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侯乙墓出土玉璜看社会的交流与变迁.pdf

THESILKROAD151THECSILKROAD总第3 9 2 期2023年第3 期从曾侯乙墓出土玉璜看社会的交流与变迁胡百翁蓓（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武汉4 3 0 0 7 7)【摘要 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有大量精美玉器出土，这其中有部分是由齐家文化旧料改制而来，说明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与中原甚至是地域更偏南的随枣走廊的交流已经频繁起来。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方的玉石资源南下，同时南方的铜矿资源北上，在此共同造就了一类繁荣的区域文化。【关键词玉璜；齐家文化；玉器改制；玉石之路中图分类号 K878.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 0 0 5-3 1 1 5(2 0 2 3)0 3-0 1 5 1-0 7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群雄争霸、列强兼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伴随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化艺术的迅猛发展。正是因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艺术、技术等诸多方面的空前活跃和繁荣，构建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我国古代的玉器产业无论文化内涵，还是制玉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快速向前发展。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材料，发掘于1978年的随州播鼓墩曾侯乙墓为战国早期墓葬，上限不早于公元前4 3 3 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4 0 0 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玉、石等质地饰物，其精美的玉器也反映了战国早期乃至整个两周时期中国的制玉水平。一、玉料与文化交流先秦典籍山海经五藏山经中记录了4 4 0多座山，其中就有1 8 2 座产玉。有关专家通过分析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等众多史前考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等资料，推测很可能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从中原通往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的玉石之路。商周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建立，礼仪制度的确立以及用玉制度的逐步完善，统治阶级对玉的需求也逐渐增大，除了对本地玉料的开采与使用，对其他地区玉料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经笔者整理，曾侯乙墓共出土玉器3 7 2 件，其中除本地玉料以外，还有不少是来自西北地区的玉料。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种文化遗存，因1 9 2 4 年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存续时间长达1 0 0 0 多年，最鼎盛时期是在公元前2 0 0 0 年前后。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广作者简介胡百（1 9 8 6-），男，汉族，湖北汉川人，本科，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先秦出土文物。翁蓓（1 9 7 5-），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本科，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先秦出土文物。152THE SILKROADS考古与文博研究范，现已发现遗址上千处，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西部、湟水流域及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西南部及宁夏南部，其中心区域在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前玉器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用玉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器形器类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玉器，曾侯乙墓出土玉器中就有多件玉器无论是从外观、形制，还是通过红外光谱及XRF测试分析3，都可知来源于甘肃古玉矿，其年代上限可到齐家文化时期。曾侯乙墓报告中记E.C.11：7 3、E.C.1 1：255素面玉璜一对，青黄色，较大，作扁宽扇形叫两端各有一单向小穿孔，带“糖”。笔者通过对曾侯乙墓出土玉璜的分析与重新组合，发现E.C.11：6 9 与上两件玉璜形、色近似，并正好能够重新组合成一件完整的玉璧，实应为同一件玉璧改制成的三件玉璜。此三件玉璜器表均光素无纹，玉质偏黄，夹杂有白色、褐色瑕纹，并能形成三璜联璧的特殊形制（图1），符合齐家文化玉器特征，应该是流传下来的齐家文化旧料，最后随葬在了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之中。图1除此三璜联壁外,E.C.11：7 4、E.C.1 1：7 5、E.C.11:76、E.C.1 1:7 9、E.C.1 1:1 1 5、E.C.1 1:2 3 8 等玉璜均应为齐家文化旧料，且E.C.11：7 6、1 1 5 也应该为同一三璜联璧中的两件，并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被改作玉珩使用。齐家文化旧料的出现，说明了曾侯乙墓葬玉器的来源并不单一，并非都是本地玉料,其中还包括一些从外地输人的玉料。这表明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与中原甚至是地域更偏南的随枣走廊的深层次交流已经频繁起来。