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文化·认同——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空间分析.pdf

163摘 要:河湟地区，指位于黄河、湟水流域间之三角地带，今青海省东部，从古至今均是华夏版图上中西陆路交通的中心与枢纽，与周边地区皆有交通路线相连，其北达河西走廊、东接中原、西连西域、南下蜀藏，是古代东西方使者、商旅、僧侣往来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担有重任。本文将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置于河湟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和地域性整体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考量，以具体的服饰事项的移动与族群迁徙的路线作为多点的线索追踪，阐释服饰文化现象如何借助文化互动而最终完成了河湟地区文化空间中的共时性建构的，以探求不同质文化在区域空间互相交流与融合、创新和发展的规律。关键词：河湟地区；道路；交通枢纽；族群迁徙；服饰文化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3）03-163-07高宏媛从古至今，青海省的河湟地区就是中西文化接触的中间地带，具有浓厚的多民族并存的特征。其域内河流高山纵横，地形地貌结构复杂，为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地域空间。在历史的演进中，河湟地区各民族长期的生活积淀，建构出多元共存与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鲜明地展示出不同族群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展现出空间、时间和社会三者间的共存性特点。河湟地区，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是众多文化收稿日期：2023-02-27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伊斯兰建筑遗产文化档案建设与本土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209）的延伸性成果及西北民族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项目“西部文化景观建设与中华文化符号共 享研究”（项目编号:3192022005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高宏媛（1985-），女，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研 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结合点，其间生活的各个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交流互融，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景观。服饰文化就是这种复合型文化的缩影，并随着河湟地区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态势而持续发展变化着，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衍生出相同的多元文化特征，反映着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借鉴及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认同，突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整合性。道路文化认同河湟地区道路文化认同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空间分析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空间分析（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164一、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载体道路作为基础的交通设施，承载着文化、贸易、人员、物品往来。河湟地区交通路线的分布、变更，影响着多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河湟地区道路的缘起，以西周时期创建的“穆天子道”为雏形，至秦汉时发展为“羌中道”，1即从湟水-古羌人聚居地-张掖-河西走廊，或湟水-古羌人聚居地-柴达木-若羌、且末。西晋末年，崛起于河湟地区南部的吐谷浑政权，因其最初建国以“河南”为号，故在陆路上与西域连通的一条路线，称为“河南道”，即从益州（今成都）-茂县-松潘-临潭-同仁-贵德-伏俟城-格尔木-若羌。“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报道了这一情况，说益州西通芮芮（柔然）、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2（179）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河西走廊道路阻塞之时，上述这些辅助性通道，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路径。唐时，政局相对稳定，“河西走廊”道路畅通，从“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有南北两驿道，南道踰陇坂，西经秦州（今天水）、渭州（今陇西线东五里）至临州（今临洮、旧狄道），又折北经兰州至凉州，通西域”3（498）同时，由于吐蕃的勃兴，唐蕃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多取道于经河湟地区的“唐蕃古道”，它由关中平原向西延伸，渡渭水、跨黄河、越通天河、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翻越陇山、日月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高山峻岭，贯穿今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直达“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腹地。唐末至五代，随着吐谷浑政权的衰败，河湟地区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青唐道”渐趋沉寂。当宋时吐蕃支系唃厮啰部在青海地区崛起时，“青唐道”又成了宋代与西方各个国度与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交流的重要通道。