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墓主人.doc

谁是墓主人
—关于安阳西高穴大墓四种疑似墓主的推测考述
在考析了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不能证明是曹操墓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浓厚兴趣，这就是，安阳西高穴大墓会是谁人的墓呢？墓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根据我所了解的邺城一带的历史文化情况，可以做以下四种初步的推测。
第一种推测：疑似曹操墓。
虽然我对安阳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的结论，提出了诸多疑点，也坚持认为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不能证明是曹操墓，但是并不排除安阳大墓有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这座大墓在曹操遗令说的“邺之西冈”的范围，大墓形制结构也是汉魏晋时期的墓葬。然而，现在情况是安阳西高穴大墓除了宏大的汉魏晋墓室以外，出土文物几乎都是否定这个大墓是曹操墓的证据。所以，如果要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还必须进一步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硬证。我的这个看法，在北京新闻发布会刚刚公布安阳西高穴是曹操墓结论的次日，我就在记者专访中谈了。寻找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墓内继续寻找尚未发现的依据，寻找能够说明墓主身份的依据。比如卞后的印玺，这是谁都不能提出异议的硬证。墓中男性头骨的DNA检验也是现代科学取证的重要手段。但是这种检验有一个问题，如果墓主是曹操家族或与曹操关系密切的夏侯氏家族成员的墓，这个问题就说不清了。另一个是，向墓外寻找可以佐证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依据，比如，曹操墓“陵屋”、“殿屋”的遗物。如果在附近能找到“陵屋”毁坏后墙壁上画的“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服之状”，（《三国志·魏书·于禁传》）的遗物，也是硬证。此外，还可以仔细探寻一下周围是否有曹操的夫人、昭仪、姬妾和公卿大臣列将的陪葬墓，这也是重要的佐证。曹操的夫人、昭仪、姬妾很多，她们去世后有的随子安葬，也可能有的葬在曹操墓的附近，可以探查一下。根据曹操遗令中提出的“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的要求，曹操墓田区是应该有陪葬陵墓的。至少在曹操安葬以后，曹丕去世之前这一时期曹魏政治集团去世的重要人物墓葬，是应该作为曹操陪陵的。曹操手下文臣武将相当多。从《三国志·魏书》记述的曹操时期100多名文臣武将的功劳事迹来看，够资格即曹操说的“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可以作陪陵的至少有二三十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曹操从淳于回邺城，下了一道令，要对与他一起平定天下的贤士大夫“定功行封”。这次大封功臣20余人，皆为列侯。第二年，曹操平定荆州，论功行赏封侯的又有15人。从曹操去世后的第三年到曹魏灭亡的前三年，魏帝先后4次下诏命26人进魏太祖庙配飨。这26人是，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大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尚书令苟攸，太傅司马懿，祭酒郭嘉等。这26人不一定全都陪葬，也有己知丧在他处，但为曹操陪陵的公卿大臣列将一定在这26人的名单之中。如果在安阳西高穴大墓附近了这26人中的任何一位，也是有力地佐证。但是，现在这方面的证据一点也没有。
在探找曹操墓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着重说一下。一是，曹操墓被盗掘毁坏的问题。我在研究分析历史文献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曹操去世后一二年内特别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这一年，曹操墓可以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出现的后果也很严重。依据是什么呢？有两点，一点是曹丕下诏毁掉了曹操墓地上的“陵屋”和“殿屋”。曹操去世后，曾在他的墓葬地高陵建有“陵屋”的祭祀用的“殿屋”。《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记载过曹操高陵上画有图像的“陵屋”。《晋书·礼志中》记载有“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但是黄初三年，曹丕突然下诏说：“先帝躬覆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如果不是曹操的陵区发生了重大的盗掘毁坏墓葬活动。曹丕这种突然的重大行动是不可思议。曹丕下诏毁坏“陵殿”的理由是为了遵奉曹操的“遗诏省约，以从先帝俭德之志”。但曹操的节俭，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平常的习惯作风，下葬时还穿着补丁衣服，这都是曹丕所亲见所深知的。