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应用机会,把中国长大起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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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

“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对邓小平机遇观的哲学思考
马 海 波
内容摘要：机遇既具有非常存性和非确定性，也具有动态客观存在性和主观可求性。在当代，机遇意识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科学论述了认识机遇、抓住机遇、利用机遇、选择机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一、 对机遇观的历史回顾
机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哲学和现代科学中时时提到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主要范畴。就较为严格意义上来讲，机遇是指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偶然现象和条件。就较为广泛意义上来说，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现或遇到的意料之外的时机和机会，都可称之为机遇。
机遇并不总是时时存在的，也不总是处处存在的，这就是机遇的非常存性。否则，机遇也就不称之为机遇。因此，中国古代的圣贤就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也因机而发。”*机遇能否出现，在何时何地出现，也是不完全确定的，者就是机遇的非确定性。否则，机遇也就不称之为机遇。因此，中国古代的哲人就说：“知时者，可以谋国矣。……时者，方弱而可以强，方强而必有弱者也。”*正是由于机遇的非常存性和非确定性，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中就盛行社会发展是偶然性运动的结果的非决定性观点。如《列子﹒杨朱》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郑国之治，偶而，非子之功耳。”《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诏问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值是事？’昆对曰：‘偶然耳。’”
相反，也就是因为对机遇的非常存性和非确定性的认识，古希腊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则完全否认偶然性，主张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认为原子只能按垂直方向作直线运动，并由此推出一切事物都应归结为必然性的结论。后来，严格决定论演变为一种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机械决定性，并成为欧洲数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这种观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必然性，机遇、偶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机遇，不过是人们为掩饰无知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与自然观的机械决定论相反而与中国古代的社会运动非决定性（偶然性）相同，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界的运动完全受必然性支配，无偶然性可言；而人类社会则完全是偶然性的王国，无必然性可言。
机遇的确不总是时时、处处存在的，但却同宇宙中万事万物一样是随着是空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出现并不断消失的，这就是机遇的动态客观存在性。如果否认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泥潭。机遇也的确不是定时定点出现的，但也不是毫无征兆、可遇不可求的神秘之物，这就是机遇的动态主观可求性。如果否认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同样的时机或机会中，有人会成功，而有人却败北；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处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界环境中，有的国家能崛起，而有的国家却走向衰败。对机遇最早作出较为科学结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却认为原子可以脱离直线而偏斜，而原子的偏斜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造成的。因此，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严格决定论作了重大修改，认为：“一些事物归因于必然性，一些事物归因于机遇。”*后来，康德、黑格尔都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辨证关系进行过较为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但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辨证关系作出科学说明的则是恩格斯。他指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他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坚持决定论的同时，恩格斯也反对不承认偶然性存在的机械决定论。他针对那种忽视偶然性，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必然性的东西的形而上学观点，曾深刻地指出：“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样，恩格斯在否定非决定论时又坚持了决定论，在坚持决定论时又否定了机械决定论。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我们应对偶然性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机遇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确认识：机遇即具有非常存性，又具有动态客观存在性；既具有非确定性，又具有动态主观可求性。
二、 对机遇观的当代考察
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了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世纪初，由于电子、X射线和射线物质的发现，由微观离子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哲学上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争。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创立、计算机的发明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机遇问题被推上了哲学研究的前沿和科学研究的范围，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科学家的兴趣。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发表了《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一书。在该书中，玻恩依据量子力学的最新成果指出，机遇应是一个极为基本的哲学范畴，“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机遇问题在受到自然科学愈来愈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视。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创立，提出了随机涨落在系统有序化过程中的选择作用，从而把机遇的思想带入了对系统化的研究之中。
当代社会，信息量巨大，客观形势重杂多变，各项社会活动的不确性定因素不断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能够精确计算，相互间有严格因果关系，并且能全部被决策者和行动者所掌握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决策和行动前应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随机性因素要有所预见、有所准备，并能在决策和行动时能灵活、及时捕捉那些对自身决策和行动有利的偶然性因素。有人曾统计，依靠定量的科学方法、科学管理只能解决实际工作中40%的问题，其它大量的问题都与随机性、突发性、模糊性有关。因此，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家邦格就明确提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
通过以上的当代考察，我们应对偶然性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机遇的重要性有一准确结论：强烈的机遇意识，可有效提高决策和行动的效率；抓住机遇，不仅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而且也能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和发展方向。
三、对邓小平机遇观的哲学思考
