相當盛行。卽在西漢，傳授注解的很多，如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
三種經文，大體相同。自然也有差異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異，一是公羊經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寫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經也寫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經却没有這一條。二是公羊和穀梁經、傳寫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經却繼續寫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傳不但寫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國，而且還大略敘述了趙襄子和韓、魏二家共同滅亡智伯，這是春秋以後幾年的事了。由於三種春秋傳授本，二種紀載「孔子生」、一種紀載「孔丘卒」，左傳還記載了魯哀公弔唁孔丘之辭，又加上孔丘學生手貢的評論。就從這個現象看，不能說春秋和孔丘没有關係。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傳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說：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日：『天王狩于河陽。』」
根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所引竹書紀年，紀年作「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魯史原先怎樣敘述的。從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當卽魯春秋或者晉乘）至文公，日：『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那麽，今本「天王狩于河陽」，司馬遷便以為孔子所讀原文如此。紀年記载和春秋不同，紀年是以晉和魏為主的史書，自然可能和魯史不一樣。但左傳强調春秋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傳說：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這君子之口的聖人，卽是孔丘，猶如公羊的「君子」。公羊莊公七年傳說：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日：「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流星雨現象，並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紀事。那麼「星霣（亦作「隕」）如雨」是纪實。流星雨也有不曾達到地面而消滅的現象，那是西漢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紀載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謂「君子修之」，王充論衡藝增篇和說日篇都說：「君子者，孔子。」這是一語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傳和公羊傳只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
我認為莊子齊物論是莊周自己的筆墨。他也說：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周這裹所謂「聖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莊周自己寫的，他又說：「春秋以道名分。」细玩莊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卽有孔丘的筆墨。不過只「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麽，孔丘在什麽時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記孔子世家列之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而且說：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如果這話可信，孔丘作春秋，動機起於獲麟。而孔丘於二年後即病逝。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據第一節所引春秋說，僅用半年的時間。）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同樣是司馬遷做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却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
這一段話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記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歲以前，其後未載再去周室。孔丘三十歲以前去周室，在魯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門下弟子言行的書，却没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論語中記载孔丘讀過易，而且引用過詩和書，並且自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那麽，他確實整理過詩經的雅和頌的篇章。他若寫了或者修了春秋，這比整理雅、颂篇章貢獻還大，為什麽他和他學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經文記載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魯國經歷十二個君主，尤其是當時形势經過很大的變化。春秋為魯國史書，又不曉得經過若干人的手筆。這些史官（當時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適應當時的形勢，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觀點和文風，這在春秋經文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下文將舉例證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為什麽不把文風统一，尤其不把體例统一呢？
以形勢論，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諸國比較富强，而鄭國以為王卿士之故，稱强稱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戰而獲勝。不久，齊桓稱霸，楚也日見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晉文、晉襄久霸中原。這是一變。晉國政出多門，吴國突起，越又滅吴。這是後期形勢。因之，魯史紀事便有不同體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現在我略舉出幾條：
一、隱、桓二公時，若不是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莊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齊高傒盟于防」，這是和外國卿结盟寫出他姓名的開始。文公八年春秋經「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這是盟會魯國和魯以外之國卿都寫上姓名的開始。
二、征伐，非魯大夫書名（寫出姓名），詳隱公二．九注。
三、諸侯書某人，詳隱公一○．二注。
四、書「帥師」見文公三．七注。
五、楚國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稱「楚人」，文公九年一則書「楚人（實是楚穆王）伐鄭」，一則書「楚子使椒來聘」，書「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後就都書「楚子」。而且楚大夫書名，也從「使椒來聘」開始，椒是鬬椒，却不寫他的姓氏。
孔穎達疏說：「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以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貶也。」(見隱四年經、莊十二年經、文九年經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應依校勘記刪正。）孔穎達說「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這是確有心得的話。
不但孔穎達有這論點，其他人也有相類似或者更進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徵引趙汸的看法，「王」字並不是孔丘的特筆。陸粲也徵引金文，認為：
今世所傳古器物銘，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己鼎銘則「王九月」，敔𣪘銘則「王十月」，是周之時凡月皆稱「王」，不獨正月也。商鐘銘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夾鐘春吉月、是三代之時皆然，亦不獨周矣。以為立法創制裁自聖（孔丘）心者，殆未考於此耶?
