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与竞争性外部市场的建设——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进化博弈解释.doc

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与竞争性外部市场的建设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进化博弈解释
钟宁桦
摘要：本文尝试在一个进化博弈的框架下，解释国有企业改革的已有路径。中国的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委托－代理关系。一个进化博弈模型解释了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当反映制度的变量“渐进”地发生变化时，博弈双方各自进化稳定策略（ESS）的变化趋势：改革之初的制度环境必然带来代理人（国企经理）偷懒；随后，国企亏损日益加剧，促使委托人（政府）开始尝试放弃“委托”并对国有企业进行综合改革；随着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与竞争性外部市场的建设，代理人会选择更加努力地工作、国企效益逐步提高，而“委托”也会逐渐变得可监督且有效。希望能为诠释“摸着石头过河”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 微观激励机制 竞争性外部市场 进化博弈

一、引 言
中国国企改革20年，大量的政策被提出、实验和施行。同一时期内，学术界就国企问题的成因、本质与改革的重点也争论众多，角度不一，几种互补的观点为：
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两大等级体系”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越无效，最终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就越低，因此，国企问题根源于所有制，而改革的重点在“产权”上：分割所有权共同体（使等级体系变得更为平坦）将会增大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代理人工作积极性；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认为：在缺乏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后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将经营不善归咎于政府，政府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只能给予各种政策性补贴，从而内生地导致了预算软约束与国企效率低下。基于这样的解释思路，林毅夫等强调要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并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多年来走的是一条综合改革的路线：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断地深化，经营管理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激励；同时，外部市场的建设也在不断推进。
本文的思路是：在一个进化博弈的分析框架下将国企改革的进程及上述几种思想模型化。
进化博弈以有理性局限，即“有限理性”的博弈方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有限理性意味着博弈方往往不能在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策略，也不能对环境变化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而是在博弈过程中通过反复试验、模仿及学习寻找到较好的策略（纳什均衡策略）；有限理性也意味着系统达到均衡是个渐进的动态调整过程。与基于“完美理性”的动态博弈理论相比，基于“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更接近于现实，在分析有较长历史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尤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独特的优越性。
自Maynard Smith等提出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至今已有30余年 。然而，仅就作者所知，鲜有文章在进化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包括国有企业问题在内的中国经济改革 。起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并非是由一群具有高度“完美理性”的政治家、或是能做出“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家事先设计的。相反，农民、企业管理者和基层政府从生存和改善生活境况的利己欲出发，在有限的选择内反复试验。正是这些“理性”层级较低的“摸石头过河”似的尝试形成了推动经济改革前进和制度演化的根本力量。因此，在本文中，作者就想尝试将国企改革的一些理论与进化博弈相结合，希望能为诠释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提供一种思路。
二、中国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
——一个有不确定性且不可监督的委托人－代理人博弈模型
（一）模型基本
假设：
本节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可选“策略”以及相应的激励，我们假设政府和国有企业经理之间有如下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1.关于委托人（政府）：
（1）选择：
政府需要承担安排城市劳动力就业的责任，解决的方法可以是：
①让其暂时留在社会上，由政府支付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和寻找就业的费用（现实中，这是90年代初政府开始逐渐采取的一种选择）；
②委托给国有企业，安排人员在其中就业（这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安排的一种选择，如长期以来的“包分配”：统包就业，计划安置制度）；
改革中，各级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试验空间”，可以在不同的“策略”间选择。我们假设政府（群体中）选择委托的比例是，相应不委托的比例是。
（2）得益：
①若政府选择自己解决安置社会人员问题，需支付各类费用，得益。
②若政府选择委托，需支付给国企经理工资和奖励：
无论企业盈利与否，委托人都会给每个经理固定工资；
由于委托人无法对代理人有效地监督，即政府不能观察到国企经理努力与否，因此只能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给予其奖励（或留利）：
a.当国有企业盈利时，它们能够支付员工以及冗员的工资和福利，即能够承担社会性政策负担。因为政府不用支付，府会给予国企经理奖励（或留利），从而得益。在国企问题中，（奖励/固定工资）是事关“微观激励机制”的变量，在短期内固定，长期内随“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而变化。
b.当国有企业亏损时，国有企业经理人会将责任推给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从确认亏损的真正原因，只能给予其事后补贴（由此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政府得益。(委托国企给予的事后补贴/自行解决安置人员问题需支付的费用)反映了国有企业整体亏损程度。
2.关于代理人（国有企业经理）：
（1）选择：
①一旦政府选择委托，国有企业经理一定得接受（这符合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人事制度：由组织部行使企业干部任命权），因此不存在代理人接受与否的选择阶段，这也是国有企业雇佣了很多冗员（即承担了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原因。
②经理可以工作态度,为了简化模型，假设经理可以在“努力”和“偷懒”两种工作态度间选择。经理（群体中）选择努力的比例为，选择偷懒的比例为。
（2）得益（激励约束）：
①政府选择不委托时：（现实中可以理解为政府让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倒闭，而不再给予其补贴）
国企经理得益，是其重新寻找工作后的得益减去寻找工作的成本。
②政府选择委托时：
假设经理努力时需付出的净负效用为，即得益；而偷懒时为0。
这样经理努力且企业盈利时得益，努力但企业亏损时得益；偷懒且企业盈利时得益，偷懒但企业亏损时得益。
3. 企业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
企业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表现为：当经理努力工作时，企业盈利的概率是 (0.5<<1)，亏损的概率是；而当经理偷懒时，企业盈利的概率是，亏损的概率是 (这里为简化模型，将两种情况下的概率都表示成了的函数)。概率是不受委托人和代理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值大小反映了外部市场的竞争程度：市场越是竞争，值越接近于1——即市场中努力的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而偷懒者失败并被发现的可能性也越大。竞争性市场能够提供监管和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以及经理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对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共同知识。
（二）上述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可以表示为：

