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情结与政治关怀的纠葛：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两难心境探析.pdf

082传统文化情结与政治关怀的纠葛：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两难心境探析黄阳阳 导读 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家庭背景使陈独秀与传统文化结下乿不解之缘。意识到单独政治革命不足取之后，他毅然走上乿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革命的救亡之路。面对国民守旧成性的现实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满怀救国热情的他不得不故作激进，将传统文化情结深埋心底，而将政治救亡放在首位，制定乿拿传统文化开刀的“新人”方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驱本着“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的目的在文化战场浴血苦战，他们那种为政治而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格局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作者：黄阳阳，郑州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阵营的主帅，陈独秀总是以一种力恨不得将中国一切旧东西打烂捶碎的激进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于公众的视野，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陈独秀似乎与传统文化结下了血海深仇。例如钱穆就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同人疏于了解历史，进而怀疑、蔑视传统，“甚至于要存心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林毓生也认为，在陈独秀的脑子里始终充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是“陈腐而邪恶的”“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才会表现得如此激进。多年来，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已形成了将陈独秀视为西方文化鼓吹者的思维定势。殊不知，陈独秀固然力倡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但却并不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经确实言辞犀利地批判过传统文化，引领了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时代和家庭的原因，在陈独秀的内心深处其实始终都隐藏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文化情结。他在五四时期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的举动实际上有其苦衷。那么，在陈独秀的心中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一文化情结是如何形成的？他为何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痛下狠手”呢？本文将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陈独秀的家庭环境与救亡思路等角度出发，尝试着探索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那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缘以及他激烈反传统背后的难言之隐等一系列问题。083人物中国一、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文化情结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大都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左右，此时的中国虽然经受了数十年欧风美雨的洗礼，但是传统文化依旧根深蒂固，未曾遭受重大冲击。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光耀门楣仍是这一时期青年的主流追求。陈独秀出生在一个十二世业儒的书香门第的大世家，其父陈衍中中过秀才，叔父陈衍庶于1875年考中举人。陈独秀从小便接受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据实庵自传记载，陈独秀从六岁开始便跟随祖父陈章旭读书，由于他自小聪明，因此祖父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陈独秀的母亲查氏亦然，在陈独秀因背书背不出来而遭受祖父体罚之后，母亲总是流着眼泪勉励他。1937年，年近六旬的陈独秀写作实庵自传时还动情地回忆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陈独秀的大哥陈孟吉也尽心辅导这个聪明的弟弟。在祖父、母亲、大哥三人的影响下，少年时期的陈独秀打下了坚实雄厚的旧学基础，在1896年的院试中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中秀才。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将昭明文选视为口诛笔伐对象的态度不同，少年时期的陈独秀对昭明文选情有独钟。甚至在科举考期临近之时，表面上是在听大哥孟吉讲解应考的文章，心里却还是想着昭明文选。为此，陈独秀还曾“自谑少年时期的自己是选学妖孽”。此外，陈独秀尤其钟爱朴学。据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记述，陈本人曾亲口承认自己“对小学、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一生都研究不辍”。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那段艰苦岁月里，陈独秀还在专注于朴学的研究。他在入狱的四年时间里相继撰写了甲戌随笔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字。实际上，他的朴学素养水平相当高，其晚年著作实庵字说“已到达炉火纯青之境”。虽然他在五四时期成为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但纵观陈独秀少年与晚年的文化活动，可以看出，他的心中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文化情结，这使他甚至在身陷囹圄的晚年还对朴学这一传统旧学孜孜以求。然而，对传统文化如此难舍的陈独秀，为何在中年时代突然改弦易辙，对自己心心念念的传统文化“痛下狠手”，走上激烈反传统的道路呢？其实在陈独秀这一文化转向的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因素。二、由新人而新国的救亡思路“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一个政治运动的发生，每每有一个与之084相应的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力求调整和补苴日渐失灵的传统封建文化和思想。”与1919年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相应的“文化革新运动”便是发轫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五四爱国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渐失灵的传统封建文化和思想”培育出的只能是“愚弱的国民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在文化领域，以“新文化”培育“新青年”，以“新青年”造就“新国家”，以“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促进“政治运动”的发生，这正是1915年陈独秀的救亡思路。从1899年被杭州求是书院开除之时起，年轻的陈独秀便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1905年，与柏文蔚等热血青年重组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自任总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安徽都督府顾问、秘书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然而，1915年6月，正当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并悍然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昔日的革命战友如柏文蔚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倒袁活动之际，这位曾经的反清志士、讨袁先锋陈独秀却正在“筹备自己的杂志”，酝酿另一种革命。两年前还热心政治的讨袁先锋为何突然间转了性情，竟然在护国讨袁运动中对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转而筹备杂志呢？