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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香料与中古中国社会建构的互动
陈超
07305037
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曾经对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的发现和使用对于中东及南亚文化又有着其原生而独特的意义。而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香料的身影恰如一股幽香。虽然若隐若现，却对历史的建构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楚有君子，蕙质兰香——我国原生的香料传统。

历史上，著名的香料品种都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机制尚不明确。我国的中原地区处于温带，故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香料资源都相当贫乏。先秦时代，主要是楚越文化当中表现出一定的使用香料的传统。
楚文化当中，香料的身影可以借由《楚辞》窥见一斑。
《离骚》中有“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句；《九 歌•东皇太一》有云：“瑶席兮玉填，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 藉，奠桂酒兮椒浆。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湘夫人》：“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据统计，楚辞的香草香木共有三十四种。其中香草有二十二种，包括江离、白芷、泽兰、惠、茹、留夷（芍药）、揭车、杜衡、菊、杜若、胡、绳、荪、蘋、襄荷、石兰、枲、三秀、藳本、芭、射干及撚支等，香木有木兰、椒、桂、薜荔、食茱萸、橘、柚、桂花、桢、甘棠、竹及柏等十二种。 《楚辞植物图鉴》，潘富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这其中，具有浓烈香气而可以用于焚熏、增馥的仅为数种。大概为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茵、幽兰、留夷、揭车、薛荔之属，故而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有云：“古者菇萧、灌郁、焚椒、佩兰， 所谓香者， 如是而已。”
虽然这些香草香木还并不是后世严格意义上的香料，但楚文化赋予它们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以《离骚》为例。“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等句用比兴手法将君子容止与香草香木联系在一起。而“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芳菲菲而难亏兮,芳至今犹未沫。”等句更是明白无误的将“芳”与“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符号的对应关系。以香草佳木形容君子质性香润，构成了楚文化当中香料传统的重要内涵。
另一方面，从考古材料看，南越时期墓葬和长沙西汉早期墓葬中出现过豆式陶制熏炉。当时所使用的香料疑为本土原生草本香料。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炉盘内盛有茅香、高良姜、辛夷和蒿本等香草。而同时出土的四个香囊当中分别装着茅香根茎、花椒、茅香和辛夷。 《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陈连庆，《史学集刊》，1986第2期

由此可见，在外来香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主要是南方地区具有草本香料使用的传统。并且这些香料的主要用法在于佩戴，増香效果不明显。用于焚熏的香料品种香气较为刺激，且焚烧时烟火大，灰分多。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二、 樯橹如云货轮转，黄沙驼铃纷沓来——外来香料的对华输入。

西汉以来，由于汉朝版图的扩张，中原王朝逐步将西域、南越、西南诸邦纳入了经略范围。外来香料的输入由此具有了南北两个途径。一为由西北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二为南方接南海诸国海上交通。西汉时期，关于香料使用的记载不见于官修史书，但在野史杂记中已出现关于惊精香（疑为后世安息香）、兜末香、神精香、沉光香(沉香)、涂魂香（乳香）、辟寒香等的记载。 《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洞冥记》卷一、卷二，《述异记》

