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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

　　【英文标题】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market benefit of specialized peasant household s in Han Dynasty 【内容提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在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领域中，都出现了专业户。他们所进行的商品化生产，由于规模大、数量多，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故市场经济效益好，可与“千户侯等”。 【英文摘要】There were households arising in the field of livestock husbandry，fishe ry，forestry，garden husbandry etc in Han Dynasty with development of comm odity　households who worked on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had go t a good market benefit and an equal position with“the marquis who holdin g one thousand houses”because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was large in scale ，much in quantity and the men had good skills of production and high leve l of management. 【关 键 词】汉代/专业农户/商品生产/市场效益 Han Dynasty/specialized peasant households/commodity production/market benefit 研究商品经济，应当重视商品生产的考察。所谓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并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自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展，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流通过程与市场发生联系。本文仅就从事畜牧业、渔业、林业、园圃业等方面的专业农户之商品生产及其利润率、或市场营销后的经济效益作些初步探讨。一 畜牧业在古代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西部、北部边郡，地广民稀，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如《史记·货殖列传》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亦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代在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也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扩大，畜牧经济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出了以畜牧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如据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故北多以‘壹’为字者。”“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汉代畜牧业户生产有几个特点：首先，地区分布不断扩大，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延伸。受周代以来的长期影响，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开始发展畜牧业。如史称：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兖州“畜宜六扰。”即适合于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的牧养。二是畜牧生产的品种、类别有发展。除马匹之外，还有牛、羊、驴、骡等。驴、骡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没有的品种，被视为“奇畜”。西汉中期后，乃“骡、驴、馲驼，衔尾而入，騨騱騵马，尽为我畜”。再者，当时畜牧专业户生产的规模大，数量多。有的“畜至谷量牛马”，有的“马牛羊数千群”，有的“马牛羊数千头”。汉武帝太初年间，为征伐大宛，发兵六万人出敦煌，“并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骡、橐以万数”。这众多的牲畜，除官养的之外，有不少当是来自民间的私养。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户经营的目的明确，它不是生产自给，而是为了出卖，通过交换获利。如乌氏倮，擅长“畜牧”将其牲畜“斥卖”之，购“求奇缯物”，乘间以献戎王。卜式畜养“羊致数千头”后，再“买田宅”。可见，他们的畜牧经营是一种商品生产。当时有“马侩”“牛侩”等畜牧经纪人，也说明畜牧的商品化走向业已明显。马牛在畜牧类中有特殊地位和重要的经济价值。史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又云：“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当时，由于边郡长期战争，发展骑兵需要马匹；驾车运输和使用犁耕需要“服牛”；而祭祀肉食需要用羊。所以马、牛、羊等成为汉代的大宗商品，买卖现象极为普通。