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docx

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摘要】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问责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基本内容，其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予以有效监督并对权力行使中的过失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最终目标是保证政府系统正常运行、遏制公共权力滋生腐败以及保障公共利益免受损失。责任观念强烈、问责对象明确、问责程序严格，是谋求行政高效率和社会公信力的现代政府的外在品格与内在约束。因此，将行政问责制视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厘清其所反映的内部逻辑，明确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制度建构的有效路径，对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以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内容】
一、序论
1.中心论题：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2.写作意图。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与新变化的时代课题。我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所走过的发展之路，社会变革持续深入，不同阶层日益分化，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于短时间内在现阶段的我国得到了集中展现。经济社会领域的急剧转型迫切要求我国政府把握时代脉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而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本论
（一）、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要实现，首先应当明白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哪些问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
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中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行政问责制的提出对我国行政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行政出现那么多问题，于是行政问责制度便应时出现。行政
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系统的运转过程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获取权力，必然产生相应的责任;行使权力，必然形成必要的制约。行政问责制正是在“行政责任”上述内涵的基础上演化出的一个新概念。根据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涉及范围的不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释义。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观点：狭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针对各级行政机关中的主要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于法定职权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过失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职责，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或给行政机关造成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进而从行政机关内部予以监督和追究的制度。广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社会公众针对政府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进行质询，质询的范围包括明确权力和责任的归属，并形成的常态化、系统化的制度规范。行政责任追究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部门错误或违法做出的行政行为，而且溯及政府系统运行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方面。面对社会公众提出的“合理质疑”，政府公职人员有义务就与其自身职责相关的绩效水平及社会效果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因此，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政府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追究其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行政问责制在我国遇到的现实困难
行政问责制的构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是一项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能够有效地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政府管理的高效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并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满意度。目前，在行政问责制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和困境亟待解决。
1.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失衡，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问责主体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或政府行政系统对其内部行政人员的问责。而执政党对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本质上因包含在同体问责之内。所谓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是指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法院等对政府的问责。就我国目前问责的实践情况看，我国问责主体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异体问责的重要性。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比方说可能导致官官相卫、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使行政问责沦落为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从而就难以做到真正的问责。鉴于此，我国当前缺乏的就是异体问责。因此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的力度，能够切实地起到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例如，建立对不信任官员的投票制，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制，弹劾制等一系列的惩罚机制，要增加监督机制的创新手段，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通过一揽子
的举措，让行政问责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能够真正奏效。
2.行政问责制度的缺位
“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等是我国目前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带有大量的人治色彩，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当前，我国适用的行政问责制的法规条例甚多，见诸各级党组织、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里，但这些文件条款大多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体系，也就不具有统一性。同时，法律条例中涉及行政问责制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具体到实际事例的问责却显得模糊不清、笼统抽象，所以执行难度大，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这样就严重影响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
3.行政信息缺乏透明性和完整性
行政信息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信息的非对称性。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缺失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公开度不高，问责主体缺乏知晓权，导致行政问责难以实现。二是行政信息公开的不完整性。要问责行政官员的行政过失或行政不作为，必须首先要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公布信息的过程中只发布一些关于自身功绩的信息，或者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对政府过失的信息避而不谈或者较少发布，即使发布，透露的信息也反映不了实际情况，这种行为其实是愚弄社会公众和欺骗上级的不正当行为，由于此种行为使行政问责难以有效顺利开展。
4.问责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的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现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这种做法会让下级看到只要对上级负责就可以了，形成“怕上不怕下”的现象。政府部门即使处罚某些行政失职者，给其降职、免职或者责令辞职等一些程序也不为社会公众知晓，这就难免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这是由行政问责缺乏有效的监督所致。在很多的情况下，即使规定了监督部门，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的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监督机构，也只是形式。因为一个系统的监督机构和行政执行机构虽然是两个部门，但是是一套人马，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和体制支撑。
（四）、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途径
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在继续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同体问责主体作用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挥对外部系统的行政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作用的途径，尤其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特殊问责作用，也即是强调要加强异体问责的作用，切实实现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
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从而有效地实现行政问责，监督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或误用权力。同时，要加大对“问题官员”的惩罚力度，严惩那些事故官员，应该制定惩罚机制。
2.加强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网络化建设
面对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一系列过时或没用的行政问责制度，要进行一次系统地全面地清理工作，废除过时的问责规章制度，保留相对有实用价值的法律条款，确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效力、适用范围等明晰化，同时，适时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行政问责法”。加强行政问责的制度制定、执行、监督及信息反馈等制度网络化建设。针对各地的特殊情况，各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行政文责法精神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行政问责制度。另外要加大明晰问责条款的细化工作，如：问责的对象、范围、主体、客体、责任认定、期限等，严格准确地制定问责程序，制定可操作性、有实用价值的问责法规或规章，确保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3.建立健全政府行政信息的公开机制
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颁布的《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也为问责主体获得政府行政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包括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公开的方式以及公开的范围，政府公开信息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依据《条例》要求依法公开行政信息，主动提供各种信息的获取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举行公开听证、实行民意调查、完善舆论监督、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等，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准确了解政府行政活动的动态，把握相关信息，彻底解决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非完善性等难题。同时还应该建立信访制度、社会投诉制度、社会考核制度等，保证行政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4.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三、结论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建立行政问责制要在源头上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全方位的约束和规定。由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对其所负责领域内的决策及施行负责任，因此他们应该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来行使权力，以减少工作中的差错和责任事故的出现。与此同时，行政问责制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因为即使公务员在工作中没有违法，但在政绩上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通过问责制的实施，让一些公务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也让他们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
参考文献：
[1]《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周亚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06出版
[2]韩剑琴：行政问责制—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j］.探索与争鸣.2004（8）.
