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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与讨论专题

【附录】

一、名词解释：

1．百花小说：1956年5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方针鼓舞下，文艺上涌现出了一批探索性小说。这类小说首先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开始大胆干预生活，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次对人性和性爱的禁区也有所开掘，例如《红豆》。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重放的鲜花》为集子名出版。

1． 梁三老汉形象

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老农民形象，他勤快能干、憨厚朴实而又些守旧，固执而又有些天真，不满儿子梁生宝只顾集体而又关注儿子的事业，如反感退社的梁大老汉和偷看新法育秧等，作品通过他的艰难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3．刘世吾形象

是王蒙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形象，是一位主持区委组织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他资格老，经验丰富，精明强干，且多才多艺，绝不同于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者王清泉和教条主义的官僚主义者韩常新。他老于世故，冷漠麻木，只对上级负责。作者通过他的“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等言行揭示了这类形象对事业的危害更大。

4．政治抒情诗

是指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政论性的抒情长诗。其内容主要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领袖人物和工农兵模范人物。其艺术表现是以抒情为主体，注意和时政评论与政治理念相结合，形式上基本上是长诗，多用排比、对偶等修饰手法铺张扬厉。并常用楼梯式格式，增强抒情议论的节奏感。整饰中有变化，参差中求韵律。但总体上讲，受主流话语影响，抒情显得空泛，艺术品位不高。代表诗人及作品如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

5、政治抒情诗

⑴.抒情主体成为阶级和人民的代言人，即“大我”形象

⑵.形式上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和观念诉说式的情感宣泄

⑶.大多是长诗，常常采用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铺陈。

⑷.讲究节奏．多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式结构方式，结合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

6.新辞赋体.即“郭小川体”

新辞赋体融汇汉赋中铺陈、排比、重叠、对偶等手法，采取集短为长的句式和大体对应的行式，形成善于铺陈、渲染、感叹等特点。

（或：集短句为长廊句式，铺张扬厉，节奏雄浑）

7.新散曲体

融汇古典词曲和民歌的节奏特点，形成具有浓郁民族风味的自由诗形式。

（或，融汇古诗词和民歌特点，韵色清朗，节奏明快。）

8．天山牧歌：是闻捷1955年创作的组诗，包括《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吐鲁番情歌》、《天山牧歌》等组诗，诗人创作的出发点在于通过记叙解放后新疆各民族的生活变革来表现歌颂新生活的主题。爱情生活是《天山牧歌》最具魅力的地方：粗犷、淳朴的爱情风俗，真挚、潇洒的爱情表达，纯洁、高尚的爱情心理，细腻生动（但也有爱情加劳动的模式）。《天山牧歌》采用了四行一节或六行一节的半格律体，韵式灵活多变，融汇了西北民歌淳朴、婉转的特点。诗中有较多的叙事成分，又往往以第一人称揭示人物细腻的心理过程，诗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欢快的抒情节奏。

或，善于借助现实生活中富有情趣的场景来点染诗意。许多诗大都具有以下特点：

⑴．构思精巧．有简单的情节波澜和人物，形象生动，如《苹果树下》、《舞会》；

⑵．描写生动.善于通过细腻心理活动来勾画人物性格,尤其是爱情生活诗,色彩斑斓.例如《爱情》《种瓜姑娘》；

⑶．新疆风情.具有浓郁的新疆风情，充满诗情画意；

⑷．韵律和谐.多采用四行一节或六行一节的半格律，融汇了西北民歌淳朴、婉转的特点。

9．《复仇的火焰》

闻捷的叙事长诗，写于1950年，历时八年，完成了“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及“觉醒的人们”中的部分章节。其特点：（1）、叙事、写人、抒情有机结合，具有“史诗风格”，笔触开阔，摇曳多姿，张弛得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2）、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巴哈尔、苏丽亚、沙尔拜、布鲁巴、乌斯曼）；（3）、四行一节，节奏徐疾相间，散韵结合的半自由体形式，轻快流畅。

