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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理论及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运用
引言：内部控制理论以及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兼容”性
内部控制其本身并不神秘，在财务会计中的出纳与会计分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内控也不陌生。但目前对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以企业为背景，且研究角度更适应西方人的思维，“移植”到政府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中，很多内容并不“兼容”，不具备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试运用内部控制的最基本的原理，剥离西方研究成果中的企业属性，以历史的角度，对内部控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运用中的几个现实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
一、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内部控制的客观存在性
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内部控制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从微观层面：以生物组织为例：免疫就是一种内部控制，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人体的抗原物质，或人体本身所产生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抵抗或防止微生物或寄生物的感染或其它所不希望的生物侵入的状态。如果这种内部控制不存在，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让人们谈之色变的艾滋病，其学名就是“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综合症”，其病毒本身并不会引发任何疾病，而是当免疫系统这种内部控制被病毒破坏后，人体由于抵抗能力过低，丧失复制免疫细胞的机会，并感染其它的疾病导致各种复合感染而死亡。
从宏观层面：以生态组织为例：有这样一个常识，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也是一种内部控制，一方面，毒蛇需要吃解药才能促使体内产生解毒素，对抗毒素，从而使得自己不会中毒呢，另一方面，在毒蛇出没的地方，也只有解药才能生存，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在我国国代的“五行八卦”中有充分的体现。
从宇观角度：以天体组织为例，万有引力就是一种内部控制，万有引力的存在使得各天体间既不靠的太近，也不离的太远，靠得太近，小天体就会奔向大天体，形成“撞击”事件，导致小天体的毁灭，离的太远，小天体无法获得大天体的能量，形成“死亡天体”；万有引力还使得各天体本身规律性的运动——在自转的同时，卫星围绕行星转，行星围绕恒星转——生活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的人类，才能感受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当然，目前，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尚不及4％，还有96％的未知宇宙有待我们和子孙后代去探索，随着探索的不断推行，对这种“内部控制”的感受就会越深入。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上层建筑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也无法绕开内部控制这个“枷锁”：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政权和教权之争，它几乎涵盖了西方的整个封建史，其本身也是一部血泪史：
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
公元前492，教皇的盖拉西提出 “双剑”论。以此为标志，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
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乱统治了罗马，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教皇国”。
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形成了二者对垒的局面。
1122年，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在一系列的斗争后，形成了《沃姆斯宗教协定》。教权和政权的“内部控制”初步形成，教权达到极点，但这并不是斗争的终点。
之后，政权逐渐占据上峰，以法国为例子，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为夺取伊兰得尔，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
1307年腓力四世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但在教权和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内部控制和内部牵制，对西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产生拉积极的作用，这既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现象并不是西方封建社会独有的，在古印度情况也与此类似，古代印度的第一种姓是婆罗门（教权），第二种姓才是刹帝利（政权），佛教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刹帝利联合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对抗婆罗门种性的结果。
而在中国，情况略有不同，但宗教对政治的内部控制，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先秦时期（即商周时代）的国家，教权对政权是有着控制的，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诸侯国在进行战争之间，都要由神职人员进行占卜，根据占卜的结果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当然，占卜的结果是神的意思还是神职人员的意思，就很难说了。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武王伐纣时期天空出现彗星，被神志人员充分利用，大大鼓舞了武王伐纣的信心和勇气。
而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慧星，公元前1076年回归地球。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研究者以此为突破口，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成果，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此工程前，由传世文献支持的，最早由明确历史纪年的事件是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而此项研究成果将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如下表：

传世文献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揭示
夏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
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
公元1600年——公元前1046年
周（西周，东周）
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
公元1046年——公元前256年
（2）受孔子制和儒家“敬鬼神而远之”思想的影响，先秦以后，封建君主对宗教多是利用，而不是屈服，所以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并不是很明显，但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如嘉靖年间，当时的名道蓝道行在扶乩(音ji，既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由此嘉靖对严嵩开始产生厌恶之感，后来的徐阶正是在此基础上搬倒了把持朝政20年之久严氏父子。
