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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5年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论综合检测试卷A卷含答案
大题(共100题)
一、给定资料: 2015年,天津工业增加值6981亿元,增长9.2%。与之相对应的是,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2%,降幅同比扩大
2.3个百分点。这是下大力气推进新旧动力转换的结果。一“升”一“降”之间,凸显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针对部分企业散、弱、低、粗、污问题,天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自2014年开始,天津瞄准企业整体效益提高50%以上的目标,全面实施万企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转型鼓点密集敲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说,总的考虑是,下大决心、下苦功夫做好节能减排的“减法”、质量效益的“加法”、产业升级的“乘法”、防治污染的“除法”。转型升级,说易行难。针对转型难点、堵点和痛点,天津打出“组合拳”,组建近600个服务组,以“补相关方、补转型升级、补人才培训”实施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问题,1.2万家企业成功转型。 一大批传统制造企业在万企转型浪潮中重新嵌入先进制造产业链。T公司负责人说,转型前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专利,现在技术成果已有六七十项,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很多知名车企的供应商。2015年,天津市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而粗钢、生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大幅减产,规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7.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元。给定资料3: 2007年以来,天津工业总产值连续迈上3个万亿元台阶,高端制造业集群成为其中“关键动力”。“天津已形成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9%。”天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说。按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目标,到2020年,天津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将超过70%。为把优势做优、强项做强、特色做特,天津积极引进培育引领制造业未来的“种子产业”,以“链式”思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起“雨林式”产业生态,形成多点支撑效应,实现价值链最大化。2015年6月,被成功收购的瑞典著名汽车品牌萨博的电动汽车整车总部生产基地及汽车研发中心项目落户天津,尚未投产便签下一笔780亿元人民币的大单,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0年。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肖松说,优势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下降,成为新动力、新增长点。 作为天津制造第一大产业,装备制造已形成海工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等一批专业化高端产业集群,产值进入万亿规模,2015年增加值占全市工业36.2%,比上年提高3个多百分点。每年举行的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天津企业从买家越来越多地变身为“卖家”,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一批高端产品成为展会焦点。给定资料4: 天津工业稳中有进、进中见优,创新是“第一动力”。“一区二十一园”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十家国内一流研发机构,超过50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积极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让创新多点开花。实行创新团队整体积分落户倾斜政策,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推行高端人才一张“绿卡”办成所有事……天津一系列改革指向聚才引才,让创新因子活跃。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数字见证着天津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丰硕成果。2015年,天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65000余件,同比增长36.5%;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保持全国前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900多家增长到2300余家。其中,在小巨人成长计划的支撑下,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正撑起创新“脊梁”。天津市科委主任陆文龙说,自2010年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由1.25万家增加到7.32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比重从9%提高到22%;科技小巨人企业由726家增加到345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从16%提高到48%。在创新驱动下,新兴产业加速“弯道超车”,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生物降解冠脉支架、以石墨烯和活性炭为原材料的超级电容器等一批“撒手锏”创新产品,构筑起天津制造业竞争新优势。2015年,天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97.1亿美元,占出口比重38.5%,比2010年增长3
2.6%。假设你是某市经济主管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部门领导前往天津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考察,请你以该部门的名义,针对“给定资料—4”撰写一份提交市政府的考察报告。要求:内容全面,表达简明,语言流畅,不必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500字。
