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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乐作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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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乐府歌曲之一,属于"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守边将士经常在马上奏唱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为之填写新词,内容是抒写作者感怀古代边防战士的艰难困苦,借以非议唐代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有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思。现存《关山月》的曲谱,比较四的是1768年刊行于日本的《魏氏乐谱》,据说为明朝末年避难于日本的魏侯(之琰)所传。歌词就是李白填的"明月出天山,苍茫支海间?那一首。后来在1931年刊行的《梅庵琴谱》中收录有《关山月》一曲,音调与《魏氏乐谱》不同,而调式和气韵相近,但无歌词。五十年代初,夏一峰、杨荫浏等将李白的歌词重新配入歌唱,并得以流传。这首歌曲纯朴自然,带有一些北方民歌的风味;它惯用同音重复,并配以大起大落的连环乐句进行,既显示出琴歌的特色,又比较贴切地体现了原诗豪放的气质和感怀的情调。    胡笳十八拍 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琰(文姬)在兵乱中被匈奴所获,留居南匈奴与左贤王为妃,生了两个孩子。后来曹操派人把她接回,她写了一首长诗,叙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乡别子的情怀。全诗共十八段,谱作成套歌曲十八着。据郭沫若说,突厥语称"首"拍"为",十八拍即十八首之意。又该诗是她有感于胡笳 的哀声而作,所以就叫做《胡笳十八拍》或《胡笳鸣》。原是琴歌,但魏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器乐曲,称《大胡笳鸣》、《小胡笳鸣》。前者即《胡笳十八拍》的嫡传。唐代琴家黄庭兰以擅弹此曲著称。李颀有《听董大弹胡笳》诗:"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就是对该曲内容的概括。现存曲谱最早风于1425年刊行的《神奇秘谱》本,称"大、小胡笳",都是无歌词的器乐曲。可唱的琴歌《胡笳十八拍》,初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孙丕显所刻的《琴适》中,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谱本,其歌词即文姬所作的"我生之初尚无为……"。音乐基本上用一字对一音的手法,带有四期歌曲的特点。从第一拍到第九拍,以及第十二、十三两拍,都有一个相同的尾声,有受汉代相和大曲影响的痕迹。全曲为六声羽调,常用升高的徵音(#5)和模进中形成的高音(#1)作为调式外音。情绪悲凉激动,感人颇深。   阳关三叠 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699--759)《送元二之安西》诗谱写的一首琴歌。王维这首诗在唐代就曾以歌曲形式广为流传,并收入〈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唐末诗人陈陶曾写诗说:"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说明它和唐代大曲有一定的联系。后来又被谱入琴曲,以琴歌的形式流传至今。王维的诗是为送友人去关外服役而作:"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入琴曲后又增添了一些词句,加强了惜别的情调。曲谱最早见于《浙音释字琴谱》(1491年以前),另外还有1530年刊行的《发明琴谱》等十几种不同的谱本。据清代张鹤所编《琴学入门》(1864年)的传谱,全曲分三大段,基本上用一个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三叠"。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前段除第一叠加"清和节当春"一句作为引句外,其余均用王维的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不尽相同。从音乐角度说,后段有点类似副歌的性质。这首琴歌的音调纯朴而富于激情,特别是后段"遄行,遄行"等处的八度大跳,以及"历苦辛"等处的连续反复呈述,还必须意真切,激动而沉郁,充分表达出作者对即将远行的友人那种无限关怀、留恋的诚挚情感。    念奴娇·赤壁怀古 是北宋诗人苏轼根据民间曲调《念奴娇》填词的一首独唱歌曲。《念奴娇》这个词牌,最早的歌词可能和唐代歌女念奴有关,故有此名。念奴是唐玄宗时"梨园"里最著名的女歌手之一。据诗人元稹说,当时宫廷每年会宴百官,必有音乐歌舞表演,但是累日之后,万众喧哗,常常弄得舞台上的演出无法继续下去,于是玄宗便下令叫念奴出去歌唱。当中官太监高力士向大家宣布这个节目时,台下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这个词牌自五代以来即已流行,有不少人为之填写新词。