东汉以后，香料的传入应为无疑。班固《与弟班超书》云“ 窦侍中令杂彩七百正、白素三百匹, 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毾登毛（为一字）。” （《全后汉文》卷二五）。
窦侍中的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香料已成为官方朝贡体系当中的内容之一。就这段话而言，我们得知这粧香料买卖是通过换货的方式完成的。
朝贡体制是在继承先秦五服制基础上，积累了与周边民族交往经验而逐步创制的一套外交体系。其表征为政治上君臣主从关系的确立；而实质上，则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之间形成的一种资源交换和贸易的机制。该种机制如果仅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看是，交换双方显然是不对等的。往往中原王朝的“赐予”要比纳贡国家的“贡献”价值超出许多。但如果将政治经济层面一并讨论，我们不难发见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让渡。从汉开始直至唐末，中原王朝的朝贡体制都是为了“宣威四夷”的目标而存在。其意在通过对外贸易“勤远略、宣德化、柔远人”。中原王朝往往认为这种“贡——赐”结构的越发不平衡，越能显示出天朝上威，越能发挥出在政治外交上的作用。
大月氏于和帝时“ 岁奉贡献” （见《后汉书· 班超传》）。从上述引用的文字中也能看出，苏合油只是当时交换的一种物品之一，并非显得如何重要。但由于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香药”这一资源在日后逐步显示出它独特而重大的贸易价值。
正本清源，这一发展脉络必须从朝贡贸易体制和丝绸贸易说起。
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品便已闻名地中海地区。曾经罗马执政官凯撒的一袭丝绸礼服被惊为“灿若朝霞”。而在丝绸之路建立前，这种响亮名声带来的巨大需求与整个西方世界的丝绸供给是极其不相称的。在整个中古时代，安息帝国、贵霜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等强盛势力先后横亘在西方世界和远东之间，造成东西贸易不能直接通达。因此贸易如果经由路上线路，必须经过中亚地区中转。而又由于中古时期航海技术的限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范围也不可能接触到遥远的中国。因而即使是走海路，也仍然需要通过中东各族群的中转，方能实现东西方货物的交换。
这种状况，导致了丝绸在西方世界的奇货可居，也为中东地区的“中介商”们提供了巨额暴利的可能。在这种极端不平衡的供求关系的驱动下，粟特人最先跨越危险而荒芜的沙漠来到中原王朝，以求获得珍贵的丝绸。经过数代之后，逐步凭借丝绸贸易垄断了路上商路。波斯人地理位置上更为远离中国，又因粟特人的垄断而只能选择开辟了海上线路，从中国南方沿海诸港接触中原王朝。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2002年第四辑，61~64，商务印书馆，2004
到了后世，由于战乱等原因导致路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他们的后继者阿拉伯人，也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和几近相同的线路。
西域中介商获得丝绸的途径主要有两种：（1）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下，与中央王朝政府进行交换（2）在各地设立商行，或以行商的形式收购丝绸。这两种形式究竟何者在成交量上比重较大，目前尚未找到可靠的资料。但基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仍然可以得出较为可信的推论。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上至秦代，下至清代，都呈现出明显的小农经济特征。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国家的生产是以家庭为单元组织起来的，并且缺乏更大规模层面上的整合，导致规模效应缺乏而资源整合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家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以副业和交换为主的家庭作坊经济被抑制，生产技术和工具的革新也相对迟缓。这两个因素都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欠发达，剩余产品总量很少，商业交换行为并不活跃而且范围较小。
加之生丝及其纺织品在汉唐时期被官方规定为上缴贡赋的形式之一，国家将其作为战略资源进行了储备和控制。因此，除去官方持有的丝绸总量和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够流通到对外贸易领域的丝绸数量应当是少之又少。
基于该现实，西域胡商只能选择以“朝贡”的方式，用豪华奢侈品或者域外土产向中原王朝换取他们梦寐以求的丝绸产品。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就曾指出，“古代中西之间，这种贸易主要是设计一些豪华的奢侈品”。 布尔瓦努（法）：《丝绸之路·序》，耿昇译
在选取朝贡内容时，他们必须考虑：（1）物品稀有，满足统治阶级的猎奇需求并符合“贡”的内涵。（2）物品质轻价贵，体积小，耐保存。以便适应超远途的运输和恶劣多变的气候条件。
显见，香料完美的满足了上述条件，完成了朝贡贸易交换内容的补充，构成了“香料——丝绸”的二元交换结构。另外，虽然当时香料作为一种奢侈品在民间市场还为展现出其巨大需求，但通过朝贡贸易的价值不对等交换。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的巨额盈利也弥补了民间丝绸贸易中产生的贸易逆差，而没有出现鸦片战争前因本位货币大量流向中国而出现的失衡现象。这无意中，维持了“丝绸——香料”交换结构的长期稳定。
汉《乐府诗集》形象描述了穿行于列国之间的胡商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形象：“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俞毛）毾（登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其中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都是香料的名字。
唐以后，关于胡商经营香料的记载就更为常见。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如下两条记载：
（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 《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74页，中华书局，1979年