彝器銘文標年月時有「王」字，在現今傳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證明。而且這「王」字有不同意義，如羋伯敦（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羌伯敦跋讀羋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𧪬自厥祖考有勞于周邦」云云，這種「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頒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傳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鐘銘云「唯王五月，長在戊寅，師于淄涶」云云，齊子仲姜鎛（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改稱𩍂堇命鎛）「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齊用周曆。至于楚王熊章鐘銘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稱，器亦戰國時器。楚王頵鐘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鈴鐘」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證。則春秋時，楚所鑄器物，銘文之「王」，是楚王自稱，楚自用楚曆，非周王之曆，由此兩器可以斷言。我而且懷疑晉姜鼎銘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晉姜乃姜姓女嫁于晉國者。銘有「勿廢文侯頵（顯）命、文侯就是晉文侯仇，周平王東遷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現存尚書文侯之命足以為證。晉用夏正，不得稱「王九月」，則「王九月」之「王」是指晉侯。王國维觀堂别集補遺有古諸侯稱王說，舉羋伯敦、彔伯■敦蓋等彝器為證，而不知楚之稱王，明見左傳，彝器中亦有之。晉器亦有稱王的。足見公羊傳所謂「大一統」之說只是秦漢大一統後想像之辭而已。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約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謂孔子。時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陽」應作「公子陽生」。姑不論這點的是非。據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舊史文麽？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
殼梁傳於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我無加損焉」，這也是穀梁傳作者偽託孔丘的話的自供狀，說明孔丘對魯春秋原文並没有增減。至于「正名而已矣」，不過為孔子修春秋作一調停之筆罷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說，到西漢所謂經師之手，越說越神奇。舉一個例子為證。僖公經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傳說：
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 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穀梁傳也說：
先隕而後石，何也？ 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猶言聽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對子路說的話，見論語子路篇。董仲舒就用來贊美春秋，以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後都有重大意義。殊不知史通惑經篇引竹書紀年也作「隕石于宋五」。竹書紀年難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無怪乎劉知幾於惑經篇對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問。劉氏真有高見特識！
我還可以從春秋、左傳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魯史本文的證據，孔丘不曾修改。左傳文十五年說：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華督殺宋殤公在魯桓公二年，春秋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耦說「先臣督……名在諸侯之策」，可見各國史官都是這樣寫的。至於宣公二年春秋「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齊崔杼弑其君光」，都本於晉、齊兩國太史的直筆，左傳都有詳细的紀述，孔丘何曾改動？另外再提幾個證據。襄公二十年傳說：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由這段文字看，孫林父、甯殖當初逐出衞獻公，諸侯史書都書「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這是甯殖自己也知道的。他臨死迫切期望他兒子替他洗刷、掩蓋這一醜名，惟有把衞獻公再送回國一法。他以「不來食」(不享受祭祀）要挾兒子這樣做，甯喜（卽悼子）果於魯襄公二十六年殺掉衛殤公，復立衛獻公。現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經把「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改為「衛侯出奔齊」，不罪甯殖，而罪衛獻公，就是甯殖的「掩之」。這一定是甯殖把持衞國政權，改行通告諸侯，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為什麼不保留「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見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禮記坊記曾兩次引魯春秋，一次說：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這是坊記作者引兩年之事並舉，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說：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又說：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記作者所引為魯春秋，卽是魯史記，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一稱「殺其君之子奚齊」，一稱「其君卓」，可見魯史原文本來和今日春秋經文同。坊記還引魯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經文一樣。由此，更可見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記還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傳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
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集傳纂例一引劉貺書)和定公四年經「楚囊瓦出奔鄭」，只少一「出」字，可說基本相同。
由此看來，孔丘實未嘗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怕背負得罪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曲說出。縱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
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熹日：「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另外，清人袁穀芳春秋書法論說：
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