元代，蒙古族大量迁徙驻牧于河湟地区，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互动加强，促进了该地区交通网状系统的形成，驿运设施，也得到了继续发展。明时，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统治，明朝政府对这一带的道路和驿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整顿。清代，基本上沿袭了元、明时期的主要驿道，但也有所减增，逐渐形成了后来以西宁为中心呈辐射状的道路交通网络，为西北各地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交流，创造了更多机遇。民国前期，河湟地区的往来交通，主要是沿袭了古代已经形成的通道，商旅军行，仍走传统的车骑驮道。公路交通的规划与实施，已提上日程，期间出现了两次筑路的高潮，新建或改筑的道路，有宁临公路、宁张公路（亦称“宁甘公路”）、宁贵公路、宁凉公路等，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往来互动，创造了条件。运输工具，则主要以畜力车或人背、畜驮为主。1950年以后，以大板车、胶皮马车和少量中、小型拖拉机为主。到了 1980 年，运输工具转型以汽车和中、小型拖拉机运输为主，辅以少量马车拉运。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国家采取粮棉布以工代赈修建公路的方法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交通运输事业”，4(202)公路的修建和养护，运输工具的改进和制造，加大了物资进出西北几省的次数和运量。如自四川输入的生丝、绸缎、布匹。“每年从西宁运入牧区的物资量很大，其中棉布五千余匹，大布一千卷”5(210)随着河湟地区交通线路的发展通畅，其间兴建的军城，在空间的分布上多集中于河川、盆地及交通要道上，如从湟水中下游地区向湟水上游、支流北川河、大通河流域及山南黄河两岸的谷地延伸，形成了羽状的地理空间分布。两汉魏晋时期，中央政府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和实际军事的需要，在河湟地区设郡扩县，城镇的建设已见雏形。唐宋时期，城镇体系的建构，进一步完善，随后进入到以州、县、治、所为中心的城镇体系中。时至明代，卫城的设立相继增加，改变了传统的点状格局，强化了各地之间的连接与贯通。即：中心城镇与其相呼应的边缘军事城镇一起，共同构筑起河湟地区的城镇网络。清时，为了防止该地区发生叛乱及促进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军事城镇陆续转型为具有行政职能的县厅。从今天河湟地区城镇的空间分布来看，基本上保持了古代城镇的网络布局。缘于此，城镇的筑建初衷，尽管可能主要是出于军事用途和民政功能之考虑，但也兼具了不少的商业功能，其中包括缎、绢、布等物资的交易。进一步来说，河湟地区由于城镇建设的持续发展，推动了该地商贾渐集，人口激增，市集兴起，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的结构特点（一）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的整体性 由交通线勾连起来的地域，在政治、经济和165文化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关联。河湟地区生存的诸多民族，通过军事、商贸的往来，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仅影响了各民族传统服饰式样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而且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还赋予了其特有的人文象征意义，即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的形态特点，影响和制约着传统服饰的形态、特征与文化意义的生成。从古代起，河湟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不同文化族群间，彼此协调而共同构建成的一个人地紧密相联的地理空间，其中的回族商人最为活跃，由于历史环境、文化习俗及自身优势等因素，他们喜作零星贸易，往来活跃在各个地区，如从内地各省输入布匹、服装、生产工具和日用百货等，运往藏地的牧区卖出，同时，又从藏区贩运皮张、羊毛，在河湟地区进行加工后，输出至东南沿海地区，这不仅推动了藏区畜牧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区域间货物流通和经济的生产与发展。据青海地方旧制五种一书载“自内地运来的大布，陕西三原居多。大部分为区域内民众服用，少量输往蒙、番两地。内地来的羽绫，全部销往蒙、番。”6(280-281)另据青海风俗简志载“清代以降，商贾云集于西宁西 20 多公里的多巴市场，有牧区大批牛马牲只及其皮张交换至内地，以补充军事和民间所需；而内地输往河湟的物品种类以丝绸、棉布、衣服、金银首饰为大宗，杂货亦与之相埒”7(18)他们彼此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服饰艺术，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材料种类的增加、装饰风格的多元、结构造型的改良等。同时，在客观上，为区域性整合、族群边界重构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道路的开通与建设，除促进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交流外，还加强了思想文化的碰撞。藏传佛教沿着“唐蕃古道”渐次北上，流播于河湟地区，不仅成为藏族、蒙古族民众的灵魂寄托和宗教信仰，在该地的回族、汉族民众中，也有部分人崇奉。他们虔诚佛事，凡遇事，则无一例外地求福禳灾、超度亡魂，常延僧诵经。每到宗教节日时，各民族的信众远道而来，聚于大小寺院前，煨桑敬佛、供物祈神、企盼平安。宗教节日，又称庙会。届时，寺前设立市场，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时，还繁荣了贸易，为相同信仰的族群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平台。来自藏族的文化元素，与蒙古族、汉族、土族的文化元素相互整合，在不同的基点上趋于一致，形成了文化的复合型模式。另外，当地的撒拉族与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其共同遵守的民族与宗教文化现象多在服饰上折射出来。如穆斯林妇女的头饰“盖头”，由戴面纱的习俗演变而来，不仅是一种传统，也是对宗教礼仪的重视。还有一些特定宗教图案和纹样，会同时出现在撒拉族和回族服饰与装饰品上，可见，共同的宗教信仰，对服饰式样、风格与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文化空间建构的形态特征关系密切。周大鸣教授指出“道路是一个国家统治的基础，它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一个基础。”