10.诗化散文

诗化散文盛行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体的主要特征是讲究画面意境，布局精巧和语言修饰。在“十七年”其美学规范为：强化群体意识而淡化个体意识的“载道”精神，托物言志的表现方法，以及“三大块”的结构形式。如杨朔的《雪浪花》、《荔枝蜜》等。

诗化散文突破了上个世纪50年代通讯特写的模式，由客观记叙体制向主观抒情体制转移。但它又是“颂歌” 模式，粉饰现实，回避矛盾，最终由“诗化”走向“模式化”，由“寻求意境”到“走向困境”。

11．知识小品散文

把历史知识、自然知识、风土人情等纳入散文写作中，并通过直接对历史、人民生活等抽象概念议论的方式来抒情，从而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融一，体现了笔记或小品一类的文体特点。代表作品如秦牧的《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土地》等。

12．第四种剧本

第四种剧本是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下出现的，最初是黎弘（刘川）在评论杨履方的话剧《布谷鸟叫了》是提出来的，意思是反对当时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所谓“工农兵剧本”，而主张创作真正写“人”的第四种剧本，后来泛指真正写“人”和干预生活的一类剧本。代表作品有杨履方《布谷鸟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人约黄昏》、陈其通的《同志间》、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等，而其辉煌的顶点是老舍的《茶馆》。

第四种剧本大胆地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的严重矛盾和冲突，从生活的底蕴中发掘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具有较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13．伤痕小说：控诉十年文革 ，揭示内创外伤 如刘心武的《班主任》。

主要是指“文革”结束以后以揭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的一类文学。其特点是：控诉十年文革给民族和人民造成的内伤外伤，宣泄积淀已久的悲痛的情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代表作品如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或：主要指揭露十年文革给国家、民族、人民造成内伤外伤的小说。）

“大墙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分支，重在揭露极左路线给法治带来的巨大破坏，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

14．反思小说：伤痕小说的继续和深入，以审美手段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

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继续和深入，把探寻延伸到了文革前的极左路线，用浸透人民血泪的笔墨把人物命运和建国以来的历史曲折联系起来，以审美手段反思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

或：是指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历史生活的重新审视，深入思考的小说，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倡导下，它将笔触伸向更为深奥的历史，在对历史进程的再认识中呈现出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如王蒙的“老六篇”。

15．改革小说

用呼唤来促进改革的小说。集中揭示了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主要矛盾，记录了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它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感情上比较激烈，但内容上不够深刻。

或：是指反映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心理，人物命运的变化的小说。

例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16．开拓者家族： 指蒋子龙小说中的改革者形象，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开拓者》中的省委书记车蓬宽，《赤橙红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解静，《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等。

17．陈奂生形象：陈奂生是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新旧社会的生活变化，在他身上，既有着农民的勤劳节俭，厚道朴实，同时，又有着小农经济和封建残余的影响，比如以结交县委书记为荣的奴性心理和5元钱买个精神满足的现代阿Q性格。这说明，在精神文化层次上，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翅膀下解放出来，改造和重铸民族灵魂仍然任重道远。新时期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如果农民不克服狭隘、封闭的旧的观念，农村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小农意识；阿Q性格；奴性心理）

系列作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战术》，《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

18．寻根小说：世界大文化背景下，对民族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内省和探询。这个根就是民族文化，在时代新旧交替的汇合点上，将审美的视野转向历史文化的深处，在一种大文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评价和探询。

或：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反思之后向文化反思的延续和深入，在当代文化观照之下，对传统文化“优根”的发掘和对“劣根”的批判。（优根、劣根、辩证）

特点（参见朱栋霖教材P87）：

⑴、用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

⑵、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19．民俗风情小说：是指以特定历史时期的习俗风尚，礼节人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

20．先锋小说：

1985年前后崛起的一种特定的创作文体。它是以一种现代哲学为指导的文体实验，对传统文化和理想主义采取怀疑的态度。追求一种非本质的情绪化的感性体验，在写法上力求陌生化。

特点（参见朱栋霖P88）：(回避主流文化；颠覆传统观念；叙述游戏化)

