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领会2025年全国两会精神研讨发言文稿.docx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视角学习领会2025年全国两会精神
一、2025年经济发展目标与高质量发展要求
（一）2025年经济发展目标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确定了年度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一目标的提出，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涌动的背景下，实属不易。报告指出，年度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与可能”，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一目标，“既是稳就业、防风险、惠民生的需要，也有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条件支撑”。也就是说，整体经济发展要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相一致，与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和增长相适应；这一目标的提出立足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相匹配。因此，“5%左右”的增长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我们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紧密衔接，有效落实“十四五”规划既定任务，并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即体现了“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导向”。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这一目标的提出，也体现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通常的认知是，GDP每增加1%能够带动约220万人的新增就业。2025年新增就业目标的提出意味着积极的就业政策将发挥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方式确保就业稳定，并提供有效、有益的就业岗位。报告指出，这一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在就业总量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背景下，加大稳就业力度的要求”。这表明我们将稳就业置于发展的关键核心位置，并要求在稳就业过程中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相比2025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的目标，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目标设定为3%。然而，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物价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因此，我们将2025年CPI涨幅目标下调一个百分点，既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我们对现实的客观评估。我们对2%的目标持积极态度，是与2025年1月CPI仅为0.5%和2024年全年平均值0.2%的数据相一致的。同时，并未设定一个更低的目标，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在各项改革措施与战略发展举措上的积极态度和信心。报告指出，这一目标的提出，“目的在于通过各项政策和改革共同作用，改善供求关系，使价格总水平处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和安排，我们有信心使CPI涨幅稳定在2%左右，并最终克服物价下行压力。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如“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针对上述目标，报告指出：“实现这些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努力。”这一表述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为例，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包含了折旧因素而不是一个净值，这也就意味着折旧规模的扩大将对分配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确保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就必须克服折旧上升带来的挑战。换言之，在初次分配中剔除折旧因素后，居民在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应持续提升，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居民，使可支配收益和可分配增加值更好地为居民所享有。由此可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需要调整存量，而调整存量势必会增加压力，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报告也强调：“完成好今年目标任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紧抓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高质量发展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目标的设定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了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我们应严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推进各项工作。由此，我们就需要回答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当前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和要求是什么的问题。
众所周知，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及其总体性要求，源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并强调了高质量发展包括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三大变革的引领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刻、系统、全面地阐述，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具体到方法论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在当前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畅通循环”四个字。具体而言，这一核心要义可细分为三个主要方面：扩大内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均衡发展。同时，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定位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必须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二、2025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与基本关系
（一）2025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
报告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对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高质量发展三大板块的总体要求，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这三大板块的问题正是2025年经济发展的重点，无疑也从侧面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
（二）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基本关系
第一，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必须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在此前提下，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发挥。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至关重要，而政府的有为则体现在如何促进市场的有效运作，而非取代市场。市场失灵时，政府的角色是引导市场回归正轨；关键在于如何预防市场失灵，确保市场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内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次，“放得活”与“管得住”是相辅相成的。“放得活”是“管得住”的基础，没有“放得活”的前提，“管得住”便无从谈起。地方在开展工作时，如果忽视了“放得活”的重要性，就会限制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新的融合的形成。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的前后逻辑顺序。
第二，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明确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将扩大内需置于重要战略位置。我们应将消费需求作为内需的核心，以推动发展动力落点与空间的形成。
第三，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并非仅限于科技创新产业的范畴，其核心在于因地制宜，确保产能有效扩张、效率显著提升能够与市场需求保持高度契合，避免产能过剩，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必须统筹兼顾，既要着力解决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科技创新开展等关键问题，也要重视传统产业转型、民营企业支撑，以及产业与本地区特色相结合等问题。
第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我国债务水平总体较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量经济资源被存量固化。为此，我们必须以化债为主要手段，有序推动相关安排，将存量盘活成流量，将流量应用于生产，以创造更加丰富的优质增量资源，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有序发展。
第五，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上述五个方面的关系不仅构成了2025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沿着高质量发展轨道深入推进和有序进行的总体安排。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报告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
（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第一，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众所周知，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自提出至今，已历经近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关键培育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跨越，从单一领域的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代表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更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动力。因此，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充分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潜力，确保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撑，实现其对传统产业的引领或替代。
