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史刑罚基本原则(课堂PPT).ppt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1,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在我国古代虽然并没有纯粹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典，不过历代的律典相当于现代规定犯罪与刑法的刑法典。此外历代以君王名义颁布的单行法规中，最重要的也是刑事方面的法规。统治者视刑事法是统治的主要工具，对于刑事立法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古代“重刑轻民”的思想，使得我国的刑罚发展有着特殊的体系性与完整性，每个朝代的法律文件似乎都有自己特别的规定与对前朝规定的发展，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新刑律,才使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刑罚体系替代了封建性质的刑罚体系，自此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宣告结束。,2,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历代刑罚的基本原则,总论西周刑罚基本原则秦朝刑罚基本原则汉朝刑罚基本原则三国两晋南北朝刑罚基本原则唐朝刑罚基本原则宋朝刑罚基本原则明朝刑罚基本原则清朝刑罚基本原则,3,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纵观中国古代刑罚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呈现以下特点：,一、特权保护性,因社会等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特权原则,1,、“八辟”原则,2,、“八议”原则,3,、请、减、赎,4,、官当,5,、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原则,二、宗法性,因血缘关系所造成的差异，使某些人相对其亲属，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宗法原则。这些原则与家庭伦理有关,1,、“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2,、刑事责任年龄及矜老恤幼原则,4,、准五服以制罪,5,、关于“连坐”原则,4,三、重视社会危害与惩罚相关联性,1,、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2,、自首原则,3,、对犯罪未遂行为的处理原则,4,、对累犯与再犯的处理原则,5,、对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6,、正当防卫原则,7,、“重其重罪”与“轻其轻罪”的原则,8,、诬告反坐原则,四、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比附、类推原则的矛盾,1,、罪刑法定原则,2,、比附、类推原则,此外，时效制度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等体现了古代刑法原则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5,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西周：,立法思想：以德配天，明德慎刑；刑罚世轻世重,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矜老怜幼原则,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贵族特权原则,6,矜老怜幼原则,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不施加刑罚的原则。,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的规定：“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这三种人犯罪，可以赦免。,礼记,曲礼上,明确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即八十岁以上老人和七岁以下儿童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老幼行为能力有限，对社会尤其对统治阶级构成的威胁或危害较小。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初步确定。,7,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尚书,康诰,记载：“人有小罪，非眚（,sheng,），乃惟终,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时乃不可杀。”“眚”为过失，“非眚”为故意；“惟终”为惯常，“非终”为偶犯。这段话，讲明了司法官在量刑上应遵循的两条原则：所犯即使是小罪，但如果是故意、惯常，则要严惩；所犯虽为重罪，但如果是过失、偶发，仍应宽宥减刑。,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原则，确立了以犯罪主观动机和客观危害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在当时的世界刑法史上是罕见的，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大进步。,8,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疑罪从轻惟赦制度,对定罪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议的案件，实行从轻处罚或予以赦免的原则。,尚书,吕刑,规定：“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即对可疑案件要认真明察，务求定罪准确、量刑恰当；若适用五刑有疑义，则以赎刑代罚；对适用赎刑有疑义的案件，则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刑罚适用原则是“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具体体现，对防止轻罪重刑、无罪处刑现象的出现有一定作用，因而为后世所沿袭。,9,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贵族特权原则,贵族特权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的具体化。