⑴、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回避或消解主流文化）

⑵、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颠覆传统真实观）

⑶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叙述游戏化）

21．新写实小说（朱栋霖P88）新写实小说（朱栋霖P88）

创作方法显然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意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的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另参见《当代文学50年》（P258）

关键词：原生态 ，零度， 消解， 心理化真实。

22．归来者诗：1980年前后，艾青把他的第一本诗集叫做《归来的歌》，与此同时，流沙河、梁南也分别把他们的诗集叫做《归来》、《归来的时刻》，“归来”成了复出诗人的代指，也是表明他们诗作中鲜明的理性反思色彩。

23．白洋淀诗群：1968——1975期间，北京三中到白洋淀插队的一伙知青以诗会友，为朦胧诗孕育期，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等。

24．朦胧诗：自我；理性反思；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

25．第三代诗：平民主义、日常口语、语言自身。

26．《随想录》：新时期巴金散文集总辑，共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内容上理性批判和自我审视，文体上朴素自然。

27．文化散文：从博大、深邃的历史空间寻绎现代文化精神，突破文化困境，注入现代意识，雄健、奔放、大气，具有文化人格和审美愉悦。

28．京华风俗剧：反映北京市民本色生活、本色性格的话剧，具有《茶馆》式的结构和北京方言特点，如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等。

29．“两结合”创作方法

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起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
30、《燕山夜话》

1961年到1962年期间，邓拓用笔名"马南 "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燕山夜话"，，发表思想杂谈，共计150余篇，后结集为《燕山夜话》。

31、《三家村札记》

邓拓（马南 ）、吴晗、廖沫沙（繁星）等用笔名"吴南星"于1963年间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杂文随笔，后结集出版辑有60余篇。

32、《保卫延安》

1．宏大诗性构思及全知视角

2．历史纪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

3．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激情主义

33、《红岩》

"黎明前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共产主义教科书"、"一首共产党人正气歌"

34、余秋雨文化散文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著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余秋雨语言天赋不凡，行文开合自如，声情并茂，善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格，刻意追求戏剧效果与惊艳效应。其文本集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爱国情怀于一炉，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丰厚的文史功底、出色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

《文化苦旅》试图通过历史、自然、山水、人文的浑沌交融，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文明盛衰，揭示中国文人的心路历程与人格构成，提供了一种散文新范例。作者在该书《自序》写道：“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漫不经意充满智慧的发问，便触及到了深刻的文化命题。《道士塔》考察敦煌文物流失过程，探讨国民性；《废墟》阐释悲剧美；《上海人》分析上海人性格，切中肯綮；《这里真安静》以不事张扬的笔法，通过参观新加坡日本军人坟地，表达了复杂难言的文化反思。到了《山居笔记》，余秋雨继续致力于文化人格的探索，但已体现出作秀与自恋情怀。《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遥远的绝响》都是有一定文化含量的篇章。

余秋雨散文是九十年代“散文热”的有力触点。作为知识分子，余秋雨的作品缺乏对人这一永恒主题的关注，行文往往小题大做，描头画角，姿态优越，在对大众的刻意迎合中回避批判，漠视民生。现代意识的匮乏，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兼以浓厚甜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丧失。余秋雨其人其文，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35、张中行的学者散文

张中行，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著有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等。张中行对于中学、西学、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皆有精研，下笔信手拈来，舒卷自如，节奏短促而从容，思维跳跃而连贯，气韵生动，文从字顺，显出腹笥的丰盈。