【答案】天津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生水起,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日前,我部门对天津进行了考察,情况如下:一、传统产业“万企转型”。在抓好节能降耗、提升质量效益的同时,积极推进产业升级,防治环境污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使传统企业嵌入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成立服务组,解决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二、高端制造“集群发展”。培育优势支柱产业,如装备制造已形成海工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等一批专业化高端产业集群。积极引进“种子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雨林式”产业生态。三、自主创新“弯道超车”。积极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以积分落户倾斜、加大股权激励力度、推行高端人才“绿卡”通等鼓励创新。加速新兴产业“弯道超车”,以创新产品构筑竞争新优势。我市可借鉴天津经验,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力促本市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鼓励创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进中见优。
二、给定资料: 农民工长期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已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劳动力人口和人才的流失,其实就是优质发展要素的流失,必然会降低输出地区的持久竞争力和发展活力。除却经济方面的影响,父母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对留守儿童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留守儿童无力独自抵御意外和凶险。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很多留守的孩子,不仅遭遇危险,也在制造危险。《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2014年发布,其中指出,留守儿童往往有严重的自卑感,但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大多数儿童对父母充满怨恨,盲目反抗。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农村?”这道选择题不知让多少人犹豫。但与从前相比,选择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一系列变化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上演。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农村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大。这种吸引力不仅是回去生活,也包括回去创业。 红谷皮具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本土皮具企业,年销售收入15亿元。企业家邓申伟是富顺人,富顺县招商考察小组三赴广州,才把他请回家乡二次创业,并给予他在土地、税收、规费、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提供了高效率、零障碍的服务。目前富顺基地有员工1000多人,2014年实现主营收入3.2亿元。未来三到五年内,红谷集团将把富顺基地打造成为红谷最核心的生产基地,解决近方人就业。邓申伟还投资5000万元,建设了休闲度假村;联合富顺籍人士孔凡明、杨立强,共同投资16亿元建设商贸城,建成后将提供就业岗位4000个。富顺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有36万多人在外务工。近年来,该县以异地商会为纽带,发展归雁经济,回引项目达390个,实现产值100亿元,解决就业1万人。 华蓥市仅有36万人口,每年却有10万人外出创业务工。华蓥市这两年一下集聚电子信息企业达42户,其中返乡创业企业家26人,吸纳回乡就业2300余人。其中一位领创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双林,18岁高考落榜到广东东莞市由小工干起,直到合资组建公司,员工2000多人。2009年,李双林回家乡华蓥,合伙投资1.8亿元创办了华蓥首个电子信息企业,目前已与富士康、惠普、三星、艾默生等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产品拓展到海外市场。更有意义的是,李双林“现身说法”,相继吸引了4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落户,催生华蓥实现电子信息产业零配件集群入驻重大突破。 故事背后,带动就业、推进城镇化、吸引新投资成为“三大主线”。这无疑也是S省力推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深意所在。 S省决策层希望,通过“返乡创业”用好本土人力资源、吸纳外来高素质人口,从而为跑好经济发展的“马拉松”带来长久耐力,同时解决日益严重的“空心村”等问题。 S省政府将建立与各省商业协会的联系机制,由各地政府负责人牵头实行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联席会议制度。 整合发展一批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农民众创空间和农民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围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建筑业转型升级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引导返乡创业。 将返乡创业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纳入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范围:探索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社会兜底保障机制,切实降低创业风险;要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农村信用社等开发符合返乡创业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S省率先在88个贫困县建立返乡创业贷款支持机制,资助各贫困县建立返乡创业贷款风险分担基金。 进一步取消下放涉及返乡创业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减少返乡创业投资项目前置审批,简化返乡创业的审批程序和办事手续。同等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全面落实支持农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好普遍性降费政策,减免返乡创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省财政将设立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引导资金,各级财政要建立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财政支持政策目录,整合支农惠农资金、各级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力度。