为什么在曹操安葬前就建在墓地上的陵屋、殿屋，不久又突然下诏毁坏，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举动，如果没有特殊重大的事件发生，曹丕下诏毁坏他父亲墓上的祭祀建筑，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为孝的行为吗？不是。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这种发生的重大事件极可能是发生了严重的盗墓事件，但这事曹丕也不便公开向社会说，只好托词“节俭”。从此把祭祀由墓区移到太庙之中。可能是曹操墓上的“陵屋”、“陵殿”为盗掘贼人或仇家起到了指示建筑物的作用，从而发生了盗掘事件，曹丕才下诏毁坏“陵殿”的。另一点是，曹丕不但下诏毁坏“陵殿”，还亲自作了一个《终制》，相当于曹操下的《终令》，因为曹丕称帝了，所以称制。《三国志·魏书·文帝记》记载了《终制》的原文，制文说：“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奉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又说：“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曹操遗令墓葬“不封不树”是为了防盗墓，但墓上建了寝殿，即“陵屋”、“殿屋”，也是为盗掘者提供的知识性建筑，所以曹丕说墓上的寝殿也不让建造。这样做，就是为了后代不知道葬处。曹丕再次重申曹操说过的“无藏金银铜铁”，全用瓦器。这些话全都是针对盗墓而说的。大约是这次盗掘事件对曹丕刺激太大了，又不好明说，所以曹丕只好从历史经验来讲惨痛教训。制文接着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有不掘之墓。 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厚葬封树。”曹丕的这段话里似乎在为曹操墓被盗掘援举史例，进行自我安慰，但仔细一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这种重痛难道只是指过去吗？是不是过去的“重痛”连着眼下的“重痛”呢？“厚葬封树”可以带来掘墓惨祸，墓上的“殿屋”也有提示墓葬位置的作用，不是也可以带来掘墓惨祸吗？曹丕最后严厉地说：“若违令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我觉得曹操墓在黄初三年可能已遭盗掘，而且曹操也遭到“戮尸地下”的虐刑。如果曹操墓当时安然无恙，曹丕为什么又要毁“殿屋”又要说这样的重话呢？曹操墓遭盗掘，极有可能是带有报复性的，曹操的尸骨是重点毁戮的目标，重点的重点是曹操的头，极有可能曹操的头已被取走或捣碎了，三国时期对待仇敌是要首级的。关羽被孙权所击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记载：“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记载：“权击斩羽。”张飞被部下杀害，也割下了脑袋。《三国志·魏书·张飞传》记载：“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如果曹操的仇人进入曹操墓中，是一定要取走曹操的脑袋的。所以，现在安阳西高穴大墓还有墓主的头骨，也未见头骨上的击砸迹象，这也可以证明墓主并不是曹操。当然，我的这些推测看法还有待更多的出土文物来证实。曹操墓早期被盗掘的实际情况，也尚需要进一步考察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曹操墓曾经被毁，就把邺下遭毁坏的大墓就判认为曹操墓。刘庆柱先生认为，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而且很早就被盗过，严格地说应该是被毁，墓里面很多石头都被打碎了，打的很残，完全是为了发泄私愤。墓中的人头只剩下头盖骨，前面的鼻子、脸部都被砸了。我认为，这种推测说服力不强。首先，大墓中的石牌和画像石的真伪还存在有重大疑点，争议很大。所以以此为探索来判认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难以让人信服。其次，大墓中头骨被毁也不能服人。试想，如果进入墓室的仇人连石头都能砸碎，复仇的主要目标是头，如果头骨不被盗走，难道还不容易砸碎头骨吗？现在三个头骨顶基本完好，遗存的头骨未见击砸痕迹，可见并未击砸。所以，我认为，曹操墓遭最初的一两年内曾经被盗掘过，出现过严重的后果。然而，安阳西高穴大墓并未发现墓室早期被毁坏的确凿证据，现在墓中的石墓门、石牌、画像石惨毁情况是现在盗墓贼所为，还是另有目的的造假弄残，都还不能肯定，安阳西高穴大墓内的文物是否被毁，前些年，我听邯郸一位文物部门的负责同志说，在修京深高速公路邯郸邺城段时，抢救发掘了180多座汉墓，墓内破坏严重，文物都被打碎了。由此看来，遭到严重毁坏的汉墓，不只有安阳大墓，其他的汉墓毁坏严重。如果是仇人为了向曹操发泄私愤，有必要把所有的汉墓都砸毁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尚需进一步探讨研究。
二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曹操墓的方位。曹操墓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多处，其中最值得关注和考察研究是西晋张载对左思《魏都赋》中一句话的注。《魏都赋》的这句话是：“墨井盐池”。张载对这句话的注是：“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石墨井。”唐朝李善在注南朝梁代萧统《文选》时注了这句话，但李善并没有说这句话是张载的注文，只是在《三都赋序》题下的“刘渊林注”下，李善注有“《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的注文。但李善注中说的这句话，没有说明这句话是张载的注语，还是刘渊林的注语，或刘渊林引述张载的注语，还是李善引注张载或刘渊林的注语，或李善自己的注语。我这里把这条注语作为张载的注语来看待。在《文选》众多的注本中，李善注的价值最高。