其中以苏轼这首词最能体现原调"高亢豪迈"的精神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当时就有所谓"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评语。苏轼这首词是他被贬谪黄州,游览传说中的"三国周郎赤壁"时写的。面对如画的江河,缅怀古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想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为朝廷所见容,而今华发早生,一事无成,不禁感慨万端,发出了人生如寄的悲叹;但整个基调是健康昂扬的。曲谱见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年)。曲为散板,按词调传统由两个乐观(即上、下片)组成,后乐段基本上是前乐段的发展,既有对比,又有联系,其整体结构和情绪的起伏均与歌词密切结合,具有雄健豪放的气质和浓厚的古典风格。    古怨 是南宋作曲家姜白石(1155--1221)为探索古代"侧商调"而创作的一首琴歌。侧商调即隋唐时候流行的"燕乐调",其音阶特点是引用降低的七度音B7。作者是一位爱国词人和音乐家,常常自己作词并谱曲,称为"自度曲"。他的作品大都是长短句的词体歌曲,琴歌《古怨》则采用骚体,可能是他晚期的作品。当时宋朝偏安江南,对金人强占北方领土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对辛弃疾等抗战派爱国将领进行钳制和打击。白石有感于国土沦亡,世事昏黯,联系自己凄苦的身世,因借"古怨"为题,创作了这首歌曲,以寄托他的怨恨和凄情。全曲分三段,第一段包括前奏、唱段和间奏,都用同一曲调,而采取不同甘共苦处理方法。前奏用七弦琴高低八度跳进的特有手法,在唱段中则形成连续的同音进行,显示出琴歌的风格特色。第二段是发展段,一开始即进行大二度的暂转调,并以较坚定的节奏,表现作者对"世事兮据,手翻乎云雨"的愤慨。第三段再现首段音调后,转为波浪式下行直到全曲的最低音,情绪十分低沉,描画了一个"弦欲绝兮声苦,满目江山兮泪沾履"的动人情景。接着转入尾声:"君不见,年年汾水上兮--惟秋雁飞去!"作者借唐代李峤诗抒发他对北土沦亡不得恢复的感慨。音乐以连续的同音进行开始,然后转入高音区;伴奏用泛音奏出,悠然远逝,令人感慨万端,惆怅无穷。    扬州慢 南宋时候,金主完颜亮于1161年入侵扬州重镇,使这个"淮左名都"遭到严重破坏,久久不能恢复。经过十五年后,作曲感慨地说,如此景象,即使大诗人杜牧在世,也将惊叹而无法用笔墨来表达和描述的。昔日游人如织,而今二十四轿仍在,桥边的红芍药花依然年年开放,可是有谁再来欣赏呢!《扬州慢》属古音阶宫调式,音调质朴而又富于激情,行腔自然,结构严谨。上下片各四句,结音安排得很有层次。歌曲的旋律动向和语调倾向大体一致,而又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和感情的抒发。如"自胡马窥江去后"的激动情绪,和"波心荡,冷月无声"等处的慨叹,都能在音调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    苏武牧羊 此曲约产生于辛亥革命后三、四年,曾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传说作者是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内容采自古代历史故事:汉武帝时,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贵族囚禁冰窟逼降,他饮雪吞毡,坚决不从。后来又把他遣送到北海边上牧放公羊,说要等公羊生子之后才能放他回朝。苏武为长短句,音乐也仿照词调传统作上下片处理,除第一句引子外,上下片的曲调完全相同。乐曲采用民间"背工调"手法,用清角音4而不用角音3,显示出北方民间歌曲的风格。其中"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两句则改用3而不用4,与前后形成调性调式上的对比,加强了坚定诚挚的情感。此曲虽用古代题村,但却寄托着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它音调流畅,内容通俗,感情深切,因而流行较广。    木兰辞 原是产生于南北朝时候的一首叙事诗,写爱国女英雄木兰(传说姓花)从军的故事。北魏年间,可汗大点兵,民间女子木兰,因父老弟幼,乃假扮男装,代父应征,驰骋疆场,转战十年,立下辉煌战功。当胜利回师时,坚决不受朝廷封赏,而提出"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要求。诗中塑造的这一热爱家园、不图宝贵荣华的英雄形象,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辛亥革命后不久,《木兰辞》被谱成歌曲流传,在当时国难深重、帝国主义横行的历史条件下,很受群众欢迎。此曲可能是根据传统的吟诗调而加以歌曲化处理的,音乐基本上用叙事歌曲常见的上下句结构作变化发展而成。风格清新,音调流畅,感情朴实亲切。全曲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前部以五声音阶为主,后部较多运用"二变"。特别从"爷娘闻女来"以后,常因强调四度音4而产生转调效果,对于渲染木兰返家时与父母姐弟团聚的欢乐气氛颇有帮助。    满江红 宋、元时候最流行的词牌之一。现行曲调本来是和元代萨都剌的词《满江红·金陵怀古》配在一起的,二十年代中,杨荫浏先生将它与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词相结合而得以广泛流传。岳飞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后遭投降派秦桧诬陷而被杀害。