它是指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的罪行，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处罚结果是不同的。西周时期贵族享有一系列社会特权，包括一些刑法特权。,西周中晚期实行“八辟”之法。即具有特殊身份或特殊经历的贵族，在犯罪以后，享有法定的宽宥、减免特权。,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辟”指法，“丽”指附着，即适用法律。,“八辟”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减轻刑罚的法律。三国曹魏时期改为“八议”制度，并为魏晋以后的封建法典所沿用。,10,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秦朝：,立法思想：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重刑轻罪,秦代几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一些刑法适用的原则也为后世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刑事责任年龄原则,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区分有无犯罪意识,数罪并罚,累犯加重原则,共犯加重,自首从轻原则,诬告反坐,犯罪连坐原则,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犯罪加重处罚,11,刑事责任年龄原则,秦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对于成年与未成年，秦朝以身高来划分。秦规定，身高不到六尺，不负刑事责任。,秦简,法律答问,里有一个案例：“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偿稼。”意思是说，有一个身高不到六尺的小孩，放马。马受惊吓吃了别人家的庄稼，问如何处置这个小孩。答复是不负刑事责任，也不赔偿。,需要指出的是，秦的刑事责任年龄，是追究犯罪者本人应负刑事法律责任的法定年龄。至于受连坐株连的家属则无年龄限制。,按照身高来确定是否负担刑事责任，显然是不科学的。但秦朝开始注意主体的犯罪能力以及根据不同的能力来划分是否犯罪，无疑又是进步的。后世对责任年龄逐渐加以完善。,12,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秦简,法律答问,里有：“甲告乙盗牛若贼杀人，今乙不盗牛、不杀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大致案情是说，甲告乙不是偷牛就是杀人，经调查乙既没有偷牛，也没有杀人，应该如何处置甲,?,如果甲是故意的，就构成诬告罪，如果为过失，就属于控告不实。,故意控告不实为诬告，过失控告不实为告不审，故意和过失所构成的罪名不同，在量刑上，故意从重过失从轻。,13,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区分有无犯罪意识,秦律开始注意到犯罪意识对犯罪的作用，根据有无犯罪意识来确定是否定罪。,法律答问,记载：“甲盗，赃值千钱，乙知其盗，受赃不盈一钱，问乙何论,?,同论。”又“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知盗，乙论何也,?,毋论。”第一个案例说，有一个人甲盗窃千钱，另一个人乙知道甲盗窃，虽然乙受赃不到一钱，但与甲一样，同样以盗窃论惩罚。而第二个案例是说，甲用偷来的钱买了丝绸寄给乙，乙接受了，但乙不知道这是甲用偷来的钱买的，所以乙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比这两个案例可知，秦律根据有无犯罪意识来确定是否定罪量刑。,14,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数罪并罚,数罪并罚，就是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秦律里出现了有关数罪并罚的记载。秦简,法律答问,：“诬人盗值廿，未断，又有它盗，值百，乃后觉，当并赃以论。”一个人先诬告他人盗窃价值二十钱的东西，尚未判决，同时又发现该人还犯有盗窃罪，赃值一百钱，依律“并赃以论”，即两罪合并处罚。,在现代刑法中，构成数罪并罚有时间限制，并罚的计算也有不同的原则，这在秦律中都没有详细的规定。,累犯加重原则,秦律区分初犯和累犯，累犯加重处罚。如果有人以犯了应“耐为隶臣”刑罚的罪，又诬告他们犯当受“司寇”刑的罪，则“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不仅加施前罪当受之罚，而且施加比后罪所当受刑罚更重的系城旦刑。,15,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共犯加重,秦朝规定五人以上,(,含五人,),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对共同犯罪人不加以区分，均要加重处罚。,秦简,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在秦朝，如果五个人共同盗窃，只要赃一钱以上，就要斩左趾，并刺面，然后服“城旦”；但如果不到五个人，只有偷盗六百六十钱，才被刺面割鼻子，然后服“城旦”。,16,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自首从轻原则,自首，就是犯罪者在罪行被发觉前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在秦朝，自首叫“自出”或“自告”。秦律规定，自首减轻处罚。,法律答问,有一处记载：“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论,?,当耐,(,剔除胡须,),为隶臣,(,为奴,),，或曰赀二甲。”应受到司寇刑的人又盗窃一百一十钱，本应耐为隶臣，但因为自首，所以从轻处罚为二甲。,自首是我国刑法独有的制度，通过提供犯罪者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有利于及时破案，减轻司法工作。秦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自首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自首制度。,17,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诬告反坐,秦律规定了诬告反坐制度，诬告者以其所告之罪罪之。秦律将诬告称“诬人”，构成诬人的条件必须是“端告”，即故意捏造事实，控告他人有罪或罪重。而秦律将不是出于故意而是过失控告他人犯罪而与事实不符的行为，叫做“告不审。”,秦简,法律答问,：“甲盗羊，乙知，即端告曰甲盗牛，问乙为诬人，且为告不审,?,当为告盗加赃。”乙在知道甲盗羊的情况下，控告甲盗牛，乙为故意，乙即犯了诬告罪，而不是告不审，对乙要以盗窃罪并增加赃数来处理。,18,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犯罪连坐原则,犯罪连坐又称“缘坐”，指本人无罪因他人犯罪受牵连而入罪。