（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位几货……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 《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68页，中华书局，1979年

这两条史料中可以查见，当时波斯人经营的大宗货品之一就是香料，可以明确的种类有乳香和苏芳木。
此外，也有证据表明波斯人也经营沉香。《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纪》云：
（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 《旧唐书》卷一七《敬宗纪》，512，中华书局，1975年

这条材料除了证明了波斯人交易的香料包括沉香之外，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沉香亭子材并非一般的沉香。沉香因为其形成机制特殊，往往只能形成盔状或不规则块状小件，大料极为少见。
《南州异物志》著录：“沉水香出日南, 欲取当先斫坏树着地, 积久外皮朽烂, 其心至坚者, 置水则沉, 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间, 不甚坚精, 置之水中, 不沉不浮, 与水面平者, 名日栈香。其最小粗白者, 名曰集香。” （《御览》卷九八二）
后世把这三种情况产生的芳香物都统称为沉香。
百度百科里“沉香“的条目为：沉香木是瑞香科（Thymelaeaceae）植物白木香或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等树木的干燥木质部分，是一种木材、香料和中药。沉香木植物树心部位当受到外伤或真菌感染刺激后，会大量分泌带有浓郁香味的树脂。这些部分因为密度很大，又被称为“水沉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沉香木是珍贵的香料，被用作燃烧熏香、提取香料、加入酒中，或直接雕刻成装饰品。
沉香的形成可遇不可求，并且能生成沉香的树种一般木质疏松而多油，那么可堪建造亭子的沉香材料当之无愧是稀世珍宝。无怪乎李拾遗要进谏“不异瑶台、琼室。”，意为耗费过于奢靡，试图劝阻这一动议。
结合另一材料来看，我们更能感受到当时宫廷对香料使用的不计耗费。
《中国印度见闻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每一曼娜的樟脑（龙脑香）卖五十个“法库”，一法库合一千个铜钱。这种樟脑，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便只有一半的价格” 《中国见闻录》，阿布·赛义德等著，穆根来等译，15页，中华书局，1983年

另据考证，龙脑香是唐代皇帝行幸后宫时，地上必须抛洒的香料。 《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温翠芳，327页，《唐史论丛》
故而，这种官方特需的物资官方直接收市，取够采购量后将剩余存量交还商人。其具体市量也有记载。
“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这是政府所需的物品，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中国印度见闻录》）
从这两则材料中，我们不难发见，西域胡商供给特权阶级的香料不仅品种珍贵，并且还是个中精品。政府对他们的回馈也很丰厚，仅龙脑香的价格就高出市场一半。另外国史料还有“动辄百倍”的惊叹。《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23页

这样的情况足以印证前文关于朝贡贸易对“香料——丝绸”二元交换结构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然而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早期的朝贡贸易当中，香料只是众多朝贡商品的其中一种，后来缘何成为了占支配性比重的大宗呢？
这就又要从海外输入中华的香料所具备的特点来进行反观了。
降真涂魂祛百秽，禁宫黎民俱沉香——香料消费的驱动力和消费文化的嬗变。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已介绍了中国原生的香料传统。中国本土的香料多属草本，且品种贫乏，香味或者太淡，或者过于刺激。故而始终没有在各阶层形成一种强势的消费文化。外来传入香料则从其自身属性看，有着极大的优势。
据统计，不同阶段中国进口的香料分别有： 统计见：《宋代香料贸易及其影响》，严小青、惠富平，《江苏商论》，2007.4

