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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文化论文儒发文化论文
简析中国古代循吏的行政
摘 要：循吏是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文化下官僚群体中的典范。由循吏治世形成的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综合体现。在治理社会中教化施德、守礼知节，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以礼决狱、哀矜宽宥，宣扬无诉、息诉的思想，使民众达到和谐相处。兴利除弊，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儒家思想，比较好的处理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循吏；德治；法治
在“以礼入法”，“儒法国家”的体制下，古代中国形成了“奉法循理”的循吏文化。循吏们的共同特点是重农富民、宣教施政，恤民理讼。《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都为循吏们列了传。“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编撰者眼里，与‘酷吏’不同，循吏属于帝制中国官僚群体中的正面典范，他们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儒法国家’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司法实践的楷模。”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据徐忠明先生统计，自《史记》而《清史稿》共计循吏552人。②那么循吏们是如何在皇权重压、吏治黑暗、灾患频仍、德法纠结的氛围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
一、教化施德，守礼知节
循吏与酷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循吏把兴礼义，重教化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兴教育、正风俗是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如汉代第一循吏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历；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③。民风正而知礼义，守道德而少诉讼，从而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和谐发展的效果。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典范。
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众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从而起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明史》共列循吏127人，其中正传的30名循吏大都有兴学宣教、改除陋习、以礼教化的事例。如陈灌“除宁国知府，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贴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④。方克勤授济宁知府，“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⑤王源“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后“得潮州府。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僚寀董率焉”。⑥翟溥福为“青阳知县，擢南康知府。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⑦。段坚为“福山知县。（诗、书）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诵声”，后“改知南阳。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旨，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⑧陈钢“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⑨。丁积“授新会知县。为政以风化为本，而主于爱民。申洪武礼制，参以《朱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⑩。绍兴知府汤绍恩，“始至、新学官、广设社学”(11)。循吏扮演了礼的传道者的角色。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在他们的孜孜以求下，礼教及传统道德根植民间老百姓安贫而守礼，宁舍性命而不失节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措施，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稷的作用。
二、以礼决狱，哀矜宽宥
在纠纷面前，儒家宣扬的是无诉、息诉的思想。循吏们作为礼法制度的实践者大多主张调处息讼，官员们甚至把以代人诉讼为业的诉师及缠讼的人斥为讼棍，可见对诉讼的厌恶程度。但现实并不完全符合官员们的意志，诉讼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故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12)，荀子辨证地阐述了道、法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官吏们是如何理解、处理礼与法的关系的呢。根据现有的资料可分为自理词讼和命盗案件两大类。
自理词讼主要包括当事人对田土、婚姻、钱财等争讼的案件。这类案件审级较低，一般不需逐级审转复核体系，加上封建立法技术的局限性，成文法很难对应到所有的纠纷内容，所以给地方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以礼断案就成了必然。同时舍弃成文法于不顾，引礼断案也是古代官员标榜自己德行的最常用的手段。在礼的观念已融入到民众血液中的封建社会，礼比生硬的法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一人与家人争讼财产就是典型的以礼断案的案例：“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13)把与家人争财产的当事人比喻为禽兽和小人，最后判决押送回家向亲属赔礼道歉，并让邻里劝解，最后达到家庭和睦。整个判词没提一个律字，统篇唯礼。明、清时期以礼决狱处理民事纠纷更成为主流，同时还产生了以礼决狱的理论。明代海瑞提出的处理疑难案件时应该遵循纲常和伦理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14)
