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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吴越春秋》中的刺客文化和其渐变过程
每每谈起吴越文化，我们的印象中总是浮现，十七八个女孩子手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缱绻场景，或吴侬软语，或小桥流水。事实上，在春秋时期，吴越一带给人的印象却是“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吴钩越剑——刺客文化诞生？刺客文化又经过了哪些演化？通过阅读《吴越春秋》，我有了一个大致的思路。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北方仍然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及政治中心，此时的吴越仍然被称为是蛮夷之族，并且非常凶猛好斗，根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吴，夷狄之国也，祝发纹身。”同样的司马迁的《史记》也这样写道：“黑齿雕题，大吴之国也。”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吴越人断发纹身，敲牙轻死，表现出许多传统文明的落后习俗。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吴越文明从一个落后的蛮夷之地变成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有许多因素：
（一） 、政治上，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分封制瓦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仍未形成，这给予吴越政权很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二） 、经济上，春秋时期，铁犁牛耕已经存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进步，吴越原本就是水乡之地，尽管这里当时虽无富有腰缠万贯之人，但也少有冻死饿死之人，也就是说保证了人口的发展，而人口则是政权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 在矿产上，吴越之地，相对山西陕西资源较少，但锡矿、铜矿等冶剑冶刀的矿产却较为丰富。比如江苏的无锡，这个地名的由来和当地产锡矿密不可分。
因此，吴国越国政权得以发展壮大。而此时，社会正处于大动荡之中，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争霸，必定会极大的损伤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刺客”作为一个更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方法也就诞生了。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职业，常由于政治、私怨等原因，负责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有的刺客是单独行刺，有的则是多人协作；有的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刺客，有的则受客观环境影响偶然成为刺客。有的是为了报恩，有的是为了复仇，有的是为了钱财名声，有的是为国家人民，不一而足。
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有一些共性，可通过下列几个有名的刺客故事归纳出来：
（一）、专诸刺僚：春秋末期吴国的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欲杀吴王僚而自立，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为了成功刺杀吴王僚，在太湖边学做烤鱼学了整整三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因此也不会被怀疑为是刺客，成功的隐匿了自己的身份。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吴内部空虚，与专诸密谋，以宴请吴王僚为名，藏匕首于鱼腹之中进献，专诸当场刺杀了吴王僚，但也被其侍卫所杀。
（二）、要离刺庆忌：但吴王僚还留下一个儿子庆忌，是名正言顺的继位人，为了登上王位，吴王阖闾又雇佣了另一个刺客‘要离’刺杀吴王僚的儿子公子‘庆忌’，要离为了刺杀成功，不惜伪装先刺杀吴王阖闾，然后被侍卫砍成重伤，从而逃走投奔庆忌，获得了庆忌的信任，要离的妻子儿女皆被阖闾所杀，最终在吴王阖闾进攻楚国时，庆忌大军兵压姑苏城，最后的关头，要离背后刺死了庆忌，而庆忌在死时却要求侍卫放弃杀死要离，要离深深钦佩庆忌的为人，于是在完成任务后，同样自刎而死。
（三）、豫让刺赵襄子：晋国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家灭掉智家，其实当智家灭到之后，智家有一个刺客叫豫让，为了能够刺杀成功，不惜刮花自己的脸，然后吞下火炭弄哑自己，最终在赵襄子赵无恤骑马巡视时，冲上前前去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勇气确实令人钦佩。最后他被捕之后，要求赵襄子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让他用剑刺杀，以表示他坚持完成了任务，最终身死。