其实，结合陈独秀此前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以及陈此时的一系列论著，这样的转向其实并不难理解。他曾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由此可见，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三次虎头蛇尾的革命中，陈独秀意识到单靠政治革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黑暗、落后面貌，只有先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中国精神界扫除干净，方能打开革命的新局面。这篇文章虽写于1917年，但纵观18991914年陈独秀的革命经历可以发现，在反清和反袁活动中，陈独秀是一边从事政治革命，一边办报刊以启发民智。如1903年与章士钊、张继等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襄助章士钊创办甲寅。可见他很早就意识到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判断，早在筹备青年杂志的1915年他便有了此种想法。周策纵也曾对陈独秀1915年的心路历程进行细致剖析。他指出，陈独秀“由时运不济的二次革命所得到的经验认识到，只有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当旧社会和旧文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才能摆脱军阀的控制。他感到只有创办一份刊物才能实现这一点”。意识到单独政治革命不足取的陈独秀，毅然走上了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085人物中国革命的救亡之路，于是名刊青年杂志便呼之欲出了。1915年9月15日，由政治革命转向文化革新的陈独秀本着力促“国人思想根本之觉悟”的目的创办了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的青年杂志。他力图以革新青年之思想、提高青年之修养为突破口，探索新的救亡之路。这条新的救亡之路一改以往单独政治革命的思路，是一条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革命，由新人而新国的道路。当时陈独秀的基本构想是：“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这正是陈独秀对救亡之路作出的新思考。三、拿传统文化开刀的新人方略在陈独秀走上了由新人而新国，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革命的救亡之路后，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切合时宜的“新人”方略。陈独秀所要的“新人”主要是青年群体。当陈独秀看到一帮“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的旧青年们时，心中思绪万千。如何才能将这帮旧青年改造成符合“六义”的新青年呢？意识到“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最厚的精神内核”的陈独秀认为，欲将旧青年改造成新青年，必须要在“伦理的觉悟”这一“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上下功夫。陈独秀认为必须要从文化的整体革新入手。因为中国旧文化（即传统文化）是孕育旧伦理的母体，而西方新文化是滋生新伦理的沃土。如此一来，将旧青年改造成新青年的“新人”问题便转化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文化革新问题。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旧文化造成了如今“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的局面，而西方的新文化则培育出了盈千累万的“六义”青年。张宝明认为陈独秀提出的“六义”正是“五四那两面大纛民主与科学的浓缩”。而民主与科学早在戊戌时期便被严复理解为西方文明的基础。严复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主要不同在于西方文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诚，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郭颖颐对此解释道：“诚即公正或科学真理，公即民主化的平等。”郭颖颐认为，严复笔下的“诚”与“公”到五四时期被陈独秀解释为“更具体、更富感情色彩的术语（即赛先生和德先生引者注）。”按照郭颖颐的观点，陈独秀是在继承严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民主与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五四与戊戌的文化选择是两个同心圆”，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正是在继承“戊戌以来社会进086步思潮的一切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文化抉择的，可以说陈独秀的文化选择正是对戊戌先哲思想的“继往开来的一次强化”。陈独秀本人曾坦言，少年时期的自己酷爱读戊戌先哲的文章，胡适也曾颇有感慨地说早年的自己受了戊戌先哲“无穷的恩惠”。可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戊戌人士在文化、思想上给予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驱莫大的影响，没有他们的文化启蒙与思想启发，就不可能有五四时期辉煌的思想文化成就。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专门对中国旧文化与西方新文化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基于对东西民族对比，陈独秀认为，以安息、家族、感情、虚文为本位的中国，哪能是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的西方列强的对手？基于此，陈独秀主张全面摒弃陈腐朽败的中国旧文化，全身心地学习新鲜活泼的西方新文化。在陈独秀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蒙昧的，需要靠西方的科学理性和人文主义来改造，然后“树新人”进而“立新国”，那么救亡之路上就必然会充满对传统文化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呼声。传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新人”征途上的讨伐对象。四、破旧与立新的两难心境可以想象，当迈出向传统文化“开刀”的那一步时，陈独秀内心充满纠结。他固然厌弃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也对那“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深恶痛绝，但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自己心仪的昭明文选和朴学也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是，欲造就新国家，必须培育新青年；欲培育新青年，必须提倡新文化。在一个守旧成性的国度，如何才能给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立足之地呢？在他看来，除拿传统文化“开刀”外，别无他法。于是便有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自白。国民守旧成性的现实以及“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中国古训，也迫使陈独秀不得不剑走偏锋、故作激进，力图表现出一种与传统文化势如水火的姿态。于是中西文化“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等言论便087人物中国屡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中。在主编的引领下，新青年的诸位同人也“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全面、猛烈地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发起攻击”。一时间，打倒孔家店、尽废汉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犹如滚滚洪流。不可否认，新青年同人确实达到了破旧立新的目的。传统文化在新青年同人的猛烈批判下几乎无以容身，在守旧成性的中华大地上，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新文化蓬勃发展，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的意识形态实体“科学”更是以一日千里之势在中国思想界传播，便“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甚至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并形成了风靡于20世纪前半叶之中国思想界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伴随着唯科学主义思潮的风行，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西方新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中国旧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在新文化的熏陶下，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青年应运而生。