秦律中的连坐有三种：,全家连坐。,史记,孝文本纪,集解引应劭语：“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盗窃和其他各种犯罪，同居的人要连坐。所谓“同居”，即同一家庭的成员。奴隶也因主人犯罪而从坐，但奴隶犯罪则不牵连主人。但秦法又规定：“夫有罪，妻先告，不收。”（,法律答问,）也就是说妻可以主动告发夫的犯罪以免除自己的连坐责任，这是鼓励告发犯罪的措施。亲属连坐（家庭缘坐）是早期“族”刑的继续，是刑罚在宗法制中的反映。,19,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邻里连坐，,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秦法把居民按五家为一个单位组成“伍”，令五家为保，十保相连，互相监督纠举，有罪株连。从秦简看，邻里连坐的是里典和伍人，受连坐的邻里，不一定与犯罪者同等刑罚；官吏和有大夫以上爵位者，一般不受邻里连坐。,职务连坐。职务连坐是指官吏犯罪，有关同僚要受到处罚。秦律规定，对于犯有失职罪的官吏，有关人员要受到连坐处罚。如，,县府尉官有罪，县令与丞要连坐。,20,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犯罪加重处罚,法律问答,：“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即甲教唆乙行盗，一并“赎黥（,qing,）”。“甲教唆乙盗窃杀人，甲得到赃款十钱，乙身高不到六尺（乙未成年），甲被判处磔刑。”甲教唆身高未及六尺的未成年人乙杀人，又接受赃款，所以甲被重罚，被处以车裂之刑。,21,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汉朝：,立法思想：汉初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思想；汉武帝以后的“德主刑辅”思想,汉朝的刑罚原则，除继续沿用秦朝的区分故意与过失、自首减刑、诬告反坐等基本原则之外，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形成了一些带有儒家化倾向的刑罚原则。,保障官僚贵族封建特权的上请原则,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的相隐原则,自告除其罪,22,保障官僚贵族封建特权的上请原则,随着法律制度的开始儒家化，汉朝一反法家“刑无等级”的法治传统，将西周时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特权正式法律化，确立了上请的刑罚原则。,所谓上请，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审理，须奏请皇帝，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刑罚的适用或减免。它是汉律中赋予贵族官僚的一项法定特权。,23,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西汉时期享有上请特权的对象是郎中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和公、侯及其子孙。适用上请的犯罪一般为耐罪之上，耐罪以下可以通过赎免的办法来免除其刑罚。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是汉朝实行上请原则之始。其后，上请对象的范围逐步扩大。东汉时期，总的来说，凡是公侯及其子嗣以及三百石以上的官吏都享受“上请”的特权。同时，应请之罪也不仅仅是耐罪以上，而是不论什么犯罪，都可以通过上请得到减免。,上请制度是儒家思想中“尊尊”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具体体现。,24,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在运用法律进行专政镇压的同时，汉朝统治者也以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为指导，标榜“以仁孝治天下”，确立了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汉律规定：某些老弱妇孺病残者犯罪，可减免刑罚或区别对待。,如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颁令：八十岁以上老人，八岁以下幼儿，孕妇、盲人、侏儒等，监禁期间免戴刑具。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除诬告杀伤罪外，其他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规定：七岁以下儿童，争斗杀人或犯死罪者，可上请廷尉免处死刑。光武帝建武三年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与十岁以下儿童的一般犯罪以及从坐妇女，免予拘捕监禁。,汉代在不同时期，规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具体规定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无论采取哪一种责任年龄区间，都比秦朝以身高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更为科学。,25,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亲亲得相首匿的相隐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即法律允许某些亲属之间互相首谋藏匿或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刑罚原则，源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孔子曾明确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视“父为子隐”为“仁”，“子为父隐”为“孝”。汉朝统治者标榜“以仁孝治天下”，遂将这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正式赋予其法律效力。,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即明令规定：子匿父母，妻匿丈夫，孙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匿子，丈夫匿妻，祖父母匿孙，即使是殊死重罪，也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根据这一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罪可上请减免刑罚，其他罪则不负刑事责任。从此，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始终为后世封建政权所沿用。