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对《离骚》的解读差异.doc

摘 要:《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对《离骚》一文的阐释有所不同，屈原的文学形象因而存在较大反差，本文运用对比参照和内容分析的方法，试展示这一现象。
关键词:反抗精神；名物训诂；义理；避讳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13-02

《楚辞补注》是洪兴祖对王逸的《楚辞章句》所作的补充，“在义理上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方面加以考证辨析”，《楚辞补注》先列王逸原注解于前，再旁征博引、疏通考证，虽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对《离骚》一篇的解读大体相同，如果没有反驳，就是肯定了王逸所注。正是由于《楚辞补注》紧紧依托《楚辞章句》这一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楚辞注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其“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於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
朱熹所作《楚辞集注》，参考了《楚辞补注》中的很多说法，但就《离骚》一篇来看，许多语句自抒己见，异乎从前。这种情况，按照朱熹本人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后世对楚辞的解读“远于性情”、“害于义理”。然而，《楚辞集注》恐怕也没有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以下试举《楚辞补注》（以下简称“补”）与《楚辞集注》（以下简称“集”）对《离骚》篇中某些语句的解读的不同，以窥其中的差异。
“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
补：“美人，谓怀王也……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
集：“美好之妇人。”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补：“言己将陈忠策，内虑之心，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怀王之故，欲自尽也。”
集：“明非为身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已耳。”
“虽委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补：“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则使众贤志士失其所也。”
集：“但伤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芜秽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补：“言己自伤所行不合于世，将效彭咸沉身于渊，乃太息长悲，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难，以陨其身。”
集：“哀此民生遭乱世而多难也。”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补：“言忠佞不相为谋也。”
集：“贤者之居乱世，亦犹是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补：“言己所以能屈按心志，含忍罪过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诛谗佞之人，如孔子诛少正卯也。”
集：“言与世已不同矣，则但可屈心而抑志，虽或见犹于人，亦当一切隐忍而不与之校，虽所遭者或有耻辱，亦当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于怀。”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补：“言己欲进忠信，以辅事君，而不见省，故忽然反顾而去，将遂游目往观四荒之外，以求贤君也……礼失而求诸野，当是时国无人，莫我知者故欲观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尝去楚者，同姓无可去之义故也。”
集：“言虽已回车反服，而犹未能顿忘此世，故复反顾而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庶几一遇贤君，以行善道。”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补：“言前观汤武之所以兴，顾视桀纣之所以亡，足以观察万民忠佞之谋，穷其真伪也。”
集：“前，谓往昔之是非，后，谓将来之成败。”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补：“言己求贤不得，疾谗恶佞，将上诉天帝……”
集：“令帝阍开门，将入见帝，更陈己志……”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补：“言时世君乱臣贪，不别善恶，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也。”
集：“既不得入天门以见上帝，于是叹息世之溷濁而嫉妒，盖其意若曰‘不意天门之下，亦复如此！’于是去而他适也。”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补：“言君处宫殿之中，其闺深远，忠言难通，指语不达……闺中既以邃远者，言不通群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
集：“闺中深远，盖言宓妃之属不可求也，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司阍壅蔽之罪也。”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补：“言皇天扬其光灵，使百神告我，当去就吉善也……告我使去，则可以去矣。”
集：（这一句没有解释）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补：“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败毁之也。”
集：（这一句没有解释）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补：“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谗佞，苟欲列于众贤之位，无进贤之心也……子兰有兰之名，无兰之实，虽与众芳同列，而无芬芳也。”
集：“此即上章‘兰芷变而不芳’之意。”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补：“言灵氛既告我以吉占，历善日吾将去君而远行也。”
集：（这一句没有解释）
通过上述例句，不难看出，洪兴祖和朱熹对《离骚》篇中部分语句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有些甚至相左。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洪兴祖对王逸的《楚辞章句》基本采取全盘接纳的态度，所增补的多是名物训诂，或者对王逸原注进行引申；
2. 朱熹对部分语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极力解释其中蕴含的义理，比如忠君爱国、忍辱负重的思想；
3.在《楚辞集注》中，屈原对自己的遭遇，多采取妥协的、愁苦的态度，没有明确的控诉或咒骂的对象，没有对君王和同僚的直接批评，《楚辞补注》中屈原那踌躇满志、恣意纵言的文学形象被稀释了；
4.对包含神怪思想和背弃国家、远走高飞思想的语句，朱熹避而不谈；
5.《楚辞集注》中的某些词语比较模糊，诸如“善道”“往昔”“将来”等。
《离骚》中处处彰显着屈原的反抗精神和自由精神，但这种自由和反抗并不被所有人认同，即班固所言的“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也是刘勰所认为的“狷狭之志”，也是《庄子·刻意篇》中描绘的“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世，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陈鼓应以为屈原属于这一类）。朱熹和他们一样，理性地、批判性地对屈原的所作所为进行阐发，只不过没有提出严厉的批评。推究朱熹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宋代理学家“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观念，一方面是迫于时代要求，在南宋抗金问题上，需要凝聚人心，主战派的朱熹必须强调士大夫“忠君爱国之诚心”的历史责任感。显然，如果凸显屈原反抗朝政的鲜明个性和与神同游的瑰丽想象，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所以说，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对作品词句的逢释、文义的理解方面，均已超过前代，但在精神气魄上，却未必及于汉代，处处表现一种中庸和矛盾。”
朱熹所另解或避讳的，同时是屈原官场生涯中失败的一面。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能不说与他的身居高位密切相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才能给予了肯定：“博闻彊志，明於治乱，娴于辞令。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六韬·上贤》提出了“六贼七害”之说，其中第四贼是：“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第四害是：“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这俨然是屈原的肖像，屈原主张变法、抗击强秦，势必与君门九重相抵触。
参政期间，屈原显然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帝王及臣民的关系，并且与朝中大臣甚有芥蒂。屈原在《离骚》中指责说：“余以兰为可侍兮，羌无实而冗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句中的“兰”即司马子兰，楚怀王少子，这一点在《楚辞章句》和《史记》中都已写明；“椒”即司马子椒，赵达夫考证为“唐眜”。朱熹没有注明“椒”“兰”究竟是谁，只是说“此即上章兰芷变而不芳之意”、“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变为邪佞”，这是相当模糊的说法，“朱熹所谓子兰、子椒皆司马迁、王逸曲解《离骚》文字造成之说，乃是以偶然联系，而否定《史记》的记载，是欠妥的。”

参考文献：
[1]王莹.宋代楚辞研究概述[M].大连大学学报，1995.
[2]赵达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