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最终修订版).doc

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刘跃进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柏俊才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刘跃进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整理与考订方面。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到古典文献学、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索，长期孜孜不倦的追求，刘跃进先生练就了良好的文学感悟能力。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他不断转换思路，诠释文学理念、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转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关键词： 刘跃进；秦汉；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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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俊才：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刘跃进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25)02−0001−01
若从1986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算起，刘跃进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已近三十年了。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跃进先生围绕着“编写一部综合性的《中古文学思潮》，以现代文学观念为中心，从秦汉到隋唐，勾画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变迁风貌”[1]的目标，研究领域由魏晋南北朝文学上溯至秦汉、乃至先秦文学，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尤以《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四部著作以及相关论文影响甚大。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跃进先生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这把锋利的干将莫邪，而且领悟到铸剑的方法与技巧。
一、秦汉文学的新观照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而历来受到学术界青睐。但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史记》、《汉书》、《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和汉赋而已，大量的文人创作，以及相关文献材料仍尘封在故纸堆里。即使综论性的各种大文学史，所论也极为有限，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秦汉作家五十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仅三十余位，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所论稍多，也仅有七十多位。如果仅仅囿于这些作家的研究，总体上难免有偏狭之嫌，恰如其分的评价也会受到影响。
鉴于这种现状，跃进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秦汉文学的研究若想有新的突破，必须重新调整思路。结合已有的研究经验和敏锐的学术睿智，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重境界”说。所谓“三重境界”实际上是指秦汉文学研究的三个角度，或者说是秦汉文学研究的新趋向。第一重境界是回归原典，第二重境界是综合研究，第三重境界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这是跃进先生对秦汉文学的新观照，他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回归原典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2]191。跃进先生认为所谓文学风貌，“应当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编年史为纵的基本线索，文学地理及人才分布则为横的主要线索”[2]191。《秦汉文学编年史》对自秦王赢政元年（前220）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共计四百四十年的秦汉文学的发展史作了完整编年。其中涉及的文人大约五百多位，作品近八百篇，文学家与文学作品几乎囊括殆尽。这就充分体现了跃进先生“展现四百余年文学发展进程”[3]10的宏愿。《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分上、下二编，阐明了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状况。上编主要探讨秦汉时期三辅、三楚、齐、鲁、河西走廊、江南、巴蜀、黄河以北和中原八个区域的文学流变及其特色。区域划分合理，文学特色概括准确。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研究说明：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东汉则转到河洛地区，三辅文人则上升为第二位。这可能由于三辅地区曾经是西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积累起来的结果。尽管西汉和东汉的文化中心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下编以《汉书·地理志》所载103郡国为单位，以《汉书》、《后汉书》所载作家籍贯为依据，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秦汉文人分布进行了“系地”工作，与上编文学地理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为秦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材料。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与《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分布》二部著作，从“系年”与“系地”的时空层面勾画出秦汉文学的风貌。
综合研究“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3]285跃进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2]192。2002年跃进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讲演时，更明确地指出：“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2]192。本着这样的学术理念，他除对秦汉时期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作全面考察外，还致力于相关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条分屡析，并极为重视对秦汉简牍、金石及其它出土文献、域外汉学资料的综合运用，从而使他的秦汉文学研究呈现出视域开阔的特征。例如引用《宣和书谱》、《书苑》等资料，用以说明蔡文姬有很高的书法艺术造诣；引用了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汉简、东汉画像石等出土文献资料，将《列女传》系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前；引用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记汇注考证》来确定中山靖王《闻乐对》的作年等等，这些努力与尝试皆践行着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