（3）而将利用宗教影响政治运用到极致的，是太平天国时期东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先后达20余次之多，虽然后期有个人私欲膨胀的因素存在，但确实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营救冯云山，鼓舞士气，特别是借上帝的名义惩罚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就连洪秀全都遭到过这位“上帝”的杖责，客观上洪杨之间清醒时的“天王和东王”身份以及“上身”后的“天子与天父”身份形成了一种内部控制，内部牵制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典型的封建社会政治，教权和政权形成了一种内部控制和内部牵制的关系，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来说，这种控制也是存在的，，但影响确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么？
答案是否定的，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皇帝也是要“被控制”的，虽然宗教在这种机制中是缺位的，但在长达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缺位”就被以“相权”中心的内控机制所代替，而且这种内部控制机制显得更加复杂和坚固。
封建君王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分给丞相，又不得已的受到丞相的制约，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古代的明君都与自己的丞相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和魏征。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废除了丞相的职位，作为一个智力和体力都超乎常人的、同时也能克服自己私欲无限制膨胀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坚持了二十余年。
但朱元璋的子孙却没有这样的超能力，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到了明世宗朱厚熜（音cōng）年间，由于皇帝痴迷于炼丹，内阁首辅这个不叫丞相的丞相实际的权利已经超过了皇帝（当然，嘉靖算不得昏君，这种权利在嘉靖朝还是在皇帝控制之下的）。
不但在政治方面，明朝皇帝的私生活也受到相权的制约，明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最“逆反”的皇帝，他多次想出宫游玩，但都被大臣拒绝。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终于给他逮到了机会，于是他大张旗鼓地亲征南昌，但不幸的是，达到南京时叛乱已被平定，在回程的时候，未尽兴的朱厚照在钓鱼的时候溺水得病而亡相比较而言，几百年后的康熙和乾隆就幸福的多了。
而明神宗朱翊钧为了立第三子为太子，与众大臣周旋了十五年，最后还是屈服于大臣，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个太子就是明光宗，1620年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去世，成为明朝最悲剧的皇帝。
明朝皇帝成为了受相权制约最严重的封建统治者，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在特定的时候，相权甚至能够超越君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和刘禅。易中天教授在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的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三国鼎立是曹丕、孙权和诸葛亮的鼎立，而不是曹丕、孙权和刘禅的鼎立。
除了受到相权的制约，中国皇帝还要受到其他的制约，如：
后权：主要表现为皇后或得宠妃子的“娘家”（也就是所谓的外戚），有的时候后妃也“亲自上阵”：如慈禧、吕后、武则天等等。
宦权：宦官制度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丑陋的现象，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用“青梅竹马”来行为不甚恰当，但用“两小无猜”来形容确不过分，当相权大于政权时候，皇帝往往拉上这个两小无猜的伙伴共同对付相权，而当宦权过大的时候，皇帝又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宦官。
综上说叙，由于历史的局限，历史上的内部控制主要还是体现在分权和内部牵制上，也就是后文说提到的组织结构控制。但内部控制确确实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
二、从现代西方看内部控制理论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的扬弃
如前文所述，内部控制是西方经济管理学中的一个成熟课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内部控制理论的基本原理：
（一）内部控制的定义
一般我们可以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单位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续与措施的总称。
在这个定义中，说明了内部控制的目的、范围和手段：
（1） 企业内部控制的目的：
——实现其经营目标
——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
——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
——确保经营方针的贯彻执行
——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以上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目的的描述，那么对于党风廉政建设中内部控制目的是什么呢？
党风廉政建设的直接目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型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指出：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胡锦涛又指出：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给党的先进性赋予新的内涵。
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但从“金字塔型”转换为”橄榄型”尚需要时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中国的社会结构实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尚需三十年。 
同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灼基也认为，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目前只占２０％左右，社会收入阶层结构主要是“金字塔型”，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只能说出现了中等收入者扩大的趋势，但未来能否真正生成“橄榄型”收入阶层结构，关键要看今后十年消除贫富悬殊及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与实绩。
基尼系数也是近年来被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客观地说，中国基尼系数确实存在被高估的情况，这里有中低收入者的心理因素，有“灰色收入”的因素，而国家统计局的“驼鸟政策”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但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点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数)
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党风廉政建设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抓了这方面的问题，又冒出那方面的问题，治标难治本，工作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使得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越来越多，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有的甚至站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去了。
所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贺国强同志在主持中组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和《实施纲要》学习会时强调指出,反腐倡廉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应有之义。