【答案】致外出务工人员的一封信亲爱的老乡们:你们好! 多年来,你们奔赴全国各地,打拼磨练,支援了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展示了S省人的良好形象。然而劳动力长期外出打工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不容乐观,也影响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为此,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热忱欢迎大家返乡创业。 第一,为返乡创业的朋友提供场地和技术支持。整合发展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区、孵化基地或农民众创空间及创新创业示范基地,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建筑业的转型升级。 第二,为返乡创业的朋友提供社会、金融和服务保障。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将被纳入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范围,同时我们正在探索建设社会兜底保障机制,切实降低创业风险。村镇银行、信用社等也推出了符合返乡创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三,为返乡创业的朋友简化审批事项和流程。各级部门全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行政审批、招商引资、税收和行政收费等方面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若大家有意返乡创业,请与各地政府联系进行详细咨询,我们诚挚欢迎有实力、有志向的外出务工朋友们加入创业队伍,携手共圆创业梦。S省委宣传部××年××月××日
三、给定资料: 对于S省Z市利远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L而言,回乡创业是她目前为止做得最正确的决定。由于看中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编技艺,这位28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利用自己的英语专业优势,L通过互联网与外商谈好订单后,即刻将订单分给工人,制作加工后出口。仅此一项,L每年能收入10多万元。 在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的Z市,以“文化电商”为关键词的精准扶贫正取得愈发显著的成效。结合本地的传统手工艺、戏曲、美术等非遗资源,Z市的精准扶贫从“输血”向“造血”转换,对基层村居负责人大范围培训,普及“互联网+”新概念。通过扶持贫困地区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红色、民族、民间文化资源.Z市如今出现了“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扶贫局面。一批贫困村借力非遗传承人的帮扶,形成了传承人群,剪纸、编织等网店遍地开花。 Z市的做法正在全省推广开来。S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说:“目前S省文化系统正在对全省贫困村的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进行登记。先调查村庄附近的非遗资源,然后确定这个村有多少贫困人口、年龄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致贫。如果贫困人群条件适合或有这个愿望,文化系统负责牵线培训,提高其生活技能。” 与此同时,2016年年初召开的S省文化工作会议提出,文化扶贫是全省文化系统“十三五”工作的重要任务。从今年开始,S省将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统筹推进文化精准扶贫。S省已连续3年组织开展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活动,2015年,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新收徒5100多人。今后,S省将继续通过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优先把贫困人口纳入非遗传承人群,鼓励非遗传承人收徒传艺向贫困人口倾斜。 目前,S省以非遗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业户达到92118个,年营业收入811.07亿元,利税9
2.53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余人。S省将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深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展“非遗衍生品电商”,大力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 “给定资料”中介绍,S省Z市的文化扶贫工作成果显著,请你以S省政府办公室的名义,拟定一份《Z市通过文化电商进行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果通报》。 要求:紧扣资料,全面准确,条理清晰,不考虑格式。不超过400字。
【答案】Z市以“文化电商”为关键词的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结合“互联网+”的概念盘活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推向市场,让以非遗文化为内容的网店遍地开花。 Z市的成功经验值得我省推广。我省贫困人口较多,文化扶贫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Z市的成功经验正好能帮助全省开展“互联网+传统工艺”精准脱贫工作。我省文化系统将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统计全省贫困村的非遗项目,对传承人进行登记。同时,了解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等详细信息。然后,优先把贫困人口纳入非遗传承人群,负责牵线培训,提高其生活技能,实现精准扶贫。 在此,省政府对Z市的工作表示肯定,并通报表扬,希望其他地区也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深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展“非遗衍生品电商”,大力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