“抓住机遇”是邓小平发展战略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机遇”与“时机”、“机会”是同义词。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一切有利于加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空间条件，国际环境，国内因素，科技创新，体制完善都是我们应该抓住并加以利用的机遇。因此，仅从1989年9月到1992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同志先后就有23次讲到“时机”、“机会”和“机遇”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机遇的诸多论述中，涉及到机遇与环境、机遇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多种关系，并对这些关系作了辨证而深刻的论述和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我们应从哲学的高度来对邓小平机遇观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思考，
第一，阐明机遇的动态客观性，强调要善于认识机遇。前面我们已指出机遇具有非常存性，但同时又具有动态客观存在性。这是由于机遇的形成和出现不全是偶然的，而更多的是形成和出现于世界上各种现象、各种关系、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是偶然性的现象，实则却是必然的；有时有些机遇是存在着的，但却不被我们所认识。因此，邓小平同志科学指出：“世界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机遇存在着”就强调了偶然性的动态客观性，“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则强调要重视并善于利用机遇，并以次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正是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世界局势，邓小平才科学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要善于把握实际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也正是我们善于把握时机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才使我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第二，阐明机遇的非常存性，强调要以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去及时抓住机遇。机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常存性，也就是说，机遇是在特定时间内出现的非常态机会，随时间流逝流失，既不会等待，也不可逆转。邓小平同志对机遇的非常存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告诫我们：“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跑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992年春，他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个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的确，在第三次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在苏东剧变、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纷纷制定出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抢占有利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位置，综合国力的竞争代替了军事实力的竞争，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世界局势的变化给我国带来了发展机遇。相反，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我们就会落伍。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60年代，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本来是我国加快发展的良机，但却因“文化大革命”而错过时机，使我国与其它国家的距离拉大。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机遇的非常存性，强调要以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去及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第三，阐明机遇的动态主观可求性，强调要提高主体利用机遇的素质。机遇不是定时、定点出现的，但机遇却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主体。这就是机遇的非确定性与动态主观可求性的辨证关系。综观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为实现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18世纪是英国的崛起，19世纪是法国的繁荣，20世纪是德国的强大，美国的魔术和日本的奇迹。这些国家尽管国情不同，道路各异，但在发展过程中都能抓住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快产业革命，实现经济腾飞。例如，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一满目疮痍的战败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境地。但日本政府却抓住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机会，靠发展科技教育和科学管理，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由此可见，非确定性的机遇对主体是客观平等的，而能否抓住机遇又完全取决于主体有无机遇的意识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只有那些具有强烈机遇意识并不断超越现状向更高目标追求的主体，才能不断发现机遇，并善于把握机遇，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倡“要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号召全党全社会“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强调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步子要稳”则强调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主张。在对待机遇的非确定性与动态主观可求性的关系上，他也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
第四，阐明机遇的可选择性，强调要以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为标准。机遇是动态存在的，因而就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机遇的选择就应有一明确的取舍标准。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为什么“关键是发展经济”呢？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较为落后，因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就显得尤为紧迫。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正由于此，抓住机遇求发展首先应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对机遇选择的标准。更为具体地讲，我们选择机遇的标准就是小平同志所讲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机遇我们就要及时抓住，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机遇我们也要牢牢抓住，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机遇我们更要紧紧抓住。在此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眼光进而提出抓住机遇，使我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邓小平的机遇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科学的思想内涵，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他对于历史机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精确分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原则。2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没有离开这一原则的指导；面向新世纪，我们也惟有恪守“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政治遗训，勇于发现机遇、善于把握机遇，才能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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