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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制度、要素禀赋和发展道路》论文摘要
Introduction
在欧洲人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新世界建立殖民地时，最有学识的观察者认为相对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北美洲更有发展潜力。虽然制度性的人均收入评估没有在大多经济体内建立起来或者建立得很粗糙，但是据资料显示直到欧洲人在如今的美国和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后几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领导地位才显现出来。1700年，墨西哥和北美英属殖民地在人均收入上相等，而巴巴多斯和古巴分别比美国高出50%和67%。美国虽然在1800年超过了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但是仍落后于加勒比国家。而1790年的海地似乎是美洲人均收入量上最富裕的国家。直到工业革命开始，美国和加拿大与美洲其他地区的差距才逐渐拉开，1900年开始这一差距更是成比例的显现出来。
学者们在研究北美与美洲其他地区差距产生问题时经常注重制度的分析，也强调影响不同地区发展的其他因素如财产权的保护、社会腐败程度、金融部门结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资本量和人们更倾向于努力工作还是创业。但是对于制度的产生学者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是宗主国的宗教和民族传统导致的。反对者认为这掩盖了具有同一民族传统地区的差异。
民族传统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事实上比预期的要弱。在殖民时期，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加勒比地区，而其内部虽然有多个殖民国家，但是差异并不大。英国制度的优越性通常通过美国和加拿大表现出来，但是英帝国内部的其它地区工业化也是很晚的，因此英国制度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西班牙属殖民地也有类似的情况。
由于相同的民族传统内存在着经济上的差距，学者们在不否认民族传统的情况下，开始考虑初始条件和要素禀赋对制度化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新的研究重点是，环境的不同究竟如何导致了不平等的程度以及这种不同持续的时间长短和如何影响制度化的进程。新世界所有的经济体开始都占有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大量的土地和资源，也有较高的人均生活水平，但是资源禀赋的其他方面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他们的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力量就是不平等的。
From Factor Endowments to Inequality
欧洲人对美洲的探索只是他们在人烟稀少和缺乏防御的地区寻找经济机遇的大规模和长期的活动的一部分。欧洲人通过不定期的远征和建立永久性基地来索取赔款、探寻资源和其他利益。无论是从国家政府还是私人代理的角度来看，彻底的新生环境以及大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洲际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所引致的巨大的组织问题都促使了制度上的改进或创新。对于各殖民地相同的是劳动边际产出，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上前所未有数量的从欧洲和非洲横穿太平洋前往美洲的不顾高交通成本的移民证明了。
从15世纪到18世纪有超过六百万到新世界的移民，其中超过60%的是不自主的非洲奴隶。由于奴隶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的，奴隶最终会流向那些它们产出最高等地区。占有和使用奴隶是没有严肃的民族和文化障碍的，而且奴隶在主要的欧洲的殖民地是受欢迎的。1580年前只有20%的移民是奴隶，而1700年到1760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75%。奴隶的作用的突出和在向葡萄牙、法国、和尼德兰的移民中比例的增加以及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持续优势，反映了殖民地时期各殖民地向世界市场供给产品的专业化趋势。因为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生产获利多的的产品和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的建立，这些殖民地吸引了大量的奴隶的涌入。的确，有一些重要的殖民地没有非常的专业化，仅仅是西班牙在南北美大陆的殖民地（有一些关注银矿和其它矿的劳动力）、大西洋中部的新英格兰和英法在加拿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很少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力绝非巧合。
用大量奴隶进行专业化生产糖料和其他高产作物的经济拥有新世界的人均收入。最主要包括西印度群岛的国家，也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就专业化生产这些作物，而且通过持续的技术优势和国际市场上的奴隶，他们的经济被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和大量非洲血统的努力占据着统治地位。大规模的种植园越有效率，黑人奴隶在人口中越是占据着压倒性的比例，这导致了财富和人均资本的极不平等的分布。即使在自由人口中，这些经济体中的不平等也要远远高于北美大陆。
