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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文化论文儒发文化论文简析中国古代循吏的行政摘 要：循吏是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文化下官僚群体中的典范。由循吏治世形成的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综合体现。在治理社会中教化施德、守礼知节，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以礼决狱、哀矜宽宥，宣扬无诉、息诉的思想，使民众达到和谐相处。兴利除弊，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儒家思想，比较好的处理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关键词：循吏；德治；法治在“以礼入法”，“儒法国家”的体制下，古代中国形成了“奉法循理”的循吏文化。循吏们的共同特点是重农富民、宣教施政，恤民理讼。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都为循吏们列了传。“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编撰者眼里，与酷吏不同，循吏属于帝制中国官僚群体中的正面典范，他们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儒法国家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司法实践的楷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据徐忠明先生统计，自史记而清史稿共计循吏552人。那么循吏们是如何在皇权重压、吏治黑暗、灾患频仍、德法纠结的氛围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一、教化施德，守礼知节循吏与酷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循吏把兴礼义，重教化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兴教育、正风俗是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如汉代第一循吏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历；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民风正而知礼义，守道德而少诉讼，从而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和谐发展的效果。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典范。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众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从而起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明史共列循吏127人，其中正传的30名循吏大都有兴学宣教、改除陋习、以礼教化的事例。如陈灌“除宁国知府，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贴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方克勤授济宁知府，“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王源“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后“得潮州府。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僚寀董率焉”。翟溥福为“青阳知县，擢南康知府。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段坚为“福山知县。（诗、书）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诵声”，后“改知南阳。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旨，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陈钢“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丁积“授新会知县。为政以风化为本，而主于爱民。申洪武礼制，参以朱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绍兴知府汤绍恩，“始至、新学官、广设社学”(11)。循吏扮演了礼的传道者的角色。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在他们的孜孜以求下，礼教及传统道德根植民间，老百姓安贫而守礼，宁舍性命而不失节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措施，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稷的作用。二、以礼决狱，哀矜宽宥在纠纷面前，儒家宣扬的是无诉、息诉的思想。循吏们作为礼法制度的实践者大多主张调处息讼，官员们甚至把以代人诉讼为业的诉师及缠讼的人斥为讼棍，可见对诉讼的厌恶程度。但现实并不完全符合官员们的意志，诉讼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故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12)，荀子辨证地阐述了道、法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官吏们是如何理解、处理礼与法的关系的呢。根据现有的资料可分为自理词讼和命盗案件两大类。自理词讼主要包括当事人对田土、婚姻、钱财等争讼的案件。这类案件审级较低，一般不需逐级审转复核体系，加上封建立法技术的局限性，成文法很难对应到所有的纠纷内容，所以给地方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以礼断案就成了必然。同时舍弃成文法于不顾，引礼断案也是古代官员标榜自己德行的最常用的手段。在礼的观念已融入到民众血液中的封建社会，礼比生硬的法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一人与家人争讼财产就是典型的以礼断案的案例：“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13)把与家人争财产的当事人比喻为禽兽和小人，最后判决押送回家向亲属赔礼道歉，并让邻里劝解，最后达到家庭和睦。整个判词没提一个律字，统篇唯礼。明、清时期以礼决狱处理民事纠纷更成为主流，同时还产生了以礼决狱的理论。明代海瑞提出的处理疑难案件时应该遵循纲常和伦理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14)进行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量时，有法依法，无法循理，尊重风土人情也不失为重要之方法。