8(4)河湟地区，作为联结中原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间的桥梁与中介，促成了中西之间区域性经济及文化的联系交流。吐谷浑政权时期，嚈哒、波斯、龟兹、于阗等地的使者、商人，到南朝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进行物资交流和贸易，河湟地区是其必经之地，而且，他们还雇佣当地的吐谷浑人做向导并担任翻译。民国时期，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外贸易逐渐兴盛，“民和销售的布匹以洋布居于首位，贵德销售的布匹除了少数来自国内，大多数来自英国、日本等国外。”9(175)由此可以看出，由往来通道塑形出来的地理文化空间，为各民族服饰的变化及跨地区、跨民族间的商贸交流和多元对话，提供了诸多可能。（二）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互动的双向性古代交通线路的选择，是由自然地貌和政治经济等诸多条件限制的，历史上的中央政府，为有效维护边疆的安定，在一些重要区域的中心城市设置卫所，其主观目的是为了防御侵扰，但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该地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连接驿站的多条专用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地社会生活的空间，亦为该区域内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对河湟地区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官署的设置，皆仿照内地。其余如教育机构的相继仿建，如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及义学、社学等；官衙、司署所在地内建文庙，河湟地区亦如法炮制，完全按照中原地区的汉式建筑修建创立。与此同时，汉族文化在与藏族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许多藏文化的特质，形成了与最初服饰样式、图案纹样有所差异的服饰文化。此外，河湟地区生活的166回汉民众，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在喜庆节日时还互赠礼品。在服饰习俗上，他们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而且有益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调和与交融，同生共长。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着各民族着装的变化。公元前 61 年，西汉的后将军赵充国屯田于湟中之地，致使今青海省东部地区，有不同族群的民众开始涌入，该地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加速了内地民众与当地的羌人、小月氏人等人之间的融合互动。隋唐时期，各民族频繁互动，不同民族于河湟地区各安生业。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为西控诸蕃，加强了军事防务，先后从江苏、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迁入汉族民众从事屯田。清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清政府平定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之后，征调中原各省“军罪人犯”，在跨度较大的地域空间大通（今大通回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隶属青海省西宁市）、门源（今青海省东北部的门源回族自治县）等处屯田垦殖，进而为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提供了劳动力。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通过建政调干、移民落户或支边垦荒、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或军官转业安置、工厂迁入、“知青”插队等多种形式，加强了河湟地区外籍人口的注入。改革开放以来，手工匠人、生意人等，大批量且源源不断地涌入该地。人口的大规模移动，对河湟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该地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于生存语境的发展变化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生活在青海湟源县日月山以东的藏族民众，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他们多穿不镶边饰的棉布藏袍，也折射出人们随着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着自身的需要的现象。在河湟地区，同时也存在着人口外向流动、迁徙的情况。“早在秦汉时即有羌人大量迁移，隋唐时则有党项、吐谷浑外迁，明时青海的蒙古诸部、西番南下，留居西藏。”10(65)具体来说，一些为工商业之缘由而来拉萨的商旅从业者，自然遵从了当地的风俗，其男子常服番装，即宽大的长袍，均以蓝、红、黄色的腰带系扎，与当地的藏民一样，一臂不穿袖子正因为人口迁徙的双向性，也决定了河湟地区各民族服饰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是双向度的。因此，无论从文化交流，还是民间风俗，抑或人口流动等方面观察，皆可看到文化的互动性。（三）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存性民族的形成，也带来了服饰文化的共存性特点，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的发展变化就是典型写照。唐宋时期，一些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突厥人（即形成中国回族的先民们）或经商，或传教，经新疆，过祁连山，入青海河湟地区，其服饰显然与中土不同。至元代，被征服了的中亚、西亚诸地的穆斯林民众，随蒙古军转战征伐，来到河湟地区，除一些在朝廷任职的官吏穿朝服外，其他回族民众皆沿袭自己的传统服饰。明清以降，朝廷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包括人口迁徙，均有较大发展。回族民众，人口激增，其服饰受满、汉的影响较大。