1.扩展形表示：
低产
(0.1)
高产
(0.9)
接受
拒绝
0
努力
偷懒
经理
[]
政府

不委托

委托

（与一般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中没有代理人选择是否接受的阶段，原因前述。）
2.得益矩阵表示： 国有企业经理
努力 偷懒

政 委托

府 不委托

3.纳什均衡：
该委托人－代理人模型是否符合代理人努力的激励相容约束和委托人委托的条件，以及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都要取决于变量，和值的相对水平，变量，和刻画了国企经理面对的制度环境和激励－约束条件。
其实，对于有限理性的博弈方而言，能否知道纳什均衡并不重要。因为有限理性假设博弈方不一定有能力找到纳什均衡，所以任何策略都可能有部分博弈方会采用。各博弈方将根据不同策略的收益与平均收益进行比较后，逐步地调整策略（“摸着石头过河”）。调整的结果是博弈方中使用收益较高的“成功”策略的比例会逐渐增大。
以下作者将国企改革的进程视为委托人—代理人两大群体间的反复博弈，并在“复制动态”的进化博弈的框架内分析这对委托－代理关系在长期中的调整。
分析的核心是：长期中，随着各变量的变化，博弈双方采用各种策略（行为）的比例的变化趋势。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解释
——非对称群体博弈的复制动态和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中具有真正稳定性的均衡是能通过博弈方模仿、学习的调整过程达到，并在受到少量错误偏离干扰后仍能“恢复”的稳健的均衡，即“进化稳定策略”。由于进化博弈分析的核心是博弈方群体特定策略类型比例的动态变化，因此其均衡是种群体（社会）意义上的策略均衡。
本节我们就要讨论：随着三个反映制度环境的变量的变化，国有企业经济（群体）和政府（群体）普遍采取的策略的变化，以及两个群体间的交互作用。让我们首先来看下单个群体的策略选择。
（一）单个博弈群体分析：
1.对政府的分析：
委托方（政府）群体中，采用“委托”策略的比例的动态变化以如下复制动态方程表示博弈方策略类型比例动态变化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1)模仿对象的数量大小（相应类型博弈方的比例）；(2)模仿对象的成功程度（模仿对象策略得益超过平均得益的幅度），这关系到判断差异的难易程度和对模仿激励的大小。
：

该式是否（政府群体普遍的选择）是由变量y，即国企经理群体普遍选择的策略决定的
设，当时，
则此复制动态方程的稳定状态及相应的相位图为：
（1）若，则所有dx/dt始终为0，意味着所有x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dx/dt
1

x
0

（2）若，则x*=0（选择“不委托”）和x*=1（选择“委托”）是两个稳定状态；
①时， 即经理群体中选择“努力”的比例较低，dx/dt<0这是由令上述复制动态方程方括号内部分<0得到，在移项过程中是否大于0事关不等号的方向。这里做如下的处理是：认为此项大于零。这样得到上述的稳定状态和相位图，可以解释为：只有当国企经理努力的比例y达到一定程度u, 政府才会选择委托。这样的解释与现实相符。
，
1
x
0
dx/dt

x*=0即政府（群体）选择不委托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②时，即经理群体中选择“偷懒”的比例较低，dx/dt>0，
x
1
dx/dt
0

x*=1即政府（群体）选择委托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x
1
2.对国有企业经理的分析：
代理方（国企经理）群体中，采用“努力”策略类型比例的动态变化以如下复制动态方程表示：
，设，
该式是否（国企经理普遍的选择）是由，即国企经理面对的制度环境和激励－约束条件决定的。此复制动态方程的稳定状态及相应的相位图为：
在x>0的情况下：（若x=0即意味着政府在第一阶段选择不委托，博弈结束）
（1）若，则所有dy/dt始终为0，意味着所有y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dy/dt
1

y
0

（2）若，则y*=0和y*=1是两个稳定状态；
①时，dx/dt<0，y*=0即经理（群体）选择偷懒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y
1
0
dy/dt