理性分析，是在以上两个层面完成之后，理性地分析中国文学史，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观念和演变轨迹。跃进先生在《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中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界域分明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拓展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的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1]。这种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伴随着跃进先生的文学与文献研究。在《回归与超越》一文中，跃进先生呼吁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应更多关注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国外文献，认为这是传统文献学之外的现代文献学，只有占据这两个方面的文献阵地，我们的综合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才会提出更高的理论诉求。“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会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们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4]。强调在文学史研究中注重理论概括，这是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古文学研究有四大新课题：一是宗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二是东汉文学研究有待加强；三是经学、小学、方言俗字等传统课题需进一步深化；四是在对若干专题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梳理中古文学的嬗变轨迹，重新评价中古文学所特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此外，如《近两年台湾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要》关注1989-1990年台湾地区的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掠影》分析了20世纪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概况和成果等等，这些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关注的视野非常开阔，而论述的问题又具体而微，是这种理论观照的延伸与铺叙。
跃进先生从回归原典、综合研究和理性分析三重境界重新观照秦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四部专著和若干论文，就是沉甸甸的硕果，无疑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新成就。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研读跃进先生的这些论著，不仅了解到秦汉文学研究的新动态，而且让人懂得了如何进行文学研究。
二、文学观念的新诠释
跃进先生坦言，从事秦汉文学研究，遇到不少困惑：“研究秦汉文学，面临最大的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1]。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也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若想推进秦汉文学研究，必须对现有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
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的四分法，是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后，经胡适、鲁迅、周树人等提倡而确立的纯文学观念。从近百年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纯文学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并没有将文学限制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这四个方面，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观念。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八体，陆机《文赋》将文学分为十种，刘勰《文心雕龙》将文学分为数十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将文学分为一百多种。这是理论家的概括，可谓登峰造极。
中国古代的文学选本也认为文学作品可分为若干类别。萧统《文选》将文学分为三十七体，宋代李昉等人编撰的《文苑英华》将文学分为四十体，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学分二十五体。这是选家的分类，可谓种类繁多。
从古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很多归类虽然界限不很清晰，但彼此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譬如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汉代作品就有诏、书、令、誓、盟、制、赋、辞、记、策、敕、报、答、文等多种文体。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汉代诗歌就有歌、诗、辞、谣、谚、语、号等多种诗体。诗与文，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大宗；而大宗里面还有细分，且各有边界。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文体绝不像我们现代理解的纯文学那样简单。若以纯文学的理念去研究古代文学，势必削足适履，固步自封。因此，跃进先生指出，“研究文学，就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2]192。在《蔡邕著述摭录》一文中，跃进先生将《月令章句》、《琴操》、《劝学篇》、《圣皇篇》、《女史篇》、《圣草篇》、《今字石经论语》、《十意》、《独断》等纳入蔡邕作品集中，实践了他的杂文学观念。“跳出纯文学的范围”，打破了长期以来套在文学研究者身上的枷锁和铁链，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使如实描述中国文学发展轨迹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跃进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代的文体在秦汉时代已经初具规模”[7]5。在《〈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一文中，结合蔡邕《独断》的文体分类，他着重分析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碑、诔、铭、连珠、箴、吊、赞、论、书札、颂、记、祝、诰、对问等二十二种文体特征，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5]170。
文学观念既涉及到文学本质观念、文学特征观念、文学创作观念、文学体裁观念、文学批评观念等基本问题，又关注到文学的本质问题。因此，观念的新变化，直接导致文学范围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拓展。对文学研究来说，不啻是一场革命。跃进先生对文学观念的新诠释，将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三、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孔子曾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任何事情，方法最为重要。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不当，收获甚微。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探讨方面经历了四个时期：从世纪之交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第一个时期，在研究方法中注入了科学的因素；“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时期，传统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文学研究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态势；1949至1978年是第三个时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占统治地位，传统的研究方法逐渐边缘化，总的趋势是“重观点，轻材料”，“以论带史”；1978以后是第四个时期，文学研究进入再次多元化发展期，总的趋向是由重实证到实证、阐释相结合，再到中西合璧。不同时期自有不同方法，也自有其代表性的成果。进入21世纪，文学研究是继续重复20世纪的固有方法，还是寻求新的突破，这是每一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跃进先生曾指出，“研究文学史要有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要经历三个层次，即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6]。在此思路统领下，跃进先生认为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思路至少可以拓展到三个方面，即关注社会阶层、作家物质生存环境和历史时空维度的研究。这是跃进先生对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理性分析之后的抉择。这种论断，既有继承，更多的则是研究理念的革新，具有划时代意义。