其实早在西晋太康二年（2 8 1），在今河南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的文化典籍，其中穆天子传讲述了周穆王西巡之事，记载了其间“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穆天子传的这段记载背后所反映的政治、历史大背景，应该是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对西域资源的需求。许多史前文化都存在玉崇拜现象，比如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皆是如此。“石之美者，玉也”，除了玉石本身的色泽对先民的吸引之外，人们还对玉石赋予了一些神灵观念，于是玉石便成为了人们与天神沟通的媒介，最初出现的玉琮、玉璧、玉璋等大都具备这一功用。根据各地考古发现，玉石崇拜的影响面甚广，从8 0 0 0 年前开始，经过大约4 0 0 0年时间的传播，最终基本覆盖了全国各区域伴随着王权崛起，中原地区逐渐开始了规模性的玉器生产，而西北的齐家文化则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与东方的玉器崇拜观念相互影响，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的玉礼器，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拥有河西走廊的重要区位优势，开始将甘肃、青海、新THESILKROAD153总第3 9 2 期2023年第3 期THE SILK ROAD疆地区的玉料输人中原地区，从而开启了商、周乃至后世中原统治集团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人们从昆仑北坡的和田一带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由近到远，不断向东方和西方延长伸展输送，终于开拓出了一条最早的玉石运输线“昆仑玉路”。直至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之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彻底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通道，使得新疆优质的玉料得以大量运往内地，和田玉也正式成为了中国社会用玉的主流。二、玉器改制与社会文化的变化曾侯乙墓共出土玉器3 7 2 件，其中不少是对早期玉器的改制。对玉器进行改制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玉器加工技术的提升；其二，对旧器的重新利用；其三，当时生活观念转变的一种表现。曾侯乙墓E.C.11:155、E.C.1 1:2 2 0 属于一对玉珩，器身狭长微弧，单面雕刻谷纹，边缘阴刻斜线纹，两端的侧缘各有一个小缺口，两玉珩器身分别有四个小钻孔。根据其形制，似是由一个“S形龙形佩改制而成，但笔者根据对这两件玉钻孔方式、方向的分析，此对谷纹玉珩可能是由一件素面玉璜改制而成，且其经历了四个阶段。将E.C.11:220和E.C.11:155两件玉珩分别图2正反放置（图2），前者穿孔从左至右分别为左一、左二、左三、左四，后者穿孔依次分别为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可通过打孔的方法得知以下过程：第一阶段，左一右四孔为同向单面钻，正反形制一样，为一件玉璜两端的钻孔，是为最早期所作；第二阶段，后因某种原因，此件玉璜断开，后如图左四右一孔为同向单面钻，且正反形制一样，在断开处再次钻孔，同时在断截面钻孔，目的可能是用金缕一类的细丝将断开的玉璜撮合在一起继续使用；第三阶段，此次应处于玉璜向玉珩发展的阶段，如图左三右二孔对钻，此两孔可能作为玉中间孔用，丝线由两股合作一股，整器此阶段作玉珩使用；第四阶段，使用者彻底摒弃原先作一整器用的想法，将两件玉璜分开使用，并如图对钻左二右三孔，为各自玉的中间一孔。根据第二阶段单面钻孔朝向和器身饰单面谷纹，可知此时该器物应仍为素面，其浮雕云谷相杂纹应为第四阶段所作。通过对E.C.11：1 5 5、E.C.11：2 2 0 两件玉珩钻孔方式、方向的梳理，清晰可见该器物由玉璜向玉珩转变的整个过程。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因此在古代，璜以及璧、琮、圭、璋等玉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祭祀天地四方的祭祀玉礼器使用。而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礼制、祭祀用玉也并非仅限于典籍里记载的六器，比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所出土的玉钱、玉刀等，这些并不具备实用功能的玉器同样也应该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用于祭祀。古代玉璜除作为祭祀礼器使用外，还作为佩戴用玉。“君子比德于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温润如玉”等等，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154THESILKROADS考古与文博研究玉的词，古人习惯于将玉拟人化，赋予它高贵的品质与内涵。几千年来，玉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水地论玉有“仁、知、义、行、洁、勇、精、容、辞”九种德性，礼记聘义引孔子与子贡的对话，论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1 1 种德性，荀子又据此将玉浓缩为“仁、知、义、行、勇、情、辞”7 种德性，无论是哪一种，都将玉与儒家道德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了它难以磨灭的人文精神，君子佩玉在当时也随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玉璜作为一种佩饰，是在组玉佩里与璧、环、珠、管等一起使用。组合玉佩流行于两周时期，在两周服饰与礼制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关于组玉佩形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天官，郑玄注引诗传：“佩玉上有葱珩，下有双璜、冲牙，嫔珠以纳其间。”说明了玉璜在组玉佩中的位置与功用。但是单纯地依靠古代文献对玉璜进行认识、研究还不够准确、详实，随着近几十年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发掘出土，一大批组玉佩饰被重新认识。曾侯乙墓出土玉璜共计4 9 件，其中如E.C.11：7 9 这样的传统两孔玉璜不足1 0 件，占比不到2 0%，其余单孔玉珩和由玉璜改制的三孔玉珩共近3 0 件。