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docx

首先阐释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曾连续7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
“拐点”是否真的已经出现？韩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也不合适。他给出一个数字：去年工资性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4成以上，而国家各类补贴的比重仍仅为3%左右。因此，提高农村转移就业，仍是增收的主渠道。他透露，“十二五”期间，尽管全国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将有所下降，但将达到2000万人以上。
过去几年，致力于发展县域经济的中国，城乡差距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缩小城镇差距的做法之一，是扩大城镇化率。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46%左右，大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率提升的过程，是农民向市民转型的过程。但彻底转型，不仅仅是取消农村户口，而是解决他们的市民待遇。
“现在，中国不仅有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新三元结构’：农民、农民工、市民。”在韩俊看来，要消除结构藩篱，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但越晚解决问题越大。针对中央提出的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民工落户门槛， 农民工彻底退出将需要30到50年时间。

最后，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研究表明，目前东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老年人为主，转移后续力量不足，而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还是以青壮年为主，尚有余力。所以，总体而言，马上出现刘易斯拐点或是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的说法可信度不高，而几年之后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刘易斯”拐点所定义的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是定义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转移。目前，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转移的速度或许已经放慢，但是，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断向内地城镇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体经济中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市速度放慢。
　　此外，“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停止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只是表明这种转移的步伐可能会放慢，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马上会出现短缺，只是表明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才刚刚达到50%，传统农业部门仍然能够在今后的20年左右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源。
2.如果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本身还处于就业不足，工资却出现了快速上涨，那这还是“刘易斯拐点”解释框架中的逻辑吗？
这意味着中国东部地区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实际增长缓慢，不排除个别地区出现负增长，因为一个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他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消失可能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所补不上的。当经济周期性因素而致需求大量增加时，用工紧张（特别是技工）就不足为奇。中国劳工短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或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口红利还有相当潜能。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是个因素，城市不能给他们必要的公共产品，农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等方面都不可能发生在城市，他们只能“候鸟性流动”。 主要是谋求在制造业中就业，目的则是赚取高收入。而不能成为城市的居民。十八岁离乡投身产业工人，二十年后却依然不能在东部城市落户。更重要的是，严重的土地和房地产泡沫使得他们从经济上脱籍的可能也化为乌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往往是因为认定了“刘易斯拐点”的框架，回过头来，再用各种方式来判定它的出现。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
    钱文荣（浙江大学CARD中心教授）谢长青（浙江大学CARD中心博士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认为我国总体上农民工供给还有大量过剩，但是在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民工的结构性短缺仍十分严重。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制度创新和加快转型是实现突破的关键。
    1　当前农村还有较大量劳动力剩余
    剩余劳动力数量决定着我国农民工的潜在供给量。当前我国农民工是否还存在着无限供给，即我国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指标。    （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农村，由于劳动力到了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以后仍可以参与一些辅助农活，因此，他们从业与退休的年龄界限并不明显。在现实中，65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和60岁以上的女性村民一般很少从事农活，因此，我们将农村劳动力退出农活的年龄较城市从业人员退休年龄推迟5年，即延至男性65岁、女性60岁。于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则可定位在15～65岁的男性和15～60岁的女性人口。这一界定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2）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中国统计年鉴》虽可提供乡村第一产业的年末从业人数，但这类数据可能夸大了第一产业的从业需求规模。章铮（2005）估算的中国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总量仅为17754万人，仅相当于前者的56.795％，比前者少13506万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基本认同章铮关于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的估算思路。（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在校生人数。它主要指在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读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这部分人仅在假期间歇性地参与农业劳动，不宜列入正常劳动力的统计范围。（4）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从全国看，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应该包括了在乡村地区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和离开乡村不到半年的乡村户籍的农民，而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则不包括在其中。
    2　长三角民工荒主要由结构矛盾引起
    我们于2006年7～10月曾在长江三角洲16城市对12345位农民工、258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和相关部门举行了100多次座谈会。根据对南京、无锡、常熟、杭州、宁波、奉化、慈溪等⑨城市农民工供求情况的调查，这7个城市2006年第二季度对农民工总需求人数为138.81万人，总求职人数为98.01万人，总需求人数是总供给的1.42倍，出现了40.79万人的缺口，缺口率达到了29.39％。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这种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非常普遍。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出现“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
    （1）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长三角区域的调查样本显示，已经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几乎集中在16～45岁之间，而4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3％。这反过来说明了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的人口。
    （2）地区性结构矛盾。虽然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供不应求，但缺口率最高的杭州达到了66.27％，经济相对落后的常熟依然供大于求，供给剩余率达到了16.21％。这种地区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还存在一些障碍。
    （3）文化程度结构性矛盾。调查显示，84.76％的用人需求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明确要求，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占64.0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占20.67％。但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了75.3％。
    （4）技术等级或者职称结构性矛盾。从需求方面看，企业对于用工技术要求愈来愈高，长三角地区近一半企业对工人的最低要求是初级技工，部分企业甚至要求中级或者高级技工，而该区域拥有技工认证的基本上还是以年轻的初级技工为主，且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金融危机出现后，我们的调研和最新数据显示，一般的求职者金融海啸后更难以找到工作，而有一技术之长的农民工需求变化不明显，个别行业需求仍很旺盛。例如，电子元件、器件制造工、机械冷加工、厨工，以及一些服务类的新兴岗位，如美甲师、针灸师、按摩师、咨询员等较为短缺，而普通工种则供大于求。
    3　农民工供求结构性矛盾的深层原因
    在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城市内部存在的“新二元结构”，提高了农民工进城的迁移成本，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现实的供给
    这种城市内部存在的“新的二元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乡下人）”与“城里人”存在明显的差别性，“农民工”在初次分配（工资）和再分配（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了城市中最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和介于城乡的“边缘人”。至于那些在“正规部门”没能找到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是“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职业不稳定，收入更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进而成了城市中的“流民阶层”。例如，我们在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中发现，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11.7％，参加医疗保险的只有12.7％，参加工伤保险的只有14.7％，在被访者中还有59.9％的人没有参加任何一种保险。这种情况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使得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曲线难于与农民工的供给曲线相交。
    （2）产业结构低端化与农民工的低工资形成恶性循环
    从理论上看，只要劳动力短缺，企业就会提高工资，而工资的提高就会吸引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形成的低工资，使得企业习惯于以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而企业提高工资的动力非常不足。例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大。如果工资水平再上涨，势必会提高企业成本。通常，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在短期内难以采用资本替代劳动，来缓解工资上涨压力，这样，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在所难免（蔡昉，2007）。
    （3）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地区之间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的农民工供求情况差距很大，说明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还存在较大问题。这既有文化上的适应性问题，也有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调查显示，农民工中49％的人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找到现在的工作，而经由正规的人才市场、政府组织所找到工作的人只有17.9％。由此可知，农民工还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城就业为主，其就业空间被大大限制。同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合理、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4）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短缺
    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竞争优势，很多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顺势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通过低端的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技术性培训的压力，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扩张和技术发展需要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于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共同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仅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是难于消除这些深层次的根源的。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

