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让人的文化要义.doc

车让人”的文化要义

■朱杰人
读元月2日“笔会”版胡晓明兄《与友人论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书》，很受启发。新年伊始，读胡兄宏文，得窥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高头讲章之一斑，大有此年启新之慨。
晓明的信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北斗了”开篇。我读了全文，也大有孤陋寡闻之叹。1985年3月，梁先生以92岁高龄“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精气神十足，“我就站着讲”，当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演讲。这从范忠信先生听课笔记中所记“中国为什么落后？我想，中国不是走得慢了，不是落后了，它只是走上了另一条岔道，跟西方分了岔了（‘分了岔了’重复了三遍，全场鼓掌）”，可以证明，梁先生所讲是有的放矢，而非应景之论。晓明兄说：“梁先生真是豪杰之士……这篇讲辞的中心观点——‘中国文化的重心，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中国文化精神，互以对方为重’——是他年轻时写中国文化要义的观点，半个世纪不改初心，不能不为之感动。”诚如所言，时隔六十余年，梁先生对中国文化要义之基本观点并无改变，非但不改变，反而越发坚定深刻。
其实，这从晓明兄下文的阐释中也可看出：晓明仔细对勘了范忠信先生的听课笔记与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八辑《论中国传统文化》，发现后来的修订本增加了几句话：在“近代西洋人，我以八个字概括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一句之后，更增加了“要求平等、自由，都是由此而来，这恰好与中国不同”；又在“而我中国是‘礼让为国’，是‘伦理本位’”这一句之后，更增加了“这一精神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刚好是两回事，刚好相反”。晓明怀疑这几句话“是先生的手笔呢，还是编辑大胆所为”。因为，“这表明了，他们那一辈老人，毕竟还不是很懂得西方文化”。
很抱歉，我以为，晓明兄的推断有点武断。梁先生去世于1988年6月，根据书稿从交稿到出版一般应有半年周期的经验，我可以断定，这么重要的修改必是先生亲自所为而绝无编辑妄为之可能（除非责任编辑自己出来说是他所改）。而且，这一段修改，从文意到内涵都非常重要，这是梁先生对自己所作的中西异同的论断的又一次凝练的概括，可谓点睛之笔。
也许，晓明的怀疑是虚笔——他其实是为了说明“那一辈老人”“还不是很懂得西方文化”。他举了一个自己在美国生活的例子，说明西方文化并非是个人中心，自我本位，恰恰相反，是“尊重别人”的。相较梁先生的“互以对方为重”的中国文化，美国的尊重对方更具操作性。
晓明的例子是在美国车必让人及由此而产生的路权平等，而平等的表现即为“凡是交通工具优势的，就应该补偿交通工具劣势的”。“补偿”就体现为“让先”，体现为“以对方为重”。于是就出现了美国车必让人的美丽景观。
晓明的例子很雄辩。我也去过美国，也受到过如此优待。但是，这个例子能否说明美国文化中确实有“互以对方为重”的要义呢？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以为，这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美国的制度设计者深刻地看到了美国文化中“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泛滥——行车人与走路人各争各权的现实而不得不出此补偿之策。所以这个例子恰恰相反地说明了美国人不具有“互以对方为重”的观念。据我所知，在美国，车不让人而造成行人伤亡，会付出极高的法律代价。所以，开车的人都很“自觉”。这“自觉”背后是法律的威慑。试问，一旦没有了法律的约束，美国人的车是否还会对你礼让呢？
其实，美国文化中是否有“互以对方为重”的要义，最好的试金石不是在美国，而是在美国以外。试看国际事务的处理上，美国是否“以对方为重”？没有从它立国开始就没有。相反，随着国力的强盛，他的“自我中心”愈演愈烈，哪有“平等”可言？在国内，他用法律规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因为他不可能对国民如对外邦人一样大打出手。但是，难道异邦就不是人吗？说穿了，还是以美国为本，以美国人的利益为中心。这就是美国文化。
这里，我并不想把国家道德与公民道德混为一谈。是的，这是两码事。但是国家的意志往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集中表现，如果没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恐怕也不会有所谓“先发制人”的国家品格。
再回过头来看梁先生的“要义”：“而我中国是‘礼让为国’，是‘伦理本位’。”梁先生不愧为大儒，他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把握得非常准确。所谓“礼让”，就是中国式的平等。“礼让”一词，出自《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朱子解释说：“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朱子认为，孔子所说的“让”是“礼”的实质内涵，如果能做到以礼让治国，以礼让待人，那么天下就太平了，还有什么难事呢？他进一步解释说，让，可以表现在物质层面，也可以表现在行为举止层面，但这些统统可以作伪，“惟是辞让方是礼之实，这却伪不得。既有是实，自然是感动得人。若以好争之心，而徒欲行礼文之末以动人，如何感化得他？”“平等”实在是一个虚拟的名词，在现实社会中，人分等次，物有贵贱，万物之等，何平之有？中国人说，我们用“礼让”、“辞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让”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这是作不得伪的。有了“让”，人与人才平等和谐，国家才安定团结。梁漱溟先生把这归纳为“互以对方为重”。这真是“礼让”一词最精当的现代诠释。
还是以走路为例。在美国人看来，路乃公器，人人得而行之。一路当前，以争（路权）为先。争得不可开交了，只好让法律来说话——让走得快的等一等，让走得慢的先走，以求得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这就是晓明兄所说的“补偿”。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一路当前，以礼让为先，车可以让人，人亦可以让车，在礼让中表现出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从而体现出一种实质上的平等。所以第一次到美国去的中国人，看到车子，第一反应一定是让。这除了有安全的考量外，内心中的礼让也起了作用。可是开车子的美国人一定以为你是乡巴佬，或者是神经病，因为法律规定我必须让你先走，你不走，我也走不了。当然，以争为先如美国，由于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日长时久，也会形成一种车让行人的礼让文化。但这种道德的形成是由外而内的；中国的礼让文化是以尊重他人（互以对方为重）为出发点的，因而是由内而外的，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文化渗透于治国、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中。
西方人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用制度来弥补文化的缺失，当他们发现争的文化容易造成不和谐时，及时用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从而求得某种平衡。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稀缺的。
行文至此，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一部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礼让，不是成了挨打的代名词吗？但这并不是礼让的错。礼让是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如果一方礼让而另一方不礼让，其结果必然是弱者受伤。中国人挨打近一个世纪，原因在于你是弱者。这和礼让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再一次作《中国文化要义》演讲的1985年，正值改革开放不久，国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充满新鲜感，很多人正巴不得全盘西化。但92岁的梁先生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对西方文化的洞察入木三分，确非常人所能企及。时隔四分之一世纪，我们难道不应恍然大悟于梁先生的“先知先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