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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限购+限行=治堵、治霾法宝? 经典案例 文库
【全球财经案例】
【事件介绍】
天津限牌前夕上演最后疯狂 市民抢车像买水果
从毫无购车意向到买车上牌,在天津大学任职的李丹老师只花了3天时间。丈夫开玩笑形容她,买车像“买苹果”一样。
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发布的小客车限牌令让李丹忍不住惊呼了一声:“我的天呐,我太英明了!”就在此前一天,她刚刚为自己几乎是抢来的那辆十多万元的福特牌汽车选好了牌照号。
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宣布自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也就是5个小时之后,这座城市的行政区域内将实行小客车限牌、限行措施。
和此前业已限牌的北京、上海不同,天津这次是双管齐下,“控制总量”和“适当限行”双措并举。汽车牌照增量指标采取无偿摇号和有偿竞价相结合的方式——这结合了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限牌令做法。跟限牌相配套,2014年3月1日开始,将对机动车限行,限行尾号和北京一致。
天津市政府表示,汽车增量配额指标及配置比例,将根据小客车需求状况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急需车辆在总量中调剂。企业、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新增车辆要参加摇号或竞价。”
“疯狂星期天”
“有购车意向的朋友请抓紧最后6小时购车。”在官方消息发布之前,当日傍晚,位于天津市北辰区的申隆捷豹路虎4S中心就发布了“紧急提示”和“抢牌热线”,宣布通宵营业。
一位销售顾问对记者解释,只要是买现车,今晚交款,今晚开出发票,“我就保证您能上牌”。如果明天再买车、开票——“明天就开始摇号了”。
这和天津市政府的解释相吻合:在16日之前,已经交付全款并得到车辆销售统一发票,或已经支付定金并签订小客车购销合同,经公证机构认证为真实、合法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直接缴纳车辆购置税并办理车辆登记上牌,无需申领指标证明文件。
“今日限号,连夜营业。”在天津市外环线外的中北汽车城,别克汽车4S店在门上张贴了告示。一位销售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今晚买车没有优惠,“不加价就不错了”。夜间23时以后,销售人员表示,由于开票太多,打印机出了故障,已无法开票,即使买车也来不及上牌了。其隔壁的雪佛兰汽车4S店的收银台前仍有40多人在等候交费、开票。
多位购车者反映,今天通往天津几大主要汽车贸易市场的马路都出现了拥堵。而可以选号的“网上车管所”,早已无法登陆。
跟灯火通明、消费者持币抢购的汽车销售店一样,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场今天也迎来了“疯狂星期天”,排起了长队。一位办理车辆过户的工作人员平时周日歇班,今天下午却突然被喊去加班,得知二手车过户系统到24时就将关闭,等待执行新的政策。
有市民猜测,天津之所以“突然袭击”式地公布新政,可能是担心有人借机囤积那些便宜的二手车,“醉翁之意”不在车,在车牌。
然而,囤积车牌的事情已屡有发生。11月底,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天津一家豪华汽车品牌销售店见到一辆和环境格格不入的破旧的国产长城牌二手车。销售代表介绍,这是其同事最近“收来”的几辆二手车之一,一万多元一辆,就等着天津限牌。他们业内流传,从2014年1月1日起,天津就将限购。过了几天,这位销售代表又表示,更新的说法是从今年12月20日开始。
如今,限牌令的到来比这些“业内”人士猜测得还要早。
天津人近几年听到“汽车限购”的传闻,已经类似于听到“狼来了”的故事。车市早已出现多次传言,认为天津可能会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做法,实施汽车限购、限行,但每次都被证伪。
2013年8月6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发布的《美丽天津建设纲要》首次明确表示,应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趋势,“适时考虑”采取限购、限行等办法,控制机动车数量过快增长。这是官方首次对车市限购措施表态,但并未确定时限。
11月底,天津再次出现汽车限购传闻,并引起车市的波动。当地《城市快报》12月1日报道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天津一家一汽夏利4S店最近接到一个大单,某贸易公司一次性购买了50辆夏利车,指定要最便宜的、售价不足3万元的无助力车型。10月以来,该店月销量从以前的七八辆涨到20多辆,其中价格便宜车型最好卖。在二手车市场,夏利车行情看涨,有的只比同款新车价格略低。