这首词描述他回忆过去转战南北的艰苦岁月,想到而今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靖康之耻犹未报雪,发出了"臣子恨,何时灭"的感叹,并表达了坚持"收复旧山河"的壮志和决心。歌曲音调淳厚,节奏稳健,感情昂扬而壮烈。全曲由两大段组成,称为上、下片,下片的曲调基本上是上片的反复,只第一句略有变化,称为"换头",是词调音乐中最典型的曲式结构之一。    中国近现代歌曲    问 易韦斋词,肖友梅曲。初刊于1922年出版的《今乐初集》,约完成于1920--1921年间。,曲作者一生共创作各种体裁的歌曲百多首,《问》是最有影响的一首。歌词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人生问题,象是历经沧桑的长者发出的具有哲理性的感慨。歌曲是单一形象的乐段结构,旋律潇洒蕴藉。在四个匀称的乐句之后,接以两个三度下行的叹息似的音调,显得从容不迫,含蕴不露。接着,连续的三连音和上行跳进,把歌曲推向高潮,随后即以感慨似的旋律进入完全终止,提出"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的问题,点明了"问"的主题是对于当时军阀混战、山河残破的祖国深沉的忧虑。歌曲最后又出现沉吟似的尾声,更觉余韵无穷,耐人寻味。    好朋友来了 黎锦晖词曲。作于1921年。它完全从獐的心理特点和兴趣出发,把孩子们模仿成年人的天真举动歌唱化、游戏化。孩子们一边唱着"平平朋朋,平平朋朋,嘿!有人敲门……",一边分扮"主人"和"来客"作稚拙的表演,十分天真可爱。曲调只是把娃娃式的顺口溜稍作加工,词曲结合紧密,富于民族风格;节奏生动明快,动作性很强,便于表演。音域只有一个八度,很适合孩子们歌唱。特别是每段出现两次的以音阶下行描摹"哈哈呵呵"的笑声,刻划了孩子们天真活泼的性格,使他们歌唱起来更觉趣味盎然。    可怜的秋香 黎锦晖词曲。作于1921年。据作者自述,它原来是一首独唱歌曲,1926年时始编为歌舞表演曲。作品以孩子的口吻,描写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寄寓着作者对旧时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曲调仍具有儿童的语言特点,但因歌词内容的要求而写得较为内向和抒情,略带思索和怜惜的意味。整首歌曲接近于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歌唱起来流畅宛转,有些地方又类似说唱,显得亲切自然,颇为动人。后曾被填词改为《可怜的白军》,叙述白军下层士兵的苦难境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流传。      卖布谣 刘大白词,赵元任曲。作于1922年,初刊于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词作者刘大白是"五四"时期白话诗创作的先行者之一。这首《卖布谣》见于他的同名新诗集。它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苦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现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赵元任以其独到的艺术手法,对歌词作了成功的处理。本来,歌中频繁出现的"卖"和"买",以及"落肚"、"裤破"、"没布补裤"等词,在谱曲时语音极易混淆,曲作者运用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采取"平声字用平音"、"仄声字用变度音"、"平仄相连,平低仄高"以及"加一点很快的花音"(即装饰音)等方法,使整首歌曲词曲相配、声韵清晰,并从歌词语调中自然地引出了纯朴、生动的旋律。作者对四言体歌词的节奏,也作了既顺乎自然又颇为独特的处理,钢琴伴奏以均衡的音型贯穿全曲,其中频频出现的六度音(C),增强了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整个乐曲的民族风味;但在"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处,曲调转入西洋风味。作者在"歌注"中写道:"那几句因为讲的是洋货,所以在和声方面也大用而特用起洋货来了。"由于完全是从内容出发的,衔接的处理又很巧妙,不仅不感到生硬,相反还使歌曲于统一的民族风格之中又增添了新的变化的色彩。赵元任曾建议此歌可用无锡方言演唱,并在"歌注"中作了详细说明,有志者不妨一试。    五四纪念爱国歌 赵国钧词,肖友梅曲。作于1924年,初刊于是年5月4日北京《晨报副镌》。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一首歌颂"五四"爱国运动的创作歌曲。肖友梅曾将它编成管弦乐队伴奏的合唱曲,于1924年"五四"运动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亲自指挥,在北京青年会的国民音乐大会上演唱,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效果。这是一首音调昂扬明快、节奏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结构单纯,首尾呼应,音乐形象鲜明集中,手法简朴,具有通俗性的特点。当以四度、五度上行的音调,唱出"壮哉此日!壮哉五四"的赞词时,使人感受到了"五四"时期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湘累 郭沫若词,陈啸空曲。