李善注中说的“高陵”，是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提到曹操的“西陵”之后，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提到“高陵”。这里的“高陵”，可能是曹操去世后传说的高陵。这个高陵在邺城以西，伯阳城以东。伯阳城是战国时期赵魏边界上的一个城邑，在今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岳城水库南岸边的清流树，部分古城遗址已为库水所淹没。伯阳城以东稍偏南一点约15华里左右的地方，是西高穴村，稍偏北一点约20多华里的地方，是磁县时村营乡中部的冈丘地带，再东北史邺城遗址。我在《曹操墓研究》一书中收入的《鲁潜墓志研究》一文中，对这条史料做过分析。指出邺城曹操墓田区南区其中包括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一带有四个因素符合曹操选墓址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张载注这句话。我在文章中说：“邺西的高陵可以在漳河以北，也可以在漳河以南，高陵和高穴村虽没有音义联系，但这一带曾是传说的高陵,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这里需要指出，张载注中所说的“高陵”，是邺城以西，伯阳城以东的地域概念，不是特指一处。张载说的“高陵”，实际上是依照曹操墓遗令说的“邺之西冈上或邺之西原”。在张载心目中，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曹操高龄的地点。这一点，从李善注西晋陆机的《吊魏武帝文》中可以得到证明。陆机的这篇文章也收入到《文选》中，李善也作了注。文章中有两处提到了曹操的“西陵”。一处是，“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另一处是，“悼繐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李善在这两处明确指曹操西陵的词语后面，都没有作注，也没有引张载的注。如果李善，了解知道曹操西陵的具体地点，应该在注中指明，可见张载说的也只是曹操遗令说的“邺之西冈上”的大体区位。晚于李善的中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制》卷10中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唐代邺城治所在曹魏邺城西50步由此向西30里是河北省磁县时村营乡中部和岳城镇东部一带。如果偏向西南，是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带。安阳县一位多年从事地方研究学者对我的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元和郡县图志》说的曹操陵墓在“县西三十里”，是在相州邺县内，不是在现在磁州滏阳县（今磁县）内，唐代漳河之北是滏阳县地，漳河之南才是邺县地。（《墓前墓后说曹操》，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2月版）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元和郡县图志》说的“县西三十里”，是指邺县治西30里，而不是县域西30里，而且县域西30里也不是一个规范的地理概念。县治以西可以是是漳河以南邺县，也可以是漳河以北的滏阳县，如果按查地图和实考察，应该是滏阳县，这也是容易弄清理解的。《全唐文》卷10收录的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过邺祭魂魏太祖曹操的地方，可能就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西陵。这里的问题是，曹操墓没有地面封土的陵，是不是李世民到邺西一带传说曹操墓田区某个高大陵墓的地方，比如曹奂墓，祭了一下，宣读了一下他的《祭魏太祖文》，也未可知。从以上事实来看，张载对左思《魏都赋》的注只能是题似曹操墓的一个参考依据。
这里涉及到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曹操墓是在漳河以南还是在漳河以北？这个问题在曹操墓热议中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聚焦议题之一，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部分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认为，曹操墓应在漳河以南。主要理由有这样几点，一是西门豹祠在漳河以南。曹操令中说他的墓要葬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西门豹祠在漳河以南，所以，曹操墓也应该在漳河以南。二是鲁潜墓志的记载。鲁潜墓志出土在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西北，墓志上有“魏武帝陵”的志文。三是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一些考古专家认为，“魏武王”就是曹操。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也是许多专家学者和公众提出许多质疑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安阳县封乐镇东的西门豹祠不是曹操时期的西门豹祠，曹操时期的西门豹祠在漳河以北的磁县漳河林场一带，这是由北朝牌石和历史文献可证的。鲁潜墓志记述的“魏武帝陵”不是曹操墓。曹操墓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地面没有人认为堆的高大封土，没有陵。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文物不能证明是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曹魏时期是正式公文以及两晋以前历史文献都没有“魏武王”的记载。所以，曹操墓是在漳河以南还是漳河以北，仍然需要继续探查研究。