②时，dx/dt>0，y*=1即经理（群体）选择努力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y
1
dx/dt
0

接下来，我们把上述两个群体类型比例变化复制动态的关系，在以两个比例为坐标的坐标平面上表示出来。并考察：当诸变量变化时，双方进化稳定策略的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
（二）两博弈群体分析：
1.改革之初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
（1）在改革之初， 假设在以下的分析中，一直保持此假设成立。原因：与的比较其实是比较政府选择委托且国企盈利时的支付（负得益）与政府选择不委托时的支付（负得益）。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政府的选择显然该是不委托。
，又较小，因此
（条件：），，,；
同时，因、较小，, ,。
1
x
y
1
0

由上图可见，此时博弈唯一的进化稳定策略为x*=1,y*=0，即（委托，偷懒）。
（2）对模型的解释：
①代理人 偷懒（）：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为了适应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诱致出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为防止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国有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所有的自主权被最大限度地剥夺（这是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企业经理人员既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经营自主权，也不必谋求企业的独立利益，因此缺乏改善企业经营的激励(值小)。
同时，长期以来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扭曲的价格体系使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缺乏竞争性(值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改革之初。
模型清晰地说明了：沿袭着改革前低效的微观激励机制(值小)和竞争性外部市场的缺乏(值小)，在改革之初的制度环境下，“偷懒”策略的期望收益大于“努力”策略的期望收益，因而“偷懒”成了国有企业经理必然的选择。
②委托人 委托（）：
政府在改革之初采取国有企业制度是传统经济体制的自然延续。模型中委托人（群体）选择“委托”意味着当时国企亏损现象尚不严重，政府给予的补贴不大，因而尚没有激励去改变“委托”策略。
然而，由于经理人（群体）普遍选择“偷懒”（），进入80年代后，国有企业整体经营业绩不断下降，亏损程度日益加剧（变大），这将促使委托人逐步调整其进化稳定策略。
2.国有企业整体亏损程度加剧（）：
（1）和不变的条件下，逐渐变大，在中，由于，由变为（条件：），在上，,；
同时，不变，仍，。
y

1
x
1
0
0
1
y

1
x

由上图可见，此时博弈唯一的进化稳定策略变为x*=0,y*=0，即（不委托，偷懒）。
（2） 对模型的解释：委托人 委托→不委托（到）：
由于国有企业机制上的缺陷，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国企亏损面扩大、亏损额日益增
加（变大）。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而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8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为国有企业支付的亏损补贴（）居高不下，说明了国企整体财务状况的恶化。
模型中，变大使委托人的进化稳定策略变为不委托，其含义是：随着亏损现象的出现并日益严重，“委托”策略相对“不委托”的净得益变小甚至为负。在长期中，政府（群体中）会有一部分开始尝试放弃“委托”并探索自行解决安置社会人员的方法。而一旦有少量博弈方偏离“委托”这个“策略”并获得更大得益时，越来越多的委托方会跟着“模仿”，从而“不委托”就成了政府群体普遍选择的策略ESS。
这在现实中的反映是：政府不再一味地补贴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是尝试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改制，或是让其倒闭并让企业员工下岗。与此同时，着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进一步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冗员和职工福利支付）创造条件。
日渐堪忧的国企态势也促使政府加速了国企改革的步伐，包括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以及竞争性外部市场的建设。随着两方面的改革的推进，博弈双方的进化稳定策略又将“缓慢”地发生变化。让我们首先来看下激励机制上（变大）的改革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3.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
（1）不变的条件下，变大，在中，由于，逐渐变小，由变为（条件：），，,；
同时，逐渐变大由变为（条件：），使,。
y