12月以来,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突然在很多天津人中流传。尹海林的说法是,天津机动车保有量上升速度很快,市政府准备出台政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而限购后车牌是摇号还是拍卖,“还在研究”。
政策“一点都不给大家时间”
和“还在研究”的表态相比,很多正在选车的天津人被此次新政的出炉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市民陈强(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先生12月13日、14日连续两天密集、忙乱地看车,考察了高、中档不同品牌的车系,14日终于交了1万元定金,选定一辆售价40多万元的进口品牌汽车。销售代表告诉他,该车无现车,车子还在上海海关,等一段时间就到。他以为限购最早也会是2014年1月1日,自己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今晚8时许,陈强得知限牌令后,立即致电该品牌销售代表,对方告诉他,车子已经来不及上牌,会将定金退回。但他已顾不得定金问题,四处打听,得知30多公里外的天津空港国际汽车园的一汽大众店有款现车,连夜带着钱,找了一位熟悉路况的出租车司机,打车赶了过去。那款现车的官方指导价为18.58万元,还在路上他就得知,需要加价1.5万元左右。
没想到,去往空港国际汽车园的车太多,平时不堵车的夜间,路上也已“堵成一锅粥”了。陈强乘坐的出租车只能艰难前行,每次启动只能走四五米。当晚9时40分左右,他看到一个往天津机场赶飞机的女孩,因为堵车延误了飞机,在路边痛哭。很多交警被派去指挥交通。
21时53分,陈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已决定回家,不买车了。他能见到灯火通明的空港国际汽车园,就是走不过去。
而抢在限牌令之前的李丹也感慨,这次政策“一点都不给大家时间”!12月9日,周一,她从同事分享的微信中看到了尹海林副市长的那段话,她敏感地觉得政策“就要出台了”,因为“今年已经念叨了一年了”。
李丹10年前考取驾照,家里已有一辆汽车,此前一直没考虑再买一辆。这次由于生活需要,也在限购刺激下,她决定加快速度。
从12月10日开始,李丹在天津的各大汽车品牌销售店之间挑选。她对记者说了一长串汽车品牌的名字,“大众、日产、雪铁龙、起亚、丰田、福特、别克、雪佛兰……”“主要的牌子都看了”。
每一个品牌的销售代表都告诉她那个传闻,说“业内人士”都在传,2014年1月1日起限购,有人还拿出手机给她看那个信息。
她说,这也许是车市为了促销想出的招数,但是这种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反正自己也要买车,那就早买几天。几年前,北京限购之前的疯狂抢购,让她印象十分深刻。
一个销售代表反问过她,我们乐意传这种话吗?我们也不愿意是真的。限购以后买车的人少了,我们就得下岗。
而她能够看到的是,这几天各家店里的现车每天都在减少,优惠每天都在缩水,顾客倒是越来越多。有销售代表告诉她,原本预定车的顾客,纷纷改成要买现车了。一位上海大众的销售代表告诉她,17时以前交定金,给你优惠一万元,“明天就不是这个价了。”她最终看中了福特“福克斯”,一家店前一天还能给她优惠8000元,第二天就落到了4000元。
为了买到现车、早点上牌,她给天津所有的福特经销商都打了电话,都被告知没有现车,最后在较大的一家店找到了现车。销售代表告诉她,这是“销售窍门”,看你确实想买,才告诉你。
最后,李丹以比半年前约高一万元的价格,买了一辆展车,选了一个她不是最心仪的颜色。但她已经很满意了。
在那家人潮涌动的福特汽车经销店里,她一买完车就告诉对方,“快点给我锁上”,否则其他客人进来进去,会把车弄脏。
作为受到限牌令直接影响的购车者之一,李丹一方面觉得“摇号挺讨厌的”,但是也表示,汽车限购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治理空气污染,即使会造成不便,但她表示拥护。“咱们老百姓都希望空气好”。她同时指出,在限购的同时,市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发展公共交通,方便大家出行。
天津马路乱象能否“一限就灵”
天津市政府表示,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是根据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优化城市交通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实现机动车保有量的合理有序增长。
官方同时表示,天津已进入汽车“爆发式增长期”。2006年至2012年,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2011年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显示,天津中心城区主干路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19.5公里/小时,和2000年相比下降了18%,低于20公里/小时的国际拥堵警戒线。市区主要交通节点已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如不采取限制措施,中心城区主干路高峰时段将出现恶性拥堵。