陈啸空(1903--1962)是我国"五四"时期最早从事歌曲创作的作曲家之一,以写抒情歌曲见长。此曲系1924年为郭沫若的诗剧《湘累》中"娥皇、女英的哀歌"所谱,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成功的代表作。1934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进步影片《女儿经》曾以此歌为插曲。《湘累》规定这段插曲由"妙龄女子二人""一吹'参差'(洞箫),一唱歌",分三次唱完,由作者便把它写成三部性结构的女改朝换代独唱,演出时用中国笛伴奏。旋律也写得象剧本所提示的那样:"悲切""幽婉""象泪晶一样的莹澈",的确是一首催人泪下的"哀歌"。曲作者在写这首歌的前一天,刚好看过学校游艺会上演出的京戏,其中的青衣唱腔对他很有启发,在歌曲的中段,可以看到青衣唱腔的影响。曲作者正确地把握了原诗的精神,在歌曲中巧妙地把典雅的音乐风格与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音乐语言结合起来,通过核心音调的贯穿发展来塑造音乐形象,从而使这种执着的罹和苦苦地等待的感情得到细腻的刻划和动人的表现。正因为这首歌通过爱情的抒发表现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它在大革命时期才那样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所热爱,以至唱遍大江南北。    教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农词,赵元任曲。作于1926年,初刊于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它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在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人解放的潮流中,对执着而纯正的爱情的热情歌唱,并被传诵一时。赵元任以优美隽永的音乐,通过对春夏秋冬各种自然景色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引人入胜地表现了情思萦绕的青年独自徘徊咏唱的动人情景,使刘半农的以韵节谐美著称的原诗,更增添了光彩。歌曲主调建立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上点题的乐句"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从而使作品的民族风味显得格外鲜明突出。四段歌词在音乐处理上采取分节变奏的形式,谱以乐段结构的纯朴凝炼的曲调。前三段的末乐句相同(第二段移了一个调),只有第四段的末乐句由于情绪发展的需要,在音调上稍作变化,但是节奏型是相同的。段与段之间用同样的乐句作为间奏,加强了全曲的统一性。通过曲调和调性变化发展,使音乐显得丰富多彩,感情表达富于层次。其中,"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句的朗诵调的运用,以及全曲依次作E→B→E→e→E的调性布局处理等,在当时是颇为大胆新颖的独特创造。赵元任自己经常演唱这首歌,并录有唱片。    海韵 徐志摩词,赵元任曲。作于1927年,初刊于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这是赵元任歌曲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首。歌词选自徐志摩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第二集,写一个渴望自由的少女,不愿回家过平淡的生活,徘徊吟舞于风浪频起的海滨,最后被滚滚海涛所吞没。与作者同时期的其他诗作一样,全诗在隐约透露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时候,带有浓重的朦胧和感伤的色彩。赵元任把它谱成添加女高音独唱的四部合唱曲,但也可作为女高音独唱曲单独演唱。全曲以抒情性的独唱表现女郎(第一人称),以宣叙性的合唱表现作为旁观者的"诗翁",而以钢琴伴奏表现大海,并描写女郎翩翩起舞、在海浪中挣扎和死后魂灵的回响。三者均有性格不同的主题音调作为基础,在前后四个段落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分别作戏剧性的变奏和展开。无论是女郎的飘逸和蹉跎,诗翁的恳请和呼吁,大海的呜咽和怒号,以及女郎葬身海底后留下的凄凉景象,都被描绘得栩栩栩如生、层次分明。按照赵元任自己的说法,女郎独唱的部分"做成显然的中国派儿的调儿","其余的呐,那都是西洋派的调儿"。然而,二者结合得很协调。作者在歌注中对全曲的调性发展布局作了详细说明,可以看出全部处理都服从于表达内容和塑造音乐形象,因此,不使人感到多余和生硬。这首大型独唱--合唱曲诞生以来,一直备爱赞誉,并被广泛演唱,确实不是偶然的。    我住长江头 青主根据北宋词人李之仪《卜算子》词谱曲。初刊于1930年《乐艺》第一卷第二号,后收入1933年出版的作者歌曲集《音境》。原词模仿民歌风格,抒写一个女子怀念其爱人的深情。青主以清新悠远的音乐体现了原词的意境,而又别有寄寓。歌调悠长,但有别于民间的山歌小曲;句尾经常出现下行或向上的拖腔,听起来更接近于吟哦古诗的意味,却又比吟诗远为激情。钢琴伴奏以江水般流动的音型贯穿全曲,衬托着气息宽广的歌唱,象征着绵绵不断的情思。由于运用了自然调式的旋律与和声,显得自由舒畅,富于浪漫气息,并具有民族风味。最有新意的是,歌曲突破了"卜算子"词版双调上、下两阕一般应取平行反复结构的惯例,而把下阕单独反复了三次,并且一次比一次激动,最后在全曲的高凌晨区以ff结束。