社会阶层的研究，实际上考虑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古代或是现、当代，社会阶层是存在的。跃进先生对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只关注精英文化阶层的现状表示不满，“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6]。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建安文学之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6]。跃进先生用阶层分析的方法，对建安文学的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前瞻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种方法，跃进先生以曹植为例进行了说明：
我们关注曹植，阅读和介绍的，无外乎像《赠白马王彪》、《送应氏》这样反映社会离乱和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志向的作品。如果我们开放视野，其实在曹植创作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譬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文学史似乎从未关注。而这些作品很怪异。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为一篇歌颂神乌的俗赋，其风格更接近于今天的底层文学。[6]
跃进先生用阶层研究的方法诠释曹植，昭示出一种全新的、更接近于作家实际的文学研究，回归于建安文学本身。
跃进先生深知，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强调研究古代文学，要时刻注意作家的物质生存环境。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属于官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杜甫为例对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诠释：
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进入长安，就是想挤进官场，然而10年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在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曾写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带家小，逃亡西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真实地再现了他的窘迫。如果没有艰难的经历，他怎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诗篇呢？年轻的时候，杜甫也胸怀抱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后来却写了“但使残年饱吃饭”这样的诗句。他的人民性，对下层人民的体验，跟王维、李白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6]
在此基础上，跃进先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要了解一个作家，就要了解他的物质环境，生存处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6]生存状态研究，是跃进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古代作家既有傲视权贵、超脱世外一面，又有阿谀奉承达官显贵一面，才能真正走进古代作家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文学创作。
文学研究要关注历史时空纬度，就是“把人、事、作品等放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去考察，如此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6]。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脱离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给人的感觉是不够具体，也比较空泛。只有从时间与空间纵横交叉的坐标上锁定作家和作品，我们的研究，才会落到实处，结论才能比较切实。跃进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是从时空交织的角度着手的。他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史》可以看作是时间维度，《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是空间维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时空又往往交互作用。《秦汉文学编年史》当然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而具体系年时又常常展现出某一年的整体风貌。譬如对《吕氏春秋》的系年，跃进先生依据序中的“唯秦八年，岁在涒滩”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如果根据“唯秦八年”四字，当系在秦王嬴政八年（前239）；但是“岁在涒滩”却提示在申年，即秦王嬴政六年（前241）。表面看，只差两年，似无关紧要；若回到历史场景，问题就会浮现出来。若是八年，吕不韦是以秦王嬴政登基作为纪年的开始，秦王是中心人物；如果是第六年，那么吕不韦就是中心人物。六年，抑或是八年，仅一字之差，背后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不仅政治背景不同，也直接关系对《吕氏春秋》一书的判断和理解。此外如《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等文都是时空交织观念之下文学研究的硕果。
跃进先生的社会阶层、物质生存环境和历史时空维度三种研究理念，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具有开创意义。他以此进行的古代文学研究，对后学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四、文献考据方法的新变革
文献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清代乾嘉时期大行其道，产生了一批学术名家和标志性的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文献考据方法，虽有不同的评价，但总体上还是肯定这种方法的价值和意义的。