1
x
1
0
0
x
1
y

1

由上图可见，此时博弈唯一的进化稳定策略变为x*=1,y*=1，即（委托，努力）。
（2）对模型的解释：
①代理人 偷懒→努力（到）：
随着早期“放权让利”、“利改税”，到后来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以及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企业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其结果是代理人逐渐变成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对初始委托人索取剩余的帕累托改进），而微观激励机制亦日益改善(变大)。
模型表明：随着奖励（留利）变大，微观激励的效率渐增，国企经理选择“努力”的期望收益上升。于是，经理（群体中）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努力经营，即“努力”成了国企经理普遍的选择ESS。这具体反映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变化上：改革前，国有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而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是正的。
②委托人 不委托→委托（到）：
变小意味着要使政府选择委托而必须达到的经理（群体）选择努力的比例降低了，说明制度的改进可以降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管程度，从而政府可以更“安心”地“委托”。
随着制度的改进与国企效率的提高，选择“委托”的相对得益将变大，因而政府（群体中）选择“委托”的比例就会上升。
“委托”成为ESS也证明了如下这个命题：给监管者（国企经理）以合作生产后果的剩余权（同时要求其承担风险）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
③从促使代理人进化稳定策略发生变化的条件（）可见:
外部市场竞争性越强（越大），必须的微观激励()水平越低。说明：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和竞争性外部市场在促使委托人努力工作方面是一定程度互补的，也说明要使一定水平的微观激励()起作用，竞争性的外部市场（）是不可或缺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后马上出现诸如：“工资侵蚀利润”、“鞭打快牛”等“一放就乱”的负面效果。其根本原因是：在外部市场竞争性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国有企业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进而激励改进的同时，政府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现实中的表象是：虽然内部治理机制在不断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亏损的现象却日益严重。
改革进入90年代，资源配置计划与生产计划逐渐取消，价格逐步“并轨”，从而外部市场的竞争性显著增强（变大），这同样会促使博弈双方的进化稳定策略发生变化。
4.外部市场趋于竞争（）:
(1) 不变的条件下，值逐渐增大，在中，因，逐渐变大，在上，,；同时逐渐由变为（条件：），使,。
0
x
x
1
y

1
0
y

1
1

由上图可见，此时博弈唯一的进化稳定策略变为x*=1,y*=1，即（委托，努力）。
(2) 对模型的解释：
①代理人 偷懒→努力（到）：
随着非公经济的增长、国有企业在总产出中比重的下降以及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产品和要素市场日渐趋于竞争（变大）。
其作用是：一方面竞争性市场不停地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从而对企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外在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企业间的竞争会提供行业平均利润的信息，竞争越是充分，该信息越是容易得到，从而为准确地判断企业经营状况进而经营者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提供了依据。
模型表明：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与由市场竞争机制提供的充分信息指标都会降低经理人选择“偷懒”的相对得益，从而“迫使”更多的国企经理选择努力地工作，于是国企经济普遍选择的策略ESS变为了“努力”：即。
②委托人 不委托→委托（到）：
一方面，充分的市场竞争是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唯一）的外部治理机制：竞争性的外部市场（变大）降低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等，从而使委托人能够更有效地监督代理人。模型中，即意味着：随着外部市场趋于竞争，监督更为有效，因而要使委托人选择“委托”所必须的代理人群体中“努力”的比例需上升。
另一方面，变大说明政府会“放弃”更多的国有企业：市场自由化促使国有企业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同时，只要市场足够竞争（），“生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效率的，因而政府对这些国企选择“委托”也就是有效的。
综上，模型表明：一个日趋竞争的外部市场将使“委托”逐渐变得可监督而且有效，因此。
5.国企改革前景展望：
已故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曾经用一个动态市场均衡模型证明：“一个基于私人财产制度的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有效地发展经济组织和发现有效率的体制安排。”
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关键是看人有没有这种创造的积极性。杨小凯教授的话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产权”和“市场”两条（还是一条？）路上“漫漫求索”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动力以致最终的成功！
四、总 结：
中国经济改革已有的成功说明改革路径符合了某种逻辑。国企改革20年，虽然国企现状依旧堪忧，然而，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本身不足以全盘否认改革路径的逻辑合理性。
起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沿着两条路径苦苦地“求索”：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和以增强竞争性为目的的外部市场的建设。
本文在一个进化博弈的框架下，解释了伴随着一系列改革，当反应制度的变量“渐进”地发生变化时，博弈双方将会如何“缓慢”地调整各自普遍使用的策略，即进化稳定策略：从改革之初代理人（国企经理）选择偷懒以致国企亏损日益加剧，到委托人（政府）尝试“放弃”委托并对国有企业进行综合改革；以及随着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外部（市场竞争机制）治理机制的改善，代理人（选择）更加努力地工作、国企效益日益提高，而“委托”逐渐变得可监督且有效这样一个过程。
以此，作者希望能为分析国企改革内在逻辑以及探索未来改革的方向提供一种思路。
附录：
1.得益矩阵的推导：
①政府：
委托且代理人努力时的期望得益为： ；
委托而代理人不努力时的期望得益为：；
不委托时的期望得益为：
②国有企业经理：
努力且委托人委托时的期望得益为：
偷懒而委托人委托时的期望得益为：
委托人不委托时的期望得益为：
2.委托人（政府）群体复制动态方程的推导：
政府“委托”和“不委托”的期望得益和和群体平均得益分别为：

复制动态方程为：

3.代理人（国有企业经理）群体复制动态方程的推导：
国有企业经理“努力”和“不努力”的期望得益和和群体平均得益分别为：

复制动态方程为：

4.随着变化，的变化趋势：

5.随着变化，的变化趋势：

6.随着变化，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