从环境方面,根据《2012年天津市环境状况公报》,2012年天津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良好水平的天数为61天,占监测总天数近20%。PM2.5是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机动车尾气排放约占16%。
关注此事的天津作家徐凤文表示,自己是无车一族,新政对自己“没有压力”,但很想知道,限牌令出台的同时,天津是否对于城市交通的综合整治准备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限牌是一种“极端”措施,更应在提供停车设施、公共交通引导等方面多下些实在的功夫,不然就是“恶政”。
徐凤文还表示,这么大一个政策,说出台就出台,说限号就限号,公示了吗?听证了吗?天津马路乱象会否“一限就灵”?
此前,天津市委、市政府提出,除了要控制机动车数量过快增长,还鼓励绿色出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交分担率。到2016年,新增公交车4000辆,优化公交线路164条,实现城乡公交全覆盖,届时地铁累计通车里程也将达到230公里,基本形成中心城区环放式地铁线网。
在发布限牌令的同时,天津市政府表示,将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到2016年,把公共交通日客运量由2012年底的550万人次提高到850万人次,使市民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更加经济、更加舒适的公共出行服务。
限购政策存争议
关于汽车限购政策,一直存在不小争议。支持方认为,汽车尾气排放是雾霾天气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反对方则认为,汽车限购政策是政府的“懒政”行为,会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很多发达国家的汽车保有量远超我国,但是交通状况和大气环境相比之下要好得多。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瑞政认为,不去认真研究造成交通拥堵的深层原因,就试图通过收费来治堵,不但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还会加剧社会不公,很可能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特区。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表示,有关部门要摒弃“懒政思维”,首先对城市道路的常见堵点调研,并出实招对其进行改造、疏通。为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还可对私家车辆实行分时段限行,但同时要兴建大型换乘点,让私家车主在限行时段能在此停车,并换乘公共交通工具。此外,还应大力打造便捷畅达的公共交通系统。缓堵的关键是改善出行结构,国外成功经验已多次证明,完善的公共交通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认为,在一线城市限购之后,在应对拥堵和雾霾等问题时,其他城市不应为了限制而限制。今年前11月的销量已达1986万辆,超过去年全年销量总和,今年全年的销量预期将接近2200万辆,限购并不能限制住消费者对购车的需求和热情。中国汽车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已经进入稳步发展的局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指出,一旦这些城市实施限购,当地汽车销量将明显减少,将严重影响本土品牌汽车的发展。
对大城市突发“限车令”的四点担忧
一项在线调查也表明,大多数人不支持此举,认为“硬性限制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我们对这种做法也有四点担忧。
担忧之一是限购变促销。政府出台此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和减少一地汽车保有量来治理拥堵和污染,即“以时间换空间”,本意可能是好的,或许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我们担心,由于政府人为造成的“紧缺”和“稀罕”会刺激车市,使原本有些购买梯度或先后的消费行为演变为爆发性和非理性抢购,反而一下子搞乱了车市,使拥堵之地,甚至更大范围里瞬间大量提升汽车保有量,治理拥堵和污染的设计也就落空或情况更糟。昨天的事实似乎也在验证我们这种担心。天津又出现近年一些大城市机动车限购令公布后的“盛况”,16日零时前几小时窗口期,各汽车销售店买车就“买大白菜”一样。其实,记者调查发现,天津汽车4S店早有准备,已大量囤积车辆,并将现有商品车上牌备案。很多市民前几天就抢购车了。上次广州突发购车“限购令”,整个华南车市一夜“失衡”,这类“挤压式营销”到底是减车还是增车?