曾侯乙墓E.C.11:143.E.C.11:232、E.C.1 1:2 3 8 等玉璜边上两孔为单面钻，中间孔为对钻，显然为不同时期所作，应是先作玉璜使用，后改为玉珩（图3）。图3另外，曾侯乙墓E.C.11:214与上述情况一致，中间钻孔与两边的钻孔明显不是同一时期所作，根据其纹饰阴刻双线龙纹等特点，应原为春秋早期玉璜，后再于中间钻一孔，改作玉珩用（图4）。可见，在春秋早期，玉璜依旧保持了早期形态，还未作玉珩使用。图4曾侯乙墓出土E.C.11:103、E.C.1 1:1 8 5 两件玉璜属于一对，中间均有一个对钻小穿孔，两端各有七个方形小缺口，分别为上三、下二、侧二。两面为浮雕云纹，中部上、下边缘阴刻斜线纹，器身带“糖”，有褐色沁斑，为典型的战国早期玉珩(图5)。图5结合以上曾侯乙墓出土玉璜、玉珩的时代特点，我们可知春秋早期乃至更早时期的玉璜在战国早期大多被改作玉珩使用，而到战国早期时，已难见“唯二孔”的玉璜制作，仅有单一孔的玉珩。这种变化表面上看只是穿孔的变化，以及使用器物的方向发生了1 8 0 度倒转，但从深层次来看，在春秋中晚期，人们对于玉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其已不再是“有赤气若虹，自THESILKROAD155THESILKROAD总第3 9 2 期2023年第3 期上而下，化为玉璜”。玉璜使用方向的1 8 0 度大转变，实则是人们观念的大转变，这种变化暗示了从传统礼制的玉璜，向世俗佩饰的玉珩的发展。玉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慢慢隐退其祭祀、礼仪的功能，更多朝着装饰性功能发展。玉璜在春秋中晚期的这种变化，如果放在大的时代背景里，我们看见的是新兴阶级的迅速崛起，传统的等级制度在此时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是改革接着改革，战争连着战争，一些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与战争中走了过来并愈发强大，而有的或国破家亡，或被取而代之。玉璜的功用在此时发生转变，也是礼崩乐坏的一种现实写照。三、中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流与丝绸之路的闻名遐迩有所不同，玉石之路并不被人们所熟知，现在很多考古发掘资料都表明我国中原与西北、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贸易交流的最早的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应该是玉石。大约在5 0 0 0 年前，西北玉料即开始向中原输出，到了商、周时期，西北玉料在中原的大量使用，就是玉石由西向东传输的体现。早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我国就可能存在这样一条从当时中原地区直达西域甚至欧洲地中海的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到现在只有不到2 0 0 0 年的时间，而玉石之路至今却有着近6 0 0 0 年的历史。毫无疑问玉石之路是沟通中西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的前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条沟通中西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国际运输线，而玉石也成为了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开路先锋。曾侯乙墓发现于湖北随州，是曾国国君的墓葬。据史料记载，随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的一个重要诸侯国，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其中心区域位于今汉水东的随州市，为姬姓诸侯国、周王室宗亲。但长期以来，在文献中随国的辖境内几乎没有本土青铜器出土，反而多是曾国青铜器时有发现。从1 9 6 6 年在京山苏家城发现了带有“曾侯”字样的青铜器开始，到1 9 7 8年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再到如今随州叶家山、枣阳郭家庙曾侯墓地的相继发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对曾国的历史投人了极大的关注。通过近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西周初年，曾被封于随州叶家山附近，这与周昭王时期中、中方鼎和静方鼎铭文提到的南国之地的曾相合。有专家认为 5 ,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的曾侯舆编钟铭文记载的“南公”可与叶家山M111中所出的“抗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篮铭中的“南公”对应起来，因为曾侯舆编钟铭文提到南公“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以及“君此淮夷、临有江夏”等，都与叶家山“南公”所处考古学年代和地域空间相吻合。不管怎么说，从这些铭文所记录的事件，以及曾国墓葬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礼器、乐器，都说明了在两周时期，曾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诸侯国。根据近几年考古发掘材料，曾国于西周早期便已存在，其势力范围大致包含了如今的随枣走廊一带，守了中原通往江汉地区的咽喉要道。这条随枣走廊，是位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狭长的平原，之所以会被定义成“走廊”，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沿此通道从南阳盆地经由襄阳、枣阳南下可以通达汉水下游，是一条南来北往的交通咽喉，更是中原文化与南方交流的大通道（图6）。而曾国作为姬姓国，之所以被宗周册封在随枣走廊地区，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以藩屏周”，成为固守中央政权的一个有力屏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南方的铜矿资源。相关学者根据近年来对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代露采坑、地下井巷支护、出土青铜156THESILKROAD考古与文博研究S枣阳店/桐柏襄樊山水吴店水汉溃阳宜城水均川均安居随州溃大洪水山坝漳6安陆钟祥河京山图6工具、陶器及铅同位素示踪、碳十四测年等遗存和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疏理，对比分析了近1 0年来周边地区的先秦考古资料后认为，铜绿山古代铜矿的开采程序是由先露采发展为地下开采；地下井巷开采技术大概始于商代中期或中期晚段，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延至汉代，后世袭之。