,26,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自告除其罪,自告就是自首，按照汉律规定，犯罪以后能向官府自首的可以免除其刑罚。与秦朝相比，但汉律中“先自告除其罪”的规定是有条件的。,第一，如果系共犯或集团犯罪，而为“造意”和“首恶”者，即使自告也不能免罪。如淮南王刘安谋反，淮南中郎伍被参与其谋，事发后，伍被虽主动自首，但因其为主谋者之一，所以不能赦免，仍被处以死刑。,第二，如果一人犯数罪，只能赦免其自首的罪行，其没有自首的罪行，依据法律照样予以惩罚。例如，衡山王刘赐的儿子刘孝，他先自告了谋反的行为，因此免除了其谋反行为的罪责。但刘孝同时还犯有与其父王御婢通奸的罪行，这不属于“先自告除其罪”之例，因此，“孝坐与御王婢奸，弃市”。,27,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制度是中国刑罚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国度阶段，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整个发展过程呈现了一种刑罚逐步减轻、体系日益规范的趋势。表现在刑罚基本原则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准五服以治罪”原则,贵族官僚特权刑法原则,“重罪十条”,存留养亲,28,“准五服以治罪”原则,五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丧服等级依亲属血缘关系远近而确定。五服制度以父系宗亲为例，下至玄孙九代，按照丧服的质地、式样及服丧期限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故又称为五服。五服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固定的规格。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丧服制不仅仅是丧葬时服饰的区分，也是封建大家族内部划分尊卑远近关系的一项重要标志。,晋律最早将其纳入法律中。西晋,泰始律,首次提出了“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所谓“准五服以治罪”，即对于九族以内亲属之间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亲疏远近与尊卑关系定罪量刑。五服以治罪的基本原则是尊长杀伤卑幼，服制越重，处刑越轻，反之则处刑越重；卑幼杀伤尊长，服制越重，处刑越重，反之则处刑越轻。如：殴打常人，一般不判刑，重者或判一至二年刑；若殴打兄姐，则重判至五年刑，殴打父母则须处以死刑。相反，若是父母责打子女，或是长辈责打或教训族内的晚辈，则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如果是侵犯财产的犯罪，服制越轻，处刑越重，反之则处刑越轻。,29,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这一罪行适用原则的确立，是按照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体现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父权与夫权思想，旨在维护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它实际上是将儒家的礼仪原则引入刑事立法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这显然是以礼入律、融礼于法的产物，是罪行适用原则进一步儒家化的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与完善。唐律中的绝大多数条文都因服制不同而规定了轻重不等的刑罚，明清律典均在正文之前附有,五服图,，可见其在后世封建律典及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影响。,30,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贵族官僚特权刑法原则,八议入律。,“八议”制度，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作处理的制度。八议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以八辟丽邦法”，自,曹魏,始正式载于律文。,八议制度是封建立法结合的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礼制原则的具体体现。,自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皆载于律，其后历宋、元、明、清，八议都是中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31,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官当制度的出现,“官当”即官品或爵位抵罪，是贵族官僚犯罪后享受的一种特权。以官抵罪始于西晋，,晋律,中有“除名比三岁刑”“免官比三岁刑”，即除名、免官可抵,3,年徒刑。,北魏律,对“官当”做了进一步规定，,法例,篇载：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均可抵三年徒刑；五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二年。因官当被免职者三年后可以按原来的官阶降一等叙用。,陈律,正式使用“官当”之名，规定品官犯罪判处,5,年、,4,年、,3,年徒刑的，准用官品抵,2,年刑，其余部分服刑；如系公务上的过误，可改科罚金；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可以用钱财赎免。,从“八议”到“官当”，能够享受减免刑罚特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官当”后的损失则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官当”制度明确细致，便于在实践中掌握实施，是对“八议”以外一般官吏的特殊保护，而“官当”与赎刑的结合，则使这种保护更加严密。“官当”制度确立以后，隋、唐、宋朝的封建律典均予以沿用。明、清法律中虽未明确规定“官当”之制，却代之以罚俸、革职等一系列制度，以继续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32,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重罪十条”的确立,“重罪十条”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夏朝已有“不孝,”,罪的记载，后历代沿袭，秦律有谋反、诽谤、犯上等罪名；汉律出现大逆无道、大不敬、恶逆等罪名。