《负暄琐话》60余则，以谈人物为主，有学界名流，亦有各界奇士，思想淳厚，文字精美，倾注了深沉的感情。作者写30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轻松中含严肃，幽默中有泪水。因了涉猎广博，兴趣广泛，张中行评说世事，臧否人物，出语冷峻，姿态超然。他以冲淡隽永之笔写当代的《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悲天悯人的情怀，发掘惜古怜今之趣，笔下再现了章太炎的倔强古怪，学问精深，马一浮的洁身自好，熊十力的任性放情，刘叔雅的狂人风采，朱自清的忠厚认真，黄晦闻的爱国，马幼渔的通达，以及刘半农、废名、叶公绰、张伯驹等的真性情。《胡博士》既写胡适的文采风流、道德文章，也以春秋笔法点出其人格暗影，持论中正；《苦雨斋一二》以客观公允之笔，写出了敏感人物周作人的博学儒雅，用语平和，颇多惋惜之情，未流于因人废文。系列文章《红楼点滴》从多个方面写老北大散漫严正、兼容并包的学风，描摹钱玄同、顾颉刚等名师风采，下笔人各有貌，虽范式相似，决不雷同。张中行的散文，观察敏锐，刻画轻松，于平和中时见陡峭峻拔，极耐咀嚼而较少拘谨，是真正火气褪尽的文字。

张中行的散文不作全景式描绘，往往截取某一剖面，写来入骨三分，勾魂摄魄。《负暄续话》以讥诮热烈之笔，勾勒出辜鸿铭、张庆桐、梁漱溟、张东荪、叶圣陶、俞平伯、朱光潜、宗白华等或特立独行或忠正迂阔或宽厚躬行的文化人物。60万言的个人传记《流年碎影》，从出生、成长、求学、工作，一直写到斯文扫地的动荡岁月，构成一部横跨民国和当代的个人编年史，作者笔如止水又内含机锋，似用力而不用力，似不用力而用力，得四两拨千斤之效，让人感受到某种人生智慧的启发。

张中行回忆沧桑旧事，书写文化乡愁，诉说一种陈年老酒式的美丽情感，意旨显豁，英华内含，笔调圆熟，古风郁然，一如云烟飘逸，徐徐乃收，契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惯性及心理节奏。《负暄琐话》开启了新时期以随笔文字回忆近现代学人之先河，允为经典。至《负暄续话》渐露油滑琐屑迹象；《负暄三话》则气象衰飒，思力式微，往往将旧事琐闻，不加提纯，随意连缀成篇，既无文史价值，亦乏艺术价值，显示了张中

二、文革文学名词：

1、纪要：1966年2月2日到20日，原题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在上海纠合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于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国。

2、文艺黑线专政论 ：污蔑文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我国30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成就。

黑八论：姚文元、张春桥等对十七年文艺思想的概括。它首先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此外，还点名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说它们“伪造历史，抬高自己”，散步了许多错误观点，要有计划地开展彻底的批判，从而造成了文艺理论领域的大混乱。

作品黑：“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队伍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的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或者“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挡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

3、“主题先行论”是指：“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

4、“根本任务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任务。”

5、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6、八个样板戏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交响乐：《沙家浜》。

张春桥等鼓吹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

7、地下文学（潜在文学）：指文革期间未能公开发表的地下文学，他们不像主流文学那样通过常态的媒介运行、传播，而是在高压专制下，以尽可能隐蔽的手抄渠道传阅，不顾压迫、收缴、查禁、围剿，甚至批斗、坐牢、杀头的危险，自发地创作，自发地传播，例如《第二次握手》（张扬）、《波动》（赵振开）、《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郭小川写于1975年而只能埋在地下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舒婷写于该时期的《船》、《赠》、《春夜》，芒克写于1972年、1973年的《城市》和《太阳落了》，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中涌现的“天安门诗歌”等。尤其是《第二次握手》和“天安门诗歌”，充分表现了文学对高压淫威的英勇不屈的抗争。前者以手抄本的形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流传，成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代表作，作者因此而被捕入狱被受磨难，濒临死亡的边缘。后者则推动地下文学进入可歌可泣的高潮，谱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挽歌与战歌。

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
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
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8、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供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9、 手抄本小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10、“四五”诗歌运动。

11、《金光大道》现象（浩然现象）

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写于1970——1977年，第一、第二部分分别出版于1972年和1974年，曾发行600余万册，成为“文革”时期的流行读物。1994年，京华出版社把后来的三、四部加在一起出版，引起了文坛的激烈反应，因为“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哪一部能够象《金光大道》一样，时隔二十年后还能够再次行世。这被人称为“《金光大道》现象”或“浩然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三、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陈思和）

