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刘永康读书、治学、管理回忆.doc

读书、治学、管理
（回忆录）

1945年农历9月22日，我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城。在故乡度过了18个春秋，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学业。1964年，我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即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1968年毕业。从此步入粉笔生涯，迄今为止，从教45年。回顾在大学学习与日后工作走过的历程，主要做了三件事：读书、治学、管理。对待这三件事的态度都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那就是：纠缠如毒蛇，执着若鬼神。
读书
此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我是书痴、书虫、书呆子、书跛头，调侃与赞誉混杂，这些，我都认了。没办法，我不会抽烟、喝酒、打麻将，读书就是我的主要嗜好。偶尔也唱唱歌、跳跳舞、散散步、做做家务。当然，此中亦不乏生活的乐趣，但更多的是作为看书闷倦之后的一种调节。有精力的时候，除了工作，差不多就是看书。
最难忘的是文革期间，我大学生活的一半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学校瘫痪了，谁也不管谁。大学生差不多被卷入两股潮流：一股是搞派性，文斗加武斗；一股是逍遥，谈情说爱、游山玩水。我却超脱于这二者之外。其实，我也并非是“举世混浊而我独请，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谁能知道今后要干什么？世事茫茫不可料啊。庆幸的是我遇到两位高年级的学长。一位叫易治安，后来当了大学校长、重庆政协副主席；一位是张定鑫，后来是一位很有名的中学教师，可惜英年早逝。他们两个都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我们三人趣味相投，“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今天炮轰这个，明天火烧那个”，处处是打砸抢抄抓的那个动荡不安、极不平静的岁月里，居然还安下了我们这几张平静的书桌，在那个年代，还真是一个奇迹。
我们从诸子百家散文到唐宋、明清散文，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每一个时代的书，都有选择地涉猎，外国书籍亦然。背诵成了我们的功课，定计划，定任务，这个星期要求背的，下个星期互相抽背。还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想，在那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年代，就即使学校不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按学校的安排学习，我们也不可能读那样多的书。这种背书的习惯一旦形成，还真是“本性难易”，“年纪老而不衰”。都说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熟读古文二百篇，不会作文也会编”、“文选烂，秀才半”、“熟读千赋能善赋”，我的体验是：读书还真有这样的奇效。我的所读之书后来成了治学的资本。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知识的积淀与实践经验的融合形成了我这一生的思维能力与工作能力。我在大学教过古汉语、文艺学、语言艺术、逻辑学，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学论方面的一系列课程，这些所教的课程没有一门是从学校老师那里学来的，全凭自学。但都得力于平常熟读背诵的积淀。我承担的各门学科的教学以及我撰写的论文专著里，充满了我所读所背的许多东西。我作报告，上课、写作都喜欢引经据典。但所引之经，所据之典，差不多来自我能背诵的内容，还真是信受拈来、游刃有余，得之心而应之手与口。我所著的语文教育方面的专著以及其它方面的，如《儒学的管理事功与绩效》等专著以及撰写《对老子文化思想的再认识》、《论<学记>的择师观》、《从原型启发式走向现代启发式》等学术论文，都得力于我熟读背诵诸子百家散文和其它方面的文章。毕业分配前，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我在四川西昌山上放马，借放马之机，我将司马迁的《史记》翻来覆去地读，并背诵了世家、列传、本籍中的许多篇目，没有这个底垫，后来我也写不出《史记与现代文明》的专著来。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早期读过的那些书，决定着他的精神丰富性，决定着他对生活目的的认识和体验。这一点也决定着青年人人生观点和情感的形成。”我从读书中体会到：书不仅给了我做学问的本钱，也给了我修身养性的营养。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待人诚恳、帮人真心、忠于职守、追求执着、知难而进、受挫不餒，这些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都是我从书中悟出来而在实践中躬行的。夸美纽斯说：“教师的人格是学生心灵最灿烂的阳光”。我这一生与教书结下不解之缘，我的工作就是要给学生的心灵照阳光。不知是谁立出了一个公式：教师=学识X技巧X道德。我认为，这公式表明：教师工作具有剩法效应，不论何者为零，教师的教育活动都会失败。而任何一方增值，其效果都会因相剩而大增。
总而言之，读书为我后来的教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感情基础、学识基础。
治 学
从读书到教书再到作文与著书，构成了我45年来的主体工作内容，也就是治学。纵览我教书、作文与著书的内容，都不断地着意在融合、创新、教改三个方面下功夫。