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维护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人民政府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为民是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维护群众利益是党和政府的神圣职责，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和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环节，它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性质和宗旨，围绕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来开展。这就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不是别的，而是维护群众利益。
中纪委三次全会(2009年1月)以及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2009年3月）指出：将“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利益”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科学阐述，全面弄清，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对于统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其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实践党的宗旨的自觉性，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健康、深入开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2）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单位（组织）内部”、“自我”，否则就不是内部控制，而是外部控制。
（3）企业内部控制的手段：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
在范围和手段上企业内部控制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内部控制是基本类似的。
（二）内部控制的要素：
主要有“五要素论”和“八要素论”两种。
内部管理的五要素主要指的是：
五要素论
八要素论
控制环境
内部环境
目标制定
风险评估
事项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反应
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
监督
监控
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八要素论提升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而相对而言，五要素论更加成熟，下文将按照五要素论加以论述。
1、 控制环境：
一般认为控制环境是五要素中最重要的，在党风廉政建设控制环境方面，白下区国家税务局“吃了螃蟹”，2010年6月，区国税局以“读书思廉”为主题，举办“生活圈管理”群口辩论会。 以“在目前形势下是否适宜开展生活圈管理？”为主题，通过辩论，使得淡泊名利、廉洁从税、以贪为耻的意识深入人心，辩论会参与度广、思辩性高、互动性强，是控制环境要素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探索。
廉政建设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否则整个社会对腐败行为麻木不仁，廉政建设就难以取得成效。2005年初中央颁布《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要形成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反腐败的局面。从2006年到2007年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和政绩观教育，促使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并把这种教育活动深入到学校、企业、工厂等各个领域，大力营造弘扬正气、抵制邪恶的良好社会氛围。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已真正觉悟起来，正以实际行动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政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已初步形成。
2、风险评估：主要是识别风险，参照八要素的相关内容，可以分为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
有人认为，我们对腐败现象应该零容忍，所以风险评估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并不适用。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一方面，廉政建设说到底是人财物权的控制，在这些方面，风险评估是有所作为的；另一方面，对于廉政建设本身，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的探索，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对上级机关来说，就是风险转移，对下级机关来说，就是风险承担。
3、控制活动：主要是控制识别的风险和预防风险的产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4、信息与沟通：主要是信息的控制
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由于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对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其基本观点是：
(1) 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2) 信息不对称能产生（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不公平或者市场效率降低问题。
（3）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逆向选择( 如一般来说，商品价格的下降将使得销售量上升，但如果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会怀疑商品有瑕疵，而反而使得销售量降低)，该现象早在1963年就由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提出。阿克洛夫在1970年代发表著名著作《柠檬市场》作了进一步阐述。
所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
5、监督：监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无庸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内部控制中的监督，主要是强调事后监督，而党风廉政内部控制的监督，则是全方位的。
（三）．内部控制的七个方法：
内部控制的控制活动分为七个方法：
1．组织结构控制
组织结构控制是内部控制中最古老、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方面，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就要着眼于如何防止“一言堂”现象：
长期以来，地方党政“一把手”“用人‘一言堂’，让贪污腐败有了市场；花钱‘一支笔’，让贪污腐败易如反掌；决策‘一张纸’，让贪污腐败冠冕堂皇。”他们集人、财、物等重权于一身，容易滋生腐败。但在对对“一把手”的监督过程中也相继出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怪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文化的原因，有体制的原因，也有领导者个人素质的原因，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可喜地是，有的地方已经作出了积极地尝试：如安徽省阜阳市《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的暂行规定》称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物资采购及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山西、湖南、广东等省全面推行对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实行“三重一大”(重点项目、重大事项、重要干部任免以及大额金额)的集体讨论制度，并且还规定“一把手”不能在会前定调，实行“一把手”末位表态。