我在决定主编这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当代文学史时，就想把它编成一部既是通俗浅近的普及性文学史，又要能够体现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和研究风格的学术性专著。其后面的一个要求是通过我为这部文学史所规定的叙述视角来展开的，要进入这样一个叙述视角，必须引进几个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其实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引入了这些概念，为了引起阅读这本教材的读者的注意和也为他们的阅读方便起见，我想对这些关键词再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多层面] 我在设计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时，在归类与布局时使用了“多层面”这一概念，经常用于“作家对时代的多层面感受和思考”一类表述中。理解这个词的前提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的多元的理解。以往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常常用一元的视角切入文学史，也即根据当时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来规范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时，不管其艺术感知力的高低，都一律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时代的代表作，而当时被忽略或者被否定、甚至是没有发表的作品，一概进不了文学史。所以讲散文就只有歌颂性的散文，讲诗歌也只有颂歌型的诗歌，似乎离开了这些流于时代表层的作家作品，当代文学史就无从讲起。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研究文学史方法没有什么大错，因为在一个精神生活肤浅嚣张的时代里，流行的作品只能是肤浅嚣张的作品。但如果深入一步去看文学史，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时代里，其实仍然有作家们严肃的写作和思考。不过他们身处不同的社会处境，其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都不尽一样。而这些被时代的喧嚣之声所淹没的声音，恰恰充满了个人性和独创性。这同样是时代的声音，而且更本质地反映了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我们前面所举的50年代初胡风、巴金、沈从文三位老作家对时代的不同感受和表达，显然包含了不同的时代信息。在第八章《对时代的多层面反应》一节中， 我们着重比较了三类作家对时代的不同感受：一类是时代的抒情，如《长江三日》和《三门峡- 梳妆台》等诗文的创作；一类是现实的讽喻，如《燕山夜话》等杂文创作；还有一类是私人性的话语，这里不仅包括丰子恺先生的《阿咪》这样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有潜在写作，如张中晓在困顿厄运中写作的《无梦楼随笔》。这些作家在现实环境里的不同遭遇，并不能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者困者，在艺术内涵的解读时应该是平等的，它们同时表明了时代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这种文学状况即使在“文革”最残酷的环境下也同样奇异地存在着。在第9 九章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中可以看到，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不但有“革命样板戏”风行一时，也有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写作的对现实的诅咒，也有民间流传的诗歌和小说，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问世，但不能否定的是它们创作的共时性。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多层面文学。因此，引入“多层面”概念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一元的文学史视角，使当代文学变得丰富起来。

[ 潜在写作] 　　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文革”期间老作家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完全延续了以前《缘缘堂随笔》的风格。食指的诗，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广泛流传，影响了以后一代的诗风。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中国自古以来对文学取鬼泛的理解，书信表奏均为文学。当作家不能正常写作时，他们将文学才情融铸到日常性文字之中，从而在不自觉中丰富了文学的作品。如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就绝笔于文学创作，但他写的家信却是文情并茂，细腻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相对那时空虚浮躁的文风，这些书信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最有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之一。“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这也是时代“多层面”文学的具体内涵。

[ 民间文化形态] 　　“民间”一词可以拥有多种解释。我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作的定义是：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

态。这三条定义只是就民间的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在实际的文化研究中，“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其中还应包括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修养等等，并以此引申出许多相关的名词概念。

[ 民间隐形结构] 　　指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竿趣味。以电影《李双双》的故事为例，从其显形文本结构来说，是一个歌颂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宣传品，但其隐形结构则体现了传统喜剧“二人转”的男女调情模式，有意思的是，其后者实际上冲淡了前者的政治说教，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获得民间艺术的审美价值。又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沙家浜》，是根据原来的地方戏《芦荡火种》改编的，保持了许多传统民间艺术的特点，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侵犯这个戏，在情节上添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内容，但其最精彩的片断，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一女三男”喜剧情节模式。隐形结构实际上决定了这个作品的艺术魅力。还有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也出现相类似的情况，如歌剧《刘三姐》，电影《红高粱》等等。