从上述三个故事中，我们能归纳出一些刺客的共性：首先是隐忍，从上述三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出，一桩成功的刺杀需要练习多年，如专诸在太湖练习烤鱼三年。其次是勇气，这个勇气不仅仅是指做好准备牺牲自己的勇气，还有牺牲家人的勇气，要离刺庆忌的时候，自己的儿女妻子都被杀只为了让庆忌相信苦肉计。最后是放弃，刺客的结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有九成九的概率是要死的。如果成功，政治家为了自己的名声必将至刺客于死地，如果失败，被刺杀的人必定也不会放过该刺客。也就说其实，刺客从接受任务的时刻开始，他就是一名死士！只有学会放弃，才能拥有坚定信念。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中国的刺客文化几经演变，其内涵丰富多彩。具体大致可分为四段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隋唐事情，明清时期。而在《吴越春秋》中，主要体现先秦时期的刺客文化。
第一段时期，先秦“义”的刺客文化。当周国建立后，周公制礼，规定为以身份，地位，财富为准绳的“礼”的概念，而“礼”也成为当时社会人整体行为的准则，随着“礼”的概念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不能精细的概括某一种品质，逐步有了“义”的概念。在东周时期，孔子建立儒家，此时的“礼”已经渐渐从一种本质变为一种形式，而义则慢慢成为人类美好追求的核心，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精确表达就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而此时所讲的“义”，它不同于后代所讲的“义”。先秦时期的义更侧重玉三个方面，包括了仁义，正义，道义。而后代明清时期的“义”则更侧重于兄弟情义。在《吴越春秋》中，先秦时期的刺客“义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要离刺庆忌的时候，庆忌在临死前要求侍卫放了要离，要离感其大义，也自刎而死。
第二段时期，秦汉“勇”的刺客文化，这时候的刺客文化与最初其实有了变化，这时候刺客变成了一种兼职，刺客本身有其他的目的，可能为了某个目的去刺杀，或是报仇，或是有其他企图，那么其实这时候刺客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只剩下了“勇”这个概念了。“勇”的刺客文化很大程度上和墨家文化崇尚“兼爱，非攻”有一定关系。为了抵制不必要的战争，需要大量勇敢的人去刺杀强国的领导人物，扶助弱国，以达到平衡。“义”文化慢慢演变为“勇”文化。比如战国时代秦国势弱，开始时候墨家帮助秦国抗魏，而后商鞅变法，墨家就派刺客刺杀商鞅和秦孝公。但这样的刺客和先秦时期有很大的区别，先秦时期的刺客大多需要隐忍多年，而秦汉时期的刺客大多仓促准备。比如聂政刺韩傀，荆轲刺秦王，张良刺秦王，基本上没有经过多年的准备，大多属于临时起意，当然结局也都是失败告终。
而此时刺客普遍呈现出的“勇”的文化，又在后世逐步演变为“游侠”文化。
第三段时期，隋唐“游侠”文化。隋唐时期民风开发，崇尚武力，唐朝皇室国力强势，唐朝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感，在对外战争中，每一个国民都希望为国家尽一份力，而在这中间，这些身份灰色的“游侠”们往往希望通过从军，建立军功，洗白身份，还可以光宗耀祖。李白曾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说的便是这种游侠文化，尽管他歌颂的是朱亥、候赢、信陵君等春秋战国时期人物，但很明显的把唐代的游侠文化套在了这些古代人物上，任何文学作品都能反映时代的影子，这是不容置喙的。
而由于“游侠”们大多曾行走三山五岳，当了兵，成了将的游侠们将社会习气逐步的散播的整个社会阶层，尤其是曾经的那些穷朋友们里面，形成了所谓的“江湖”文化。
第四段时期：明清“江湖”文化。江湖文化到后世有逐步的形成了以“酒”文化，“兄弟情义”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风气。其实这也是可以从客观物质角度去探讨的，明清时期，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并不会理解什么正义、仁义、道义，更加理解的是兄弟情义，因而江湖文化也主要以“兄弟情义”为主，并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和兄弟情义有关的市民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水浒传》。
总的来讲，从《吴越春秋》中，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吴越时期的历史文化，刺客名人，还有学习历史文献的方法：
首先，阅读一本历史文献的时候，不仅要明白他讲的是哪个朝代，也要知道作者是哪个朝代，因为任何作品总是受到该时代的影响，作者在写历史文献的时候，很有可能把自己朝代所产生的物品带到那个时代去了。
第二，阅读一段吴越这段历史，也要了解吴越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样才有一个统筹的全局观念，就拿“刺客文化”而言，要了解它为什么诞生，又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