2．授权批准控制：
腐败并不是领导者的专利，也不是公务员的专利，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2009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就是向 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人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以权谋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
授权批准控制是是建立在组织结构控制的基础上的，由权力机构或上级管理者明确规定有关业人员的职责范围、权限与责任，使所有的业务经办人员在办理每项业务时都能事先得到适当的授权，并在授权范围内办理有关经济业务，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授权的形式可以是书面文件的形式一般授权，也可以以上级领导特批的形式特别授权。各级人员在职责范围和处理权限以内，不需请示便可处理业务，这样可以尽快地进行业务处理，避免发生推诿的现象。同时，授权控制也要求明确各级人员所承担的责任，使他们对自己的业务处理行为负责，以加强工作的责任心。
3．记录报告控制：
组织结构控制和授权批准控制是内部控制的古典内容，而记录报告控制则是内部控制新形式的基础，也是这是信息与沟通要素的具体运用。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记录报告制度的例子，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说道：“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还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反对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当然，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4．接近盘点控制：接近控制主要是指严格控制无关人员对权力进行超权限接触，而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接触后，必须接受盘点，在特定条件下，也必须接受盘点：
离任审计就是这个方法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它立足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落脚点在于查明个人经济责任，既对事又对人，而且审计涉及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一般较长，往往能够发现年度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不易发现的问题，有利于揭露和惩治腐败分子。另外，离任审计着眼于防范，健全了监督制约机制，有利于发现财务管理漏洞，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促使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自我完善，增强了纪律观念，促进了廉政建设。
5．职工素质控制：
1924年开始，美国西方电气公司在芝加哥附近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最初的目的是根据科学管理原理，探讨工作环境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试验从光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开始，试验人员认为，光照从弱到强，工作效率会从低（看不清）到高（正合适）再到低（刺眼），但试验的结果却让研究人员面对此结果感到茫然，失去了信心，工作效率呈现出了持续上升的状态，直至照明减至如月光一般、实在看不清时，产量才急剧降下来，后来梅奥教授为首的一批哈佛大学心理学工作者将实验工作接管下来，继续进行，最终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也解释了工作效率持续上升的原因，因为工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关注和重视，说明了人在任何事务中都是第一位的。
长期以来，公务员队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束缚了公务员队伍的新陈代谢，也成为了孳生腐败的温床，而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法律角度解决了这一问题，《公务员法》用了两章、十条、近800个字详细规定了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位升降，对职工素质控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作用起了法律保障，当然，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6.筹划预算控制：
《礼记·中庸》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筹划预算既是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保证。
其实预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务，早在公元六世纪就有记载，公元502年，萧衍称帝，即为梁武帝，他是一个有名的和尚皇帝，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僧人不食荤腥就是梁武帝规定的。
公元529年，梁武帝计划扩建同泰寺（今鸡鸣寺），遭到大臣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没有预算”，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梁武帝失败了，内部控制取得了胜利，筹划预算发挥了作用。
如果事情就如此结束了，那么该事件堪称内部控制的经典案例，但梁武帝很快采取了措施，九月十五日，梁武帝在同泰寺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赎回“皇帝菩萨”，这是他第二次出家，两年前他就在同泰寺当了三天的和尚，之后萧衍两次故伎重演，大臣再次用一亿和两亿前将皇帝赎回，这些前都用在了同泰寺的建设上。
最后一次，对“狼来了”感到厌烦的侯景发动政变，囚禁了梁武帝，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二高寿的皇帝活活饿死在了台城，享年八十六岁。（第一高寿是乾隆，享年八十九岁）。
这个案例说明内部控制也会失效的，后文将做分析。
7．风险控制
风险的本身是一种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反应到党风廉政建设中，则是“新形式腐败”和“隐形腐败”
腐败的形式不断创新，并越来越隐秘：江苏省海门市原副市长张永斌，利用自己掌握全市建设系统工程承接、工程款拨付等大权，盯住那些有求于他的单位和个人，主动“借款”给对方，收取远高于银行贷款、也远高于民间借贷的利息，曲线收取贿赂数百万元，案发后自称是“正常的民间拆借资金”。有的行贿者也不再一事一行贿，而是采取合伙经商、委托理财等手法，形成与国家工作人员稳定、持续的权钱交易关系。
腐败活动在向政治领域不断延伸：有的在制定行业和部门政策时搞“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 。有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权和利益，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阻挠或扭曲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背离了党的宗旨，侵害了群众利益，也破坏了群众对改革的信任。
腐败活动的领域不断蔓延，甚至长期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领域，高校腐败却呈上升趋势。因受贿千万被判无期徒刑的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在有据可查的159笔受贿记录中， 158笔都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等有关， 其中涉及高考录取达104笔。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提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而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一旦发生腐败，其危害不是能用损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对抗“新形式腐败”和“隐形腐败”，我们的手段也必须药创新，以往的“**个不准”，“**条禁令”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就必须运用风险控制的原理。