关于融合，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视野问题。
钻研学问要讲深度，但深度离不开广度。就象打井一样，开口不大，怎么深下去？人站在地球上，不就是脚下两巴掌面积吗？但是，如果把两巴掌周围的土掏空，你能立得住脚吗？各种学问有其独立性，各种学问又有其相关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信息时代越来越需要综合。钱梦龙说，语文教师不一定是专家，但必须是杂家。而我认为培养语文教师的教师，就必须既是专家，又是杂家。从这些认识出发,几十年来，我不断地吸收本专业领域的前沿理论，也适当旁及其它学科的研究动态，在此广采博取的基础上，我始终注意了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是调动与语文相关的各专业学科的知识（如教育学、国学、文艺学、语言学、文章学、阅读学、写作学、美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来研究语文教学。我常常这样来比喻我搞的语文学科教学论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其它课程的关系，那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其它课程是造零件，语文学科教学论课程则是搞组装。在我的教学中，在我的论文与著作中，主攻方向是语文教学，然而都是与语文相关的各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我的研究领地成了教育学、文章学、写作学、阅读学、文艺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的汇合点。这些不仅反映在我的教学中，反映在直接研究语文教学的论文专著中，而且，在我曾经发表的文艺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方面的论文专著中也有所体现。二是将西方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相结合，来审视和关照语文教学，为语文教学提供新的视觉与思路。这集中反映在两部专著中：即我的独著《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中西合璧的语文教育观》和我主编的《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学改革》。后者是国家十五规划课题的最终成果，前者是该课题的前期成果。这两部书先后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和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使用。其实，我关注“西方方法论”是始于在教育学院教文艺学阶段，当时，正是西方文论引入我国的高峰期。那时，我与四川达县师专的张达纯老师合作出版了一部《西方文论述评》。我用俄文翻译发表的苏俄美学文论：<苏>亚﹒谢﹒米古罗夫的《美学：艺术与科学相互接近及影响的趋势》、<苏>奥﹒康﹒季霍米罗夫的《信息论与心理科学的新课题》、<苏>卓﹒尤﹒阿布德拉赫玛诺娃的《论老舍的文艺美学观》，这些专著和论文不仅影响了我的文艺理论教学，也影响了我后来对语文教学的研究。
关于创新。
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自觉地坚持走创新的道路。
一、我出版了《语文创新教育研究》的独著。旨在帮助语文教师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从人才观、质量观、优劣观、发展观诸方面确立与创新素质教育相适应的现代语文教学观念：变守成型教学为创新型教学；变塑造对象为创造主体；淡化统一型，强化学生差异型发展。本书把创造学的观点引入语文创新教育的研究之中，以创新思维为纽带，把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活动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语文教学活动紧密地栓在一起对照研究，这大概也是本书在拓宽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在文理渗透方面的一点常识。本书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为当年教育类最高奖。
二、2001年、至2003年，我承担并主持了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这是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领导小组批准的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为FAB011462。本课题旨在运用西方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与中国传统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来审视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践，从中摸索出带规律的东西，为实施以创新教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的有效途径。课题在全国20多所中小学实验长达三年。最后形成了由我主编的学术专著《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本书在对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中，重新思考了原有的思维模式，移动了固定的审视语文教学的观察点，改变了习惯性的思路，并超越了常规科学规范的限制，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了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化为我们自己的血肉。“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在治学问题上，岂止古今英贤相许，中外英贤又何尝不相许？我们从中外英贤的对照比较中既看出相许处，又看出相异处来。看出相许处，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看出相异处，多一种看问题的眼光。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语文教学，就能摆脱思维定势和惯用措词方式的束缚，有助于提高理论思维的严密性，更能识出语文教学的庐山真面目来。