担忧之二是突然是即兴。这类“限购令”发得十分突然,事前没有和民间的意见互动,如听证。据说,此举是为了“防腐”。可这样做有效预防了“内部人效应”吗?4S店普通工人都提前得到了信息,制定此政策的政府官员及亲朋好友没有捷足先登或囤积在手?这样的“突然”,如是“即兴”,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和建设阳光政府的要求?在配额指标管理中如何体现对普通消费者的公平和方便,并不会让他们付出格外的“租金”或“佣金”?如何让国内买车不沦为买“世界上最昂贵的铁皮”?如何体现公民共同享有的“路权”?这些都应是政府发出“限购令”之前要考虑周密的问题,“即兴”肯定不行。
担忧之三是干预成惯例。15日有人说,过去全部靠票,现在又靠摇号。这不是简单的闹骚,折射人们对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担忧。目前中国车市大致运行良好,百姓何时买车买什么车,心中有谱,这时政府就不需要过度干预。而当市场真出现问题时,政府可发挥它宏观调控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干预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政府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担忧之四是懒政成借口。大城市突然发一个强力干扰市场规律的“限购令”,在治理拥堵上真的有用吗?此前我国发过此令的城市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都未见显效。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大力发展价廉便捷公交、开拓自行车道、优化道路交通、使用低污染的能源等,这才是限制人们购车愿望的高招,而车市在多数情况下就让它按市场规律发展好了。我国香港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香港政府大力发展公交,实现了公交出行对私家车出行的高替代率,减低了人们购车的必须性。周润发在回答他为何总爱坐公交车时就说“太方便了,太舒服了”。丹麦哥本哈根也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城市有非常好的自行车道,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多人都骑车出行。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启示和思考】
天津相关部门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发布机动车限购的重要措施,无疑是为了防止市民抢购、集中上牌,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平,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这种担忧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并非全无道理。但实际上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从时间的跨度上这些影响可否承受,却没有了论证。更重要的是,这种“夜间突袭”式的政令发布,理论上5个小时的缓冲期,等于基本没有缓冲期;换句话说,就是基本没有给民意以充分表达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意见表达,将给相关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长期难以弥合的危机,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另一方面,从政策本身来讲,在汽车限购几乎成为潮流,也被很多地方政府当成是治堵、治霾法宝的时候,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人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限购在延迟甚至是剥夺了一些人开车权利的同时,真的能够起到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雾霾污染的作用吗?梳理过去几年的情况发现,已经实行限号限购的城市,其治堵治霾的效果并不理想,难以令人满意。以首都北京为例,实行摇号限购政策多年,该堵还是堵,该“霾”还是“霾”,很难说限购政策对治堵治霾起到了明显的改善效果。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以限购限号来治堵治霾的路子,根本是走错了方向,是误入歧途?至少在对限购限号政策的效果和意义进行深入调查,科学研究论证之前,不应该盲目扩大限购限号的城市范围。
而相较于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其汽车保有量,远远超过国内城市,但是其交通状况和大气环境相比之下却要比国内城市好得多。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应该认真研究造成交通拥堵和雾霾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找出更加根本的治理之道,而不是盲目采取限购限号措施,甚至还要把限购限号政策无限扩大化。综合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不能不让人质疑当前的限购政策只是源于政府的“懒政思维”,其后果极有可能是加剧社会不公,是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了高收入者和公车的特区。
退一步说,即便在穷尽了其他办法之后而不得不采取“限购限号”政策,那么也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交通状况。不管是市民反映还是记者调查,都表明天津市的公共交通距离方便、快捷、舒适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私家车主选择公共交通放弃开车出行,而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规避限购限行。换言之,如果没有便捷畅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作为支撑,没有对当地交通资源潜力的深度挖掘,科学利用,那么不管是限购,限号还是限行,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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