这样的处理突出了罹之情的真切和执着,并具有单纯的情歌所没有的鸭子奋力量。这是因为作者当年是大革命的参加者,正被反动派通缉,才不得不以破格的音乐处理,假借古代的爱情词,寄托对过去战斗岁月和殉难战友的深沉罹,透露对明天的向往。一般演唱者不了解这一点,往往唱得过于婉约柔美。    抗敌歌 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月,黄自和上海国立专爱国师生到浦东一带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作词并谱写了这首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第二段歌词由韦瀚章补写),响亮地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它原来就叫《抗日歌》,后因国民党禁言抗日才改名),并把"四万万同胞"作为"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加以歌颂,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民主倾向,因此很快成为社会上广为传唱的曲目。这是一首进行曲体裁的分节歌,以对比性的两个乐段构成单二部曲式。第一乐段的合唱采用主调写法,音调豪迈肯定,领、合声部的一问一答,使人联想到群众集会上进行宣传鼓动的热烈场面;第二乐段开始时的合唱改用模仿复调写法,造成一呼百应的效果,斩钉截铁的音调和紧凑有力的节奏,显示了人民群众敌忾同仇、誓死报国的坚定意志。在全曲主旨所在的"努力杀敌誓不饶"一句上,出现破格的旋律进行,造成全曲的高潮,表现了不可遏止的民族义愤,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旗正飘飘 韦瀚章词,黄自曲。作于1932年,初刊于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第一期(1934年1月15日),同年九月被大长城影片公司的有声故事片《还我山河》采用为插曲。这是黄自继《抗敌歌》之后写的又一首爱国合唱歌曲。两者相比,《旗正飘飘》增加了"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这是与当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而国民党政府却节节退让的形势分不开的。歌曲表现了作曲家更为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全曲以回旋曲式写成。进行曲风格的主部将场景的描绘和心情的刻划融为一体,音调激昂慷慨,节奏铿锵有力,但采用了小调式,使音乐显得苍劲,犹如一曲悲壮的出征歌。主部的两次再一次比一次强劲有力。两个插部在写法上都是一唱一和的领合形式。第一个插部由男声齐唱在小调上起句,而由混声合唱在大调上应和,表现出一呼百应、心心相通的形象;第二个插部则由男高音声部以行板速度唱出沉痛悲愤的旋律,混声合唱用小快板速度作出坚决果断的回答,表现人民群众抗敌的决心和力量。在两个插部后面,都有相同的连接部,以急切的呼吁,有力的号召,表现人民群众热望团结一致,奋起杀敌的心情。黄自抓住回旋曲式反复出现的主部而使乐曲主旨得到强调,这种艺术构思和处理手法是富于创造性的。    渔光曲 安娥词,任光曲。作于1934年,是这一年上映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由于影片参加莫斯科展出时获得荣誉奖,这首歌曲也因此驰名国外。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1934年)一文中写道:"《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由于"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曲调的组织化"和"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这首歌曲描绘了当时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质朴写实的歌词和柔婉惆怅的音乐中饱含着渔民的血泪。歌曲采用三部性的结构,形象是单一的。虽然各段的音调有所变化,由于统一的节奏型和用同一乐句写成的引子和间奏,使各段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缓的速度和贯穿全曲的特定节奏,描绘了渔船在茫茫大海中颠簸起伏的形象;虽然曲调采用了五声音阶的宫调式,但却没有一般大调的明朗色彩,而是在旷远之中透露着压抑和哀愁,这些都使这首歌曲具有特殊的魅力。关于这首歌,聂耳曾作过它是在《孟姜女》调基础上发展的分析。从曲调的三个段落都是"起承转合"的四句体结构,以及起首段落的旋律骨架和落音来看,这个分析不无道理。    毕业歌 田汉词,聂耳曲。作于1934年。影片《桃李劫》主题歌。该片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毕业歌》就是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唱的,影片结束时又再次响起,起了提示影片主旨,号召有为青年走上救亡战场的作用。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热爱,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歌词是自由体的新诗,聂耳采用核心音调贯穿发展的多段体结构,将全央分为四段。通过须乎语势的旋律进行,使词曲结合紧密无间,情绪发展环环相扣,达到了整体的统一与平衡。第一段落的音乐是号召性的,象声声警钟。