进入民国时代，生活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在着装观念和形制风格上，多依照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选择，与传统相比，变化不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族际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进一步加强，新的样式和独特的艺术品味被不断地孕育出来。撒拉族之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辗转迁徙至循化境内定居的穆斯林民众，他们早期的服饰依旧保留有中亚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基本风貌。后与河湟地区的回、汉等民族通婚、杂居，在生存模式、民俗习惯、服饰文化上产生了融合互动。撒拉、回、汉等民族，在历时共存的大背景下，不断相互吸纳、融合、调整，由交流而互进。如今，他们的服饰，款式丰富，面料多用毛料、化纤等材料制作，造型也十分别致，制作技艺亦非常精湛，充分满足了当代撒拉民众求新、求异的精神诉求。蒙古族的服饰样式，由于 13 世纪蒙古军队的西征和南下，也开始在河湟地区出现并发展演变至今。因其与藏族交错杂居，所以，河湟地区的蒙古族服饰，多受藏族服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蒙藏民族间有着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逐水草而居的相似生活方式，这成为蒙藏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基础性前提。河湟地区民族服饰多元景观，呈现出共同的“文化依附性”，即：与当地民俗文化的实践相关联。在服饰习俗方面，呈示出基本的共性。如该地的婚服，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象征着人生新里程的开始，其礼仪规制，也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和礼节。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男性婚服167的形式与汉唐婚服制略等，富有吉祥之意且装饰性强，男性婚服中的帽子，最有特点，其款式丰富，多为红色，喜庆吉祥，以锦鸡羽毛饰之，显得绚丽多彩，雍容尔雅，成为一种惯制。女性的婚服，通常以色彩艳丽、珠围翠绕为特点，其标志性的石榴裙或百鸟裙，寓意多子多福，女性新婚时的盖头，多为缎料或纱料制成。清以降，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服饰特征及差异逐渐缩小，男女婚服应时更改。男子婚服之礼帽，插羽毛，另有作为上衣下裳的青布长衫和直筒宽裤是标配，外套一马甲，足穿皮鞋或布鞋。女性的新娘装束和婚服样式，也有趋同之势，新娘多数梳平髻，个别绾结高髻，插绢花。普通人家的女子，婚服以红色为基调，红绣花衣、红石榴裙、红裤子、红绣花鞋，洋溢着热情、幸福之感，象征着红红火火；殷实之家的女子，婚服要穿绸缎面料缝制的旗袍，紧腿长袜，脚穿皮鞋或绣花鞋。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湟地区的婚服，逐渐简化，已形成风尚，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总之，服饰的发展变化，不仅与该民族所属的自然环境有直接联系，同时，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空间形态的改变，造成该地由交通枢纽等因素的“路”文化空间语境中，民族服饰的风格特征与传播现状发生了变化。各民族服饰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广泛地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着“再创造”，可以说，会不断出现全新的服饰造型。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处，使得民族间服饰文化的差异性日益缩小。三、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交流发展的趋势（一）族群的自我认同得以产生道路，似一条条流动的河水，穿越高山，流入河谷，进村过寨，贯通了沿线各民族间相互的联系，实现了不同区域各民族互通有无的经济往来，维系着不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古老的驿站运输，还是现当代通行的汽车公路交通，均是民族生存发展和经济往来间联系的重要载体。道路的连接与贯通，为辨析各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各民族自己的特征和要素，而且还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如河湟地区的回族服饰，男子平日喜穿白汗褡搭配青色夹夹，头戴白“号帽”，素净整洁的装束，为当地人们所认同的民族服饰。每逢传统民俗活动期间，回族男性多戴礼帽，穿翻领大襟长袍，登长筒靴，配绸制长带，一身庄重典雅、搭配美观的回族服饰，不仅体现了回族民众的审美情趣，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郑晓云指出“对文化与民族自身的认同是民族存在的需要，对于异文化的认同是发展的需要。”11(193)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发展、民族平等的环境中，在相互信任、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前提下，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彼此认同。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多元文化有选择地彼此吸收、调整他文化因素（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使原有的文化要素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重新释义、转变和配置。服饰不仅代表民族风俗的特征，还有着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旧时土族妇女头饰“马鞍”型、“三叉”型、“铧尖”型等，由于社会的发展、道路的畅通，土族与蒙古族交往的频繁，土著女性逐渐接纳并融合了蒙古族风俗的特点。保安族从青海省的同仁地区，迁徙至甘肃省的临夏地区，与临夏当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融合，受当地多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使其本民族服饰的特点反而不显突出了。过去服饰上色彩鲜艳、式样独特、富有寓意的图案纹样，随着不断变迁的生活环境的具体语境进行调适，传统服饰除了在重大节日穿戴之外，日常生活中的衣装，则向着简捷、方便、美观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民族服饰艺术在市场化背景下时有推陈出新，其造型、款式、颜色、花纹等均有较大的变化。