对于曹操墓所在的地望，根据曹操遗令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实地探查的情况，把曹操墓的范围划定在邺之西岗大约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多数专家学者所认可的。我曾经提出过讲武城以西、时村营乡中南部大约5公里的范围，还划出了南区和北区，南区包括漳河以南的西高穴一带的高地。我认为，在南区其中包括漳河以南的西高穴一带的高地可以找到曹操墓，而在漳河以北的北区，特别是讲武堂乡以西、时村营乡中南部也有可能找到曹操墓，我是偏向于北区的。
再前一段曹操墓热议中，公众对曹操墓遭漳河以南讨论的相当激烈，许多公众对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提出质疑。我想对曹操墓有可能在漳河以北谈几点看法。过去我在《曹操墓研究》一文中阐述过曹操墓在这个方位的6条依据，这里不再谈了，只说几点补充依据：
第一，曹丕《校猎赋》中的参证。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在邺城以西漳河以北的讲武堂一带出猎，曹丕随从，写了记述这次大规模出猎经过的《校猎赋》。赋中描写在出猎经过的路上“望铜雀而增举”（《初学记》卷22、24《艺文类聚》卷66），可见这一带可以清楚地望见邺城上铜雀台，当然，也可以在铜雀台上看到曹操的西陵墓田。可以合理设想，在西陵墓田是应该能看到邺城上的铜雀台的。《水经注·浊漳水》记载，铜雀台“高十丈”。按曹操时期的杜 律尺计算，1尺折合清营造尺0.759尺，折合现在0.242米。这样计算，铜雀台是建在邺城西北的城墙上，所以加上城墙的高度，铜雀台距地面的高度大约在30米左右。安阳西高穴大墓距邺城30华里，可以说，在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位置是不能看到铜雀台的。曹丕《校猎赋》为我们提供了曹操墓田与铜雀台方位很有说服力的相关参考史料，而且讲武城西北的冈丘，是曹操《遗令》说的选择墓地的邺之西岗上。这一带东距铜雀台只有10余华里，是可以看到邺城西北城墙上的铜雀台的，而且这里冈选地貌高敞，土地贫瘠，地势开阔，符合曹操《遗令》所说的条件，也是曹操生前兴高采烈地出猎的地方，他的墓会不选在这里而选其他地方么？
第二，南朝任昉《述异记》中的名物。任昉（公元460-508）是南朝齐梁世道的著名文人，博学多识，善属文，与沈约齐名。《述异记》中记载：“邺中铜鸵乡魏武帝陵下，铜鸵、石犬各二。古诗云：‘石犬不可吠，铜鸵徒尔为。’”又载：“俗说魏武帝陵中亦有香泉，谓之香水。”这里涉及到一个需要继续探查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曹操是在漳河以南，还是漳河以北呢？这个问题在曹操墓热议中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聚焦议题之一，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部分考古学家和有关学者认为，曹操墓应在漳河以南。主要理由有这样几点，一是西门豹祠在漳河以南，曹操遗令中说他的墓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西门豹祠在漳河以南，所以，曹操墓也应该在漳河以南。二是左思《魏都赋》李善注说“墨井”在邺西高陵的伯阳城西。高陵就是漳河以南的西高穴大墓。三是鲁潜墓志的记载，鲁潜墓志出土在漳河南岸，墓上有“魏武帝陵”的志文。四是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有“魏武帝”铭文的石牌。“魏武王”就是曹操。这些理由却是不能成立的，不少专家学者和公众是提出许多质疑的。我的看法是，第一，现在安阳县丰乐镇东的西门豹祠不是曹操时期的西门豹祠，曹操时期的西门豹祠应在漳河以北的磁县漳河林场一带。这里有北朝碑石和历史文献可证的。第二，《魏都赋》李善所说的高陵，是个地域概念，伯阳城以东，邺城以西，可以是漳河以南的西高穴一带，也可以是漳河以北的讲武城乡以西、时村营乡中南部一带。只要实地考察一下，或在地图上按查一下就可明白。第三，鲁潜墓志记述的“魏武帝陵”不是曹操墓。曹操墓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地面上没有人为堆的高大封土，没有陵。第四，安阳西高穴大墓不能证明是曹操墓，出土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伪造的。曹魏时期的正式公文以及两晋以前的历史文献都没有“魏武王”的记载。所以，曹操墓是在漳河以南还是以北，让然需要继续进行探查研究。
对于曹操墓所在的地望，根据曹操遗令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实地考察的情况，把曹操墓的范围划定在邺之西岗上大约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划出讲武城以西、时村营乡中南部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还划出了南区和北区。南区包括漳河以南的西高穴一带的高地。我认为，在南区中包括漳河以南的西高穴一带的高地可以找到曹操墓，而在漳河以北的北区，特别讲武城以西、时营村乡中南部也有可能找到曹操墓，我是倾向于北区的。
在前一段曹操墓热议中，公众对曹操墓遭漳河以南讨论争议的比较充分，许多公众对认定安阳西高穴是曹操墓提出质疑。我想对曹操墓有可能在漳河以北谈几点看法。过去我早《曹操墓研究》一文中论述过曹操墓在这个方位的6条依据，这里就不再谈了，只说几点补充依据：
