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有感.doc

读《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有感

这本《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偶然在网络书店看到，名字与内容简介激发了我对它的阅读兴趣，故买来一看。档案与历史有着密切联系，但又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每每看到有关二者联系的书籍，都有一探究竟的想法，但是翻开书本，严谨生硬的学术语言，又使我对其敬而远之。而这本书，作者吴铭能先生不是传统的平铺直叙历史或是堆砌学术观点，而是基于很多的书信和档案，在爬梳史料之后，给我们展现的不一样的历史人物形象，他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去整理收集资料，切不可认为“琐碎的小细节”就可以忽略，而有可能它们恰恰是了解真实历史的关键。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吴铭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在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清代至民国学术史，著作有《梁启超研究丛稿》、《梁扁超的古书辨伪学》等。近年主要致力于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研究，本书就是其研究成果的结集。
本书以第一手未曾公开发表的档案书信文稿为主，勾勒如梁启超、陈独秀、雷震等人的人格形象，透过这些资料的剖析解读，历史人物的魅力与神采呼之欲出，原来我们过去印象中的人物，是需要重新认识评价的。并针对台湾“二二八事件”，提出了口述档案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操作的问题。
一、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等。提起梁启超，不得不感慨他的一生是在负重中前行的，政治活动、办报论政、启迪民智、学术研究，他穷尽毕生心血致力于这些事业。忧国忧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遭遇挫折后愈加有韧性，这是他负重的人生的主旋律，他的名字与精神在人们的心中定格成永恒的精彩。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他在政治上、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鲜有人知，那么这本书里就为我们带来了极具“人情味”的梁启超，不再是那个只知论政、写文章的改革家。尤其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屡屡出现呼朋引伴共约打牌的话，兴趣之浓郁可见一斑。如“沪函已发，决星期六入都小聚，星期一返津，请准备战地，并告舍弟。”“准备战地”，即是准备打牌的场地，为了打牌，郑重其事写信约人方城之战，这是梁启超的真实面貌，这才有人的味道。将打牌讲得那么煞有介事，可见其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如此喜欢打牌，在牌桌上除了联络感情之外，对于紧张的政治活动、忙碌的学术演讲以及文债稿约，自然可以暂得心情一时的纾解。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介绍梁启超的，说他在讲演到动情之时，掩面悲泣、涕泗横流，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每次读到那一段，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味，而且至情至性的人，加之本书中对他的描写，使我更加深了这种观念。
萧公权在评价梁启超的时候说，“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这段话对梁启超的评价很高，将他一生的贡献囊括其中，对于“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这一句，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有类似的评价，本书中也有“后世学者皆知梁氏思想善变与性格复杂的多面性特质”，作者在书中有交代这样说的原因，即他原先排斥传统医学，但在试过有疗效之后就一直相信；他批判封建迷信，而自己却迷信风水、扶乩和择日；他文笔洗练流畅，创作质量惊人，而他也有文思窘困的时候；他嗜好打牌，尤其晚年，不管在忙碌讲学或疗疾修养，总要邀请好友“酣战”或“小战”一番。而这些都是由书信所显示出来的，所以作者吴铭能先生也呼吁，“如有相当充分条件，应该尽量做到钜细靡遗，方能一窥全豹。学者研究梁启超迄今累计不下数十家，然而真能将梁氏这个有血有肉、真情至性的人物描绘得真切，几家能够？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观念，即是书信原迹笔触不经意所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细微、最错综复杂的思绪，在后人编纂文集中是不易显见的，同时也最被忽略，唯有深入其间反复模拟想象彼时环境氛围，体会作者悲、欣、愁、嗔等情感，企图使‘场景再现’，透过书信原件的剥丝抽茧，其文献价值自然彰显。”
二、陈独秀“世无朋友更凄凉”吗
陈独秀在近代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他的特殊经历与政治上的禁忌，使得北大校园内有李大钊的石像，却不见他的同等位置。1920年初，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连续担任了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现如今，翻开各类关于介绍陈独秀的书籍，都会像以上所述的这样，将他前期的历史贡献和杰出成就大肆渲染一番，然后再说他的晚景有多么凄凉，两者相较之下，更突显了他晚年的落魄。借此人们就会感慨世间之事如此曲折离奇，诡谲多端。但在人们慨叹世间变化无常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事情演变会有它的必然性，即使陈独秀当初创党有功，但也不表示他所坚持的革命路线一直是正确的，当他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只能打倒”（毛泽东语）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说起他晚年贫穷多病，大多是以加强其潦倒失意的窘况，但大家忽略了一项事实，处于陈独秀晚年同时代的学者，贫病交加乃是普遍现象，如台静农、王振铎、陈寅恪、顾颉刚等，当时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正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物质条件极差，生病者大有人在。陈独秀晚年给台静农写的一百多封书信，均在台湾保存完好，书信内容可见陈独秀与台静农之间的交情甚好。所以，我们再论及陈独秀一生时，切不可将他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与晚年境况相比较，要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看。