跃进先生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他认为，“要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自有一套中国的读书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献学的方法”[6]。他所说的文献，既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观念，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要熟悉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跃进先生将文献方法界定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我甚至说过一个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6]。跃进先生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源于扎实的文献功底。早在1995年，曹道衡先生在为《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作序时就曾指出，跃进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许多学术成绩，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7]。2000年，沈玉成先生评价《中古文学文献学》时说，这“是带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这样说也许不算溢美，因为作者几乎接触到了国内（主要是北京）所能见到的中古文学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做出了繁简得当的介绍和评价，而且这种介绍和评价并非孤立的、零敲碎打的，而是在中古文学的研究体系中为这些材料和成果各安排了恰当的位置，如登高望远，村落田园，历历在目”[8]375。跃进先生在《玉台新咏研究》中论及七言诗的渊源时，将《太平经》中八首七言韵语的韵部逐一进行了考察，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对永明体诗人的律句按韵部归类，并考察其平仄，显示出很好的古文字、音韵学功底。跃进先生曾不无自得地说：“这本书出版后有20万字，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这篇文章不足一万字的内容”[6]。可以说，这一治学特点，在跃进先生的学术历程中可谓一以贯之。《中古文学文献学》、《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以及他与曹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等著作的出版，皆可为证。
文献考证的目标是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清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让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以阅读研究。有的时候，文献考证的论题可能非常具体，但它的意义却非同一般。跃进先生的《〈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通过大量的版本比对，否定了日本著名学者兴膳宏先生提出的成书于中大通六年（534）的结论，认为成书于梁代后期，乃至陈代。《周颙卒年新探》以沈约《与约法师书》、释僧祐《略成实论记》等材料为证，否定了学术界周颙卒于永明六年（488）的旧说，最终确定为永明八年（490）。《〈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力排众议，确定《上林赋》创作于元光元年（前134）。这样的论文，还有《秦汉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系列著作，往往都属于这类具体考证的成果。
自20世纪初开始，文献考据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论题小，考证过程琐碎。事实上，这正是考据学固有的特点，问题是，考据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意义到底有多大，或可置疑。清代乾嘉时期第一流的学者，考据成果虽然繁琐碎细，而所展现的方法论意义，所提供的思索空间，至今仍有着不可或替的价值。跃进先生主张通过局部的考证，进而解决背后的问题，实现了传统文献考证方法的新变革。《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通过对长安、洛阳、建康和凉州四大中心关键人物释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僧人的行踪考察，论述了六朝僧侣在文化史上担任交流使者的特殊使命，以小见大，启人深思。《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考察了巴蜀地区的范围、秦汉对巴蜀地区的治理，以及巴蜀地区的作家创作，分析了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学的区别等等，通过微观分析，揭示了宏大的主题。《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考察了三辅地区的移民、思想、文人群体及创作，说明了秦汉三辅地区的文学繁荣是儒、法、道三家思想交融下的产物，并对江南地区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常谦称这些论文多管窥蠡测，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叶知秋，全景式地展现出某一宏大主题。文献考据方法的意义，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五、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梦人
跃进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领域辛勤耕耘，成就卓著，这与他长期以来不断进取、适时调整、孜孜不倦地追求梦想密不可分。
跃进先生的名字具有时代色彩，也赋予了他积极进取的动力。他“文革”前入小学，“文革”后期高中毕业，随后又投身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幼时羡慕别人撰写的大批判文章，还有那些激情澎湃的诗歌，他渴望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家，并为此刻苦攻读，编织梦想。然而，农村的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的那样炫丽多彩，饥肠辘辘的农民，艰苦的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他的作家梦渐渐远去。这个时期，他的生活目标也变了，就是想拼命干活，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尽快脱离贫瘠的农村。这是他的现实梦想。
1977年高考恢复，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跃进先生这一代人的希望。他与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挑灯夜战，悬梁刺股，最终如愿以偿地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南开大学，跃进先生的文学梦想再次被点燃。开学典礼上，老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的一席话，叫他不知所措。李先生说，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想当作家就应当到“广阔天地”去。这个刚从“广阔天地”挣脱出来的人，无论如何是不愿意再回去的。跃进先生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深刻反省自己：高中毕业生的自己在农村学了多少知识？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是从考上大学才开始，这点墨水还能成为作家吗？再说，作家是需要特殊才能的，他自问有这样的天分吗？面对现状，他知道，要想成为一名作家，恐怕是难以实现的海市蜃楼！看着南开校园让人羡慕的专家学者，跃进先生幡然醒悟，作家梦恐不现实，还是踏踏实实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学者吧。
从作家梦到学者梦，是跃进先生的第一次转变。
最初，跃进先生选择了自己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学作为实现学者梦的起点。他读鲁迅作品，读闻一多诗歌，还有当时影响甚大的陈放、白桦等人的新作，跃进先生徜徉在现、当代诗歌的海洋之中。“伤痕文学”出现不久，《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潘晓”（盼晓）的文章，跃进先生有感于自幼的所见所闻，决定离开让他感到不安的现、当代文学。
1979年，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到南开大学开课，头一讲就是《古诗十九首》。中国古代文学中强烈的生命意识，震撼着跃进先生，他一头就扎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之中。1980年，跃进先生读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傅先生严密的考证功夫所折服。此后，跃进先生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南开大学四年期间，王达津、罗宗强、孙昌武等先生的言传身教，使跃进先生决心以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不为外界风云变幻所左右。
从现、当代文学到古代文学，这是跃进先生的第二次转变。