第一，曹丕《校猎赋》中的参证。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在邺城以西漳河以北的讲武城一带出猎，曹丕随从，写了记述这次出猎经过的《校猎赋》。赋中描写了在出猎归来的路上，“望铜雀而增举（《初学记》卷22、24《艺文类聚》卷66）”，可见这一带可以清楚地望见邺城上的铜雀台。曹操遭《遗令》中说：“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曹操让他的 伎人登铜雀台，可以在铜雀台上望看曹操的西陵墓田。可以合理设想，在西陵墓田也应该能看到邺城上的铜雀台。《水经注·浊漳水》记载铜雀台“高十丈”按曹操时期的杜 律尺计算，1尺折合清营造尺0.759，折合现在0.242米。这样算来，铜雀台的实际高度为7丈5尺6寸，24.2米。这样算来，铜雀台的是建在邺城西北的城墙上，所以加上城墙的高度，铜雀台距地面的高度大约在30米左右。安阳西高穴大墓距邺城30华里，可以说，在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位置是不会看到铜雀台的。曹丕《校猎赋》为我们提供了曹操墓田与铜雀台的方位很有说服力的相互考证史料。而且，讲武城西北的冈丘，是曹操《遗令》说的选择墓址的邺之西岗上。这里冈丘地貌显殊，土地贫瘠，地势开阔，符合曹操《遗令》所说的条件，也是曹操生前曾兴高采烈的地方，他的墓会不选在这里而选在其他的地方吗？
第二，南朝任昉《述异记》中记述的名物。任昉（公元460-508年）是南朝齐梁时代的著名文人，博闻强识，善稿文，与沈约齐名。《述异记》中记载：““邺中铜鸵乡魏武帝陵下，铜鸵、石犬各二。古诗云：‘石犬不可吠，铜鸵徒尔为。’”又载：“俗说魏武帝陵中亦有香泉，谓之香水。”任昉是南朝梁代乐安博昌（今山东省寿光县），大约从小听到过北方关于曹操墓的民间传闻。在齐代，任昉曾为太学博士，官至司徒在长史。梁伐齐，为御史中丞，秘书监，校 秘阁四部书。可能任昉又看到过历史文献的异闻记述。这里需要指出，任昉的记述不是信使，是奇异传闻。曹操墓没有冢陵，所以《述异记》中记述的“魏武帝陵”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时期关于曹操墓的记述非常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目前所见的只有沈约《宋书五行志》记述的“魏武王”和任昉记述的“魏武帝”的传闻。固而这条史料很珍贵。特别是后一部分的记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该重视。民间传说曹操墓中有香泉，叫做香水。以曹操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身份地位，把墓选在邺之西岗上地形地貌好的地方是可能的。除了满足曹操在《遗令》中提出的条件以外，还选在有甘甜流泉的地方是可能的。那么，香水在什么地方呢？现在临漳县邺城遗址遗址以西30华里左右在磁县漳河以北有一个香水村。这个地方位于邺城以西的冈丘地带，东边不远就死磁县时村营乡。可以探查一下，这个香水村为什么叫香水村？与曹操墓有没有关系？这一带也可以探查一下，有没有东汉末年的王侯级墓葬？
第三，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方位。《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我在前文曾提到过《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曹操墓的记载。这里的县是指邺县县治。“故邺城，县东五十步”。就是说，唐代邺县在故邺城以西50步。如果在唐代邺县县治以西30里，就是磁县漳河以北的香水村一带。《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记述是可信的。李吉甫是中唐名相，他写的书中的内容应该是府、州、县认真核实上报的材料，准确度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古迹名胜，不是指记述大略方位，而是按东、南、西、北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定位方向记述的。比如。记述朝城县武阳台，“在县西南一里”。记述安阳县韩陵山，“在县东北十五里”。所以，曹操西陵应该在邺城以西的磁县香水一带。不过，《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曹操西陵只是传闻，不一定就是真的曹操墓。因为曹操墓没有陵，记载有陵就与曹操遗令不相符合了。但是，这可以提供一条历史线索，说明这一带历史上曾有过曹操墓的传说。《元和郡县图志》还记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可见西门豹祠也在漳河以北。因为西门豹祠是判定曹操墓的重要标志物，所以有必要也说一下。安阳县丰乐镇东的西门豹祠在北齐后期就存在。安阳县出土的范粹墓志记载：“以（武平六年）五月一日迁厝于豹祠之西南十有五里。”（《考古》1972年第一期）但是，邺下的西门豹祠不只是一处，临漳县仁寿村一带有一座西门豹祠，建祠的时间较早，在唐代以前，也在安阳丰乐镇东西门豹祠以前。明前时期元城有一座西门豹祠，临漳县有两座西门豹祠。所以，唐代邺西十五里漳河以北是否有过西门豹祠，需要实地探查一下。我考察的结果是，在漳河以北的漳河林场一带有一个西门豹祠，这个祠应是曹操《遗令》所说的西门豹祠，位于邺城西南漳河以北7里半的地方。不过这个祠在北朝末年已被毁掉了，以后也没有修复。《元和郡县图志》说的西门豹祠是指安阳县丰乐镇的西门豹祠，还是指漳河以北的其他西门豹祠，还是漳河以北距邺城15里一处西门豹祠，需要进一步的探查研究。