西汉：乳香、苏合香、安息香、檀香、鸡舌香等（《史记》《汉书》）
南北朝时期：芫荽、胡椒、檀香、安息香、薰陆香（乳香）、青木香、荜拨、郁金、阿薛那香、芸胶、苏合香等
隋唐时期：在上述种类的基础上，增添了龙脑香、阿魏、没药、白附子等香料。
宋及以后：麝香（注 麝香：多产于西北，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汉唐时是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香料。在宋时，由于该地区被吐蕃控制，故而转为进口。桂皮的情况与此类似，其产地为现在的我国南部南部和西南地区，由于被西南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从原生土产转而成为了“进口产品”。
）、荜澄茄、荜拔、良姜、缩砂、桂皮（同前注）、降真香、茴香、没药、丁香、木香、龙脑香、乳香、草豆蔻、沉香、檀香、胡椒、苏合香油等。
综合来看，中古时期比较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外来香料种类有：沉香、乳香、苏合香、安息香、龙脑香、丁香、木香、没药等。
这类香料都是外用香料（有别于胡椒等食用调味料），古人多用于、焚香、熏香、佩香、沐浴、待客等用途。这些香料体现出以下两个优点：
芳香馥郁，香化环境：与原生香料相比，这些香料的气味中和，淡雅怡人。在由于多属精油或树脂类，灰分较少，焚烧起来只有烟气而极少扬灰。故而颇为适宜在各种场合使用。
杀菌辟邪，祛病保健：《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分别有汉武帝烧月氏香、兜末香祛瘟疫，救病患的故事。唐代李珣《海药本草》称:“焚烧艾纳香可辟瘟疫，焚烧兜纳香可辟远近恶气。”宋真宗以苏合酒治疗太尉王文正的气羸多病等等都证明了古人用香料进行治病保健。其中《海药本草》首次对多种香料的药用价值进行了系统总结。到了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沉香、乳香、没药、苏合香等香料的药用价值都有了详尽系统的陈述。并成为药方当中的常用药品。
这些优点显然能更好的改善宗室和贵族阶级的生活质量，故而成为他们争相追捧和炫耀的对象。由此上述两个优点可以被视为是外来香料消费的两大驱动力。
汉晋时期，香料的使用大多只是宗室特权，即使贵族都视为异珍。
《述异记》云：“辟寒香, 丹丹国所出, 汉武时入贡, 每至大寒, 于室焚之, 暖气翁然, 自外而入, 人皆减衣。”
曹操在《与诸葛亮书》中说：“今奉鸡舌香五斤, 以表微意。”（《全三国文》卷三）
《郭子》云“ 陈赛以韩寿为椽, 每会闻寿有异香气, 是外国所贡, 一着衣历日不歇。赛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 他家理无此香, 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脾, 具以实对, 赛以女妻寿。”
自南北朝其及至唐代，香料的使用逐步在士大夫阶层普及开来。
唐代由于波斯人开辟了海上线路，香料的运输量得到很大提高。前文引述的材料都能证明单笔香料交易运量的巨大。这个时期，香料的品种也逐渐增多起来。唐诗中，颇有以香料入句的，如：“横垂宝幄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李白《捣衣篇》）。”“尽日窗间更无事，唯烧一炷降真香（白居易《赠朱道士》）。” “乱系丁香梢，满阑花向夕（李贺《难忘曲》）。” 转引自《异国名香满绣熏——从唐诗香料词语看外来文明》，陈艺鸣，《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8卷第一期
并且句中描述的多为日常生活场景。可见当时香料在士大夫阶层使用的普及程度，这时的香料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精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念的嬗变：南北朝以后，人们赋予香料的符号意义开始产生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人对于香料的消费。在文章第一部分中我们明确了，中华文化中香料的符号意义原本单是譬喻君子的美好德行。但随着外来香料的传入，与香料相关的一整套文化理解和象征体系也被带入中国。
佛教用香传统：宋代《香谱》记载:“汉以前无烧香者， 自佛入中国，然后有之。”又《汉武故事》云“ 遣霍去病伐胡, 杀休屠王, 获祭天金人。上以为大神, 列入甘泉宫。人率长丈余, 不祭祝, 但烧香礼拜。天祭长八尺, 祭以牛, 帝令依其方俗礼之。” （《古小说钩沈》）
可见佛教的传入带来的焚香传统是日后中土用香文化的重要发源之一。佛事用香的传统主要包括檀香和沉香，据山田宪太郎的研究结果，“东方的焚香料是以沉香为中心的，以白檀为副，与此相对的是，西方的焚香料以乳香为中心，以没药为副。” 《南海香药谱》，山田宪太郎，657页，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838页，加息人民出版社，1991年。