,北齐律,将历代重大犯罪归纳为十种，即“重罪十条”，一曰反逆（谋反），二曰大逆（破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三曰叛（叛变），四曰降（投降），五曰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六曰不道（凶残杀人），七曰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八曰不孝（不侍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九曰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十曰内乱（亲属间乱伦）。“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列。”,“重罪十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侵犯皇权的尊严及危害封建政权的犯罪；二是侵犯父母尊长，破坏家庭伦常关系的犯罪。“重罪十条”后来为隋,开皇律,所继承，形成“十恶”制度，并为唐、宋、元、明、清刑律所沿袭。,33,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存留养亲,“存留养亲”，即对犯死罪者，因其为家中独子孙，若将其处死，家中年迈之父母、祖父母，将无人奉养。经奏请皇帝法外开恩，可将该罪犯免死，待其家中老人养老送终后，在对其执行流行的制度。据,魏书 刑法志,载，“按,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所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期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后世继承该制度，并形成更为完备的“留养承祀”制度。,34,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点击添加文本,唐朝：,立,法思想：“德主刑辅”；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倡导“用法务在宽简”，执法审慎、依法而断。,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完成。唐朝的封建法律制度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不仅为其后宋元明清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严惩十恶原则,贵、良、贱同罪异罚,皇亲官僚减免原则,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区分公罪和私罪,同居相隐不为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并合论罪的原则,累犯加重原则,类推原则,涉外案件处理原则,35,严惩十恶原则,唐朝沿用隋朝,开皇律,“,十恶”的规定，将十种行为列为最严重犯罪。具体内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对触犯“十恶”者予以重惩，而且不得享受一般通例，即使是贵族、官僚犯此罪，也不准享受议、请、减等法律特权，虽遇大赦，也为“常赦所不原”。,36,重罪十条,十恶,反逆：造反,谋反：危害社稷、谋害皇帝、危害国家,大逆：破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谋大逆：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宫殿,叛：叛变,谋叛：背国从伪、背叛本朝、投奔敌国,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恶逆：殴打、谋杀父母、祖父母等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大不敬：盗窃皇帝祭祀品、御用物品、伪造、盗窃玉玺等侵犯皇威的行为,不孝：不侍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孝：控告父母、祖父母，不侍父母，不按礼制服丧等,不睦：谋杀或卖五服以内亲属，殴打或者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及夫丧违礼,内乱：亲属间乱伦,内乱：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37,贵、良、贱同罪异罚,唐朝将居民分为特权者、良人、贱民三等：特权者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及其亲属，他们享有多种法律特权；良人又称白丁、烦人，主要成分是农民、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贱民，分官贱民和私贱民。官贱民有太常音声人、杂户、宫乐户、官奴婢，私贱民有部曲、随身、客女、私奴婢。,唐律规定，主人擅杀“有罪”奴婢，仅杖一百；奴婢过失杀主，绞，伤及骂者，流。良人杀伤贱民，减凡人一至两等罪，贱民杀伤良人，加凡人一至两等治罪。相同的行为和结果，因身份不同处刑相差二至四等。唐律还禁止良贱通婚，否则构成“违律为婚”，不仅强制离婚，还要处徒刑一年半，只有部曲、太常音声人、客女例外。,38,皇亲官僚减免原则,唐朝,发展了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贵族、官僚减免刑罚，扩大了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八议,唐律规定八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死罪时，司法机关不得直接审理，必须申报皇帝，说明他们本应处死的犯罪事实及应议理由，请求交付大臣集“议”，决议之后，再申报皇帝，由皇帝考虑处理。“八议”者如犯流罪以下，通例减一等处理，不必“议”。犯十恶者，死罪不得请议，流罪以下也不得减罪。,“八议”是指：,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亲故贤能，功贵勤宾）。,39,“请”,请是低于八议一等的刑法特权。它的适用范围比议大一些，官爵在五品以上者，若犯死罪，“上请”，听敕处分，由皇帝自行发落。流罪以下，自然减刑一等。其限制条件是除十恶外，若犯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则不适用“请”的程序。,“减”,减的规格又低于“请”一等。它适用于七品以上官九应“请”者的家属。若犯流罪以下之罪，各减一等处罚。但死罪不得减。,赎”,赎是最低一等的特权。它适用于所有九品以上官及应“减”者的家属，犯罪在流以下者，皆可以铜赎刑。但因适用减、赎的官吏品秩较低，因此限制也更加严格。除十恶等上述罪行外，又规定，犯“五流”者，即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及会赦犹流者，各不得减、赎，法当除名、配流者，仍须依法执行。,40,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当刑罚。