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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村长是贪污腐败领域政治风险最小的官
农村村长贪钱方便，政治风险小。
1，农村的群众一般不太懂或者那么快知道国家政策及法规。2，农村的中壮年群众忙于外出打工赚钱，无暇顾及村里的情况。3，本位心理，感觉反正不是我一个人，就高高挂起，不闻不问。4，村里的账目不公开，就是上面要公开的，也往往以各种理由搪塞。
5，不怕被查账，就是被查出了些问题，就说是“招待费”反正村民也不会去问上面领导来吃过几次饭。6，村里有一帮“吃货”或利益共同体，在关键时候就会以“群众”的身份来为相关人员解围，或阻扰。
以前，村里的公款不是很多，村长贪污的表现还不是很猖狂，近几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农村的集体资产逐年增加。农村村长的油水越来越多，而胃口也越来越大。比如农村未分配的集体耕地和房产，就成立村长的小金库。这些农田租给其他个人一租就是几十年，而且价格不公开。更有甚者还改变了耕地的用途。我们村就是这样，集体的27亩农田租给他人20—30年，用了6年后遇到地方政府要建高速公路要占用农田，要收回土地。租地人向村里提出了98000元的索赔，让村民承担。最后，村民给算了一笔账，此人不但白用了6年的土地，还尽赚了钱。这一切都是村长所为，村民一概不知。更有甚者还改变了给耕地的用途，隔壁村的集体农田租给他人建成了“公墓”。农村的集体房产也是一样，租给他人成了养鸭场。这可能只是其中的沧海一栗。问了其他的几个村，得到的信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难道村长都这样不给力吗。那生产大队的队长那。。我觉得政府应该查一查，乡村的群众是最底层的农民。国家要是帮“三农”就应该帮农民组织和安排好干部。不要让害群之马歪曲了党的执政方针和方向。
第二篇：买官卖官是一种最卑劣无耻的腐败中国的文字是神奇的，“跑”字左边是足，右边是包，合成一个“跑”字，不然，就不成为“跑”。所谓跑官场，说白了就是去求有权力封官的上级官员要官。但，既然你是去求人，总不能空手上门吧。于是，官场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使用。”
买官卖官现象古已有之。古代卖官有政府公开卖官和私人卖官两种。封建社会时代称之为卖官鬻爵。政府最早卖官的始作蛹者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据《史记》记载：秦始皇4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开了政府公开卖官鬻爵的先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政府卖官的名目很多，西汉称“以赀为郎”，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分别称“入粟助边”、“进纳”、“捐纳”、“捐官”。
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卖官既有明码标价，也有黑市交易。明代“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正七品止。”这是公开的明码标价卖官。而黑市交易实际就是私人卖官。其卖官的价格则因官位不同而价格各异。明代权臣严嵩是个卖官的典型：“其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古代卖官凡属制度性卖官，所得的钱列为国家财政收入。私人卖官当然是私人获利。
当今买官卖官，实际上也是钱权交易。权大者卖大官，权小者卖小官。不少地方党委、政府提拔干部，名义上是“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其实是个人说了算。
当今的卖官鬻爵现象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中，原XX市委书记马德被检察机关指控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原XX县区委书记戚火贵，可谓是把卖官经验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他不仅卖官，还要让你买了官后，逢年过节要拿钱来“保官”，否则在工作中时常找你的“毛病”，甚至“不换脑筋就换人”。
有一些要卖的官位由于权力大，竟买的人多，买官者争相抬价，卖官者待价而沽，就像拍卖行拍卖东西一样，谁出的价钱高，就把乌纱帽批给谁。同样职务的官在发达经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官位价格差别很大。如，某贫困县在换届选举时有一名乡镇副书记想“转正”，给县委书记送3万元，结果如愿以偿当上第一把手。如果是经济发达地区卖官，就没那么便宜了。当权者卖官所得的钱全部落入个人腰包。他们把钱或存入外国银行，或用于养情妇包二奶以及其他高消费。不少贪官的钱多得几代人都花不完。
当今一些人为了筹资买官，或倾其所有积蓄，或向亲戚朋友举债，或把住房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没有人愿意做亏本生意，花钱买官当总不会是去“为人民服务”吧。所以，他们买官之后，就千方百计地“为人民币服务”，变本加厉地索贿或贪污公款，造成腐败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更严重的腐败。此外，有些人买官是靠企业老板赞助的，买官之后就官商勾结起来，密谋私吞国有资产。有些神通广大的人物甚至经常帮人买官，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无论是古代卖官还是现代卖官，都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是腐败的恶性循环，是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而我始终认为，买官卖官是一种最卑劣最无耻的官场腐败.