设计师在设计中应用民族元素，通过对民族文化符号的解读和提取，融入当代时尚流行的信息，再加之对服饰丰富性的要求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了融合时尚和传统文化为一体，展示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时尚生活中的大众认同的共识，这种新的服饰文化现象，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二）国家认同得到加强历代形成的道路网络，在满足社会具体需要的同时，也在沟通着不同文化圈的族源成分和文化因素，使其在彼此接触时，不断互动、交融、整合、重构。多民族文化均有其独特的价值，在尊重各自文化差异的同时，又主动寻求共同的文化价值。168河湟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不断塑造和丰富自身的文化。河湟地区多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互动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高度同步，很好地显现了其民族认同的持续性特点。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开始向河湟地区不断迁徙，设置郡县。是时，国家的权威和意识进入该区域。此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曾加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力度，致力于戍边、屯田、文教之事，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对周边区域文化的辐射作用，使各民族烙上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追求的印记。道路网作为负载国家统一的载体，使得原本彼此隔绝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形态格局。在华夏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政权行为的不断作用下，不同区域的各个民族，在彼此的接触与交流中获得认同，从中汲取着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成分，不断调整、更新着自己的文化体系，向着多元一体的方向整合发展。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其间的各民族文化，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相互交流，增加了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和一体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国家以高度体系化的文化形态，影响着河湟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互通有无的道路的发展通畅，在实现民族融合，增进团结互助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构筑了互嵌型的族际经济关系，为各族群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观察河湟地区民族服饰的文化历史，我们能感觉到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保留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要素，体现了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质。服饰，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参与了民族关系的协调，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蕴含的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各民族服饰文化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文化要素聚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合理共存的模式，价值观逐渐趋于和谐，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表现出极大的趋同性，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样式。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重塑的意义上，民族传统服饰，作为集体意识的认同，既有其可变性，又有其稳定性。结 语地理学强调人地系统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通道“青海道”，以羌中道为基础干线，连接着河湟道、西蜀道、吐蕃道等共同建构出一个地理历史的文化空间，将民族文化与历史史实紧密相联，打造出一条带有历史感和真实空间感的服饰传播与互动交融之路。通过关注族群间服饰文化的关联性存在和互文性结构及民族服饰与河湟地域文化间密不可分的互文性表达，及相互之间的文化涵化现象。给我们的启迪是：以“青海道”为主干，与其辐射区域共同建构的交通驿站网，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性思维、整体性地域、开放性交往及动态性历史的存在，正是这种关系性、整体性、开放性及动态性的存在，使得河湟地区各民族服饰表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行为方式，最终展现出河湟地区整体的服饰文化样态。注释：河湟，亦作“河隍”，是黄河与湟水的并称。亦指河、湟二水流域间肥沃的三角地带，位于今青海省东部的农业区。“河湟”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参阅南朝宋之范晔所撰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今天，河湟地区这一指称，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而存在的，可概述为以使用青海方言为基础、以相似的自然生态为前提、以众多共通文化具象为内容的地理区域（参阅关丙胜所著民国时期的河湟地区社会，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可参阅陈良伟著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之详述。另：“河南道”亦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之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 西羌传 卷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所谓“唐蕃古道”，从总体走向上说，东起唐朝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中经都城（今青海省西宁市），西至吐蕃王朝的首府逻些（今西藏拉萨市)。