    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3.城镇化阶段依旧任重道远

    由于测定劳动力剩余难以有共识，因此可以结合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个拐点。近期金融危机导致的民工“返乡潮”只是短期现象，不会改变劳动力市场根本变化的态势。同时，王德文也指出，中国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他们认为，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对依然庞大。钱文荣、谢长青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有种种结构性原因，白南生认为民工工资上涨不完全是市场原因，周祝平认为由人口转变和经济繁荣所引起的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学者在谈到刘易斯拐点时认为重要的是第二个拐点，周祝平指出，如果完全按照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前的特点“边际生产力为零或可忽略”，从我国农村粮食产量连年递增的情况也看不出拐点已经到来。同时，王德文和周祝平还表达了“人口红利消失”对今后我国就业形势影响方面的不同看法。
     在谈到刘易斯拐点时，首先涉及如何看待我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从有关讨论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测算分歧较大，因此这里提及一个基本事实辅助判断是必要的。
学者们也都同意近年“民工荒”最显著的结构性特点是，无论城、乡，中年以上劳动力大量被排斥在城市就业之外，如果对比一下日本中小企业的就业情况（1978年日本中小企业新增劳动力中70％是中高年龄劳动力），中国“民工荒”的这种特点，一是清楚地表明脱离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很难理解，这更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任由市场调节也必然是暂时的。二是说明我国劳动法已应高度关注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最年轻时段的现象，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合法工作的权益，保障市民在退休年龄内合法劳动的权利，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民工“返乡潮”无疑有巨大影响。但金融危机以前，南方已经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与撤离，许多学者归咎于劳动法的实施。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度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就业的负面影响却一时出人意料。钱文荣、谢长青在分析以往很多中小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超时工作获取利润，甚至不乏血汗工厂，劳动法对劳动就业中隐藏的这种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冲击，指出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老龄化发展正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以后将逐渐减少，这是持拐点论学者认为我国就业形势行将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但周祝平持有不同意见。那么，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是悲观的，还是有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从经济学上看，在今后中国人口抚养系数加大过程中，无论处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传统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会出现短缺及其负面影响。那么，什么时间将吸纳殆尽？谈到这点，或可见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刘易斯模型很难应付各国情况的千差万别。迄今即使在发达国家，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各国也有很大差异。以美国的标准衡量，欧盟农业劳动力是剩余的；以欧盟标准衡量，日本大量剩余，农业补贴的扭曲是公认的影响因素之一。美欧农业劳动力比重早已低于5％，这里撇开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不谈，是否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相应水平才可以讲剩余被基本吸纳？
    从这点看，我国劳动力短缺时点起码目前还难以预计，远远晚于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点”是必然的。因此，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可能较长期是中国老龄化阶段经济最基本的特点。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乃至以此为依据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并作为要求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与现实可能相去甚远。2030年左右真如预计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如果退休年龄提高1岁，当年涉及劳动年龄人口将达2000万人，5年提高5岁涉及1亿人。可见，不等现实真正短缺，在就业形势严峻、职工退休年龄还远小于法定年龄时，盲目主张未雨绸缪，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目前我国有近8亿劳动力，经济规模与我国类似的德国仅有3700万人，何必还大声疾呼增加，渲染所谓“人口红利消失”与劳动力短缺的不利影响？按这种所谓“人口红利”的逻辑，中国经济要发展，人口与劳动力最好一直增长，这对中国会是什么结果？
    3.中国城市化水平仅45％。
中国的人口与就业问题仍必须长期非常慎重地对待。刘易斯拐点其实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高度简化的一个理想点，像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许多类似的点一样（如外部性理论中表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曲线的交点），其理论说明性远高于实用性。除前文对其吸纳殆尽标准的质疑外，在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刘易斯模型各个有关假设面对复杂现实所遇到的种种歧义，这就是有关理论层面争议的根源所在。实际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过程都需要较长历史时期，这期间其经济、社会会有长足进步。在这样长时间段上，假定现代部门的工资长时间基本凝固，一旦上涨，就意味刘易斯拐点到来，不仅中国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点。因此，由一个高度简化的理想模型直接去比对现实，不仅可能发生虚假命题，甚至可能对实践产生危害。这或者也是学者们讨论能给人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