如据《汉简》记载：“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书曰：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隧长赵宣马钱凡四千九百二十”；“已校左部中曲候令史黄赏以私财买马一匹”；“建设丞行为郡买马”；“□昭三年三月中卖牛一肩水金关□”；“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从《居延汉简》所见，当时市场上“买马”、“买骑马”、“买牛”、“买马牛”、“买羊”的记载不少，说明买卖频繁。 汉代，有关马牛等畜牧的市场价格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各异。就总体而言是边郡价格低于内地。边郡马价，据《居延汉简甲乙篇》记有“用马五直二万”，“□□其平宗马直七千”。《流沙坠简》有“一马直九千”者。是知，每匹马在4000至9000之间。而内地马价，在战乱或灾荒年间，乃暴涨至一匹数万到数十万钱，甚至“马一匹值百金”，事见《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记》、《后汉书·杜林传》、《后汉书·灵帝记》等文献记载。牛的价格，一般比马价较低。《居延汉简》记有“用牛二，直五千”，“服牛二，六千”。每头2500至3000钱。而《九章算术》记的牛价，乃分别为1200、1800、3700钱。羊价，据《居延汉简》记有：“羊二头，直五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种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泉千”，“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九章算术》：“羊一直金二十一分之二十”，“羊价五百”，“羊价一百五十”等，每头分别为250、500、150钱。从马牛羊的价格观之，各地相差悬殊较大。为便于衡量畜牧专业户的经济效益，现依中等价格计算，假若马一匹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250钱。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650余万钱。其资产多到惊人！至于有“马牛羊数千群”的班壹和“畜至用谷量马牛”的乌氏倮，其畜牧出售后，获利当更为可观。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做了另一种测估方法。他说，拥有“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者，“与千户侯等”，即除去成本百万，年利收入20万钱。在其中的价格测算上，虽然和我们上面列举的例证略有不同，但这同样说明畜牧专业户的马牛羊，通过市场经销扣除畜牧税后，仍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即投资100万能获利润20万钱。二 渔业是古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汉书·地理志》说：“上谷至辽东……有渔盐枣栗之饶”，“齐地……通渔盐之利”。《盐铁论·通有》：江汉地区有“三江五湖之利”和“云梦之饶”。不仅自然水域中有大量的鱼类，而且人工养鱼也比较发达，当时利用蓄水陂塘养鱼的情况日益增多。例如：汉襄阳侯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中“常出名鱼”。东汉邓晨任汝南太守时，复兴鸿隙陂，“起塘四百余里，数年而立”，使“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和帝永元中，豫章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赣江洪水，结果“鱼甚肥美”。此外，利用稻田养鱼的情况，在四川画像砖石中也有充分的反映。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汉代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如据记载：“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楚越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 汉代专业渔户的生产有突破性进展。当时渔业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江汉、巴蜀、中原等地区，而边郡屯田区随着水利的兴修也有一定发展，说明渔业分布地区较广。其时，渔业生产技术已有进步，渔民逐渐积累了一些渔业生产的知识。汉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鱼类生活习性的记载。《史记·乐书》：“水烦则鱼鳖不大”。《货殖列传》：“渊深而鱼生之”。《论衡·龙虚篇》说：“鱼食于浊游于清”。同书《答佞篇》：“鱼鳖匿渊，捕鱼者知其源”。《盐铁论·轻重篇》也说：“水有猵而池鱼劳”。不仅对鱼类的生活环境和活动规律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保护鱼类的自然资源十分重视。政府也采用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如《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毒鱼鳖”。《盐铁论》说：“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强调注意渔期和不得滥捕的重要性。同时，渔业生产工具和渔法方面也有新的进步。如《淮南子·说林训》中有“钓者静之，罛者扣之，罩者抑之，罾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的记载。由于善于养殖和捕捞渔法多样，故生产规模大，鱼类品种不断增多。如据汉人许慎《说文解字》所记的鱼类名称多达七、八十种。其中包括鲋、鲅、鮊、鲐、鲖、鲛、鲜、鲤、鲡、鲩、鲯、鳏、鳐、鳗、鳙、鲧、鳜、鳝、鳞、鲍、鲰等等。这些鱼类，有的产自沿海的会稽、齐鲁、乐浪等地；有的产自内地的江河、湖泊及陂塘之中，来源广泛。汉代专业渔户的经营方式，有的只搞鱼类的商品生产，他们“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有的乃实行产、销兼营，或将产品长途贩运。如前引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5000枚运往觻得出卖，就是例证。