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腐败亏其根源之一角_1.docx

社会腐败亏其根源之一角
摘要。纵观千古，历朝历代贪污腐败之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乃少时长者影响之过错，乃少时不辨优良而学之之过错，乃少时未有报国青莲做人之过错。为长者者近急功近利，美其名曰护家护子，爱家爱子，其不然其作为，为子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久而久之，少年视官场商场污垢为常事，少年之志仅仅为功名利禄，思想腐化，扼杀了人的真性情。将常人腐化为野兽，将有志之士腐化为行尸走兽，也将社会变成可怕的“黑洞“。
关键词：少年家长社会腐败教育
正文。在中国乃至世界贪污腐败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点都不陌生。他们假公济私、急功近利、谋财害命等等的行为，他们被拉到法院受审，被拉到刑场受刑，大家才张开大嘴批斗来批斗去的，而不想想自己有无此行为，不用此血淋淋的例子去教育子女，使之树雄心立壮志，好使之成为一个清廉之人。更有甚者呀。他们教育孩子在社会上要“聪明“一点，此“聪明”之意是什么。是腐败得更巧妙更高明更让人查觉不出来，这就是为人父母吗。刑场上、法庭上的贪污腐败之人想必也受过长者的“聪明”的指点，只不过是有点落伍了吧。
社会腐败归因于那些有不良目的的人，这些人也是受那些前辈的真传。也就是在其少年之时有不良的思想，受到社会、家长的传染，最终成为了腐败之人的一分子。
少年时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没有少年不能称其为国家，没有少年不能称起有发展。所以少年于国于民都是不可缺少的，还有少年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真是惊人，面对好不了解，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事物。他们都会以惊人的速度学会，而且触类旁通。这就是成人所望尘莫及的。由于这样，少年会很容易就接受家长对他们不经意间的教育，若家长不注意，继续灌溉，腐败分子其实已经诞生了，只是等待等待机会去展示他们的“才能”了。
以前我接触一个人，他的家庭不是特别的富裕，一看就是相当的单纯，出世一定不深，可我不经意间的一个问题“你将来想干啥。”他的回答真是让我一惊，一惊“花钱买个官，之后弄点钱。”这就话就然说的很自然，我只有冷笑一下。。
这就是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中的东西，不是壮志雄心，不是想保家卫国，而是"..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一下。中国少年怎么了。。。
少年游腐败思想究其根源就是其接受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解决腐败呢。说解决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可我们重视起来就没有有什么困难而言。大奸大恶腐败至极的人可能是不好回头了，那我们就用法律的手的手段。可是，对于少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教育方式，让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将腐败的根源逐出头脑，这无不是个上策。
于家长，要思想积极向上，不要给孩子灌输“要好好学习，将来要高官厚禄，好享清福。”千万不要让孩子这样的进步，这样的进步是孩子更急功近利，心理变态志向扭曲，一个天使就这样变成了魔鬼。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固然正确，可是，一定要为他们的将来好好考虑，不要让他们只活在名、利、权中，让他们有自己的天空，去干出自己的事业。
于学校，学校乃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之地，其责任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学校之中应是没有污垢的，为师者经新授课传其建国心和报国志。可是学校真的是没有污垢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学校和中国教育的改革是迫在眉睫。
于社会，由于本人处世不深，对其不知、不解、不言。
总之，中国面对的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系带我们解决，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的路途任重而道远。社会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少年获得了不良的思想，少年误入歧途，最后后悔莫及。少年的思想教育也是不可忽略的了。朱允曾说“倘若群臣罢朝，不究其他，专诛丞相。”罢朝之事轻松解决。现在，应是“社会腐败继续加深，不究少年，专讨家长、学校、社会之过。”希望社会腐败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少年游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
第二篇：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原题：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结果（作者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第三篇。关于人民银行在反腐败工作中其社会作用的思考人民银行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能，是国家重要公共管理部门，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使命，不仅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在构建全社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成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基层人民银行按照总行工作部署，在经济金融一线履行央行职
责，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利用职能优势来预防和打击腐败分子利用金融从事腐败活动，最大限度减少金融腐败，净化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民银行承担社会反腐义务、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重要方面和具体举措。
一、创新金融服务推广公务卡利用现代支付手段预防和控制腐败
公务卡，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具有一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循环信用等共同属性，持卡人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理的独特属性，在防范腐败和节省政府开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我国，传统的公务小额支付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大量借用、携带、使用现金，对财务管理和公务人员带来极大不便，同时，由于现金支付难于监管，这部分公务支出透明度低，不利于管理和监督，甚至发生财务报销环节出现凑票报销或多开、虚开报销发票的现象，一些单位还通过各种方式套取现金，设置账外账，规避监管。实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绝大部分行政事业预算单位的支付行为都纳入了财政部门的有效监控。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小额支出中大量使用现金的情况仍然没有解决。银行卡作为一种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不仅携带方便，使用便捷，而且透明度高，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寻，是当前规范现金管理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一种通过银行卡实现财政财务管理公开和消费透明的新型产品和制度创新，公务卡制度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现代财政支付管理制度被认为是防堵公款消费漏洞、预防腐败行为的“阳光”。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财政财务管理透明度逐步提高，同时银行卡产业快速发展，银行卡受理环境明显改善，这些均为全面推行公务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推行公务卡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8年1月，中央纪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了全国公务卡改革试点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了公务卡应用推广工作。公务卡制度的推行是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推行公务卡，建立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联动机制，扩大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的信息范围，改变对现金提取后使用范围和路径缺乏监控的状况，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动态监控，有利于加强对公务消费行为合规性、真实性的监督管理，促进公务消费的透明化，避免通过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推行公务卡，保证预算资金安全，提高预算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腐败，是人民银行履行社会反腐败职能的新要求。
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企业治理结构健全金融机构惩防体系
人民银行应积极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体系，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为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逐步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稳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新的内部管理体制框架和运行机制。首先，应密切关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对辖区分支机构的影响，了解和掌握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动向；重点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其分支机构在运营和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变化及存在问题，及时向上级行报告改革运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及辖区各金融机构突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其次，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相关部署，对辖区农业银行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根据本地实际对农业银行经营管理情况、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为农业银行的改革工作做好信息储备。在农业银行改革启动后，配合上级行做好辖区农业银行不良资产调查及处置工作。第三，应掌握辖区内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情况，分析排查风险隐患；了解存款人对存款保险问题的认识和看法，组织开展与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相关问题的调研活动，对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对辖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第四，扎实开展农信社央行票据兑付考核工作。认真落实《XX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方案实施与考核细则》，加强对农信社改革情况的动态监测，严格执行人民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兑付条件，监测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投向，督促建立健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农村信用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从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业务经营、队伍素质、内部管理等
第14页 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