虽然这些殖民地的精英阶层的存在基础可能是在生产高产作物方面能聚集大量奴隶和在白人和黑人间极不平等的人均资本，但是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也促进了长期的成功和精英成员的稳定。还由于法律编撰在本质上对奴隶的不平等，即使是在废除奴隶制后极大的财富不平等导致了保护精英特权和限制广泛参与商业活动的机会的制度的设立。
要素禀赋在第二类的新世界的殖民地如西班牙属美洲和一些加勒比的岛屿的重要性也是很明显的。西班牙将注意力集中并将他们根据周围条件设计的新世界政策置于像墨西哥和秘鲁这样的殖民地中，这些地区的要素禀赋的特点是有丰富的矿藏以及有大量与欧洲殖民者接触的本土幸存者。凭借征服前的社会组织，利用印第安的精英从其族群人口里收取贡物，西班牙的权贵阶级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包括对溪流和矿产。这些殖民地历史上建立的大规模的财富和矿产一直持续着，甚至到已经不再规模经济。尽管在这个时代小规模的生产是谷物农业的特点，他们从更古老的本土居民中获取的（联系建立在共有财产权力上的土地）本质上不可交易的财产权给了大土地所有者在更大规模的经济上运行的方法和激励。
尽管这个进程没有被好好理解，但是西属美洲大规模的农业保持优势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与广阔市场联系很密切的地区，而财产的分配持续的保持着极大的不平等。殖民时期，精英家庭在乡村扮演着西班牙政府的代表的角色，而在独立之后他们一直维持着这一地位。精英阶层和极大不平等的长期稳定的存在也是因为西班牙向殖民地的殖民政策和西属美洲普遍的法律，它要求市民若想获得选举和其他特权必须用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独立前的宪法里所修改的要求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地位。由于不同的原因，西属美洲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殖民地产生里一种特别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力量被分配的极不平均，精英阶层是拥有欧洲血统的少部分人而且与人口中的主体截然分开。
正如殖民地的糖料经济，第二类的殖民地被要素禀赋极大的影响。大量优质的矿产和大量拥有少量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使得财富收入的极大不平等在这些经济体中占据着巨大优势。另外，由于缺乏大量的本土的劳动供给，西班牙似乎不能持续它的严格的移民控制和对早期移民的财富奖励和税收优惠政策。西属美洲殖民者赞成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这个政策保证了已经移民的欧洲血统的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直到19世纪末因为新的人口资本流动才打破现在的人口割据。
最后一种殖民地是在如今美洲和加拿大的殖民地，这些经济体没有大量本土劳动力，也不具备在生产粮食方面与用奴隶劳动力来生产的主要经济地区相比的有相对优势的气候和土壤的要素。因此，他们的发展主要是利用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的欧洲移民劳动力。和其他两种殖民地比较，这一种殖民地的人口更趋同质化。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也是因为他们与在像中大西洋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生产谷物和干草有卓越地位的大生产者相比，有着极其有限的优势。由于大量的土地和较低的资本需求，成年男性能够成为独立的业主。南部的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像烟草和大米这样的农作物的确显示了一些有限的规模经济；棉花，是主要被种植于大奴隶庄园中的，到19世纪为止，它从数量上来看并不主要的作物。但是就连在这样的地方，根据巴西或者加勒比海的糖岛的数据，奴隶种植园的规模以及不平等的程度都是非常适当的。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Persistence of Inequality
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三类殖民地的要素禀赋的特点，包括土壤、气候和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使它们更倾向于三种在财富、人力资本和财富上有着不同的不平等的程度的发展道路。尽管这些条件的不同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由于最开始的欧洲殖民的外部原因导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晰，那就是这种假定随着建立以后的运动变得越来越无力。考虑拉美和第一类殖民地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初始的原因有延后的影响，不仅因为基本的环境特征难以改变还因为制度复制了他们。特别是在开始就极不平等的社会，精英们更能够建立合法的框架确定他们不成比例的享有政治权利，并且运用更大的影响力设立规则、法律和政府政策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在开始就更公平和人口同质的社会里，精英们建立不平等制度的努力都相对失败了。那些提供平等待遇和机遇的规则法律和政府政策更多的被接纳。