四、给定资料: “扶贫先扶志,一个不愿奋斗、只知道‘等靠要’的人,你能帮他真正脱贫吗?文化扶贫,扶其志气,扶其精神,迫不及待。”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表示,在全国吹响扶贫攻坚号角的背景下,文化扶贫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化企业应当积极参与扶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系列优秀的农村题材文化作品,激发农村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激发农村脱贫的内在动力。 龚曙光长期关注扶贫问题。他介绍,贫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广为人知,但文化因素容易被忽视。“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贫弱,造成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的缺乏,并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他打了一比方,比如有的农民害怕市场和开拓,政府给免息贷款,鼓励他们发展产业,他们也拒绝,而是守着家里几亩薄田,过着贫困生活。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扶贫和经济扶贫,是各有其用、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而且文化扶贫更能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龚曙光表示,文化扶贫能扶志、更新农民的思想,有效破除“等靠要”观念,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但是,相比大量人力、资金、产业项目进入农村,文化扶贫的内容则严重偏少,尤其缺乏一些满足和刺激农村发展精神需求的文化作品。 “当年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激励了很多农村青少年奋斗,最终走出农村,不仅帮家里脱贫,还成为城市发展的引领者和建设者,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作品。” 龚曙光表示,扶贫攻坚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有爱心者应当参与进来,文化企业更责无旁贷。所以,他建议文化企业要加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批新时期优秀农村文学作品,引导农村青年一代积极向上。同时,文化企业也可以通过免费捐赠等途径,让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下乡,满足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给定资料”中提到“扶贫先扶志”,请你从对这句话引发的思考说开去,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1000字左右。
【答案】例文:脱贫拒绝“等靠要”文化脱贫志需高 “实现精准扶贫,要做到扶贫先扶志。”志气提升主要来自学识、素养等文化内涵的提升,因此,我们要重视精准扶贫中文化对人心的浸润。可以说,文化脱贫比经济脱贫更重要。一个没有学识素养之人,难免缺乏“我要脱贫”的志气,而其脱贫主观意愿不强,是很难脱离贫困的。扶贫就要先扶志,通过文化扶贫,提升扶贫的效果。过去扶贫,人们往往会拿些淘汰的旧衣裳、旧书籍送到贫困地区去,这样并不能完全满足贫困地区的实际需要。我们要做到“精准扶贫”,更要“精品扶贫”,通过文化扶贫的手段,利用优秀的各类文艺作品去满足贫困地区的文化需求,这样才能起到更大的教化作用,发挥更强的引领功能。 文化扶贫有利于精准扶贫。长期以来,人们较多从物质或经济、技术层面来看待贫困问题,而忽视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而经济贫困的背后正是文化的贫困。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要找到贫困的症结,才能做到精准扶贫。而贫困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贫困,所以扶贫就要先扶人,“治贫”必先“治愚”。曾经有位记者采访西北的一个放羊娃,问他“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生了娃,让他干什么?”“放羊。”可想而知,如果不先治愚,脱贫之日遥遥无期,精准扶贫更无从谈起。 文化扶贫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贫困地区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容易被忽视,导致一些低俗愚昧的陋习滋生,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地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挑战。有些贫困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有病不吃药,大神跳一跳”的恶俗。这些恶俗不仅腐蚀人们的思想,阻碍先进文化的传播,而且还扰乱社会秩序,阻碍和谐社会建设。所以,要开展文化扶贫,普及科学知识,丰富文化生活。只有文化素养提升了,低俗文化才会无处遁形,高雅文化、正能量才能占领高地,国家自然国泰民安。 实现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建设不可缺位。正所谓“没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穷不长”,扶贫先扶志,文化扶贫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民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人民志气,摆脱旧时“等靠要”的脱贫方式,让脱贫更加容易。
五、给定资料: 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 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 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乱作为、不作为而使得公民权益受到损夺,政府自己说了不算,得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得出结论。行政诉讼常态化,可令政府决策、办事都以法律为圭臬,设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将指日可待。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民众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监督,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等,“民告官”是最为有效、最为坚挺的民间监督,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它无疑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以法律为强大后盾。 “给定资料”提到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请根据“给定资料”指出:(1)政府领导应诉的必要性;(2)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义。 要求:(1)准确全面,分条作答;(2)不超过300字。
【答案】(1)政府领导应诉的必要性:一是利于真正落实《行政诉讼法》,维护民众合法权益。二是唯有政府领导了解具体情况、案件症结、如何让步、有何结局及影响,其摆出的事实、道理、态度才无可替代。(2)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尊重民意民声。二是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三是有利于监督政府行为。