这一佛教文化的用香传统对宋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史·礼志一》记载:“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角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于众星之位,香不复设,巩于义未尽。”宋皇家礼仪将佛文化的焚香传统移植到了国家祭典当中。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香汤沐浴可以视为对香汤礼佛的一种拟制。而焚香祝祷，祭拜土地城隍更是对佛教仪式中焚香的一种嬗变。
阿拉伯及波斯用香传统：阿拉伯及波斯的用香传统分别对应的是伊斯兰传统赫尔祆教传统。两者的内涵分别是“敬”与“洁净”。
《旧唐书·西戎传》载：“（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又《新唐书·西域传》云：“（波斯）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习，以麝揉苏，泽面、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转引自《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王一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二期。
这两条材料表明了一种对香料的文化解释，即芳香具有的符号意义为“敬”，笔者认为其更深层的内涵仍应为洁净。因涂香之处多油脂，西域诸胡不能常洗，恐有异味。这种污秽是对神的亵渎。故而只有涂香才能转变污秽的“状态”，以洁净事神方不失敬。在这个些概念群中有三对概念的对立：
神圣
俗贱
洁净
污秽
香
臭
西域诸胡尤其是波斯人，其涂香的步骤是基于这种概念结构，在进行的事神仪式中实现“状态”的改变。在埃及人处理尸体和希伯来人处理尸体的仪式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种洁净观的体现。
但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还缺乏更深入的验证。
在伊斯兰传统中，香料的使用具有洁净的象征含义是被阐释得较为明显的。“任何民族都爱好洁净, 而阿拉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世俗事宜中香料绝对是主角, 如果没有香料,该活动就显得没有档次或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 或者说当事人不识香料, 更谈不上领会使用香料的神圣性。在他们的生活理念中, 洁净是首要的生活要素, 为洁净增添一定的色彩是阿拉伯人崇尚的标准, 也是推崇的光荣传统。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使用香料, 家添人丁、老人去世、姑娘出嫁、贵客临门⋯⋯”（马和斌，2008） 《论伊斯兰教对阿拉伯香料文化的影响》，马和斌，《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三期
。成书于610年的《古兰经》当中对香料及其用法多有提及。甚至记载“先知的身体能分泌出麝香的美味”（马和斌）。
这些将“芳香”赋予“神圣”、“洁净”符号含义的传统逐步也对汉文化当中的芳香解释系统产生了影响。
唐宣宗即位时想要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 他发布了一条诏令, 诏令中除了其他的革新措施外, 还规定皇帝本人只有在“焚香盥手”之后, 才阅读大臣献进的章疏。唐朝制度规定, 凡是朝日, 必须在大殿上设置黼扆、蹑席, 并将香案置于天子的御座之前, 宰相面对香案而立, 在神奇魔幻的香气中处理国事。 [美]《唐代的外来文明》[M] 342页，谢弗著、吴玉贵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这则材料表明，唐宣宗在批阅奏章之前“焚香盥手”，其目的是“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故而这一行为是具有礼制意义的。“盥手”即洗手，其目的非常明确：洁净双手。将“焚香”和“盥手”整合为一个仪式组合，显然它们的符号意义应当是相近的。结合上文所述关于芳香的洁净观，我们不妨这样推论：盥手为求得实际意义上的洁净，而焚香则是为了完成一种状态的脱离——从污秽的世俗状态转换到批阅奏章的“洁净”状态（因为批阅奏章是天子行使其天赋神权的行为之一）。相类的，当宰相与天子在熏香氛围中讨论国事时，焚香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种脱离平凡和世俗的神圣状态。以此警戒君王和群臣自身的职责，其内涵也包含了“敬”和“神圣”。
这些外来用香传统对汉文化的渗透，使得中国地区原本贫乏的用香场合、情境逐渐丰富起来。人们通过将它们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嬗变出许多新的传统。譬如道教也发展出自身的用香传统和解释体系，其核心香料“降真香”的原料即为原产印度尼西亚的黄檀藤的心材。并认为它具有有辟邪驱魔，启性修真的神奇功效。
这些传统的形成，促进了各阶层对香料的消费。尤其是到了宋以后，道佛两家的兴盛和各种民间信仰的繁荣，不同的用香传统都形成了自身的香料使用系统，解释体系和仪式规范。这些意识结构的形成先于香料使用的自发增加，故而可以视为香料消费的第三大驱动力。