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体制如何可能导致新世界的经济持续的贫富分化的例证。政府被认为是公共土地的拥有者，他们设定土地政策影响移民的进程、财富的分配，包括土地的可获得性、开垦成本、土地规模和税收系统。我们早已提到过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模式，在西班牙与美洲，这种模式是由土地政策产生并持续的。在美国，这里没有大的获得土地的障碍，并且在19世纪土地征收的条件甚至变得更容易。19世纪中叶，在阿根廷和巴西寻找到了相似的作为移民的手段的改变，但是这些措施没有比美国和加拿大给小持有者以土地要成功。在美国和加拿大扩张中种植的主要作物是谷物，这样就允许相对较小的农场主提供那时的技术，并且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实施小农场并且能够有效。但是阿根廷这个例子表明，小规模生产小麦甚至在大单位的土地所有权中也是可能的，并且维持了更大程度的财富和政治权利的总体不平等。
美国和加拿大的区别——包括他们在提供小单位的土地来分配和保持开放的移民政策上，以及与其它美洲国家——那些土地政策导致更大规模的土地拥有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的国家，他们的区别看上去在更大范围的体制下和其它政府干涉下扩大了。在与企业建立有关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经济体制的规则、知识资本（专利）的产权准予、工业政策以及对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上获得矿藏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权力的提供等领域，新世界的社会中具有更大不平等的地区倾向于采取在提供机会方面更具有选择性的政策。当然，富有的精英阶层的成员几乎总是享受特权地位，但是这些社会中在他们的体制有利于精英的程度上相对极端。而且，新世界社会中各个国家关于各自人口有效获得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机会的幅度的区别看起来比公认的要更为系统化。
研究殖民地精英们如何以初始的不平等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是通过观察选举权被多广泛地给予和实际上有多少人口在选举中投票。虽然19世纪中期大多数的社会在名义上是民主的，但是精英们凭借财富、人力资本和性别占据着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尽管到20世纪，保留成年男子的投票权这一点在所有国家中是相同的，但是美国和加拿大在摆脱基于财富和知识水平的选举限制方面是领头羊，并且达到了投票的保密性。
这个区别起初并不明显。尽管感情因素普遍地归因于开国者，但是在美国，投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被大部分地保留下来给了拥有大量财产的白人男性，而在西半球其它地方仅仅持续到19世纪初。在1815年之前，仅仅有4个州采取了普遍的白人男性普选，但是事实上在此之后，所有加入联邦的州（除了密西西比州，在1817年，是唯一的例外）都采取了这样的公民权，并且是没有基于财富或税收的限制条件的。随着那时西方的州的迅速发展，这些缺乏劳动力、财富分配相对公平以及早期殖民要求较低的地方，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人口比例从1824年的约3%激增到1840年的14%。与此相反，最初的13州只有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才逐渐普遍修改了他们的法律来普及这项权利（其中有5个州在南北战争的前夜仍然保留了一些基于经济情况的限制条件）。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是强烈争论要在马萨诸塞州（美国）1820年的宪法惯例中保留财产资格限制的人，尽管他们的雄辩并不足以保留它，但是税务要求在这里还是被采纳了（波特，1918年；奥尔布赖特，1942年）。
选举权的普及运动，在各省之间有相似的模式，并在加拿大滞后了数十年，但是有意义的权力普及在拉丁美洲却更为滞后。尽管在19世纪，许多拉美国家放松了对拥有土地或财富的限制条件，但是，他们几乎总是选择基于知识的限制条件；迟至1900年，他们都没有一个无记名投票，而且仅仅有阿根廷一个国家是没有财富或知识的限制条件的（恩格曼、马里斯卡尔和斯科洛夫，1999年；佩里，1978年；勒夫，1970年；斯考比，1971年）。结果，到1940年，美国和加拿大照例有比例地投票比他们最进步的南部邻居要高50到100个百分点（阿根廷、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在相对平等和拥有小份额的非欧洲血统人口方面也是著名的），并且是墨西哥的3倍，是像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智利这样的国家的5-10倍。
整个美洲的国家对于整体白人男子的选举权的一般运动的时机，以及整个美国内各个州的采纳记录，都没有很好地符合“更高的人均收入可以通过其对提高人们对民主的需求来提供一个更完整的会计模式”的想法。单单是国家遗产也同样不能解释阿根廷、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为什么会在普及公民权上摇摇领先于他们拉丁美洲的邻国，以及其它新世界的英国殖民地为什么会落后于加拿大和美国。（例如巴巴多斯在1950年以前都保持着财产资格限制。）基于意识形态的解释也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必须要克服这么一个观察现象：在美洲人口中——不管是独立国家还是美国国内各州——通过放松土地拥有或财富方面的限制来在男性中普及权力的同时，他们还增加了目标在于维持对在人种上与精英们非常不同的人群的排除的限制性条件。在美国第十四次宪法修正案之前，这意味着加入了一个明确的种族限制条件；在拉丁美洲，则要求拥有公民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对于投票权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复杂的并且需要更多的调查，但是这个模式显得与这个看法更加一致：平等程度或者人口同质化与理解社会普及权力以及在选举制度上引进民主改革有多快非常有关。
