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的转折点.doc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
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
厉以宁 我与股份制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江 平 中国法治三十年
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茅于轼 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
资中筠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
高尚全 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
余英时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李泽厚 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许倬云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袁伟时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1）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30年1月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1984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等。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
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
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
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
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
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
厉以宁：我与股份制（1）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2009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等。
“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股份制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厉以宁：现代企业制度有四句话内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革，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能不能说计划经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且应该加紧推进。
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不仅会继续保存下来

江平：中国法治30年（1）
江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30年12月生于大连，浙江宁波人。1948～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1956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重返讲台，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现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沉浮与枯荣》等，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商法全书》、《证券实务大全》、《商法案例评析》等书。
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
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马国川：什么是法律理念主义？
江平：所谓法律理念主义，就是把法律从工具、从制度变成治国的理念。
江平：改革开放30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
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1）
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吴萍拒绝拆迁，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百家媒体的关注焦点。吴萍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江平教授在《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因被认为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而招致广泛非议。此事发生后，江平教授接受了马国川的一次专访。
一个国家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
，老百姓不能对于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钉子户”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能够得到救济，现在的法律上还没有现实的救济渠道。
我们是法治国家，应该在法治的轨道里解决问题，包括抗争也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江平：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厉以宁
厉以宁[1-2]，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 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平
江平（1930年—）著名法学家，浙江省宁波人。
茅于轼
1简介
茅于轼（1929.1.14—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8个人主张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李泽厚，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
改革之路
知识界“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重视秦始皇和慈禧：其实当时的专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可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你看欧洲那么小块地方，为了欧盟搞个共同市场，费了多大的劲？两百年前康德说要“永久和平”，他感叹一个君王因为一点小事情，比如一顿饭没吃好，就打起仗来，因为欧洲都是好多个小国家。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好多个小国，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变成七个大国，秦始皇再把这七个大国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统一很重要。废除科举就是慈禧太后做的，这是很大的胆识，把以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都打断了。我觉得她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经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李泽厚：重要的就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民间资本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大，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美国这么一个强国，中小企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讲“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即：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
高尚全
1基本资料
高尚全，高级经济师。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1929年9月生于上海市嘉定县。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2年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高尚全认为，发改委权力太大，重发展轻改革。他说：“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无止境的。”现在需要同时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推动。“另外说改革现在到了关键阶段，深水区，那你怎么样解决，怎么攻坚克难呢？你没有一个机构的话，不大好攻坚克难。 ”
高尚全认为，改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改革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它是转了，不是没有转。也取得了成效的。但是往往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
高尚全赞同在危机发生时政府进行干预，但需要有提前，设立好退出机制。目前退出得不够。
高尚全认为，必须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主张政府要重改革轻政绩。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市场经济经验，同时考虑中国的实际，中国有机会比西方做得更好。高尚全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有信心，希望新一届领导有始有终的走下去。
应设立专门机构全面重启改革：高尚全：我主要的三条建议，第一这个决定叫什么？名称叫什么？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第二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就涵盖五个方面的改革：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文化体制改革、第四社会体制改革、第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五位一体改革，这个五位一体改革。
第三个问题我建议，因为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了，到了关键时期了，而且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非常突出的，你孤军奋战，单个搞，那不行的，必须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才行，那么你要这个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没有这个机构不行。所以我提出来，就是中央成立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搞什么呢？顶层设计呀，全面的部署啊。下面是办公室，来进行协调，进行评估。这个我觉得这是在攻坚阶段的一个必要的举措。