第四，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的实地踏访记述。元代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纳新曾亲自到邺下考察古迹名物。他在《河朔访古记》中说，他来到邺城，实地踏访了西南30里的一个高大墓冢，他实地步测了这个大冢的周长是270步，高1丈6尺。当地永宁寺僧人告诉他说，这是曹操的西陵。这个大冢所在的方位，就是今天安阳西高穴发现的大墓。显然，纳新所说的那个大墓，并不是曹操墓。因为曹操墓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地表上没有高大的人工堆土。纳新还对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进行了实地考察，《河朔访古记》是这样记载的：“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丘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除，操之葬，以威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室甚华里，庙北一高丘，即之前，巨牌一通， 首鬼跃，齐思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生西陵不十余里，烟树历历可见。”如果纳新不迷，他所见到的碑以西十余里，就是磁县的香水村一带。纳新对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很感兴趣，他接着记述说：“十二月，予按髻其间，自午抵墓，纵横出入冢中，不知向乡。”从纳新的实地的实地踏访记述中，我们看到，漳河以北的讲武城不但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还有祭祀曹操的庙，而且殿室还很华里。我们目前在依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硬去指任某个墓葬是曹操墓，但是，在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不能证明是曹操墓的情况下，漳河以北的地段难道不应该纳入探寻曹操墓视野之中吗？
综上所述，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不能证明这个大墓是曹操墓。大墓在邺之西岗丧，也在西门豹祠以西的方位，这只是曹操墓地表特征的部分依据，还不能作为确认曹操墓的硬证。所以，安阳西高穴大墓在目前的情况下，只应称汉魏大墓或疑似曹操墓。
第二种推测：夏侯惇墓
我在2009年12月30日的《邯郸晚报》记者专访的谈话中提出，如果安阳大墓不能确定是曹操墓，有可能是曹操的陪葬墓夏侯惇墓。我的这个看法曾被多家媒体所引用。那么，我这种看法有什么依据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夏侯惇墓在曹魏时期身份特殊，待遇很高。《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裴松之注引吴人作的《曹瞒传》及郭颁《世语》记载：“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操的宦官祖父曹腾从夏侯氏家抱来的孩子，是夏侯惇的叔父。这样曹操和夏侯惇是亲叔伯兄弟，这个关系当然是很密切了。不过这不是出于正史，而是吴国人依据传闻写的书，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但从史实看，曹操与夏侯惇、夏侯渊等夏侯氏家族人员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近来有的学者提出曹腾抱养子应当是曹氏本家，不可能是外姓。如果是这样，夏侯惇、夏侯渊会不会是曹操外祖父家的姑舅兄弟呢？我对曹嵩抱养子夏侯氏家也有怀疑。因为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娶的是曹操的长女即刘夫人所生的清河公主，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娶的也是曹氏的女儿。如果曹操与夏侯惇、夏侯渊是叔伯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恐怕不可能发生。清代学者何焯早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夏侯惇、夏侯渊兄弟于曹操是姑舅兄弟，这种姻亲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夏侯惇是曹操政治军事集团核心中的最亲信的骨干成员，曹操初起，夏侯惇就参加了曹操的政治军事行动，经常作为裨将跟随曹操征伐。曹操征陶谦，留夏侯惇守濮阳。夏侯惇作战非常勇敢，跟随曹操征吕布是被流矢射瞎了左眼，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曹操平河北，夏侯惇为大将军后拒。曹操攻破邺城，迁伏波将军，领河南尹，可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大封功臣，夏侯惇封邑1800户，并前2500户。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夏侯惇跟随曹操征孙权回来，曹操使夏侯惇都督26军，留居巢。曹操赏赐给夏侯惇一批伎乐名倡，还特地下了一道令。曹操去世的前一年，驻军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曹魏政治军事集团中像这样自始至终受到曹操亲重并委以重任的应该首推夏侯惇。曹操去世，在4批26人的配飨人员名单中，居第一位的是夏侯惇。曹丕即王位，拜夏侯惇为大将军。所以，如果安阳西高穴大墓是曹魏时期的大墓，这个宏大的墓室判认为夏侯惇墓也是合适的。夏侯惇的特殊身份和曹操、曹丕父子给予夏侯惇的优厚待遇，以这样的大墓来安葬也是合适的。