青海省志唐蕃古道志（青海省博物馆唐蕃古道志编写组编，1996 年版）一书中，对其具体路线有详细记述；“青唐道”亦称“青海路”，自凤翔、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辖境）经洮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辖境）、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辖境）转由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辖境），取道南疆到达西域的通道，169因其主要地段经过青海湖北岸，贯通河湟流域所辖地区，故称为“青海路”。可参阅喇秉礼,喇秉德 丝绸辅道“青海路”的兴衰兼述历史上青海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2 期）一文之详述；可参阅由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青海省志33商业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一书之详述；可参阅刘得庆著青海风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之详述；可参阅妥进荣，张世海所撰 论回藏关系 一文（载中国回族学会编回族学论坛（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之详述；可参阅武文所著甘肃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之详述。参考文献：1 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 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M.北京：中华书局，1983.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互助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互助土族自治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5 青海公路交通史编委会.青海公路交通史第 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交通 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6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 编.青海地方旧制五种卷 5商务出产类 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7 朱世奎.青海风俗简志 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8 周大鸣.道路研究的意义与途经 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9 戴晓琳.民国时期河湟地区服饰的演变与发展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1）.10 马建春.多元视域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缘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 黄隽瑾】Road,Culture and Identity-Spatial Analysis of Multi-ethnic Clothing and Road,Culture and Identity-Spatial Analysis of Multi-ethnic Clothing and Ornament Culture Exchange in Hehuang RegionOrnament Culture Exchange in Hehuang RegionGaohongyuan(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Lanzhou 730030,Gansu)AbstractAbstract:Located in one of the l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s of China and the West,Hehuang Reg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areas by traffic routes,reaching Hexi Corridor in the north,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east,connecting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est,and going to Sichuan Tibet in the south.It is a place for the ancient messengers,business travelers and monks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In this paper,multi-ethnic costumes are placed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overall regional cultural context of Hehuang Region,and specific movement of clothing items and migration routes of ethnic groups are taken as tracking points and clues to explain how clothing cultural phenomena complete the common 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space of Hehuang Region with the help of cultural interaction.To explore the law of mutual exchange,integration,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regional space.Key wordsKey words:Road;Hehuang Region;Clothing and Ornament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