民间隐形文本结构有时通过不完整的破碎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是隐蔽在显形文本的结构内部，用对立面的方式来表现。这就造成五六十年代描写阶级斗争的作品里通常出现的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写得比正面人物更动人的原因，因为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身上往往不自觉地寄托了民间的趣味和愿望，而正面英雄人物则是时代共名的传声筒。如赵树理的许多创作都生动地表达了这一特点。

[ 民间的理想主义] 　　我用这个词来归纳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理想主义的作家的创作现象。在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市场腑济的兴起，人们普遍地对虚伪的理想主义感到厌恶，但同时也滋长了放弃人类精神的向上追求、放逐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义。90年代知识分子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重新呼唤人的精神理想，有不少作家也在创作里提倡人的理想性，但他们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寻求理想的方式，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确认和寻找人生理想，表现出丰富的多元性，如张承志在民间宗教中寻求理想，张炜立足于民族土地中讴歌理想……有人称这种思潮为道德理想主义，我觉得有些含混，不如民间理想主义更明确一些。这是世纪末精神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 共名与无名] 　　这是一对专指文化形态的相对立的概念。20世纪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概念来涵盖时代的主题。如“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爱国主义”，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等等，直到80年代仍然有一些诸如“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 而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我把这种文化状态称为“无名”。90 年代日趋涣散的文化走向在文学创作上有深刻的反映，出现了启蒙话语的消解和私人生活的叙事视角等创作现象，理论界对90年代文学作过许多命名，如“新状态”、“后现代”等等，在我看来，诸种现象都反映时代已进入了无名状态，在无名状态里，知识分子的声音成为一种个人的声音，

但时代是由多种声音构成的，在容忍私人性话语的同时，也应容忍知识分子的启蒙声音，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构成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

对关键词含义的界定，在于帮助读者对文学史叙事语言的理解，也帮助读者弄清编写者有关当代文学的观念。但真正理解文学史，主要还是直接把握文学史本身。重写文学史的提倡至今快要十年了，这十年中，研究者们对文学史的思考没有停止，而且一步步地取得了扎实的学术成果。现在我想通过这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当代文学史的实践，来总结一些实质性的经验，使文学史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

名词解释举要：

1、第一次文代会 2、胡风文艺思想 3、中间人物4、百花小说 5、第四种剧本 6、政治抒情诗7、诗化散文 8、《天山牧歌》 9、《青春之歌》10、史诗化 11、梁三老汉 12、新辞赋体13、知识小品散文 14、刘世吾形象 15、三突出16、样板戏 17、地下文学（潜在文学） 18、浩然现象 19、朦胧诗 20、白洋淀诗群21、三个崛起 22、归来者诗 23、第三代诗24、伤痕小说 25、反思小说 26、改革小说27、开拓者家族 28、陈奂生系列 29、寻根小说30、民俗风情小说 31、先锋小说 32、新写实

33、新写实主义 34、《随想录》 35、文化散文36、《哥德巴赫猜想》 37、全景式报告文学 38、《干校六记》39、《牛棚杂忆》 40、《曙光》 41、京华风俗剧42、探索剧 43、《现代文学》 44、《乡愁》45、《酒徒》 46、框框杂文

讨论专题

一、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和他受到的褒贬毁誉，以及人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邪不压正》受到的批评，以及在1950年主编《说说唱唱》时因发表《金锁》不得不一再检讨，都曾使赵树理意识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出真正的改变。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曾被树为“方向”，而是他虽然也在努力地改变，但他努力的方向与时代的要求是不同的。时代要求他写出农村中“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如《三里湾》。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也想写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作品，但他又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将歌颂也写了揭露的批判，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批判，如《“锻炼锻炼”》。 在“文革”开始以前，赵树理几乎所有受到批判的作品，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也就是说，他始终处于“在褒贬毁誉之间”。特别是在1959年以《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但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