三、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运用内控理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如何辩证的运用内控理论
1．在制度控制，应当认识到制度是基础，但不应过分夸大制度控制的作用：（1）在制度已经完善和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应当将眼光关注到制度以外的例外事项以及例外事项是否有能够自动或者通过简单的干预回归到制度本身的机制的问题；（2）在制度已经完善和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应当更加关注信息控制、风险控制和综合控制。
客观而言，有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制度操作性更不强，如四川眉山市的红头文件规定副县级干部半小时之内不得与异性不正当交往；西南大学规定学生填写爱情档案，写清楚自己谈过几个对象；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曾将“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写进治理教育“三乱”的“禁令”中；蒙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规定不得自制、观看、传播淫秽录相(像)，凡此种种，说明了两个问题：1是制度的制订者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能力低下；2是制度的制订者对廉政的虚与应付，阳奉阴违。
2．在信息层面上，既要重视行政信息、也要注重业务信息
信息控制是内部控制理论中一个不算太新的话题，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并没有完全发挥它的作用，还属于“新内容”，随着政府信息化的深入，信息控制将会越来越发挥它的作用，这里我们不仅仅要注意行政信息，如人员录用、职务升迁等等，还要注意业务信息，如税务系统实行的一案双查就是一个例子：所谓一案双查，即指在查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税收违法案件中，对涉案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的责任。一案双查由稽查部门和监察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稽查部门负责检查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监察部门负责调查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3．在风险层面上：作为承担着一定社会职能的政府机关，也要用于面对和风险承担和损失控制，不敢直面风险承担和损失控制的不是真的猛士。
2008年12月，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2008年12月因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被网友人肉搜索，2009年10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客观的说，此事在思想上对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民日报2010年5月也曾刊登文章《领导干部成高危职业？从业者要有"风险"意识》对“从政风险”进行分析。
对此，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必须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人民日报也认为：　事实上，官场复杂不复杂，取决于你自己。你简单，官场就简单；你复杂，官场就复杂。只要品行端正，诱惑再大对你无力，攻击再猛对你无效。“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就是这个道理。
4．在综合控制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制度控制、信息控制还是风险控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效的内部控制必须将三者结合起来，做到制度、信息、风险并举；事前、事中、事后并举。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惩治腐败（包括戒勉谈话、内部处分甚至党纪国法处分）是一个直接的控制，狭义的控制，但不是控制的全部，关于遏制腐败重在预防还是重在惩治，区国税局曾2010年举办专题辩论会，辩论双方围绕“遏制腐败重在预防还是重在惩治”的主题，唇枪舌战，展开激辩，辩论赛将税务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两者结合起来，让税务人员在过程中，变无形为有形，变被动灌输教育为主动自我思考，在系统内部引起较大反响，是反腐倡廉理论宣传教育手段的创新。
（二）警惕内控变内耗
甲：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局长呢
乙：这都不叫理由
甲：我要揭发他,他有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作风问题
乙：什么作风
甲：男女关系 ,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十来年了，我连管我都不管 ,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
乙：噢？
甲：可说了派出所也不管
乙：为什么呢？
甲：人家是两口子
乙：废话
马季的相声《红眼病》生动的刻画了一个气人有笑人无的红眼病患者的形象，也揭示了一个内控变内耗的生动案例，内控就好像中医中药的双向调节作用，对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都有控制和调节作用，但如何运用这剂中药，就要看中医的水平了，用好了，药到病除，用不好，误用了“十八反”，对我们的事业无疑是催命判官。
（三）内控的失效
1．因历史环境变化而失效：
如上文提到的西欧封建社会，教权对政权的内部控制，从十二世纪起，逐渐开始失效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经过凡尔登条约条约的划分以及《墨尔森条约》的调整，大体上确定了近代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三国领土的雏形，政治格局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继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王权逐渐占据上峰，所以教权逐渐失去了它在世俗事务中的地位。
但即使是这样，宗教在后来的西欧社会中还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大物理学家牛顿在晚年在神学、唯心论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有人说牛顿的自然哲学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他的最后归宿。牛顿发现了经典力学的一系列定律，但却固执的认为质量是一个常量，而不是变量，如果他不把“m”这个字母简单粗暴的在公式两端消去的话语，原子弹可能早200年爆炸（当然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就很难说了）。2．因制度不完善而失效：
人们常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前文说述，在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尚需对例外事项进行充分的关注，而当制度不完善时，内控自然会失效，前文说叙述的梁武帝以出家后大臣“赎回”的办法扩建同泰寺就是一个例子，制度控制是基础和根本，如果制度本身都不完善，内部控制无异于空中楼阁。
3．因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而失效
这在历史上诸位独裁者身上屡见不鲜，在梁武帝身上也有这样的影子。在当代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从大环境上已经基本杜绝，但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上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述，党的十七大指出，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应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为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运用内部控制理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内部控制理论在反腐败领域必然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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