成果是在全国20多所中小学200多名教师经过三年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许多阶段性成果已在权威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的实验课在全国或者省市赛课中获奖，有的实验教学实录光盘被教育部采用在全国发行。有的实验学校课题组成员被中央电视台采访。
三、创新还着重表现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自身的教学改革方面。
1997年至2000年，我承担并主持了教育部重点课题《西南地区面向21 世纪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工作。
面对21世纪社、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对人才的种种需求，高校教师决不能死守旧有的疆土。那种“一部教材讲到老”、“一本教案用到老”的“从一而终”的作法，以及“讲稿的纸已经发黄，还觉得越陈越香”的想法与改革的时代精神是不和谐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更需要教师转变观念。思想上，要有改革意识；知识上，要有更新意识；教学中，要有民主意识；科研中，要有创造意识。
我撰写的论文：《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树型课程体系的构建》”、、《论高师“中学语文教学法”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探讨如何使课程具备“强化素质教育、拓宽专业口径、注意知识更新、加大课程弹性、重视内在联系”等特点。并通过反复实践，使课程基本实现了“学时要少、内容要新、水平要高、效果要好”的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语文学科教学论面向21世纪“树型课程体系”的构建目标。在教材编写方面,注意了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基础知识理论和实用性知识的统一，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的统一，使教材顺应基础教育实施语文新课程的要求，符合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宗旨，体现出新、精、深、实、活的特点。新在及时吸收现阶段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内容和第一线优秀语文教师的新鲜经验，使教材内容充满时代气息。精在力求剔除那些空洞乏味，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理论。深在力求用教育学、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以及西方现代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来科学的解释解决语文教育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使教材显示应有的理论深度。实在增加与语文教学实践关系密切的教学策略、学习策略，特别加强案例分析。活在通过教材设计的技能训练，把实践活动直接引进课堂，使理论学习、教育能力的培养都落在实处。教材各章设资源链接，使课内学习向课外延伸。所有这些，都力图丰富和发展语文教育理论，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语文新课程标准提供新的视觉和思路。这样，就确保了教材体系的师范性、前沿性、系统性、时代性、实用性，使教材既便于教，又便于学。
新的课程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教学方法必然要把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置于突出地位。
在大学教学过程中，创造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以一种探究的态度，充分发挥自己的身心潜能，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活动。对于大学生来说，由各种心理活动在高水平上的综合而产生的创造，不完全是自我形成的，需要教师提供的具有鲜明导向性的教学氛围和良好的教学条件为基础，而为了更有效地形成这样的氛围和条件，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这样的教学原则：第一、在知识的传授和掌握上，面向结果与面向过程相统一的原则；第二、在教和学的方式上，因材施教与因材择学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在学习主体心理的调动与投入上，认知和情感相统一的原则；第四、在师生互动的相互作用上，教的创造性和学的创造性相统一的原则。