三、 汴梁香风熏人醉，交市海国两祸福——香料消费对经济结构的构建。

两宋期间，香料消费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层社会的精致生活离不开馥烟香雾的虚荣浮华，平民百姓也已把香料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源。宗教、健康、服饰、食品、娱乐等众多方面都因能发见香料不可或缺的身影。一方面，香料的确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另一方面，香料的消费也将两宋的社会生活推向了一个奢华迷醉的高峰。
首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随着人们对香料知识的积累，香料的诸多实用性用途被开发出来。
医药方面，在李珣《海药草本》的基础上，香药的药用价值被逐步开发。及至宋代，香药作为重要的药用资源出现在诸多传世方剂之中。寇宗《本草衍义》对沉香的认识在过去只作薰除秽气、疗风疹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保和卫气, 作上品药的新用法。反展了前人对于龙脑要效的认识，指出“此物大通利关鬲热塞, 清香为百药之先”, 对成人小儿风涎闭壅及暴得惊热有特大作用。另外，宋人把进口的香药,经过炮制配伍加工膏丹丸散与汤剂, 验方不下二三百种。《开宝本草》新增药物一百三十三种,《嘉􏳌本草》新增八十二种,《政和本草》新增六百二十八种, 估计北宋时期已出现八百四十三种新药, 其中有许多是进口的香药。 《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彭梦兴，《史林》，1997年第一期

饮食方面，香料的加入改善了食品口味，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东京小商小贩所卖的饮食果子就有“诸般蜜煎香药果子、香药小元、小膜茶、鹏沙元之类。”"南宋临安市民吃的食品果子就有香药灌肺、二色灌香耦、香药韶姜、砌香橄榄等。早市供膳诸色早餐食物：“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 小商贩在酒肆中叫卖的诸色食品中有麝香甘蔗、沉香藕花、麝香豆沙团子、香药木瓜等。 可见宋代市民百姓食用香药食物较为普遍，已成一种风俗习惯。 《宋代香药与平民生活》，夏时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五期，2008年
”
杂项方面，紫矿、硫磺对与印染纺织的发展颇有助益，使得紫色系的变化更为多样。樟脑的防蛀效果被发现，樟木、沉香被广泛用于雕刻、建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木质建筑的防虫蛀问题。
但在两宋更为有特点的还是上层社会对于香料的滥用。
。宫中“诸大王　争取一饼(龙涎香) ,可直百缗,金玉穴,而以青丝贯之,佩于颈,时于衣领间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 《铁围山丛谈》，蔡條，中华书局,1983.
(卷5) “(宗室) 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在旁,在袖中又自持两小香,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老学庵笔记》，陆游，中华书局，1979
(卷1)
还有贵族“齐凌波以藕丝连螭锦作囊,四角以凤毛,金饬之宝,以辟寒香为之,寄钟观玉。观玉方寒夜读书,一佩而遍室俱暖,芳香袭人” 《清异录》陶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卷下)
宋徽宗“政宣盛时,以宫中无河阳花烛为恨,遂用龙涎沉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枚,焰明而香翁,钧天之所无也。” 《齐东野语》，周密，卷五，中华书局，1983