第二段是宣誓性的,展现了一代青年的志向和抱负。第三段聂耳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以高昂的音调、开阔的节奏,突出的"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的气势。这个乐句也起了推动全曲高潮到来的作用。最后一段也是号召性的,但变成更为急切、更为热情的呼吁。它把第一段音调、节奏作了动力性的集中展现,具有很强的概括力,使全曲在高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    卖报歌 安娥词,聂耳曲。1933年聂耳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期间,与一个十岁左右卖报小姑娘--小毛头交上朋友。小毛头每天不等天明就要排队等派报,晚上卖报到深夜,卖不完就要影响人家的生计。小毛头的遭遇,给聂耳以深刻的印象,就以她作模特儿,写成《卖报歌》。1934年《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时,聂耳还特地请小毛头扮演剧中的报童,并在过场戏中唱了这首歌,《卖报歌》就此唱开来了。这首乐段结构的歌曲节奏跳跃,音调活泼,生动地勾画出一个天真可爱的报童形象;情绪是向上的、乐观的,对明天充满着希望。篇幅虽较短小,但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码头工人歌 蒲风词,聂耳曲。作于1934年。是田汉与聂耳合作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一首歌曲。歌词选自左联青年诗人蒲风的著名诗篇。该剧描写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码头工人团结起来英勇抗争的故事。1934年6月30日在上海首次上演,聂耳扮演老年码头工人,演出受到热烈。许多报刊作了报道,当时苏联的《国际艺术》杂志还刊登了聂耳的相片。歌曲采用回旋曲式。主题直接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慢步号子,刻划码头工人沉重的劳动,又显示他们内心蕴藏着的巨大愤怒和反抗的力量。它先后出现五次(第一次由乐队奏出),带歌词的四个插部的曲调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不同的节奏处理和音调变化,积累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当它第四次出现后,内在的愤怒和反抗的力量迸发了,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呼喊和号召,歌曲达到了高潮。这首歌曲和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第一次塑了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聂耳为创作这些歌曲,曾冒着当时白色恐怖的危险,想方设法接近工人群众,倾听工人群众的呼声。他在1932年5月11日日记中写着:"夜十二时半抵九江,一个群众的吼声振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可见,《码头工人歌》是聂耳经过相当长时间酝酿后精心创作的。这也是它能够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的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词,黄自曲。初刊于典自所编《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第二册(1935年6月)。原词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晚年任镇江知府时所作。京口即今之镇江,北固亭在城北靠近长江的北固山上。诗人登北固亭极目远眺,只见滚滚长江,却难见中原故国,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他从京口曾是三国东吴都城,想到当年孙权仅十九岁便统帅万军坐镇东南,多次战胜强敌的英雄业绩,对比眼前只图苟安的南宋小朝廷的昏庸无能,感慨系之,便写下了这首《南乡子》。黄自选用这首著名的辛词,显然也有寄托爱国情怀的意思。他在谱曲时,没有去渲染原词上阕中略带伤感压抑的成分,而是将上下阕都统一在分节歌的形式中,并以下阕中逐渐开朗、昂扬起来的情绪作为音乐的基调,这是抓住了辛词豪放派的本质特征的。歌曲采用后乐句有扩充的乐段形式,与原词格式正相结合。它的旋律气息宽广,基本上是一字一拍一音,始终象吟哦一样,缓慢有力地在中声区展开,显得深沉而又质朴;末乐句两个富于特性的小七度连续下行大跳,造成一种跌宕豪放的气势。在钢琴伴奏部分,歌曲的旋律与丰满的和弦音结合在一起的音型,以均匀的三连音节奏作持续的进行,表现出连绵的思绪和内在的激情,使全曲凝重苍劲的音乐形象得到更深一层的提示。    铁蹄下的歌女 许幸之词,聂耳曲。作于1935年。影片《风云儿女》插曲。旧中国的歌女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聂耳对歌女的痛苦生活十分熟悉,他怀着对这些"到处哀歌"、"永远飘流"的歌女的深切同情,写了这首女声独唱曲。歌曲属三部性结构。第一段前两句气息悠长的抒情性旋律,表现了歌女们不甘心如此的痛苦心情;后两句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唱出了歌女们心中的不平和对黑暗社会的质询。第二段转入字字血泪的叙述,音调中充满了辛酸与凄楚。