从个性化教学的需要出发，树型课程体系加大了课程的弹性。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减少了考试课程，增加了考查课程。大体上讲，必修课程为考试课程，限定选修课程、任意选修课程、活动课程作为考查课程。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从实际出发，分别采用了开卷、闭卷、笔试、面试、课堂提问、撰写论文、试教等方式。
新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的，培养目标中突出了创造精神的培养，这是一个人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注重实际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考核。评分鼓励创见，如答题有独特见解，或公开发表有与所学学科知识相关文章、作品的学生，在评分上，均实行奖励。
从1998年到迄今为止，围绕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这个核心，由我先后主持了五个国家级、省级教改课题研究。5 个研究成果全部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4个：《新课程、新知识、新方法、视野下的语文教育教材建设》、《高师语文学科教学论面向基础教育的探索》、《面向21世纪创新型语文教师的培养》、《国家精品课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整体构建与创新推进》，二等奖一个：《创造性思维与语教法教学的实践性原则》。
关于面向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2007年—2010年．我承担并主持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高中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由我负责组织了一批教育专家和优秀高中教师组成课题组，深入全国高中新课程实验省（区）对课程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困惑、出现的误区等作了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对目前普通高中新课程推进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结题后（结题证书号：2010027），由我主编了一套《普通高中新课程理论与实践》丛书共12部，丛书内容不只是涉及了语文，还涉及了基础教育各门学科）。本丛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资料作了系统的研究，力图进一步厘清课程改革的理论脉络，较好地体现科学性和前瞻性；同时，对各实验区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以资借鉴。本丛书在内容编排上基本按照思考研讨、理论概述、案例分析、资源链接、教学反思五个部分展开，力求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凸显应用取向。本丛书是对当前高中新课程教师培训资源有益补充，既可供高中教师新课程培训和后续研修使用，也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本科生、教育硕士生了解、研究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有益资源。
《高中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丛书（共12部）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后，在全国影响很大。其中有五部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见教育部教师厅函【2011】19号文），有一部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语文教学方面的论文专著作为许多学校教学、科研、课改的理论支撑，作为教师培养与培训的教材使用。
二、2002年由我首次承担并主持了“基础教育新课程骨干培训者国家级培训”任务（见教育部教师司【2002】59号文），为全国19个省培训了60 多名国家级骨干培训者。通过对新课程标准等有关文件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验经验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研讨，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层面使培训者进一步理解新课程改革的课程理念、课程价值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原则和方法，更新培训者培训观念，变革培训模式、提高培训者队伍实施新课程培训的实际应用能力。以后若干年，我作为首席专家多次承担了我校国家级省级培训主讲人并应邀在省内外80多个地区、为20多所高等师范院校以及许多中小学作有关课改的各种报告200多场，受到一致好评。包括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四川教育电视台、拉萨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和许多网站均与报道。
三、先后担任60多所中小学校课改、教育科研顾问，为他们献计献策。
四、以负责人的身份积极介入了中高考语文命题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主编了新课程背景下《高考语文考点透析与能力提升指导》丛书三部。并在《语文建设》等刊物和人民日报、教育导报发表研究高考语文命题改革的学术论文多篇。