第三篇：信仰迷失是贪污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信仰迷失是贪污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
网友：何东平
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反腐倡廉，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贪污腐败仍然难以遏制，并且包括我们各种专业监督机构，如监察机关，反贪局，纪委中的一些人也被金钱俘虏，被腐败之风吹倒。胡锦涛同志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是铲除腐败的关键环节。我个人认为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信仰迷失，分析如下：
一、腐败分子只信仰金钱和利益，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和平年代少数中国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们入党的动机就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为了提干，提干为了有权，有了权力就有了自己荣华富贵的资本，总之入党是为了个人名利，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一些党员，入党时是满怀抱负，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的，然而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动摇了当初的信仰，他们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信仰被金钱迷失。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的一件大事，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切不可有丝毫含糊或疏忽。没有信仰的组织不可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已经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空前强烈，加之一些理论家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推波助澜，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冲击，使一部分人思想迷惘、信仰迷失、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二、迷失了信仰，心目没有了共产主义道德防线，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就失去了准则。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说什么，为了搞活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都可以做。号召人们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消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教导人们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些实际是极端腐朽的世界观，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都不齿。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讲诚信和道义、讲社会责任感、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是不违法的事，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多么不道德都可以做。
三、信仰迷失造成意识形态的浑噩，是一些党员干部行为不端的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可想而知，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做的出来。贪污腐败，追求浮华，对一些没有灵魂的人来说就并不奇怪了。因此，我们的党应该坚持党的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绝对不能丢。如果在理论上摇摆不定，看不出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就很容易导致信仰不坚定。现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去信仰封建迷信，求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为自己消灾，从他们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
四、很重要的一点，共产党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再说，任何政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都会人亡政熄。我们决不能搞脱离群众的“精英”治国，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精英”，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赵括，误国误民。脱离群众的治国方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逻辑再清晰，语言再华丽，体系再完整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而且会使我们与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社会中的不信任情绪也会越来越大。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我们的一切理念都要深入落实到人民大众中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应该矢志不渝的贯彻下去，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活力。我们贴近人民群众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厚了，腐败的动因就小了，同时，人民群众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监督和消除腐败，这样腐败的风气就兴盛不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就有了无尽的生命力。
五、说到信仰问题，有人就会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能否相容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与共产主义思想是相互排斥的，一个讲公而忘私，一个讲利益机制，因此，市场经济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显得较遥远。实际绝非如此，因为人类活动的进步动因从来就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没有利益机制人类就不会有发展进步。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利益机制，只不过这种利益机制是把人类原始的为个体物欲满足的生存需要，转化为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层次递升，前两个层次是较低级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后三个层次是较高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社会事业的追求主要源于社会心理需要。因此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正确把握组织成员的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方式，使组织成员为组织总体目标服务。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激励方式，激发共产党人的高层次需要，及高尚的追求，树立起全党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科学的激励方式，组织的功效将大打折扣。只要激励手段科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激发全体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六、信仰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紧这个纲，各种社会关系都会理顺，社会就会走上快速、稳步、顺利发展的轨道。只能在党的先进性上做文章，建立完善党的组织管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果我们不抓住坚定信仰这一首要问题，在其它方面做再大的文章都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五光十色的社会充满诱惑力，与建党初期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愈加艰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人民稳定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总之，只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够在全体党员心目中确立，共产党人才能够自觉地在自身行为上体现共产主义道德。那些与党离心离德、贪污腐败的人才会没有市场。党的整个执政体系才会进入健康状态，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才会得到加强。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放在重要议事日程，这是非常英明和及时的。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了，执政能力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我们党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第四篇：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XX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XX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
第五篇。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2012年12月27日08：59人民网我要评论（51）字号：t|t[导读]“镀金时代”美国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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