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麽關係呢？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卽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春秋一定有闕文。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
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麽說，難道能輕易否定?那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却有這事，韓非子却說「孔子聞而記之」，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麽？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
（三）春秋評價
春秋是魯國的一部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後人又續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間的不完備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為什麽說它可信呢？以天象而論，春秋的紀載可信。以近代和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不但能推測未來的日蝕，遗可以追測古代的日蝕。春秋紀載日蝕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連兩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兩次日蝕，相連兩月初一而日蝕，前人叫做「比食」，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在一地兩次都能見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蝕或環蝕之後，決不能于下一月又發生日蝕。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蝕可能是誤認或者是誤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蝕，可能是錯簡。除此二次而外，實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這是古人所不能偽造的。又如春秋紀載有「星隕如兩」（莊公七年經），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發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紀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紀載。不是當時人看到，當時史官加以紀載，誰也不能假造。還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無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關天象的記載，根據近代和現代天文學家的研究，證明它基本上是真實的，也就證明春秋作為歷史資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斷地發現，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證。這在本書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複。
又其次，兩晉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書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證的，本書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為什麽呢？雷學淇於竹書紀年義證卷三十一「八年晉文公卒」條說：
纪年為晉、魏之史記，其原本錄晉、魏之事必詳。宋初傳本止記其異於左氏經、傳者，以備稽核；其同者則不錄。而唐以前諸書徵引又皆取春秋經、傳，而不引纪年。故紀年之同於經、傳者多不傳於後。如文公之霸業，紀年豈有不詳記者，而今皆不見，卽此之故。若史通惑經篇、唐書劉貺傳所引，皆其僅存者矣。
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說明春秋之可信。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說：
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法也。……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也說：
觀汲冢所記（即竹書紀年）皆舆魯史符同。
這些都是確鑿證據。 一則證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則證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為什麼說它不完備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古代史官紀事本來簡略，宣公二年，晉靈公被趙穿所殺，其中有一段經過，而晉太史僅僅寫「趙盾弑其君」五個字，魯太史才根據通報寫作「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而於具體情況，一字不寫。而且實際殺晉靈公的是趙穿，為什麽太史歸罪於趙盾呢？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樣，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掉齊莊公，其中經過更為曲折，也有醜事，而齊國太史也僅僅寫「崔杼弑其君」五個字。魯國史官才根據齊國通告，補上被殺日期和齊君之名，寫為「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我們再用古本竹書紀年相對，如桓公十八年齊人殺鄭國之君子亹，竹書紀年也僅僅寫「鄭殺其君某」六個字。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論紀年說：「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可見這樣簡略的記事，是當時各國太史的通例。這種大線條的畫筆，連個輪廓都不完全，無怪乎桓譚新論（此書已佚，嚴可均全後漢文有辑本）說：
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這話完全正確。如莊公二十六年經「曹殺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兩條都没有傅來說明補充，則殺者是誰，被殺者又是誰，為什麽被殺，其經過如何，一概無法知道。杜預作注，也只得說「其事則未聞」。
以上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春秋記事，可能本不完備，又加上後來抄寫有遺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難以理解。
以日蝕為例，在春秋自隱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在魯都可見到的在六十次以上，春秋紀載僅一半。那一半就没紀載。縱使日蝕那天逢密雲或大雨，其中有日全蝕，就是密雲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蝕，可見失記的不少。據孟子離婁下，孟軻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那麽，在孟子時代，已經知道推算冬至、夏至的方法，不論那種推算方法是否完全正確，總之，能求其所以然，便有一套推算術。對於日蝕，春秋史官是不是也知其所以然，而有推算術呢？如果說没有，那麽，僖公十五年的那次日偏食，日月合朔在凌晨四時四十一分，日復圓在五點多，接近六點，而魯都曲阜要到七點鐘才見到日出，日蝕在日出以前，魯國境内人都見不到，又如何能够寫入春秋的呢？當時秦國地處西偏，日出晚于曲阜一個多小時，是否由于秦國見到日蝕通報各國，而魯史加以記載呢？這個問題，很難解答。若說有一定的推算術，不但文獻無徵，而且就當時文化水平論，連冬至常常有誤測，更談不上推算日蝕了。何況既有推算日蝕術，哪能漏掉一半而不加紀載呢?
