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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通常理论

　　科斯定理和五常合约第一定律阐释产权制度（权力界定制度）与合约选择之关系, 五常第二、 第三定律阐释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之关系。推上一层, 产权制度（全部界定权利制度）都是合约选择。这么, 合约通常理论就是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制度安排）关系。以下多个通常性命题是关键。

　　一、 任何交易都含意着合约。不管是市场交易, 还是非市场交易, 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 影响、 行为, 它们都含意着合约。从点头、 默认、 默契、 承诺、 数字价格, 到多样条款结构性合约, 再到异常复杂法律制度、 国家政制, 都是合约选择结果, 是合约。经济学者长久致力研究是市场交易数字价格, 是全部合约中最简单一个。因为看不到其她愈加复杂合约或其她非市场所约存在, 经济学者就解释不了无限丰富世界。从合约角度看价格、 看企业、 见解律、 看一切制度, 乃至看一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 行为、 交易, 是从五常开始, 是一个全方面而出色角度。

　　二、 一切合约局限条件是交易费用。从通常政制、 法律形成, 到日常交易简单合约选择, 背后局限条件都是交易费用。广义交易费用是制度费用, 即是界定权力（权利）费用。一切合约、 制度或权力界定, 都是结构性、 分层次。

　　以资产界定权利（私有产权）、 以等级界定权力、 以管制（或贪污权力）界定权利, 是三个通常性产权制度。一个制度权利界定规则, 制约着次一层级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 是次一级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局限条件。私有产权一旦确立, 其许可和保障合约选择范围, 与其她权利制度下合约选择范围（合约类别和形式）自然有很大差异, 甚至根本不一样。比如私有产权下, 市场价格是可供选择关键合约形式, 其她权利界定制度下, 市价就不存在或相对少见。以等级界定权利、 以管制界定权利制度, 常见多种交易形式, 如多种票证、 许可证、 排队轮购、 关系后门、 政治正确、 意识形态、 权力斗争等, 私有产权下就相对少见。当然, 世界上没有存在过某种纯粹产权制度, 混合产权制度是常态。

　　三、 合约选择, 肯定是朝着交易费用最小方向前进。我们所观察到一切合约选择或制度安排, 肯定是相关局限条件下, 交易费用最小选择。这是一个定义性命题或套套逻辑。真正困难所在是哪些具体局限条件、 哪类具体交易费用在起作用。为何会出现私有产权？为何会有君主立宪？从合约经济学角度看, 这些重大难题之难, 不是它们无法且不能用经济学解释, 而是其背后局限条件过于复杂, 一位学者穷其一生之力, 也难知其详。又如私有产权下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合约, 其复杂多变和高深莫测, 令人叹为观止（五常曾兴师动众以探到底）, 相关法律条文洋洋大观, 非资深教授难知一二。经济学解释能力不强, 关键是经济学者知难而退, 对真实世界交易费用局限条件了解不多。

　　四、 从订约、 履约、 保障、 诉法等角度看交易, 一切交易本质仍然是对权利界定, 一切交易费用本质上是权利界定费用。权利界定就是识别和量度。最简单商品交易（如买卖苹果、 鸡蛋、 大米）, 卖者卖是什么, 买者买是什么, 大致上一目了然（交易本质是交易权利, 不是物品）, 买卖双方之权利识别、 量度相对轻易, 数字价格就是全部交易条款, 无需长篇大论其她条款了。比较复杂商品（如电视、 手表、 汽车、 房屋之买卖）, 双方权利之识别、 界定、 量度、 保障就不太轻易, 比如由谁来负责维修、 买卖双方分别应该为那些事故负责。数字之价就不能满足需要, 需要另外条款加以补充, 结构性合约就出现了。更复杂买卖或交易, 如雇佣劳力、 租用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 双方权利界定、 量度、 保障远为复杂, 结构性合约不可避免, 而相关支持性法律制度也就远为复杂。