这是唐朝对官员优待的又一法定特权，称为“官当”，简称“当”。,唐律疏议,名例,规定的具体方法是：凡犯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当徒刑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刑一年。如犯公罪，各加一年当。以官当流者，三等流刑可比做徒刑四年。罪小官大，可留官收赎；罪大官小，余罪可收赎。因抵罪而去官者，一年后可降原官一等叙用。,41,区分公罪和私罪,唐律,规定，官员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如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之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公罪与私罪的区分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42,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唐律,将老、幼、残疾人分为三等：第一等为年七十以上、十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允许收赎；第二等为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等应死者，上请皇帝裁决；盗及伤人，允许收赎；其他犯罪勿论。第三等为年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承担刑事责任。,唐律,还规定，犯罪时没有达到老、疾而事发时老、疾的，按老、疾对待；犯罪时幼小而事发时长大者，则依幼小论。唐代立法还将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等。唐律规定残疾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废疾为不完全刑事责任者，笃疾除重大犯罪外，不承担刑事责任。,对老幼残疾减免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儒家的矜老恤幼的,仁政,思想以及唐律所具有的文明化和科学化的倾向，具有进步的意义。,43,同居相隐不为罪,唐朝立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完全继承了封建法律礼法结合的这一传统，不但沿袭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而且扩大了相隐的范围。唐律规定：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隐瞒，部曲、,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即使为犯者通报消息，帮助其隐藏逃亡，也不负刑事责任。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处罚。,唐律规定这一原则，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力量将儒家的法,伦理道德,观念灌输于全社会，使之成为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通过维护封建家族秩序，进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但唐律同时规定，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得适用这一原则，说明维护,家族利益,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44,自首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犯罪未发而自首，免其罪。”即犯罪行为尚未被发觉之前，就主动到官府坦自认罪，构成自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犯罪已被人告发，才去自首，只能减轻,刑事处罚,。自首可以免除刑罚，但,赃物,仍须如数归还物主或国家。对自首不实或不尽者，均有相应的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是对前代同类规定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自首减负刑罚的原则更加完备。,共犯,区分首从 按唐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即为,共犯,。,共犯,以造意为首，亦即以主谋为首犯，处重刑；随从者减一等。若一家人共犯，止坐家长；监主与常人共犯，以监主为首犯；主奴共犯，以主人为首犯。这一规定有利于区别犯罪者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重点打击首犯。但对于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已行）及强盗等之类的严重犯罪，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不贷,。,45,并合论罪的原则,唐律疏议,名例,记载：“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即数个罪同时被发现审理，以重罪吸收清罪的办法，从重罪处刑；数个罪行罚相等者取其中一个罪行处，其余罪的刑罚不累加。但对于“赃罪”则不适用此原则，而是将几个罪的赃数相加然后折半，按其赃数处刑。,累犯加重原则,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对于累犯，采取加重的原则。据,唐律疏议,贼盗,载：“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46,类推原则,唐律规定的类推就是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比照最相近的法条进行处理。,唐律疏议,名例,记载：“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名轻；其应入罪者者，则举轻以明重。”类推原则的前提是律无正条，类推的具体办法是应“出罪”的采用“举重明轻”；应“入罪”的采用“举轻以明重”。可见，唐律规定的类推原则已属相当的完善和严密，立法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涉外案件处理原则,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意为 属同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依照该国的法律处理；若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或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互相侵犯，则适用唐朝的法律。