第二，夏侯惇去世时间在曹操去世后不久的数月间。《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记载，曹丕“即王位，拜大将军，数月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延康元年五月，“大将军夏侯惇葬”。曹操去世，曹丕嗣位丞相、魏王，这个时间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五个月后，夏侯惇去世。如果安阳西高穴大墓的“魏武王常所有挌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不是伪造的话，可以理解为曹丕作为魏王对夏侯惇的荣誉赐品，这个解释比曹操墓中的随葬品还合理。如果石牌是伪造的，也不影响墓主是夏侯惇的判认。
第三，夏侯惇去世后葬在邺城附近。《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王素服幸邺东门发哀。”王指曹丕，这时正值曹丕继曹操为魏王的时期。曹丕穿着丧服到邺城的东城门为夏侯惇发丧。夏侯惇死后葬在邺城附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是曹操的第一座陪葬墓。在曹操墓的热议中，有的朋友对于我提出安阳西高穴大墓有可能事夏侯惇墓谈了不同看法，认为历史文献没有记载夏侯惇葬在邺城，而是河南和山西的省志有夏侯惇墓的记载。《河南通志》卷49《陵墓》“开封府”条记载：“三国夏侯惇墓，在祥符县境内。”《山西通志》卷172《墓陵一》“平阳府，襄陵县”条记载：“大将军高安乡侯夏侯惇墓，在县东南三十里下梁村。”我认为。这两条记载是 代编纂的省志，即使编纂参考了从前的府志、县志，其时间也不会超过明代，因而可信度很低。我们先来讨论河南省祥符县的夏侯惇墓。祥符县在东汉三国时期校浚仪县，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改浚仪县为祥符县。浚仪县在东汉末年为陈留郡所辖。陈留郡是曹操早年起兵起家的地方。《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记载，董卓专权，京都洛阳大乱，曹操逃出洛阳，“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己吾在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东南，浚仪在陈留西北。曹操刚起兵的时候，夏侯惇就参加了曹操的起兵活动并成为骨干成员。《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记载：“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官渡之战前，曹操驻军谯县（今安徽省毫州市），曾到浚仪。《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记载：“遂至浚仪，治 阳梁。遣使以太牢祀桥玄。”所以，陈留、己吾、浚仪一带，是曹操事业发轫的地方。夏侯惇曾任陈留太守，封高安乡侯。当时大旱，又有蝗灾，夏侯惇当地兴修水利，给民众带来了利益。《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记载，夏侯惇“复留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段太寿水作陂，身自 土，章将士劝神稻，民 其 ”。高安乡大约在陈留郡一带。由于夏侯惇为陈留郡太守时曾为当地民公做了带来实际利益的好事，当地民公设祭或建衣冠赴行纪念也会是有的。祥符县的夏侯惇墓大概是属于这一类。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山西襄陵县夏侯惇墓。《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记述的夏侯惇的生平经历，并没有发现夏侯惇和山西襄陵县有过关系，因而山西襄陵县的夏侯惇墓是不可信的。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是编修《山西通志》的人把河南省的襄邑县的名人古迹和山西襄陵县搞混了，或者是把襄邑县的名人古迹牵强附会扯到了襄陵县。襄邑县是现在的睢县，战国时期的襄陵县，汉置襄邑县。襄邑县东南30华里的己吾，是当年曹操和夏侯惇最早起兵的地方。后来，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和夏侯惇曾围攻封丘（今封丘县西南），袁术逃向襄邑，曹操和夏侯惇又追到太寿（今河南省襄邑县东）。（《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以，襄邑一带是夏侯惇早年跟随曹操起兵的地方，也是后来任陈留太守所辖的县份。夏侯惇曾在襄邑东兴修过水利，给民众带来过恩惠，所以当地人为怀念夏侯惇，在襄邑建纪念夏侯惇的衣冠冢是有可能的。可以再襄邑一带再探查一下，有没有夏侯惇的真墓，墓中有没有夏侯惇的高安侯、前将军、大将军的官印和私章以及其他硬证。如果探找到夏侯惇墓，那就可以判断，在曹操墓埋葬不久，可能曾发生过非常事件。还可能有过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隐秘。不过，我认为，夏侯惇埋葬在襄邑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作为曹操墓的陪葬墓葬于邺之西岗上。
第四，夏侯惇墓上可以有冢。纳新《河朔仿古记·魏郡部》记载“魏武高平陵”时说：“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余登铜雀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令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这个传说是曹操西陵的地方，就在西高穴村一带，应该是不久发掘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但曹操墓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怎么地面上会有高大的封土呢?所以安阳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无法解释。但是，把安阳西高穴大墓高大的冢墓解释为夏侯惇墓，还是能讲的通的。