春秋失紀的不僅一雨件事，再略舉出幾點。
春秋歷魯國十二公，除閔公外，其餘在位年数，隱公雖僅十一年，而攝位時年已長大，其餘十公，長者三十多年，短者如定公十五年，然而他是昭公之弟，卽位至少在三十二歲以上。这些魯公，總有不少女兒出嫁。但春秋載魯女出嫁的僅僅七次，可見遣略未紀的很多。尤為明顯的，如宣十六年書「秋，郯伯姬來歸」，她回娘家紀載，她出嫁為什麽不紀載呢？成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杞权姬來歸」，也不寫其出嫁。當然，這兩個女子，都是被夫家抛棄而回娘家，但她們出嫁時，怎麽能知道她們將被離棄而不書呢？如果說，本是寫了的，因其被棄，史官便删去了。那麽，難道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僅有不到十個女公子出嫁嗎？
春秋之時，周室固然已經衰落，但名義尚存，所以僖公二十五年載狐偃向晉文公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公由此稱霸。而魯為周室之最親近者，並且齊國仲孫湫說魯國「猶秉周禮」，「魯不棄周禮」(見閔元年傳）。既然魯國還實行周代禮制、禮節，為什麽二百四十二年間，春秋書魯大夫到京師去的僅僅七次，聘問者僅僅二次呢？可見一定有漏載的。
其餘明顯失載的也不少。如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十九年，宋公伐邾，盡歸鄅俘。由此可以知道鄅國並未被滅亡。哀公三年，魯城啟陽。啟陽卽是鄅國。三傳屢說春秋「重地也」(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又昭公五年)，重地故也（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而鄅國為魯所有，為什麽春秋不載一筆呢？到今天一直還不明白鄅國是哪年併于魯，用什麽方法併于魯。又如宣公十年傳說：「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然而文公六年經書「晉狐射姑出奔狄」，那麽，狐射姑應該曾經來魯，作為「玉帛之使者」，但是經和傳都不曾記載。總而言之，春秋失載的事不少，拿輯本竹書紀年來看，就有若干條為春秋所無，也應屬於失載之列。
至于春秋是否有傳寫脱漏，從古今所載春秋字數的差距來看，未嘗無此可能。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春秋一萬八千字。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下徐彦疏引春秋說也謊「春秋一萬八千字」。王觀國學林却說：「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李燾為謝疇作春秋古經序說：「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誤也。今细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張晏為曹魏時人，王觀國和李燾都為南宋初時人。假若張晏的「萬八千字」的數字可靠，則相隔九百年光景，春秋便漏抄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據汪伋十三經紀字，依清乾隆甲寅（一七九四年）刻本，春秋為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字，較之李燾所细數，又少了六十字。輾轉抄刻，字數難免有脱落。試想，春秋一條，多則二十餘字，少則幾個字；而自張晏以來，幾乎少了一千五百字，至少是脱了一百多條，是不是可以說，這也是造成春秋不完備原因之一。
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見說苑建本篇）董仲舒春秋繁露滅國上篇說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淮南子主術訓更明白地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後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劉向於所上封事（見漢書楚元王傳）無不如此說。而按之春秋，實際都不够此數，也不知道漢人傳說是這樣，而不論春秋實際紀載；還是漢人所見春秋，遠比今日所傳春秋為多。所以我說，春秋所存史料並不完備。左傳雖然增補了些，卽「無經之傳」，但還遠遠不够，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間的史實，有不少是失傳了。
（四）春秋和三傳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班固於「經十一卷」下自注：「公羊、穀梁二家。」那麽，春秋古經就是左氏傳的經，因為它原來是古代文字寫的，所以稱它為「古經」。可能它以魯國一公為一篇，魯國十二公，所以它為十二篇。至於公羊經和穀梁經，是到漢朝才寫定的。藝文志說公羊和穀梁於戰國「末世口說流行」，公羊傳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說公羊「至漢景帝時，壽（公羊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公羊寫於西漢有明文可據。四庫全書据要直定公羊傳為公羊壽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穀梁寫定年代，雖然没有明文，但從藝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漢。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別不在數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以閔公僅二年，與莊公合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漢人用此兩字，大有分别。篇指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的，每簡很窄，可寫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據武威慶氏禮漢簡，木簡容字多，竹簡容字少），用素絲或青絲编聯為篇。若寫在帛素上，則容字多，可能加軸捲起來，所以稱卷。漢書藝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簡、木簡書，卷指帛書。另外還有紙本書，不過到今天未曾發現過實物。紙不能長久保存，自然不可能還有二千年以上的紙書存在。雖無實物，當時有紙書，不能否定。另外還有石本；如漢石經，只存殘石。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所發現的帛書，不曾用軸，也不捲，而是摺疊成方塊，置於盒中。那是殉葬物，應屬特例。現在回到本題。藝文志於春秋古經用「篇」計，於公羊、穀梁經用「卷」計，一則可見古經寫在簡上，公、穀寫在帛上；二則先秦書一般用簡，漢代絲業較發達，大都用帛和紙，由此可以證明左氏古經是先秦物，公、穀是漢代才寫定的。史記吴世家說，「予讀古之春秋」云云，據下文，司馬遷所讀「古之春秋」就是中祕書所藏的古文寫的春秋左氏傳。