这一段的音乐处理刚好和第一段相反,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挪前,气息悠长的抒情性旋律移后,使"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地飘流"两句更为突出,更为感人。第三段综合了前两段的音调节奏的因素,前两句仍是不平的呐喊,随后,节奏突然拉长,音乐到达最激动人心的高潮,表现了"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女不可抑制的愤懑之情。这首歌的语音、声调、语气和情绪的变化,同音调、节奏的结合非常贴切,音乐的处理与塑的形象十分吻合,装饰音的运用富于女性的特点,乐句从弱拍上的起的手法,突出了某些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弱者不平的呐喊。整个作品虽然不是"剑拔弩张",但它蕴含着的感奋人心、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却是无法估量的。    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词,聂耳曲。作于1935年。它是聂耳最杰出的作品。原为影片《风去儿女》的主题歌。这部由田汉作故事,夏衍写台本的影片,表现处于深重民族危机下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从象牙之塔冲出来的奔赴抗日前线的主题。《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束前唱的。田汉在完成影片故事后,即遭反动派逮捕,因此这首歌曲的词,是他被捕前仓促地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后来不得已以"陈瑜作词"化名发表。聂耳在谱曲前,也因反动派的迫害即将离国,他从夏衍手中抢过歌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就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在他去日本前写成了初稿,到日本后不久,就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这首歌曲在影片中一唱出,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1935年5月16日《电通画报》第一期刊出它的影写谱,后又灌制了唱片,不久就响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演唱和录制的唱片,更使这首中国人民的战歌载誉世界。聂耳在谱写这首歌曲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由于歌词是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诗,句子参差不齐,最长一句有十四个字,聂耳创造性地把它谱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整首歌曲除具有前后一致的昂扬振奋的精神外,还采用了主导动机贯穿发展的手法,以引子中大三和弦分解的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并在最后两句加以变化再现,造成首尾呼应,达到更完美的统一。在影片中,歌曲开始时,有几小节特强(fff)的小鼓独奏,然后在隆隆炮声中奏出军号的前奏,引出了以后半拍起的急切呐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作者用了突然的休止,造成一种特有的紧迫感,在休止后更突出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引出人们被迫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三次层层向上的呼喊之后,号角式的音调再现了,象一声冲锋号,激励着无数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结尾时再三强调"前进"两字,音乐上富有动力,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战斗步伐。《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是不朽的。由于它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建国以后,便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救亡进行曲 周钢鸣词,孙慎曲。作于1935年。看过影片《青春之歌》的人,都不会忘记在影片将近结束时那一组震撼人心的境头:群情激愤的示威游行队伍,同如狼似虎的军警展开搏斗,他们肩并着肩、手挽着手,昂首挺胸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向前猛进。这就是当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场面的真实再现。那春雷般响彻云霄的战歌,就是"一二九"运动前后传遍祖国大地的《救讯进行曲》。这是一首战斗性的进行曲。第一乐节以坚定的附点节奏和四度跳进的音调构成,犹如战鼓敲击,号角鸣响。歌曲以它为音乐形象发展的基础,形成单主题贯穿展开的三部性结构。由于全曲附点节奏和肯定型节奏的贯穿运用,使歌曲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首歌曲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二九"运动中传唱最广的两首歌曲。