在陈独秀等五四先驱的宣传与倡导之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新文化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在五四时期，社会上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传统文化是专制、愚昧的，是造成“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罪魁祸首，只有西方新文化的核心精神德、赛两先生才能把中国“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西方新文化风靡中国思想界之际，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没落之时。经过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同人的猛烈批判，数千年来备受推崇、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在此斯文扫地、一蹶不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传统文化才开始有复兴的迹象。看到德、赛两先生风生水起、红遍大江南北，自己心心念念的新文化风靡九州，陈独秀的心里自然喜不胜收。因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新文化正是培育新鲜活泼之新青年的沃土，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意味着培育新青年的“新人”大业胜利在望，而“新人”大业又是与“新国”目标息息相关的。但是看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新文化冲击下的惨相，陈独秀又不免心生怜悯。传统文化中有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吃人礼教”，也不乏文化精华。但是在那个国势陵夷、列强环伺，时时都有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救亡图存才是当务之急，在当时那个守旧成性的国度，非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能“破旧”，若“破旧”不成，焉能“立新”？若当时以商榷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恐怕光围绕“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个问题，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的漩涡中。“急症等不得慢郎中”，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口，陈独088秀只能先将文化情结深埋心底，而将政治救亡放在首位。出身于十二世业儒之家的陈独秀，在做出猛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决定时，内心也一定十分纠结。文化情结与政治关怀这一对范畴，在今天看来并不矛盾，但在五四时期，它们却像梦魇一般死死地缠住了陈独秀。一边是从小在十二世业儒之家耳濡目染、并且还包含自己情有独钟的昭明文选和朴学的传统文化；一边是由新人而新国，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革命的救亡大业。国民守旧成性的现实以及“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中国古训迫使他只能做出“存其一必废其一”的抉择。因此在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之后，陈独秀毅然决定将救亡图存的政治关怀放在首位，而将那份传统文化情结埋藏心底，甚至为了“新人”大业，不惜将自己自谑为“选学妖孽”。所以我们看到，陈独秀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的，只有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他才从事文化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政治活动受阻的那段时间里，他才有时间与精力从事研究。结 语对于陈独秀来说，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和高于常人的思想觉悟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以文化革新促进政治革命的救亡新路。尽管其内心深处仍有深重的传统文化情结，但为了给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谋求立足之地，他必须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势如水火的激进姿态。陈独秀毅然决定将文化情结抛之脑后，而将政治救亡放在首位。以 陈 独 秀 为 代 表 的 五 四 先 驱 为 了救亡图存，在文化战场浴血苦战。回首“五四”，陈独秀那代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欣欣向荣的新文化，而且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注释指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新青年”的六大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J韦莫斯认为唯科学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知识的信仰：“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参考文献1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台北：三民书局，1973.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3陈独秀.实庵自传M/陈独秀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陈仲（陈独秀）.文苑述哀J.东京：甲寅，1915（1）.089人物中国5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6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M/王树棣，强重华，杨淑娟，等.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8曹聚仁.文坛三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9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6）.1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4王庸工，记者，章文治.通信J.青年杂志，1915（1）.15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916（5）.16三爱（陈独秀）.亡国篇M/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8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9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1916（6）.20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J.青年杂志，1915（2）.21张宝明.忧患与风流世纪先驱的百年心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2严复.论世变之亟M/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3（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24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25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J.新青年，1916（2）.26胡适.四十自述M/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青年杂志，1915（4）.28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1916（3）.29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1）.31张家康.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吴国盛.什么是科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33李宏坤，黄阳阳.新青年同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情缘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