朝廷重臣更是挥霍无度，蔡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蒙蒙满坐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 (卷下) 周密. 《辛杂识》（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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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蔡京焚名贵香料待客,算是奢侈,那么南宋大臣张功甫的“牡丹会”,焚烧大量香料,香雾腾腾,任客人纵情享受,更是营造了一个让来客感到恍然如仙游的飘渺世界:“俄问左右云:香发未? 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座。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卷20) 庄绰. 《肋篇》北京:中华书局,1983.

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宋代，香料的消费既有合理的成分，更因为贵族宗亲的夸张挥霍而被远远扩大了。但是无论如何，香料这是已经和社会阶层的各个层面胶结在了一起，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衍生除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造就了香药资源在宋代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唐末以后，原有的朝贡贸易体制逐步解体，国家开始意识到了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原本价值不对等的交换行为被逐步禁止，国家也更多的将海外贸易行为置于管理框架之下。这一时期，市舶制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开宝四年（971）年，还未完全平定全国的赵匡胤在接到占领广州的信息之后，就迅速着手恢复广州的海外贸易并建立市舶司。太平兴国初年，赵炅重申“诸番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 非出于官库者, 不得私相市易” 《宋史 食货志 互市舶法》，卷186
的垄断政策。这是宋代当局在制度上首次定下了“抽解”和“博买”香药的基调。
由此，香药被划入了政府管制的专营范畴。其后，政府通过向外博买和颁发优惠特许证的方式吸引番商交易。并以瓷器的输出作为补偿贸易的方式。
这种专营的状况为宋朝政府征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南宋初年，由于战乱和迁徙，社会经济凋敝。针对香药、珍宝的贸易曾经被一度停止。但随后，宋朝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使得香药贸易被重新提上日程。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国内存在大量香药消费需求。（2）香料属于进口专营范畴，对外商抽解，对国民征税可以获得比例极高的财政收入。
根据史料记载, 北宋初期的市舶之征,“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 同27
仁宗年间的总岁入香药象犀珠玉在五十三万多, 至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 神宗熙宁九年(1076) , 三司征收香药粮钱银总计五十四万零一百七十三缗, 第二年, 仅广州口岸收进的乳香即达三十四万八千零七十三斤。哲宗元符年以前的十二年内, 即1087- 1098 年, 新增了泉州市舶司, 所征总额达到了五百万。徽宗崇宁以后的“九年内收至一千万”。年平均收入增长了二倍多。
南渡后的宋廷, 更视可据市舶之利的外贸航线为生命线, 在海港与贸易问题上动足脑筋; 开源节流, 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1127 至1134 七年间, 仅蔡景芳一个纲首在泉州港缴纳的关税即达九十八万缗。以1130年为例, 泉州海关抽买十三等乳香共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多斤, 按时价每斤十三缗计, 收入即在一百十万以上。而泉州港对于广州口岸来说, 吞吐量占10% 还不到。至1167 年,它又接纳了随福船前来的占城贸易特使, 这次带来的乳香便是十多万斤。自绍兴以后, 南宋就普遍提高了进口货的税率, 一切舶货都要抽解40%。如是, 单广、泉两司“岁得息钱二百万缗”。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市舶司本息》，甲集卷15.
这其中，按赵汝适《诸番志》和赵彦卫《云麓漫抄》中所言，“所举舶品, 香药即居十之七八”。
香药博买和抽解的特殊管理方式使得中央国库迅速累积了大量香料存货，政府又将这些存货添加进“榷货”的行列，以图变现。太平兴国二年(977) , 太宗批准了香药库使张逊的建议, 将裕余香药“稍增其价”批发给商人, 收益“以济国用”。开封首先设立了香药榷易署。刚开头一年即大见成效, 收入三十万缗, 不久, 又上升到五十万缗。此例一开,都中榷货务也加入“出卖香药、象货之类”的行列, 以至至道二年(1006) 太宗通知榷货务将“博卖香药”利润如期上交。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 , 真宗索性把榷易署并入榷货务, 扩大经营对象, 并“从京支乳香, 赴京东等路委转运司均分于部下州军出卖”, 形成一张国内官鬻香药倾销网, 还规定限期把销货款押解到京, 计入榷货务的年营业额中。
更有意思的是，香药除了作为一种直接的商品之外，在两宋经济史上还扮演了一种特别的交换媒介的作用。。政府利用商贾作中介,让他们把边区或战区需要的物资直运过去,代替由官方出面组织飞刍挽粟之劳。当地官府接收到商贾输送的物品, 照数量路程估价折算, 发给一种可到京城榷货务换领香药的有价证券。这是处理香药实行间接专卖的又一条途径。既为政府部门节省了戍边和前线部队输送给养的人力财力, 又解决了当时市面上“钱荒”引起的金融危机。
两宋政权积极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香药贸易, 不免给宋人的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在内外贸互动作用下, 香药的进口, 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宋代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特别在造船、陶瓷、制茶、造纸、印刷、纺织等行业中尤为显著。从这一角度反观, 香药贸易正是显示了宋一代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再一次获得空前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城市经济的繁荣, 不断地刺激着封建地主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贪欲, 大量消费舶来品便是他们一种享受人生特权的追求。香药的进口, 本来就在于满足他们奢侈生活的需要, 而其数量日增所助长的侈靡之风, 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 另一方面加剧了社会财富和分配权力的不均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矛盾的集中暴露, 使终宋之世一直处于君臣疑忌防范, 百官朋分党锢, 农民和兵士“下动之象已萌”的社会危机严重紧张状态。事物总是有两方面, 利弊是非, 全在掌握中。