,47,两宋：,立法思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宋代刑法中的罪名及量刑多沿用唐律的规定，但宋代加重了对危害国家安定和社会治安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贼盗”加重原则,官吏从宽原则,48,“盗贼加重”原则,宋朝时内忧外患频发的时期，统治者对外患妥协退让，但对内部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则以“盗贼”重法加以镇压。,首先，,宋刑统,附敕中加重了对“盗贼”的处罚。唐律规定，强盗须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虽不得财流,3000,里。,宋刑统,所附敕改为持杖行动，不问有赃无赃处死，其同行劫贼中有不持杖者，亦与同罪。,其次，制定重惩盗贼特别法。宋朝制定的严惩盗贼的特别法很多，影响较大的是,窝藏重法,和,盗贼重法,。前者规定在“重法地”内犯罪加重处罚，并追究罪犯的家属和窝藏之家。后者规定对“重法之人”加重处罚。“重法之人”即“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湖海船筏之中者”。,49,官吏从宽原则,按唐初法律，官犯“枉法赃”，,15,匹绞，吏员,20,匹绞。而,宋刑统,“,枉法不枉法”门后附敕则规定：“官吏应犯枉法赃,15,匹合绞者，自今以后特宜加至,20,匹。”“今后无禄人犯枉法赃者，特加至,25,匹绞”在以后的立法中继续减轻对犯罪官吏的处罚，如神宗处理张仲宣受贿案后形成惯例：“自是命官无杖、黥法。”熙宁七年又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扩大了犯罪管理的程序上的特权。,宋代官吏所犯只要不是谋反，盗贼等罪，均可或宽大处理。,50,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脉相承。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罚又趋于严厉,加重处罚反逆之罪以及家属株连，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勾结，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明朝：,立法思想：刑乱国用重典；礼法并用，明刑弼教；法贵简严,律溯及既往,(,从重从新,),原则,“,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原则,51,律溯及既往,(,从重从新,),原则,唐宋时一般是以罪发时的法律论罪，即法律不溯及既往。明律则明确规定，对新律颁布以前的犯罪，也适用新律，“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依新律拟断”。,“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即与唐律相比，“大抵事关典礼即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又较唐律为重”（薛允升,唐明律合编,）,“轻其所轻”，即轻微违反典礼及风俗教化方面的犯罪，明律的处刑一般都较唐律轻。如：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为流两千里；明律则仅为杖,60,，徒,1,年。若为同姓为婚，唐律规定男女双方各徒,2,年，强行离婚；明律则各杖,60,，离之。,52,“重其所重”，即直接危及封建国家利益的犯罪，明律处刑普遍较唐律重。,明律加重了反逆重罪的处罚,a),加重了对本犯及其亲属的处罚。唐律规定反逆不分首从，本犯之父及年,16,岁以上子处绞刑；而大明律一般规定的是首从皆凌迟处死，本犯之父及年,16,岁以上子处斩刑。,扩大了株连的范围。唐律规定，死刑仅,16,虽以上直系三代男子；而明律处死范围则扩大到,16,岁以上父族、妻父、女婿及一切同居男子，,15,岁以下男子及所有女性亲属还要没官为奴。,在处罚反逆重罪时，明律是不分情节一律严惩；而唐律则区别不同情节，分别论处，对于“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一类的思想犯，则是处以两千里的刑罚。,53,明律重典治吏，加强皇权,严禁官员结党，维护君主专制。,大明律,创设了奸党专条，对奸党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处刑极重，不仅本犯处斩，还要株连亲属，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严惩大臣擅权选官和内外官交结。,严惩贪墨之吏。,大明律,将官吏犯赃罪设有专章进行处罚。对犯赃官员的处罚重于前代。如受赃枉法，明律规定赃值,80,贯绞，而唐律则规定赃值,15,疋绞；受财不枉法，明律规定赃值,120,贯，杖,100,流,3000,里，唐律规定赃值,30,疋加役流；对监察官员犯赃罪，明律规定要加重二等治罪。除刑事处罚外，还规定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唐朝对犯赃官员则宽容许多，犯赃官员讲过一定的期限，还可以降级使用。,54,C.,明律加重了对侵犯财产罪处罚,大明律,规定：“强盗，凡已得财者部分首从皆斩；不得财，仍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唐律,则规定强盗罪计赃论罪，十疋以上及伤人者绞，不得财徒两年。此外，明律尤其注重对国家财产的保护，凡盗官府仓库钱粮，赃满八十贯者绞，而普通盗窃罪赃满,120,贯杖,100,流,3000,里。,55,清朝：,清朝的法律制度直接取材于明朝，其内容和体系与明朝基本相同，刑罚适用原则也仅在前朝基础上加以改动：,鼓励“自首”原则,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累犯加重的原则,公罪私,罪区别对待原则,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化外人犯罪”的处理原则,56,鼓励“自首”原则,在唐、明律规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康熙年间修订的,督捕则例,对犯罪自首做了重要修补：鼓励在逃人“自回自首”，并且扩大了自首免罪的范围与期限，减少了司法人员缉捕犯罪的困难，同时鼓励亲属出首逃人，加强了亲属之间相互监督，以及对出逃案犯的举告。,共同犯罪处罚原则,基本与明律相同。一般共犯，适用区分首从的原则，但是严重侵犯皇权、国家统治秩序的共犯，则不分首从以正犯科罪。,57,累犯加重的原则,刑法上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封建统治者认为累犯属于“屡教不改”的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大,不利于统治者法律的推行,故都采取了加重处罚的原则。清律秉承明律,但累犯的处罚与明律相比,处罚加重了,不但有肉体上的惩罚,而且有精神上的侮辱。如对窃盗罪累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