候粟君的5000头鱼，在运行前的估价是“四十万钱”，折算每头80钱，而到了觻得后实际只卖了32万钱，其中还包括有一头黑牛的价钱。若除去牛钱，则鱼尚未卖到20万钱，大约每头40钱。这表明经营鱼产品，有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通常仍获利较大。 鱼类自来为人们所喜食。由于专业渔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向市场，鱼类成为交易的重要商品，民间鱼食比较普遍。如《史记·货殖列传》云：巴蜀、江南等地，“民食鱼稻”、“饭稻羹鱼”。《汉书·五行志》：“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盐铁论·通有篇》也说：“莱黄之鲐，不可胜食”，“江湖之鱼……不可胜食”。西北地区虽然江河湖泊较少，但边郡吏卒及平民也常食鱼，如据《居延汉简》：“鲍鱼百头”；“出鱼三十枚直百赢”；“□余五千头宫得鱼千头在吴夫子含□□复之海上不能鱼”，“□□卤备几千头鱼千□食相□□。”可见在边郡，鱼产品的消费量也很大。 汉代各种鱼类的价格，文献记载甚为疏落，难于分类一一列举，这里只能就现有资料说明大概。据《陶朱公养鱼经》云：“夫治生之道，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以六亩地为池……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尺者四头……至来年二月，得鲤鱼长一尺者十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枚直五十，得钱一百二五万……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钱三十余万。”这“枚直五十”钱，似乎只是大小鲤鱼之平均价，未明每斤市价多少？所以还是不太精确，这只能当作参考系数。但《史记·货殖列传》说的相对具体一些，其中讲到：“通邑大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可比“千乘之家”。即一年利润在20万以上。《正义》云：“鲐鮆以斤论，鲍鲰以千钧论，乃其九倍多。故知鲐是大好者，鲍是杂者也。”名贵之鲐鮆以斤论，千斤的总值是120万，一斤则1200钱，其价甚高。而“杂小鱼”，鲍鱼即咸鱼，以千钧论，千钧总值120万，每钧1200钱，每斤40钱，其价较低。依此推算，“水居千石鱼陂”，若每年千石鱼塘收贵价鱼类167斤，或贱价鱼类167钧，乃可获取纯利20万钱。所以，除特殊情况外，此等专业渔户的资产雄厚，其经济实力可以和封君比富。由于渔业生产获利甚丰，故到西汉中期，统治政权为扩大财源、充实国库，曾一度将渔业税提高了3倍，结果“加海租，鱼不出”，造成了渔业生产下降。同时汉政权“禁民二业”的政策，也使渔业的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既要看到汉时渔业有相当的发展，但也要看到还存在着影响发展的消极因素。
　　三

林业也是古代重要的生产部门。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据《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等记载：当时的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巴蜀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秦岭山脉的西端有“褒斜林木竹箭之饶”。吴、楚之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在此同时，人工植树造林也多，且分布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汉书·贾山传》说：秦代“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后汉书·百官志》：“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不仅内郡的道旁路侧种树，而且在西北边郡也营造了绿色长城。如《汉书·韩安国传》说：“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西汉时，这条人工榆树林带又有扩展，所谓：“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除这些大规模的人工植树造林外，其他如田头、陵墓、苑圃、庭院等也都有零星的林木栽植。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见益增，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生产与经销活动。史称：“山居千章之材……渭川千亩竹”。“江南之楠樟、竹箭……待商而通”。“夫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日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烈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竟相用之。”
这些史实反映了汉代竹木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江南的楠梓，豫章的梗楠，均属于名贵木材。砍伐之后，“待商而通”，长途跋涉，行数千里，运到洛阳，将它做成棺木后，又运往乐浪、敦煌各地出卖。这种产销结合，长途贩运，要消耗巨大劳动量方可完成生产经营，此当是林木专业大户所为。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对林业生产积累了不少经验，政府也比较重视林业资源的保护。如《秦律·田律》载：“春二月，毋敢伐木山林。”“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淮南子·主术训》云：“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山林。”这表明当时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有一定认识。再者，有关林木采伐技术也逐步提高，史称：“伐大木非斧不克”。不仅采伐工具主要使用铁制斧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在林业生产过程中，已采取了人力、畜力、车载、水运等多种运输形式。随着林业生产力较前进步，故有些地方的竹木产品丰富。如《盐铁论·通有篇》说：“隋唐之材，不可胜用。”