公羊、穀梁因為都寫於漢代，自用漢代通行文字，所以稱為今文。左傳一則出於屋壁，二則傳於民間，未得立學官。在西漢哀帝時，劉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氏不傳春秋」。
左傳是否傳春秋，只有就左傳本身來考察。上文徵引過桓譚新論的話，「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裹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反過來，若有傳無經，也有許多費解處，還有更多史事闕文。先舉費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經云：「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云：「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傳僅云「諸侯」，若没有經所紀載的「晉侯、齊侯」等，離開經，不知道「諸侯」是哪些國君。同樣，襄十年經云：「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襄十年傳云：「春，會于柤，會吴子壽夢也。」（下略）若没有經文，誰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會。桓譚說，經不能離開左傳，其實，左傳也不能離開春秋經。不過左傅的解經，不像公羊和穀梁。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現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窺見公羊學說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詁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採用或徵引嚴彭祖、顏安樂的遺說，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詳見公羊傳「隱公第一」徐彦疏），現在看來，不是穿鑿附會，便是迂腐迷信。試想，用春秋來判斷訴訟，來救旱、止雨，難道不是愚蠢之至麽？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禮疏。他在公羊禮疏序中批評漢人講公羊者說：「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無怪乎北史儒林傳說：「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隋書藝文志也講過：「晉時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達其義。」穀梁傳大多同於公羊，所以前人以兩傳並論。清人陳立作公羊義琉、鍾文烝作穀梁補注，近人柯劭忞還專用「九旨」為全書綱領作春秋穀梁傳注。這些書，我都讀過，真是越讀越糊塗。不是這些學者糊塗，我認為是公羊傳、穀梁傳本身糊塗。柯劭忞縱然費盡苦心，不惜改動原文，使他通順，但究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
左傳直接解釋經文的話比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不像公羊傳，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幾段，加以無謂的解釋，又综合起來，從詞的順序加以臆測。左傳僅說：「不書卽位，攝也。」所以司馬遷作史記，在魯世家中，用左傳，而不用公羊和穀梁。没有必要，左傳不但對經文不加任何解釋，而且連春秋經本文都不寫。所以左傳有不少的無傳之經。杜預很懂得左傳體例，假若經文和傳文相類，如文公元年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好像無所增加和說明，而杜預却注云：「傳皆不虚載經文。」那麽，為什麽这裏「虚載經文」呢？杜預認為後文「穆伯如齊始聘焉……」這條傳文應在「葬僖公」下，就是孔穎達疏所說的「既葬除喪，卽成君之吉位也」。我則認為這是表示下一傳文「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若不寫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錫命，文公也不得接受，並且使人答謝。正如宣十年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绎」。傳僅云：「師伐邾，取绎。」實際為下文「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作伏筆。因為最初春秋自春秋，左傳自左傳，各自為書，古人叫「別本單行」。把春秋經文和左傳分年合併，杜預春秋序自認是他自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若在經、傳未合併以前，作傳者於與其他傳文有關之經，不能不也寫一筆。這不叫「虚載」。
左偉還有時把幾條相關的經文，合併寫成一傳，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一共四條經文，左傳寫成一傳，不過今本左傳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間，插入經文，因而隔斷，文氣實際是相聯的。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
左傳有更多的無經之傳。因此魯史官雖然未必記載那事入春秋，而左傳作者却認為不能不寫出來。讀者隨時可以發現，不再舉例。這又是左傳一種條例。
左傳有和經矛盾的，一般是左傳對經的糾正，如昭公八年左傳說「夏四月辛亥，哀公（陳哀公）缢」，辛亥為四月二十日，而經文作「辛丑」，則為初十日，兩者相差十天。孔琉說：「經、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虚。」就是傳文實在，經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傳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經「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按今法推算，這是當時公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蝕，丁亥朔日應在十一月，日食也應在十一月。經寫成「十二月」是錯誤的。作左傳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寫這一條傳文，以糾正經文。但他自己並不懂曆法，說什麽「辰在申」等等外行話。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資料是比春秋還可靠的。
總而言之，公羊傳、穀梁傳，不是空話，便是怪話，極少具體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偶然發現一兩點全經體例，為漢人所重視，所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