第五，夏侯惇墓内可以葬有珠玉。这样，安阳大墓内的珠玉问题可以做出合理解释。
第六、夏侯惇墓不应该葬在河南省祥符县和山西省襄陵县。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曹操在他生前的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所下的《终令》中规定了他的墓葬地的要求之后，又指令：“《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所以，曹操墓田区是兆域广阔的，足以容下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的陪陵。所以，曹操墓附近应有配陵墓。二是，夏侯惇在邺城去世，也在邺城发丧，应该为曹操陪陵，而且应该是曹操去世后第一位陪葬的高级官员。夏侯惇的去世大约是这样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驻军摩陂，拜夏侯惇为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召陵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东。不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阳去世，灵柩运回邺城，二月葬于邺之西岗上的高陵。夏侯惇在召陵听到曹操去世的噩耗，大约极为悲痛，发病了。按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其将吾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夏侯惇可能仍留屯摩陂，但是他和曹操的关系太密切了，感情太深了，曹操去世给他的打击太大了，悲痛也太过度了，夏侯惇病倒了，而且很严重，只好到邺城医治。在夏侯惇治疗的五月间，也即曹操去世的五个月，夏侯惇也在邺城去世了。从曹丕亲自到邺城东城门为夏侯惇发丧的行动来看，夏侯惇是葬在邺城附近的。从曹操遗令“陪陵”的要求来看，夏侯惇是第一位够陪葬资格的高官。曹操关于“陪陵”的遗令应该是严格的了，夏侯惇作为曹操的陪葬墓是可以肯定的。三是，安阳西高穴大墓为夏侯惇疑似墓可以得到比曹操墓更为合理的解释。安阳西高穴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如果是真的，把石牌解释为曹丕、卞氏对夏侯惇德馈赠物品更易为公众信服。如果石牌是假的，这个墓可作为夏侯惇的疑似墓就更为合理。曹操墓和夏侯惇墓在邺之西岗上应该是确切的，夏侯惇丧出东城门，可能是出于当时丧俗的原因。如果出东城门北行，再西行过漳河上的紫陌桥，再西行10多华里，就到了磁县讲武城西北的冈丘地带。如果南行再西行，也可以到漳河以南西高穴村一带的高地。总之，夏侯惇墓是寻找曹操吗的重要线索，应该进行深入的探查研究。
从诸多条件看，安阳西高穴大墓初步判认为疑似夏侯惇墓比认定为曹操墓更合理，更能使人信服。
第三种推测：疑似曹奂墓
刘庆柱先生认为，安阳西高穴大墓“之所以锁定曹操，是因为当时埋在邺城的只有曹操墓”。这话说的不对，埋葬在邺城的王，不是只有曹操，还有曹奂。1月13日考古学论坛会上，潘伟斌先生介绍了安阳大墓的发掘经过，确认安阳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担任点评嘉宾的刘庆柱先生说：“我赞成这个观点。”他又从墓葬的规格、时间、位置、出土文物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证据链证明此墓的主人非曹操墓属。这个点评也不对。实事求是地讲，如果除去那几块伪造的石牌，还有没有能与这座宏大的汉魏晋大墓的墓主条件相符的侯王以上的人物呢？有，是曹奂。所以我认为，如果安阳大墓不能认定为曹操墓，也不能认定为夏侯惇墓，有极大可能是曹奂墓。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与墓主曹奂的身份级别相符。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明帝曹睿的同辈兄弟。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氏集团杀害后，公卿议立曹奂为帝。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曹奂在洛阳即皇帝位。这是曹丕以后曹魏政权的第五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西蜀后主刘禅投降邓艾，蜀亡，刘禅被送到洛阳，封安乐公。一年以后，咸熙二年（公元264年），司马炎像曹魏代汉那样禅代了魏，曹魏时代结束，被赶下帝位的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是这样记载的：“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臣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缓，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逐改次于金庸城，而终馆于邺，时年二十。”裴松之注引《魏世谱》记载：“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太安元年是公元302年。这一年，距西晋的灭亡只有14年了。由此可见，曹奂生前曾是皇帝，被封为陈留王，死后也是按谥封的元皇帝的规格礼遇殡葬的，这种身份也是超过了曹操的。邺城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