五、除了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指导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外，还直接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设计语文教学的下水课，深入省内外基础教育课堂，为我国许多地方中小学语文教师作教学示范，并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扬。这方面有电视台报道、有刊登在杂志上的记者访谈录、有教学录像、有杂志刊登的教学实录及评论文章。这些内容不仅影响了我的理论教学，也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面向基础教育作出了表率。
融合——创新——教改。这便是45年来，我在治学方面所做的三件事。融合是前提、创新是手段、教改是目标，着眼点是学生的发展。
管理。
我并不讨厌作管理工作，甚至还有一定的兴趣，自觉在这方面也具备一定的素质。 但管理较之于教书，在我的心目中，后者是熊掌而前者是鱼。美国心理学家瞻姆斯说：“人性中最深切的凛质是被人赏识的渴望。”学生称赞我的课堂是“知识的清明上河图”、“培养能力的广袤原野”，这当然是有些过誉，实际上没有那么好，我只不过把它当着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以及我自己在教学上应该追求的境界，但是，在课堂上，我从学生聚精会神的表现和对我充满信任、赞许、崇敬的眼光中，得到的是慰藉、快乐。这一生我是把教书当享受，苦中自有乐趣。因此，在45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曾先后放弃了三次搞管理工作的机会。在四川汉源县，我放弃了当副县长管教育的机会，志愿调入四川雅安教育学院教书。在雅安教育学院，我放弃了提拔为学院副院长的机会，调入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在四川师范大学教书阶段，原重庆市教委主任，后任重庆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的叶贵本，曾多次次动员我去重庆市教委，或担任办公室主任、或担任师范处处长、或担任教科所所长，并承诺这些只作为过渡，之后还要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这些都被我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我坚守了四川师大的教书职业，直到退休。我这样作并不是清高，一方面是畏惧仕途的艰难险阻，这是私心；但更多的是对教书工作的喜欢，这是嗜好。“灵台无计逃神矢”，一个人，做你喜欢的事是自由，喜欢你做的事是幸福，我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但在鱼和熊掌二者可以得兼的情况下，对这二者，我并没有作出取与舍的选择，而是听其自然，服从安排。刚毕业分到四川汉源县，在等候分配工作前，我主动到深山老林的一所民办中学去试教，随后分到第三中学任教，我就当上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文革中学校领导的职务，相当于副校长。）隨后，我相继担任汉源县第二中学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四川省雅安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搞管理工作，我基本做到了“食一日俸禄担一日忧”。
我在作学校各项管理工作时，都不丢教学与科研。而且，在担任以上任何一个职务时，我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都不少于一般教师。我经常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至于双休日、节假日，特别是教师特有的寒暑假，这些时间是别人休闲的时间，却是我做学问的时间。我这样作，就是希望不因教书而淡化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不丢教书，不只是因为热爱教书，还是因为这样作更容易了解教师工作的实际情况，体察他们的需求愿望，感受他们的悲欢喜恶，从而使管理工作更有发言权，更有的放矢，且矢也容易中的。
搞管理尤其需要民主作风、合作精神。几十年来，与我共事的搭档中，和我结怨的没有，和我结缘的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我一道创建四川师大文学院的万光治，他是院长，我是书记。论年龄，他是兄长；论学历，他是北师大著名学者启功先生硕士研究生中的高足，毕业后直接来大学任教；我只不过是连本科只读了两年而因文革荒废了学业，去深山老林从民办学校教书起步的低学历教师；论特长，他精于调弄琴弦，一副好嗓子唱民歌，而我不识谱子，五音不全，亦无别的特长爱好。但在精心打造文学院的过程中，我们相处之和谐、配合之默契、结义之深厚，这在院内外，校内外都成了美谈。其原因 是万光治院长能力强、气魄大，胸怀开阔，在同志之间很有凝聚力、亲和力。而我也比较能与人合作共事，不计得失。我除搞好文学院党务工作外，对文学院行政事务，始终遵循八个字：参与不干预、分工不分家。所谓参与，就是学院的重大事情，一定是我们二人加强沟通，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去统一班子成员的认识。所谓不干预，就是谁的工作由谁负责，让班子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地积极地放手干工作，“将能而君不驭者胜”。所谓“分工不分家”，就是在分工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班子成员中，无论是谁，工作遇到困难，或因故不能上班，急需我帮忙处理的时候，我决不踢皮球，一定在与相关负责同志加强通气的基础上尽心尽力地去作。由于我作为书记，与院长以及与党政班子其他成员的心心相映、亲密无间，加上别的有利条件，硬是把个文学院打造成四川师大的一面旗帜，享誉校内校外。万光治因此评了曾宪梓奖，我也因此而获得“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四川省师德标兵”的荣誉称号。。