进行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量时，有法依法，无法循理，尊重风土人情也不失为重要之方法。如汪辉祖所言“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不可师心判事，盖所判不协，舆情即滋，议论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15)甚至还有舍律、舍礼、唯情之判。如清代循吏蒯德模的《丁四姐婚后出走案》。丁四姐因不满现在的婚姻而出走，蒯德模审理后，并没有追究丁四姐的违法乱礼的行为，而是“用儒家之权变，参佛氏之圆通，破小拘墟，成大欢喜。断令偿以百元，平兹两造。一则黄金买笑，得安歌舞之身；一则白首同归，另觅糟糠之妇。因错就错，弦无用其更张；属安其安，民或欣其得所”(17)。作者同情丁四姐的遭遇，支持有情人的结合，以理圆情，以情下判，从而使各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命盗案件常见的有盗匪、伤人、杀人案等。循吏并不是不动刑、不杀人。与民事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程序严格，往往需要逐级审转，三审或四审方能定谳。一般都要严格按照律例定罪量刑，即使律例不明的也要比照下判。所以，与酷吏相比，循吏杀人有理、有节，不像酷吏动辄严刑，“深竟其党”，株连冤屈，滥杀无辜。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常根据具体案情表现出哀矜宽宥的心理，在对当事人处罚时往往低于法定刑罚，或者干脆撇开法律以人情断案。如张船山《拒奸杀人之妙判》一案“审得陶丁氏戮死陶文风一案，确系因抗拒强奸；遂致出。……按律因奸杀死门载：妇女遭强暴而杀死人者，杖五十，准听钱赎。如凶器为男子者免杖。本案凶器，既为死者陶文风持之入内……正合律文所载，应免于杖责。且也强暴横来，智全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加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苟非毅力坚强，何能为此！方敬之不暇，何有于杖。”本案中地方官在依律而断的过程中因同情被告，嘉其勇气而产生哀矜宽宥的心理，同时找出了宽宥的理由，即凶器为被害人所带。而判词中并没有对凶器是谁的进行调查论证，更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害人所带。但判决结果却是使被告免除杖责之苦，地方官的主观心理状态不言自明。而循吏们在处理一些因饥荒、重大自然灾害而引起的盗抢案件时，总会体恤民情而法外开恩。如翟溥福任南康知府时“先是岁歉，民擅发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盗，当死者百余人。溥福阅实，杖而遣之。”(18)本是已被初判死刑的人，翟知府念是由于饥荒引起，民众本来就苦难异常，再动大刑实出不忍，就只用了更轻的杖刑。宽宥的幅度之大，如不是出自正史，让人不敢相信。

三、兴利除弊，造福一方
循吏大都深受百姓爱戴。当他们升迁或离任时，百姓往往“诣阙乞留”；当他们因诬陷获罪时，百姓往往“乞为奏请”；当他们去世时，百姓往往“立祠祀之”。更有“死亡之日，老幼巷哭……泉没已三年矣，民怀其惠，言辄流涕”(19)。究其原因，除了他们自身的人格魅力外，最主要的是他们能不负众望，兴利除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中国古代，困扰老百姓生活的主要有徭役、兵匪、水患、旱灾等。循吏们往往针对这些情况采取措施，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等，使民众安居乐业。如李信圭任清河知县，“县瘠而冲，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前令请得沐阳五百人为助，艰于食。信圭请免其助役，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两邑便之”。为了进一步减轻清河民众的“舟役”，于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广人稀，地当冲要，使节络绎，日发民挽舟。丁壮既尽，役及老稚，妨废农桑”。因政绩突出擢任靳州知府后奏请上级，帮助群众要回被人霸占的湖田数百顷。而“饥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论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庐舍畜产甚众，信圭奏请振贷”，并停止群众应承担的徭役。(20)徐九恩，句容知县，“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恩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后迁工部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二成，遂为永利”(21)。一个水利工程既解决了涝又解决了旱的问题，成为“永利”。难怪老百姓拥戴并于九恩去世后，建祠纪念。清代位列循吏第一的白登明，任河南柘城知县。由于天下初定，匪患严重，“登明治尚严肃，擒诸盗魁按以法，境内晏然”。村舍凋敝，田野荒芜，“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因政绩突出“考最”擢升为太仓知州。在任上，减轻税役、处理冤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抗击倭寇。在为民请愿方面“上官有所征调；不轻给，然皆谅其清廉，亦无相督过。”后积劳成疾，去逝于工作岗位上。白登明清贫没有留下余钱，百姓凑钱“醵金以殓”，不但入官家的“名宦祠”，百姓还在家里立牌位纪念，“乡民多肖像立祠私祀焉”。(22)
循吏们的政绩除了得到民众的敬仰外，有时还得到皇帝的旌表。如明朝汶上知县史诚祖，因成绩突出，于永乐七年被考核为郡县长吏第一。皇帝赐玺书慰劳“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志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平。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万古良吏，亦复何让”(23)。
注释
①②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三联书店，2009年，第69—70页。
③《汉书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8)(19)(20)(21)(23)以上皆引自《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一百六十九《循吏》。
(12)《荀子富国》，商务印书馆，1939年。
(1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中华书局，1987年。
(14)徐忠明、伍强：《中国法律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15)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初伍须问风俗》第40—50页，转引自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4—235页。
(16)蒯德模：《吴中判牍》，《啸园丛书》第6函，葛氏刊本，1883年。
(17)《清朝名吏判牍选》，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