六、给定资料: 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 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任职北京市市长时,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 “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类似的话,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08年在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时也说过,“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人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总之,允许官员说错话,这是一种舆论进步。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也不失为一名好官员。 “给定资料”提到:“‘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请根据“给定资料3”,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答案】“允许官员说错话”是一种宽容,彰显舆论进步。舆论对官员言论要求严格,不允许其说错话,导致官员因舆论压力而不敢讲真话,或是照本宣科,这不仅影响官员的公信力,也不利于民众了解实情。事实上,官员不可能总是对的,允许其说错话,对官员来说,是一种舆论松绑;对民众而言,意味着将会听到更多“真声音”。因此,民众应调整心态,对官员多些宽容;官员要勇于承认错误,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
七、给定资料1: 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与不久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相一致,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喜迎“十二连增”,然而在这傲人的成绩背后,却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品质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需求明显脱节。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屡屡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让人们在消费时顾忌颇多,最终导致国外的农产品大行其道,而国内的农产品则屡陷价格践踏,价格伤农事件频出,甚至出现“奶农倒奶”等极端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结果,或者农产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病根却在供给端:我国农民提供的农产品都是中低端农产品,一方面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形成了同质化恶性竞争。 B省自2004年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共启动了25次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和8次临时存储收购。多次启动的最低收购价收储表明,B省产出的部分粮食在质量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B省农经学会陈会长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十二连增,然而去年粮食进口量可能也创下新纪录。现在逢年过节,大家买的年货很多是泰国、日本的大米,因为他们的大米质量好,哪怕价格高一些,消费者们也愿意购买”。 针对B省目前的情况而言,农业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改善农业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提高’,即提高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陈会长表示,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最重要的是抓住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外,农业会有一些行业协会,通过调度和指导,告诉农户当年种什么品种、什么品质的作物会有好销量,有效地把农户和市场对接起来。而在我国,这个环节需要合作社、种粮大户、新型农场主以及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与农民对接,让他们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引导农民去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 为了探访“桥梁作用”突出的合作社,记者走进了王守兴的植物大棚。他领办的宿州市埇桥区富民瓜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其合作社充分联系农民,如今已有社员680户,拥有工厂化育苗中心4000平方米、新型无支架钢构大棚3900多亩。王守兴说,所有种苗都会在大棚内经过统一培育,确定存活和健康后再交给合作社的社员种植。 “除了统一育苗栽培,我们后期还会统一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导、销售服务等,充分引导农民去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合作社实行的是订单农业,与全国很多蔬菜批发市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什么蔬菜瓜果、什么品种,都由他们提供种子,我们提供农资和种植技术。”王守兴说,这样就能保证种出来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而且会有一个收购的最低保护价,为合作社社员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 早在成立那年,合作社就注册了自有商标,还建立了网站。近年来,合作社也开始尝试有机蔬菜种植、物理方法和生态环境调控等,加大绿色生产和物联网融入的比重,积极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全力打造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突破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农业信息进村入户等发展瓶颈,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在北京新发地、合肥周谷堆、武汉白沙洲等批发市场建立了销售窗口,与苏果超市、华夏超市等签订了合作协议,还通过自家的网站平台销售。“每到收获的时候,门口的大马路边停的全是来拉货的大货车,队排得可长了!”王守兴高兴地说。给定资料2: 近年来,农业方兴未艾,而且不断挣脱传统“旧壳”,换穿新兴“外衣”。很多昔日并不从事农业的企业纷纷“下乡”,产业群体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各类“下乡”的产业组织达356万家,其中各种级别的龙头企业12万多家,国家级的龙头企业1240多个。这一切,说明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前路将愈加平坦。 所谓农业生产的供给侧改革,其目的在于高端农产品生产,讲求效益与竞争力,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希望寄托在多如牛毛的企业身上。据统计,在农业生产企业中,1245家国家级龙头企业.90%建立了研发中心。如联想集团,早在2010年便成立佳沃集团,在成立之初,通过研究重点发展两大产品:一为山东蓝莓,一为四川猕猴桃。为什么集中力量发展这两大产品?原因是该集团研发中心通过调研发现,这两大产业的发展前景良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中的中高端消费群体不断膨胀,新兴中产阶级对这两大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当时并没有领军企业关注这两项产品。