如汪辉祖所言“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不可师心判事，盖所判不协，舆情即滋，议论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15)甚至还有舍律、舍礼、唯情之判。如清代循吏蒯德模的丁四姐婚后出走案。丁四姐因不满现在的婚姻而出走，蒯德模审理后，并没有追究丁四姐的违法乱礼的行为，而是“用儒家之权变，参佛氏之圆通，破小拘墟，成大欢喜。断令偿以百元，平兹两造。一则黄金买笑，得安歌舞之身；一则白首同归，另觅糟糠之妇。因错就错，弦无用其更张；属安其安，民或欣其得所”(17)。作者同情丁四姐的遭遇，支持有情人的结合，以理圆情，以情下判，从而使各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命盗案件常见的有盗匪、伤人、杀人案等。循吏并不是不动刑、不杀人。与民事案件相比，刑事案件程序严格，往往需要逐级审转，三审或四审方能定谳。一般都要严格按照律例定罪量刑，即使律例不明的也要比照下判。所以，与酷吏相比，循吏杀人有理、有节，不像酷吏动辄严刑，“深竟其党”，株连冤屈，滥杀无辜。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常根据具体案情表现出哀矜宽宥的心理，在对当事人处罚时往往低于法定刑罚，或者干脆撇开法律以人情断案。如张船山拒奸杀人之妙判一案“审得陶丁氏戮死陶文风一案，确系因抗拒强奸；遂致出。按律因奸杀死门载：妇女遭强暴而杀死人者，杖五十，准听钱赎。如凶器为男子者免杖。本案凶器，既为死者陶文风持之入内正合律文所载，应免于杖责。且也强暴横来，智全贞操，夺刀还杀，勇气加人。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苟非毅力坚强，何能为此！方敬之不暇，何有于杖。”本案中地方官在依律而断的过程中因同情被告，嘉其勇气而产生哀矜宽宥的心理，同时找出了宽宥的理由，即凶器为被害人所带。而判词中并没有对凶器是谁的进行调查论证，更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害人所带。但判决结果却是使被告免除杖责之苦，地方官的主观心理状态不言自明。而循吏们在处理一些因饥荒、重大自然灾害而引起的盗抢案件时，总会体恤民情而法外开恩。如翟溥福任南康知府时“先是岁歉，民擅发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盗，当死者百余人。溥福阅实，杖而遣之。”(18)本是已被初判死刑的人，翟知府念是由于饥荒引起，民众本来就苦难异常，再动大刑实出不忍，就只用了更轻的杖刑。宽宥的幅度之大，如不是出自正史，让人不敢相信。三、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循吏大都深受百姓爱戴。当他们升迁或离任时，百姓往往“诣阙乞留”；当他们因诬陷获罪时，百姓往往“乞为奏请”；当他们去世时，百姓往往“立祠祀之”。更有“死亡之日，老幼巷哭泉没已三年矣，民怀其惠，言辄流涕”(19)。究其原因，除了他们自身的人格魅力外，最主要的是他们能不负众望，兴利除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古代，困扰老百姓生活的主要有徭役、兵匪、水患、旱灾等。循吏们往往针对这些情况采取措施，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等，使民众安居乐业。如李信圭任清河知县，“县瘠而冲，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前令请得沐阳五百人为助，艰于食。信圭请免其助役，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两邑便之”。为了进一步减轻清河民众的“舟役”，于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广人稀，地当冲要，使节络绎，日发民挽舟。丁壮既尽，役及老稚，妨废农桑”。因政绩突出擢任靳州知府后奏请上级，帮助群众要回被人霸占的湖田数百顷。而“饥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论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庐舍畜产甚众，信圭奏请振贷”，并停止群众应承担的徭役。(20)徐九恩，句容知县，“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恩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后迁工部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二成，遂为永利”(21)。一个水利工程既解决了涝又解决了旱的问题，成为“永利”。难怪老百姓拥戴并于九恩去世后，建祠纪念。清代位列循吏第一的白登明，任河南柘城知县。由于天下初定，匪患严重，“登明治尚严肃，擒诸盗魁按以法，境内晏然”。村舍凋敝，田野荒芜，“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因政绩突出“考最”擢升为太仓知州。在任上，减轻税役、处理冤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抗击倭寇。在为民请愿方面“上官有所征调；不轻给，然皆谅其清廉，亦无相督过。”后积劳成疾，去逝于工作岗位上。白登明清贫没有留下余钱，百姓凑钱“醵金以殓”，不但入官家的“名宦祠”，百姓还在家里立牌位纪念，“乡民多肖像立祠私祀焉”。(22)循吏们的政绩除了得到民众的敬仰外，有时还得到皇帝的旌表。如明朝汶上知县史诚祖，因成绩突出，于永乐七年被考核为郡县长吏第一。皇帝赐玺书慰劳“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志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平。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万古良吏，亦复何让”(23)。注释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三联书店，2009年，第6970页。汉书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11)(18)(19)(20)(21)(23)以上皆引自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一百六十九循吏。(12)荀子富国，商务印书馆，1939年。(1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中华书局，1987年。(14)徐忠明、伍强：中国法律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15)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初伍须问风俗第4050页，转引自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4235页。(16)蒯德模：吴中判牍，啸园丛书第6函，葛氏刊本，1883年。(17)清朝名吏判牍选，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