我把管理当学问，绝对需要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的精神相结合。我比较成功地实践了“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汉源二中工作期间，该校的语文教研组缺乏教研空气，教师之间在教学上搞自我封闭，谁要听谁一节课都不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教研会除了念报纸、就是东说南山西说海，东扯葫芦西扯瓢。教学问题成堆，教学质量低下，学生意见多，招来社会的指责，校内外同行的轻视。我担任校领导后，首先就在这个教研室蹲点。从我开始，所有老师的课都公开，全体教师都得去听。听完后翻问题，然后将问题梳成辫子，组织研究课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攻。研究课是“一人上阵，全家保驾 ”。就是由一个执教的老师集中所有老师的教学建议来设计教学，然后搬上课堂演示。成功了，大家来总结经验，并将经验转化常规要求，人人照办。失败了，大家来找原因，并针对原因继续组织研究课攻，直至成功为止。在三年的教改实践中，我们摸索了一套体现启发式教学原则的有效途径，那就是：在教学思想上：解决学思矛盾，培养思维能力；在教学方法上：诱导不断探索，不搞越俎代庖；在教学形式上：重视问题讨论，摒弃单向传导；在指导原则上，提倡质疑存疑，反对轻信盲从；在思维方式上，既要获得知识，更要发现真理。通过启发，把学生的思维活动由单纯获取知识引向善于发现真理的新境界。这里所说的获取知识，是对前人已经总结出的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这里所说的发现真理，是运用现有知识去探索前人尚未发现的新的知识领域。这体现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开始与终结的全过程。这一点是现代启发式教学原则有别于古代原型启发式教学原则最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教改实践聚焦在指导学生读在书内，想在书外；考在书外，答在书内；教在课堂，做在社会。
抓三年，变三年，这种改革把教学风气彻底扭转过来，问题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教研室全体老师的素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教学质量在全县、全地区都跃入先进行列，然后，我把抓语文组的经验推广到全校，使全校各科教学质量在全县、全地区名列前茅。《四川日报》还以《山窝窝里头飞出一群金凤凰》为题对学校办学经验作了全面报道。我在担任四川师大文学院书记之初，在学生中开展了 教师党员定点联系班组活动。怎么联系？怎么协助辅导员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为了摸索经验，我亲自联系一个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班级。 这个班的班委、团支部干部搞窝里斗。多数学生上课迟到、早退、甚至缺席。56个人的班就有53人补考。我通过整顿班委团支部、处罚长期旷课的学生、劝学、坚持抓考勤、召开“消灭补考”的主题班会、将补考生归类并分别制定消灭补考的计划、请相关科任教师为学生补课……通过这一系列方式不仅查了漏补了缺，而且在新的考试中实现了56人全部过关的目标。使这个在补考方面创奇迹的落后班成了消灭补考也创奇迹的先进班。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样，我在指导教师党员定点联系班组方面，就顺利多了。后来，学校把文学院定点联系班组的经验推向了全校。文学院也获得了“四川省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四川省关心青少年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我的管理对象都是中学、大学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人性化的管理尤其重要。少不了要作过细的思想工作，以心交心，谨言慎行。理解、尊重、关心、体贴是作好工作的前提，身体力行、平易近人、和风细雨是最重要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抵制的不抵制，该惩罚的不惩罚。 这一生，我没有为私人的事情给任何人红过脸，但为了公事，我的确不怕得罪人。在歪风邪气面前，我自然也懂得“睁只眼，闭只眼，免得担风险：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以及“而今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的处事哲学，但我做不到。每到这些时候，我往往沉不住气，偶尔也有暴风骤雨的时候，批评起人来不忌嘴，什么尖刻的话都说得出口。也不知道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或者说是优点中混杂着缺点。我曾把个别犯错误的教授弄来大会上检讨，还评论过去评论过来。我让犯严重错误的老师停课反思，犯错误的老师中，针对错误的性质和对待错误的态度，按照有关行政法规给出各种处分：有的行政记过，有的降工资、有的留党查看、还有的开除党籍……一个人很难做到人人都说你好，月亮那么圆，做贼的还嫌它亮。我相信，怕得罪人，到头来会得罪更多的人。庆幸的是我在管理工作中从来没有犯过众怒，没有得罪过更多的人。被我得罪过的人，最后，差不多都能理解我、原谅我、甚至和我交上了朋友。当然也有极个别记死仇的，但我问心无愧，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