为了打好这两个产品的生产,联想佳沃搞了三全战略,第一为全产业链条。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由联想佳沃公司进行布局,生产基地、加工车间、营销商店,打造全程全产业链。第二为全程化布局。为了把产业做大做强,在山东和四川分别搞蓝莓和猕猴桃基地的同时,在大洋洲的新西兰搞了蓝莓生产基地和猕猴桃生产基地,正好和中国打了一个时间差,可以做到蓝莓和猕猴桃的反季节供给。第三为全程可追溯。联想佳沃从第一步种地,到最后的商品摆到商店里面,分解了158道工序,每道工序可以检测,都有量化标准和评判标准,充分彰显了现代农业的工程化模式。所谓新形势下供给侧改革,就产业体系来讲,是纵深发展的问题,就是从田间到餐桌,怎么样提升农业供给链,供给链、生产链要长,延伸产业链,不仅仅是从效力考虑,更主要考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怎么样让农民和企业家分享更多的利益。所以,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和其他领域的企业,在高端农产品生产方面要发挥引领作用,不可回避。多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农业最主要的变化之一,也将带动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得到效率和质量上的提升,帮助农业生产与市场更好地对接。
【答案】例文:破解“三农”问题彰显时代走向 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快乐,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景致,农村自古就是文人笔下诗意栖居、安放乡愁之所。然而,如今的农村却是“问题重重”:农村环境污染,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纷纷外出,“三农”问题令管理部门头痛不已。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农”问题的破解彰显着时代发展的走向。 破解农村问题,彰显“环保”要求。农村原本林荫蔼蔼、白云悠悠,但高污染企业主动“下乡”,农村干部放松监管,甚至“扫榻相迎”,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却破坏了人居环境,使农民健康受损。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环保部门应强化监督管理,避免污染下移,这不但展现了我国政府的治污决心,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提醒。污染转移问题绝非农村独有,不发达地区也会面临此类污染型经济“诱惑”。只有以农村问题为警醒,勿为小利坏大局,才能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 破解农业问题,彰显“转型”走向。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耕读传家往往被视为修身立德、人才培养的“正途”。很多家庭都沿袭这一传统,一家一户耕种土地。然而,家庭耕作成本过高,农技应用不易推广,加之农产品差异化需求已成为主流。为破解农业发展难题,广大农村地区亟须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利用科技提升效率,利用网络增加渠道。这与我国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思路完全一致。可见,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正在于“转型”二字,只有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使发展实力逐步增强。 破解农民问题,彰显“城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纷纷进城务工,于城市,他们提供劳动力,于自身,他们增加收入,可谓一举两得。但如今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务工者缺乏技术收入减少,户籍制度的藩篱将他们“隔离”在城市公共服务之外,而缺乏引导的人口流动更影响着大城市健康发展。种种问题都在提醒我们,破解农民发展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城镇化发展,不但要提升农村转移人口的个人能力,更要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聚集,分流城市人口。这看似破解农民问题,实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城市发展人力资源充沛,才能防止中小城镇陷入“落后一逃离”的恶性循环。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更非一时之功。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三农”的“破冰”方向,将它与发展形势结合思考,确保其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八、给定资料: 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6月29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在受到派出所传唤近8个小时后流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民警在口头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在候问期间发生孕妇流产的损害后果。据此,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应当赔偿医疗费损失。 执法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除了公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同样存在执法不文明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整个执法群体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具体事件时甚至陷入“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塔西佗陷阱”。 江苏省南京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反映,现在公安机关对于文明执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执法态度到执法程序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但之所以还会出现不文明执法行为,就是因为个别警务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正常方法解决困难,而是想尽快突破。尤其是遇到被管理人阻碍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会在情急之下作出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不仅导致正常的执法行为被质疑,而且执法正当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始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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