四、 总结

外来香料在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上，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先秦时期，由于香料资源的贫乏，中华文化当中香料的使用传统是单薄的。因而，汉晋时期中华文明并没有衍生出自生而巨大的香料需求，不似西方世界那样，因对丝绸的渴望促成了积极的远途贸易和物流交换。外来香料的进入中国，结构上是对西方丝绸贸易的补偿。通过将地中海、中东、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香料借由中东香料中介商输向中国，补偿了由丝绸贸易导致的本位货币流失，形成了“丝绸——香料”的二元稳定交换结构。由于朝贡贸易的特点，中原王朝接受的贡品内容是由“朝贡方”更多决定的，因而在这一交换结构当中，中原社会是被动的受方，中华以外的世界更趋主动。
唐代及北宋是外来香料在中原文化圈中扎根，与中华文明其他元素交流相容，并生发出新系统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运输条件的进步和中央王朝对外的开明政策，香料输入的品种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香料的消费也遵循着“宗亲——贵族——平民”的阶级序列逐步拓展开来。香料的各种用途被逐步发现，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香料符号系统也被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对于香料的消费能力被空前的开发出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香料消费市场。
自北宋始，香料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当中交换的主要内容。此时，由于中国不再是西方世界丝绸的唯一供给地，其渴望中国丝绸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但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香料的需求则呈现出相反的热切。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中央王朝对香料的需求由被动转向了主动，并且以香料贸易为主要的形式的海外贸易成为了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也是朝贡贸易解体转而产生市舶制的原因之一。原有的“丝绸——香料”二元交换结构也被打破，出于对香料输入的补偿，中国的瓷器、茶叶等新兴行业的对外输出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扶持。这一动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宋以后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
纵观整个中古时期的历史，外来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资源广泛的参与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建构。它的身份从一种外来的、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逐步转变为治病保健的药品、宗教生活的必需品和各种实用的食品添加剂。以香料在中古中国的变迁为线索，我们可以窥见一种资源借由文化能够生发出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遥想风尘仆仆的西域胡商，抑或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谁曾想这一缕异香，竟搅扰了身后千年的星汉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