[3]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
（12））
第二篇：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干部问责制度。行政首长问责的条件不以行政首长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前提，只要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规定的应当问责的事项即可问责。行政首长问责的重点包括：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在机关内部管理中应为不为、放任不管以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为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对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问责，要创新问责方式。一是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或党委书记负责。二是要实行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使“集体决策”承担“集体责任”。三是要建立决策讨论、辩论、投票记录与备案制度，对于决策会议上持赞成态度的要严厉追究责任，对于不表明态度者也要进行追究，对于反对者可以免予追究。
科学划分行政责任。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清。针对这一问题，一是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二是合理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应根据各自明确的分工范围来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行政正职负领导责任，副职就分工范围内的具体事项负直接责任。三是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四是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形成责任闭合环路。五是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职责，明确划分行政首长与其他人员的职责权限，准确界定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健全干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在干部问责制度方面，谁来启动问责、如何启动问责、责任分配、受责官员复出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规范。一是要加强异体问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干部的问责、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干部的问责、司法机关对干部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等。要扩大干部问责的主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不仅由上级行政机关提出问责要求，而且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公民个人联名提出；扩大启动问责的范围，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二是要规范干部问责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问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是要加强责任监察，充分发挥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问责作用。五是要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而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复出，其程序应当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干部政治问责机制。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一是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最重要手段——预算控制权。二是要完善人大的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等程序要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过错的性质和大小、过错的具体情形、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以及引咎辞职的监督等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四是要完善质询制度。要依法规定质询案的相关规则，如质询案的提交期限、质询人的提问、被质询人的答复和辩解权利，质询情况的通告和报告等。要明确规定，人大代表有权对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重大或严重不当行为提出质询。还要健全与完善国政调查制度、不信任投票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要严格问责制度，把问责制贯穿到履责的全过程，事前问责进行提醒，事中问责进行督促，事后问责进行诫勉。要强化对违法行政行为与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不贯彻落实、拒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行为，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以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篇：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摘要】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行政问责意义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并发挥出了其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现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3年因“非典”而颁布实施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及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对决策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时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将“权责统一”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200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则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可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进步。
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民代表表达人民的意志，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其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自迈耶提出依法行政原则已有百年之久，但依法行政依然是行政法的基本理念。①而且还将继续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存在下去。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活动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要求，而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推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即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权威。这样，政府不至于朝令夕改，每一次的行为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守法、诚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权威，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民众也因政府的守法、诚信，而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规范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制度。根据宪法、组织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目前的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因上下级隶属和业务熟悉等原因具有快速高效性，但也因此种关系使得问责易流于形式。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体制，也为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一政府机构，在行政问责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不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更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否则，这样的问责制度将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也就是说，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并且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以便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
严格划定行政问责制的责任对象。“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而应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事由及标准。在问责的范围上，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需要问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同样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也应追究责任。行政问责事由不仅应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应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②。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问责方式。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否能真正体现出来，问责方式的真正落实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在事件平息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追究，逍遥于“问责”之外，而且有的不降反升，这种现象既无视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这与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关系。因此，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当然，也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可根据工作需要，允许其重新参政，在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对实际工作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和作出成绩的，予以提拔使用。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我国的问责程序启动之后，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缺乏具体执行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问责要常态，程序要透明。在问责过程中、处理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一个交代，关系到行政问责的贯彻实施。因此，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使问责公开、公正。
结语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行政之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焦作大学）
注释
①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页。②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第四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
第一条为强化行政责任制，促使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推动力，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避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系统各级机构因不正确履行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规定进行问责。前款所称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行政问责依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规则，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在实施行政问责的同时，应当主动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尽量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第五条行政问责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行政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经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工作任务，因工作不力未能完成的；对县政府年度重点工作责任制、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各项任务和交办的事项，未按时限和要求完成的。
（二）不认真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决定或决策事项；影响政令畅通和政府整体形象及工作的。
（三）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义务监督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四）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时间进行决策或审批，造成决策错误、工作贻误或损失的。
（五）虚报浮夸政绩，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损失的；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安全事故预防职责的。
（七）不认真接待和处理信访问题，解释和解决不到位，或无动于衷、敷衍塞责、工作不力、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发生越级集体上访和冲击国家机关、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等群体性事件，干扰、影响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职能部门管理和监督不力或不到位，在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校园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疫情防控、土地管理等领域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
（九）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单位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或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十）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乱作为，引发公共安全事故的。
（十一）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
（十二）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安全事故信息的，或其他对公共安全事故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的。
（十三）损害公共利益或社会与公民合法权益，影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
（十四）工作时间脱岗、漏岗，影响或延误公务的。
（十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失职和过错行为。
第七条行政问责的启动：
（一）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者要求问责的；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
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根据政府绩效评估和督促检查结果、新闻媒体曝光等实际情况应当进行问责的；
（五）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提出问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八条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由其上级机关或本级政府决定。行政问责涉及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的，依据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行政问责的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五）停职检查；
（六）调离工作岗位；
（七）引咎辞职；
（八）责令辞职；
（九）免职；
（十）辞退或者解聘；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第十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
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听取行政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行政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30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其中对行政处分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二条行政问责调查处理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和处理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被问责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本规定由县工信委办公室负责解释。第十五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第五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解释。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高素质行政人才长期以来，有些行政官员责任意识淡漠，不谋事、只谋官，只知享受权力，而不知自觉地去履行与权力并重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便出现了“看摊子”、“守位子”，“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宁愿不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保安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的制度规章虽说一订再订，但终因其职责不清或考核措施落实不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