　　以雇佣劳力为例, 买者真正所需（买者所买权利）是劳力劳动结果, 卖者真正所需是收入（金钱和非金钱收入）。职员拿了工资, 不努力工作, 买者权利受损失, 职员卖命工作, 得不到应有酬劳, 卖者权利受损害。倘若职员劳动结果能够清楚、 正确量度, 雇主和职员双方都无异议（象买苹果一样）, 一个数字之价就等于全部合约, 问题轻易处理。但很多情况下, 职员劳动结果无法清楚、 正确量度, 甚至只能以其她替换量（如工作时间）来“替换”量度、 界定权利, 对应监督就不能没有, 单纯数字之价就满足不了权利界定之需。结构性合约是为了更清楚、 更正确地界定、 量度和保障权利。

　　广义而言, 一切权利之界定、 量度、 保障皆非易事, 所以一切合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结构性。一切风俗、 习惯、 共识、 伦理、 道德、 法律, 都是为了帮助界定、 量度、 保障权利。买苹果、 大米、 鸡蛋合约看似简单之极, 广义上看也是结构性, 也需要监管。你买回去苹果、 大米、 鸡蛋有毒, 吃后生病, 谁来负责赔偿？买卖双方交易之时、 签约、 履约之时尽管没有明说, 但相关民法、 刑法、 社会共识、 习惯都会帮助分清双方之责任。

　　实际上, 买卖简单商品而引发权利民事纠纷无日无之。只不过为买多个苹果、 几斤大米、 几只鸡蛋而兴师动众, 花数小时来签署一个相关双方一切责任之合约（能够想象一切责任）, 实在不值（交易费用太高也）, 选择简单市价是适宜措施（交易费用最小）, 而对应权利保障和责任划分就由通常法律如民法来负担。企业上市、 买卖股票, 直接合约条款就可能长达上千页, 直接负责监管相关法律, 非专业人士无法通晓, 合约之复杂和结构性不言而喻。

　　五、 从合约选择角度看, 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统一和分离, 看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统一和分离, 关键是搞清楚哪类具体交易费用在发生作用。

　　经济学意在阐释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 但传统经济分析完全漠视交易费用、 漠视合约选择, 只能从抽象、 通常、 数学形式上谈论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 说不上解释和推测。

　　若广义交易费用为零, 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 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合二为一、 没有分别。资源利用与收入分配分离, 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 决定性局限条件是定价费用。定价费用也就是度量、 界定买卖双方权利费用。我认为: 五常将科斯《企业本质》中所标举出来定价费用, 具体阐释为量度费用, 是一个开拓性重大贡献, 让交易费用局限条件有了操作性, 能够推出被事试验证含义。

　　设想一下, 若一切量度费用为零, 任何人生产贡献, 不管是表现于一件具体产品, 还是表现在一个具体动作之中, 都能够被无微不至量度而定价（订一个具体数字之价）, 那么这个市价便是这个人收入, 同时指导她人力资源利用。同理, 若一切资产生产贡献, 不管多么微小, 都能够被无微不至地量度定价, 这个市价是资产收入, 同时也指导资产利用。斯密“看不见手”（市价）完成一切工作, 钱德勒和科斯所说“看得见手”不会诞生。

　　量度或定价关键困难是: （1）资产收入或贡献往往事后才知, 订约之时只能预期, 但资产未来预期收入、 贡献到底是多少, 极难正确知道, 而我们不可能等到结果出来以后再回到过去签约。租种土地, 未来产量难预知, 土地、 非土地资产生产贡献是多少, 更难预知。过去经验能够参考, 但天气影响不可避免, 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租用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 到底能给你带来多少收入, 难以未卜先知, 甚至连能够参考经验都没有。雇佣劳力, 她努力不努力, 对企业能带来多少收入, 你只能大致估量一下, 做不得准。就是简单如买电视机、 汽车, 未来使用时会出怎样故障, 你哪有先见之明？

　　（2）买卖双方或合约双方对事物见解总有分歧, 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轻易。你说今年收成好, 我不一样意。你说会努力工作, 要求高薪, 我怎能相信？你说自己能力非凡, 有何证据？信息不对称时人类生活之基础事实, 何况大家为了私利还有能够隐瞒、 欺骗。

　　（3）履约费用或风险非常大。合约一旦达成, 怎知一方不会违约？作家出书, 与出版商签署了版税合约, 但出版商虚报销售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