三、从“二二八事件”看口述历史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到3月13日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原本“大溪档案”已公布的资料，可以真相大白，但很不幸地，经过一些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操弄与篡改口述历史，使得真相变得混沌难明。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
但是口述历史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二二八事件”的不幸发生，许多家庭遭逢亲友不明不白亡故或失踪，罹难家属内心沉痛的感受大家都明白，但口述历史讲求的是事件的精确性，就不能任情绪无限度发泄。受访者可能受到不同情境氛围的影响或情感伤痛煎熬导致精神状态不佳，抑或是出现记忆的模糊，辄对往事做了过度想象的描述，那么这就会是口述历史的最大症结所在，没有办法完全地、真实地还原历史了。可见，口述历史需要加强辨伪的必要。当受访者将事件说得煞有其事，历历如绘的时候，访问者或是史学家们则要耐心冷静，全方位地收集来自不同领域人们的声音，不可听信一家之言，再根据他们的描述与历史事件主线进行联系分析，层层剖析梳理之后才可得出结论，断不可将受访者的原话照搬入书，还美其名曰尊重受访者的记忆，尊重历史的原貌，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对于此问题，崔永元推出的《我的抗战》就做的比较好，下面我就主要讲一下《我的抗战》。
在当前中国口述历史作品仍以纸质印刷物为主的情势下，崔永元的团队为口述历史多样化的形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将口述历史以影像形式呈现出来。自2010 年8 月起，崔永元策划制作的32 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视频首播，随后展开地面巡映，最后由85 家电视台同步播出。11月，同名图书《我的抗战》正式出版。2011 年，崔永元团队再次推出了“我的抗战Ⅱ”系列作品，包括30 集纪录片、30 集动画片、一部同名配套书籍及一部真实电影，获得很大成功。
据崔永元撰文介绍，《我的抗战》团队的工作最早开始于2002 年，有关战争的采访收集和整理则是从2006 年就全面开始了。其中亲历抗战，口述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老人接近400 位。他们那时的身份有军官，有士兵，有教师，有电影明星，有外国人，还有孩子，总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多种身份，以军人为主。这些人都曾亲历抗战，他们中最年轻的已经80 岁了，大多数都在90 岁以上，抗战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这些中下级官兵、基层文艺工作者、普通医护人员、平民受害者、知识分子、修路民夫、慰安妇、俘、伪军、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史料，支撑起了《我的抗战》厚重的架构，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状态与过程: 除了正面战场的22 次重大战役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著名战
斗等有关军事领域的讲述，还涉及民众心态、战时文艺、百姓生活、战时教育、战地医疗、战俘问题、劳工问题以及战争反思、人性拷问等多侧面、多角度的抗战历史，其中许多问题可以说是此前鲜有涉及的，而《我的抗战》则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行文至此，有什么理由要相信口述历史？换言之，我们该问，什么样的口述历史才能成为可信任的历史研究资料。黄彰健院士曾指出，口述历史有很多是靠不住的，必须要以档案为依据，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支撑。但是，这就存在问题了。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可以补档案的不足，也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则与档案相抵触。那么此时，该怎么办呢，很多专家学者都指出，一切口述历史的资料都必须利用档案进行仔细审核，一一分析考辨。由于档案往往实录当时的情况，以时间先后为线索排序，则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有清楚的轮廓，再以此为基础，则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或有出入不同、或有相抵触之处，就可以很快判断是否失实、有意隐讳或扭曲。由此可见，档案与历史相互支撑、互作补充，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翻开尘封的档案，也许会发现在历史的另一角落，存在着令人或惊叹、或感动、或悲哀的传奇故事。看到档案所记载的人物与事件，这些或许已经逝去的人们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反面的，这些档案都说明他们存在过。个体之于世界如同沧海之一粟，相较于那些已被历史遗忘的人们，存于档案中的这些人何其幸运。档案，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生命个体的镌刻。我想，这就是档案的独特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