第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众所周知，我国已孕育出一系列创新技术，催生了新兴产业，并推出了诸多新产品。这些技术或呈现为实体产品形式，或体现为新型模式，都亟需我们积极接受或运用。比如，我国作为航天大国，在航天技术储备和探索实践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航天技术转化为经济和产业优势，同时控制成本、扩大应用范围、丰富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的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包括无人机在摄影、快递等领域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力，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
第三，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在探索未来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基础研究的深厚积累，同时进一步强化应用转化能力。更关键的是，我们应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行业共识或标准，并将其融入生产要求与结构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效构建科技伦理，积极开展前沿探索，不断拓展技术成长的空间、韧性和潜力。
第四，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传统产业是高度标准化的，上下游企业对同一商品的认知和信息交流呈现出对称性。然而，随着生产组织模式的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分布式生产组织模式的兴起，以及产品体系中性能和功能差异化的不断增多，上下游企业对产品差异化认识的鸿沟正逐渐扩大。这种差异化的扩大，本质上导致了上下游企业、不同行业乃至同一产品不同主体间理解上的偏差。在此情形下，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介入显得尤为关键，既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也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确保生产的有效衔接、统一性和融合性得到显著增强。
第五，加强产业统筹布局和产能监测预警，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在推进产业发展布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决避免产能过度集中而导致生产基地与目标市场之间产生不合理时空距离的现象。同时，我们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确保在某一局部产业面临压力和挑战时，其他产业能够稳定运行并具备必要的产能弹性，以便有效弥补受冲击的产能缺口。因此，产业布局需要进行统筹规划以及建立备份产能。此外，我们还需着力推动相关产业的有序发展，防止过度竞争，避免由过剩产能而引发的“内卷”矛盾、压力。
第六，加快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国家高新区的核心使命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我们必须赋予其更加灵活的政策空间，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要素资源支持，进一步激发其内生动力。
第七，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支持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让更多企业在新领域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在我国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由于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而具备强大的创新动力；二是当前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能够通过创新实现从小到大的发展奇迹；三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正日益与国家科技创新计划、国家创新支持政策紧密结合。因此，不同园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规模和特征的创新企业，均能够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
（二）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第一，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可谓全球门类最齐全，产业分工最专业、细化，且生产效率最高、竞争能力最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命题中提出了九个新特征，其中第一个就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所谓模仿型，即指共性需求；排浪式，则指大批量需求。换言之，过去的需求主要是共性的、大批量的、稳定的，如今则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在传统需求框架下，以最高效率生产出更多高质量商品，以满足模仿型或排浪式的需求是重点。为此，我们构建了产业政策体系，强调规模经济、专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高度组织化，以实现每个环节的高度标准化，在推动产业集聚的同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运输成本、转换成本，成为我国制造业效率提升和全球竞争能力最强的基础。然而，这一模式不一定能够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成为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进一步扩范围、降门槛，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通过积极探索，我们开创了新的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创新的组织形态。下一步，我们应迅速推广新形态和新模式，使其能够被原有产业链广泛接受和共享，并通过共同努力调整各自的生产技术、设备标准和要求，以快速适应新场景、新需求、新模式。
第三，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既懂行业又懂数字化的服务商，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当前，我们正坚定不移地推进“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引导地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并积极遴选若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行示范城市；另一方面，严格按照既定标准，精心挑选具备专业服务能力的服务商，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交钥匙”式的全方位服务。换言之，服务商需充分理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数字化需求，确保其诉求得以实现，并完成相应的数字化改造工作。在初期发展阶段，政府对服务商提供适当补贴，将有助于培育服务商能力，促进形成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良好趋势。
第四，开展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过剩产能难以自发地退出市场。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产能调整的灵活性普遍较弱。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显著提升产能调整的灵活性。具体而言，我们应致力于提高标准，以支持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于那些无法实现转型升级，产品质量低、性能差，技术水平落后的产业，应有序引导其退出市场体系。
第五，深入推进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打造名品精品、经典产业。品牌、品质、品种的核心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品牌作为企业信誉的象征，体现了企业、企业产品的差异化特征，有助于避免同质化竞争；品质必须与品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品种上的差异化也需与品牌保持一致，以确保整体的协调性和竞争力。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企业构建起自身的差异化体系，以满足市场上的个性化需求，进而形成合理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致力于维护合理的创新、经营和销售的利润结构，有效避免“内卷”。
（三）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在深入研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同步推进数字产业的构建与发展。换言之，在实现产业数字化的同时，我们还要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在我国，数字产业化已取得显著进展，发展速度迅猛，形式多样，已孕育出诸多具有示范效应的行业、企业，并且仍在形成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或企业。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我们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节点。
我们同样认识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仍存在若干短板、面对诸多挑战，亟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一是在大力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健全相关规范体系是非常紧迫的，特别是明确平台发展的“红绿灯”，即哪些禁止要说明白、哪些允许要分清楚；二是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引发的数据产权界定问题，必须明确区分数据交易行为、数据投资活动，明确哪些数据要素将用于生产投入、哪些数据资产需要沉淀积累；三是面对一系列新兴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必须在概念创新、技术突破、理念引领上，努力实现与全球的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超越；四是面对应用领域的新模式、新场景的挑战，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全球最完备、最具竞争力产业链优势，借助市场的需求动力，推动应用端强劲发展、创新突破、持续超越。针对上述问题与挑战，报告主要从四个方面作出了有效回应：
第一，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其在促创新、扩消费、稳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应过分追求在具体构成特征上的标准化，而应从产出结果导向上明确平台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导向性以及相关空间。
第二，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涵盖产权制度、安全制度、交易制度、流动制度等关键领域。更重要的是，数据还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要素。国际数据要素所形成的效率，要超过仅在国内流动的数据要素，尤其在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点愈加凸显。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服务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下，为全球科技进步、产业创新、经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扩大5G规模化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也就是说，要夯实数字产业基础，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
第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一系列场景、需求所转化出的新竞争优势，必将有力激发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三大产业的角度上讲，我们务必要形成一个共识，即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石。
（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关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报告全面贯彻和落实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部署和要求，并把能够在2025年予以落地和推进的相关改革进行了梳理和明确。