我们的推测是，这些在不同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的差异可能通过对制度发展的影响导致持续的相对不平等。公立小学的体制，是提高知识水平的主要工具以及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推手，就这一点而言它的验证是有趣的（伊斯特林，1981年）。几乎所有的新世界经济区在19世纪初都足够繁荣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小学体系。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通过它们的政府）表示支持这种努力，但事实上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人做出在规模上足以服务大众的投资。这里有两个例外是依据领导才能的社会，它们是美国和加拿大。事实上从建立殖民地起，这些北美国家看起来通常是相信知识的价值的，他们动员资源来提供孩子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在乡村和集镇的水平上经常组织和资助学校。美国很可能在1800年就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受教育的人口了，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启动的“普通学校运动”（紧跟公民权的普及运动之后）将国家推上了在教育体制上投资的加速道路上。在1825年到1850年之间，几乎每一个还没有实现的美国西部和北部的州，都制定了一个法律来强力鼓励聚居地建立“免费学校”，并开放给所有的孩子，且由一般税收来支持。尽管这项运动在相对于北部有着更大不平等和人口异质性的南部进展缓慢，学校教育到19世纪的中叶已经被普及得足够广泛了，有40%以上的学龄儿童登记入学，而且有90%以上的成年白人是受过教育的，见表格3。学校在19世纪初的加拿大也得到了普及，尽管在普及高等教育以及建立由税收支持的学校方面它落后于美国几十年，但是它的文化普及率几乎和美国一样高（葛柏利，1920年）。
西半球的其他国家在建立小学和文化普及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英国殖民地（除了巴巴多斯以外）在组建服务于广泛的阶层的学校教育体制方面做的十分缓慢。实际上，有一点很明显，在19世纪末，没等英国殖民部开始对提高学校教育有想法，在这个方向上就已经有人采取了重大的举措。同样地，甚至是最先进的拉丁美洲国家——比如阿根廷、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都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超过75年。拉丁美洲国家很少有人把主要投资放在小学教育上，直到它们的国家政府提供资助才有人投资；与北美的模式相比，拉丁美洲的地方或州政府一般都不愿靠它们自己来资助他们（恩格曼、马里斯卡尔和斯科洛夫，1999年；戈尔丁和卡兹，1997年）。因此，在完全进入20世纪之前，大多数的这些社会都没有达到高文化普及率。

结论
许多学者一直关心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与其它美洲国家如此不同并且为什么如此成功。所有的新世界的社会在他们早期的历史上都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均生产。他们发展之路的分化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经济持续增长的取得成就的时候，而其他国家在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还没有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尽管对于这个事实有很多解释已经被提出，但是那些最初来源于各自殖民地的要素禀赋但长期持续的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利的不公平程度的实质性差异，看起来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不同新世界经济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早期差异，可能被逐渐形成的各种类型的体制以及这些体制所产生的对于获得经济机会的广泛程度的影响所保护。这个体制发展的进程可能反过来会影响发展。在有着极端不平等以及体制是有利于精英且限制了大多数人获得经济机会的地方，精英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地位，但是付出的社会的代价是没有实现弱势群体全部的经济潜力。尽管我们所讨论的例子——土地所有权、公民权利的普及以及公共教育的投资——并没有验证了主要观点，但是这暗示了一个模式，有着较大不平等的新世界社会的体制通过许多不同的政府政策有利于精英成员，这些政策包括有关使用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政策、金融机构的建立以及在科技信息产权方面的政策。总的来说，在有着在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非常明显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精英的地方，这些精英看起来已经利用他们的地位来限制竞争。尽管我们可以想象，极端不平等可以通过几代人去改变成为自由和公平的社会，但是，这种对体制发展的道路的偏见很可能在解释拉丁美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长期持续的不平等上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