南开大学毕业后，跃进先生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任教。当时的清华大学以理工学科闻名于全国，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文科。他在这里犹如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一时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在自学过程中，他从前辈治学经验中看到了文献学的意义。1984年，他便负笈南下，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追随姜亮夫先生研习古典文献学。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知识，真正明白了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又逐渐接触到国外汉学研究文献，跃进先生在恶补传统文献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关注国外汉学研究的进展。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补课意识，为他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助益。从此，他从古代文学转到古典文献学研究，完成了治学经历的第三次转变。
此后，他追随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专心研读汉魏六朝文献。在文学所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里，如鱼得水。起初，跃进先生的学术兴趣在南北朝文学。从《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1996年）开始，《中古文学文献学》（1997年）、《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1999年）、《玉台新咏研究》（2000年）、《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在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当大家拭目以待，渴望看到先生更多相关研究成果时，他又上溯秦汉，相继推出《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研究著作，成为秦汉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跃进先生并不仅仅专注于文献。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往往以文献为基础，注入新的理论思索，因而他的成果具有较强的辐射性，给人以启迪。在这期间，他还撰写了一批宏观性的文章，如《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等，显示跃进先生对断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而《回归与超越：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等论文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发展趋向，具有指导意义。由此看来，从文献积累到理论思索，跃进先生又开始他学术生涯的第四次转变。
五十岁以后的跃进先生，又开始了新的思索。他在一篇文章中反省自己：“五十岁以后，我常常反思过去三十年的读书经历，发现以前读书往往贪多求全，虽努力扩大视野，增加知识储量，但对于历代经典，尤其是文学经典，还缺乏深入细密的理解。”[9]跃进先生是谦虚的，他研究的何尝不是经典？
古代文学典籍浩如烟海，哪些可以称得上经典呢？这个问题颇难回答。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他们眼中的经典是不同的。先秦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汉武帝时，《易》、《诗》、《书》、《仪礼》、《春秋》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唐代时，《诗》、《书》、《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被称为“九经”，南宋时增《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形成“十三经”。“十三经”的形成虽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说明儒家的这十三部作品是古代的经典，一直延续到今天。清代段玉裁主张在“十三经”的基础上增加《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成“二十一经”。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确定哪些是经典，是一个破费周折的问题。跃进先生以姜亮夫先生的指导为基础，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确定《诗》、《书》、《礼》、《易》、《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楚辞》和《昭明文选》作为自己研读的经典。这十七部作品脱胎于“十三经”，又有所不同。新增的《老子》、《庄子》、《楚辞》和《昭明文选》四部作品说明，跃进先生研读的经典除传统的儒家外，还增加了道家，甚至杂家，显示出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怎样研读经典？跃进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四种方法：“一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二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三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四是探究人心的研究，以余英时为代表”[9]。这四种读书方法总结前人读书经验，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确实具有指导意义。跃进先生自己比较欣赏严耕望的读书方法，“希望把资料收集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资料编完，自己也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同时，这份资料的整理出版，又为学界提供一部经过系统整理的参考著作。这样的著作，于公于私，均有裨益。”[9]。在这种读书方法的指引下，跃进先生开始了对《文选》旧注的整理工作，其目的是“走近经典，体味经典，或许从中可以探寻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今天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提供若干有意义的借鉴”[9]。我们盼望着他的《文选》旧注整理的成果早日问世，惠泽学界。
自1982年初南开大学毕业以后，跃进先生三十年笔耕不辍。他的研究领域从魏晋南北朝上溯至秦汉，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博览群书到研习经典，跃进先生不懈地努力与奋斗，诠释了这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他的学术成果和理念，已嘉惠于学林，也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学者。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成果早日问世，那将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带来新的气息。
参考文献：
[1] 刘跃进，马世年．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2] 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G]//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3]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刘跃进．回归与超越——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
[5] 刘跃进．《独断》与西汉文体研究[G]//秦汉文学论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6] 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4)．
[7] 曹道衡．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序[M]//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
[8] 刘跃进．一个后学眼中的沈玉成先生[G]//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9] 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