林业产品用途广泛。大凡建筑、造船、器物制造、燃料等不可或缺，特别是木材的社会需求量很大，因此它成为汉代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之一。当时，不仅木材缺乏的邹、鲁、梁、宋等内郡需要引进木材，就是西北边郡也有木材买卖的记载。如据《居延汉简甲乙篇》：“子丽足下□过客五人□不□叩头谨因言子丽□为卖材至今未得蒙垦使者叩头材卖三百唯子丽□□决卖之今霍回又还去唯子丽□□□。”汉代竹木市场的价格，文献记载不一。据《九章算术》卷二《粟米》云：“今有出钱一万三千五百，买竹两千三百五十个，问个几何？答曰：一个五钱四十七分之三十五。”又“今有出钱五百七十六，买竹七十八个，欲其大小率之，问各几何？答曰：其四十八个，个七钱。其三十个，个八钱。”是知每根竹的价，分别为5钱、7钱、8钱之间。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说：“木千章，竹竿万个”，可比“千乘之家”。依此推算，则拥有“木千章”，即千根大木材的人和拥有竹竿万个的人，除去成本，一年可获利20万钱，每根大木材200钱，每根竹竿20钱。这说明从事竹木的商品生产，也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与“千乘之家”相比。

四

园圃业，包括树果、种菜等，在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中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论语》载樊氏“请学为圃”，孔子辞以“吾不如老圃”。足证其时已有专营园圃的农民。《史记·商君列传》载赵良劝商君“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管子·轻重甲》说齐“北郭之氓”往往“以唐园为本利”。这均说明当时园圃业已为习见，且成为城郊贫民的一种谋生之道。迄至秦汉时期，随着整个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园圃业的商品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当时在安邑种有“千树枣”，燕、齐有“千树栗”，蜀汉、江陵有“千树桔”，还有些地方种有“千亩卮茜、千畦姜韭”等等。除了这些概括性的记述之外，还可列举几个园圃专业户的具体例证：“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种柑桔千树，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柑桔成，岁得绢数千匹。”
汉代园圃生产的地域范围比先秦时期扩大，当时不仅各内郡的农业区，有“桔柚之乡”，“枣栗之饶”，“果布之凑”，“园圃之利”。就是边郡新开发的农业区，也有韭、葵、姜、芥等蔬菜的种植，园圃业同样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与“千户侯等”的产业部门，其果木生产以“千树”计，蔬菜和其他园圃生产以“千亩”、“千畦”计，表明专业性的生产规模较大。不仅如此，当时园圃作物的种类也多。如，果物产品方面有枣、栗、桔、橙、杨梅、李、桃，梨等。蔬菜类有黄瓜、大蒜、姜、韭等。当然，各城郊区当是园圃业经营的集中之地。汉代城市发展很快，到西汉末，全国县级城市有1587个，城市人口有1056万，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5960万的％，随着城邑人口增多，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瓜果蔬菜消费，很大一部分要靠园圃专业户提供。所以，召平在长安城东种瓜和李衡在武陵种柑桔，能在市场上畅销而获利。
园圃业为人们提供的食物种类很多。史游《急就篇》说：“园菜瓜果助米粮”。特别是在救灾度荒中，果蔬食物能起重要作用。汉代各种果蔬的市场价格，虽然未见更多的具体记载，但就现有一些史实来看，从事园圃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还是较高的。如据《泛胜之书》：种瓜的收入，可达“亩万钱”。种瓠十亩总收入，除工本之外，“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平均每亩收入在55000以上。种植其他各种果品如柑桔、枣、栗等也是有利可图的。前引李衡的“千树桔”，一年可得“绢数千匹”。若1000匹绢，每匹200钱计，便可岁得20万钱。若将“数千匹”，释为二、三千匹，乃为利更多。《货殖列传》说：在通邑大都“枣、栗千者三之”。《索隐》案：“三之者，三千石也”。枣、栗之价大抵相当，都是3000石可值120万，每石400钱，每斤钱。若以此为准，则年收500石，可得利润20万钱。至于“千畦姜韭”，其中的“畦”有大小之别。《索隐》韦昭曰：“埒中畦犹陇也，谓之五十亩也。”刘熙注《孟子》云：“今俗以二十五亩为小畦，五十五亩为大畦。”韦昭说的中畦，实即刘熙言之大畦。今按50亩计算，千畦共计为5万亩。是知“千畦姜韭”，投资100万可以获利20万，一畦可得200钱。但通常就等量土地而言，从事园圃业的商品生产，其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大田的粮食种植。因为汉代的粮食亩产量，一般在2石至3石之间，而通常的粮价以百钱为一石计，只值200至300钱之间。而种瓜可以亩达万钱，种瓠亩收5万钱以上。正因园圃生产的利益，优于粮食种植，所以不少人调整经营项目，采取以副养农的经营办法，甚至一些达官显宦也从事园圃业谋利。如《晋书·江统传》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综上所述，汉代的林、牧、渔业及园圃业，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它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自发调整。这些专业户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是以通过产品出售而获利为目的。因而它们的出现，不仅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也通过其产品的市场化，积极推动着商业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