改革怎么样推动：第一中央要做出决策，要做出这个部署，第二底层的经验非常重要，一个是顶层，一个是底层，这两个结合起来推进改革，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
改革要有勇气有智慧：改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改革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要解放思想，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要及时退出：一个是缺位，政府缺位；第二是政府错位；第三是政府越位。
对中央重启改革有信心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前车之鉴，清末、民国都是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作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重建价值观念　　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李泽厚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李泽厚，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
改革之路
知识界“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重视秦始皇和慈禧：其实当时的专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可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你看欧洲那么小块地方，为了欧盟搞个共同市场，费了多大的劲？两百年前康德说要“永久和平”，他感叹一个君王因为一点小事情，比如一顿饭没吃好，就打起仗来，因为欧洲都是好多个小国家。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好多个小国，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变成七个大国，秦始皇再把这七个大国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统一很重要。废除科举就是慈禧太后做的，这是很大的胆识，把以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都打断了。我觉得她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经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李泽厚：重要的就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民间资本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大，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美国这么一个强国，中小企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讲“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即：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

资中筠
，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当时执政者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本来我曾经认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许倬云
，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就读于台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丰年学业，进入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以前的改革是“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财经》：毛和蒋看起来一直在对抗，但实际上毛和蒋分别继承了孙中山思想的两个面向。：他们也有一个共同面向，两人都是专制强人，不过毛的专制比蒋更加彻底。 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辨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 《财经》：在世界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大事件。那么，辛亥革命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有何影响? 所以，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20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两岸要相互学习，互为警戒 ：政权统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两岸应该协力合作，尤其是两岸的文化、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陆和台湾恰成犄角之势，既互相援助，也便于开展。两岸要相互学习，同时也要互相看到对方的错误一面，作为警惕。大陆要看到台湾民主的成果，也要看台湾民主庸俗化和市场化的弊病。台湾要看大陆的小集体整合起来的力量，发展市场化经济的成果，也要考虑到大集体和小集体的平衡，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中国模式可取否? ：集权有两个方面，短期来讲。集权的效果好，一个命令下来，不用磋商，效率很高。短期，小规模，不容易出弊病;但是长期、大规模的计划，就会有问题。长期而论，“夜行多露”，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在一个小错误之下，全国的灾害是惊人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集权体制下反省的力量是不够的。 像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作出成绩，可是最近新加坡政治也发生了变动;他儿子要变成蒋经国、邓小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一百年或五十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 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英美式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作为模式的，以为这就是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前些年美国学者福山也说“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才知道，历史没有终结。 从启蒙时代勾勒出来的“现代化”画图，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市场、法治等等，最后落实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边，落实在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國族意识之内。推进民主、自由、法治，这三个东西都要套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实际是人类在走向无尽无休的现代的过程中必须一直思考、反省的。未来几十年，中国要背负巨大的任务，既为自己找出路，走向更好的境界，也为世界找方向，将今天已经衰疲的主流文明，注入新成分，开拓第二春。
袁伟时
，男，汉族。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大国之道》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
国内新左派与国际新左派不是一回事
　　袁伟时：其实新左派不是近年才新兴起来的，在80年代就有了。新左派的思想主要是：第一，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第二，新左派声称要继承毛的优秀思想。第三，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主持人：对于各种思想争端，你持什么态度？
　　袁伟时：我想对思想争论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一是支持言论自由，各说各话。二是努力寻求共同点。不要局限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派别或其他派的分歧，而应该聚焦在支持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支持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接受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关系国家的盛衰，绝对不能含糊。这不是哪一派跟哪一派的问题。不要在概念上翻跟斗，纠缠什么东方、西方价值之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分民族和国别，人性是共同的。人人都渴望自由，要求平等，向往幸福。这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
　　袁伟时：应该为中国的成就高兴。但要冷静地看到一些基本情况：第一．经济发展的阶段【基数】不同。第二，经济结构不同。第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或扶持民间经济自己走出困境，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介入太多，就会体现出权力和资本勾结，这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即使没有贪污腐败，政府介入太多也会贻误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社会的成长，不断地揭露、批评、监督，推动社会前进。公民社会的力量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执政党也慢慢学到了一些东西，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影响中国前进的关键问题是教育官员。中国大约有1千多万官员，能不能将他们教育好，是决定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大危机的关键因素。
　　20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任何党、任何人执政，都必须把整个社会稳定下来和保障私有财产。稳定下来以后，保障私有财产，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扩大自由，健全法治、民主、宪政，社会面貌就会改变。光说经济，袁世凯和抗日战争前的老蒋成绩都不俗。老一代的广东人怀念“陈济棠时代”（1929—1931），山西人赞扬阎锡山，无非是他们带来稳定和发展。中国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我对未来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