而结合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可知早在殷商时期，中原王朝便对南方铜矿资源加以控制和利用，并一直延续下来。如果将中原文化看作一个文明的主体，而将两周时期南方楚文化看作另一个文化主体，那么几乎在整个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两种文化就是在随枣走廊一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彼时的随枣走廊同时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条件门。一是阴阳之所和。我国受到副热带高压进退的影响，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呈现出北方少雨南方多水的降水分布。禹贡记载豫州的土地性质为壤，荆州的土地性质为涂泥，而随枣走廊地区则南北兼顾。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形容南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随枣走廊地区毗邻作为我国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的秦岭一淮河一线，同时背靠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其自然、经济、文化等特征既有承东启西的特点，又有南北过渡的特征，表明该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二是百物之所集。随枣走廊集四时之所交，阴阳之所和，一方面,其地理特征集聚了东、西、南、北各地的特点，因而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它北靠中原腹地，是沟通东西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进而形成了百物集散的重要商贸中心。与此同时，商周时期的随枣走廊是作为战略资源的铜矿北上输入中原腹地的咽喉，是作为文化资源的玉石南下楚、越的重要通道，特别是春秋以来,随着楚国的逐渐强大,对南方地区的不断开发，这条交通线就日益重要，成为支撑南北交往的重要运输线。三是人文之所汇。两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为了“以藩屏周”，分封了“汉阳诸姬”防范楚国做强做大，这一政策从客观上带动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发展。同时，在古代的中国，地理环境优越，交通运输便利，物资便会在此聚散，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不断繁衍、增长，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上的体现。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与战THESILKROAD157参考文献THESILKROAD总第3 9 2 期2023年第3 期线调之争，这些都离不开玉石资源和青铜资源。但是那时中原地区的玉矿和铜矿并不富裕，要想制造好的礼器，打造好的兵器，就必须从周边地区采集、运输，而这也就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频繁交流的内在动力，中原地区也由此成为了多方交流的中枢，北方的玉石等资源南下，南方的青铜等资源北上，共同构成了华夏的主体和活动范围，并拥有了“中国”之称谓。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时，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8。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旧的制度、旧的统治秩序逐渐被破坏，新的阶级力量逐渐壮大，新制度、新统治秩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 R.北京：文物出版社,1 9 8 9.2王裕昌.齐家文化玉器散论 J.博物馆研究，2012,(04):63-78.3刘继富，杨明星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玉器材质分析与产源初探 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22,42(01):215-221.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 J.中国历，史文物,2 0 0 2,(0 6):6 7-7 3.5方勤.曾国历史的考古学观察 J.江汉考古，序逐步确立，形成了“礼崩乐坏”的新形势、新局面。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同时加剧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与繁荣。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制造业不仅快速发展，而且铸造工艺也得到了科学总结，玉石制作工艺、青铜铸造技术日趋成熟，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的古代文明于这个时期在各个地区开花、结果，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开放的社会结构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并由多元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2014,133(04):109-115.6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 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02):1-11.7胡百.汉东之国一两周时期随枣走廊的环境与发展A.邹芙都.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论丛 C.北京：科学出版社，2 0 1 7：5 5 2-5 6 5.8王玉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 9 9 0：1 1 5-1 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