所以,作曲家瞿希贤在为影片《青春之歌》编配《救亡进行曲》合唱谱时,把这两首歌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情景。    新编九一八小调 崔嵬词,吕骥曲。作于1935年。这是抗战前后到处搬演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插曲。这个街头剧的前身,是田汉在"南国社"时期,根据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部分情节编成的一个独幕百,写吉卜赛女郎眉娘被迫卖艺的故事。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由陈鲤庭、崔嵬等把它作了改编,写从东北流亡到关内来的父女俩无以 生,老父逼女儿街头卖唱……。这支插曲就是在这样的情节中演唱的。歌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提示"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控诉日本侵略军欠下的血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音乐同街头艺人卖唱的人物身份和情节正相吻合,采用民间分节歌的形式,由调委婉动听,结构规整,乐句对称,具有叙述性的特点,使人听来字字入耳,声声惊心。最后两句,一字一音地唱出"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具有激愤的力量。这表明它已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小调,而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编叙事歌曲。    打柴歌 陈子展词,沙梅曲。作于1936年。由作者当时曾发表题为《国难期作曲家的任务》的文章(《立报》,1936年2月3日),提出:在"目前大家都跑进了乡村的时候,作曲家也应该创作些富于节奏效果的歌谣和进行曲,随着大家的热血交给农民去。"这首《打柴歌》,就是他在这方面努力耕耘的具体成果。这是一首乡村风味很浓的创作歌曲,通过一位身手矫健的打柴老人自豪的独白,赞美了劳动人民不怕艰苦的坚韧性格,自食其力的高尚品质和对待生活的乐观精神。旋律潇洒,节奏活泼,情绪开朗,风格朴实。富于民间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同西南地区民歌(特别是四川山歌)有明显的联系。旋律线条的起伏动向和语言的音韵、语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非常自然。"呀尔哟哦喂"之类衬词的运用尤具特色。全曲分为三段,属单三部曲式。首段有两个句,山歌风味的旋律建立在五声商调上,悠扬悦耳,洒脱自如;中段转到同宫音五声徵调上,是一个和首段长度相等的独立乐句,采用类似"莲花落"的数板节奏,音乐活泼紧凑,一气呵成,带有叙述性质;第三段是首段的变再现,衬词性格起了变化,由悠长的山歌拖腔变为挑担号子的节奏,特别是尾句变宫音的出现,引起调性游移和调式交替,不但使音乐色彩焕然一新,而且造成一种闪忽不定的感觉,结合后乐句一再分裂、力度逐渐减弱等因素,把打柴老人口唱山歌翻山过坳迎面而来,又肩挑柴禾悠然远去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回味不已。    保卫马德里 麦新词,品骥曲。作于1937年。这年奏,西班牙爆发了佛朗哥叛军围攻人民阵线政权的战争,德、意法西斯出动侵略军支持佛朗哥,世界各国人民组织志愿军和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阵线,形成了世界人民力量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一场大博斗。在我国也掀起了声援西班牙人民的热潮。《保卫马德里》就是一首献给西班牙人民的战歌。歌曲的音调激昂慷慨,旋律线起伏度很大,是多句体的乐段结构,五个气势壮阔的长乐句各由两个分句组成,句法不规则而连接紧密。弱拍后半拍起的抑扬格旋律进行,以及附点节奏和四度上行号角音调等的频繁运用,造成振臂高呼、震撼人心的效果。这首歌曲的体裁形式和曲调气质,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有明显的联系,既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也表明了中国革命歌曲创作离不开国际革命音乐给予的滋养。1936年3月,这支歌曲在国内传唱后不久,曾由上海世界语学会译成世界语和英、法、德、日、意、俄、西班牙等国文字,并寄赠西班牙前线,表达了中国人民同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人民同仇敌发忾之心。    救国军歌 塞克词,冼星海曲。作于1936年。是冼星海从法国归国后刚开始创作救亡歌曲时最成功的作品。由于它在内战声浪未停,而全国人民都酝酿前抗战的时候,唱出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响亮声音,因此立即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为救亡歌咏集会上必唱的歌曲。这首歌原是齐唱,冼星海曾将它配为四部合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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