第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组织实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作为发展中的后发国家，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合力形成赶超和超越之势。当然，单纯依靠有组织、有计划的赶超可能导致体制僵化、活力受限。因此，必须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机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结合，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第二，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进科研院所改革，探索国家实验室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增强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能力。必须明确，国家实验室的产权归属于国家，其管理权委托给特定的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因此，国家实验室应服务于广泛的科研活动，而非局限于个别单位或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实验室的科研活动可申请相应的补助、补贴或经费支持。我们应致力于将实验室的开放性、共享性与科研成果的有效性和产出的丰富性有机结合，以构建更先进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
第三，推动科技支出向基础研究倾斜，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必须明确，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战略定力，培养恒心决心，确保稳定支持。在基础研究的进程中，方向性的争论和技术上的分歧、差异在所难免。我们应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采取竞争性方式进行支持。对于那些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或是在主流探索方向之外进行研究的项目，我们同样应通过竞争的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四，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从制度上保障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目前，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如“863计划”、“973计划”等，均向企业开放申请，并鼓励企业担任项目牵头或主导角色。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引入了诸多激励措施，如2024年开始大规模增加的后补助机制等，显著提升了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决策权，避免了前补助模式下繁琐的审计和检查流程，通过赋予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的更大灵活性而增强了激励效果。
第五，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在财政收入放缓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科技资金支出增速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科技支持的坚定决心和全力以赴的态度。在此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分配、加强和优化管理、确保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以及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融合，成为科技经费分配中的关键落点。
第六，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和市场服务，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在当前的赋权改革中，我们强调，若职务发明的许可或转让对象不超过国家的范畴，那么产权主体可转移至相应的企事业单位。尽管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应被纳入企业的无形资产范畴，但如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转化遭遇失败则可能引发国有资产管理上的问题。因此，为避免因担忧管理风险而抑制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我们应采取单列管理的方式，积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第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通常，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被称为不当得利。若现行的应对不当得利的机制存在一定的漏洞和不足，我们有必要设立强制性损害赔偿条款，以有效惩处侵权行为，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补偿。
第八，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和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这是我们打造科研基础设施的必由之路。
第九，健全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制度，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关于创投基金，我们应积极支持基金通过合理标准，在缴纳所得税时对沉淀的存量资金进行扣除，以减轻税收负担，并形成创投激励，为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十，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科技发展一定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思想碰撞、相互启迪以及对应用场景需求的深刻洞察，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因此，开放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十一，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以有效遏制各种未经证实的误导性信息的流传，从而避免社会恐慌。因此，持续深化科普教育，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的重要工作。
第十二，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唯有经历失败，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孕育出最终的创新成果。为此，必须积极倡导创新精神，对失败持宽容态度，并建立多方面的支持，如政府设立的担保基金，以及各类创业投资基金等。比如，针对小型企业的分布式特点，政策的获取与供给方式也应采取分布式模式，进一步提升政策的效果。
四、全面深化改革，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关于改革的总体要求，报告指出，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一）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于国有企业，要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对于民营企业，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我们要加力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和失信惩戒，落实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长效机制；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多措并举精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此外，政府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用服务的暖心增强企业的信心。
（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空间与条件。具体而言，要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修订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改革完善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构建统一的信用修复制度；完善企业简易退出制度，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
（三）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在财税改革方面，要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在支出标准、绩效评价等关键制度上积极创新；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完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标准体系和基础制度；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改革优化股票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
五、扩大对外开放，提升高质量发展环境
在当前工作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一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二是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科技创新层面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产业创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可以说，扩大对外开放对于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报告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制度型开放，强调的是制度的严谨性、稳定性和公平性。换言之，过往的开放策略可能更倾向于利益导向。然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在国际贸易领域地位的持续改善，维护贸易公平、构建稳定且有效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因此，我们的核心使命已经转变为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体系，以服务全球各国的贸易发展、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需求。
要扩大制度型开放，首先就是要稳定对外贸易发展。具体而言，要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优化融资、结算、外汇等金融服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强化企业境外参展办展支持；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加强海外仓建设；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发展中间品贸易，开拓多元化市场；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快解决标准认证、市场渠道等方面问题；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升传统优势服务竞争力，鼓励服务出口，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培育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积极发展边境贸易；高质量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推进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其次，要大力鼓励外商投资。具体而言，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鼓励外国投资者扩大再投资，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加强外资企业服务保障，加快标志性项目落地，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推动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完善经开区开放发展政策，促进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