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老电影资料馆人访谈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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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AL HISTORY口述历史037 龚涟访谈受访者简历：龚涟，女，1929年生，天津人。1945年6月在天津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到解放区后曾在“抗大” 二分校、华北“联大”美术系学习，后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华北电影队搞美术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美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编辑组长、长纪录片编辑、“新影”党委专职副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馆长，后任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您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馆长，曾两次出入资料馆。第一次是1962年7月，您被任命为电影资料馆副馆长。据说这是一份突如其来的任命，您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龚：我当时在“新影”任专职党委副书记，因不愿再做党务工作，经陈荒煤同志同意，帮我联系拟到美学家何其芳在党校组织的美学班去学习，因该班已开学三个月了，无法插班，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自己被调到了资料馆，于是就去找荒煤同志，问他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调到了资料馆，因为我不愿再做行政领导工作，只想搞具体业务。他说共产党员总是要做工作的，任何事情都是具体工作。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办法了，而且任命已经公布，我就只好去上任。我到资料馆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们那时候的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一块砖，搬到哪里就在哪里干。陈：1962年10月，资料馆主要负责人王辉副馆长调任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资料馆是否由您全面负责？龚：我没被任命为副馆长，但电影局宣布由我负责全面工作。我去的时候，荒煤同志已经跟王辉同志说好了，要把他调走。我到任时资料馆才建馆四年，我觉得在这四年内，王辉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搭好了整个组织架构，调了一些人，搜集了不少影片和文图资料，而且《中国电影总目录（1908— 1949）》的油印草稿也基本上出来了，还盖了一个北苑片库。当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当时从国外进口了一台洗片机，但是这台机器在单位的院子里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装，还有诸如工作秩序较为混乱、各个部门职能交叉等问题。我接手以后就开始梳理：首先要继续收集、整理资料，包括影片和文图资料。外国影片整理的任务也很重，当时库里有一些美国影片，因没经整理，不知具体内容，就由外片组请当时的美国顾问陈力负责整理。其次是要请专门的技术人员安装洗片机，清洗长霉斑的影片。片库中保存的影片需要通风、检查、修补，发现有霉斑的就要及时处理，工作量很大、人手不够，就组织业务干部也参加。国片组因要筹备30年代电影观摩，抽不出人参加，外片组全力以赴，我也去过几次北苑库给影片通风。陈：当时资料馆还有一位张子舫副馆长，请您谈谈对她的主要印象。龚：我来的时候张子舫同志已经在资料馆工作了。她是一个老同志，作风正派，工作也认真积极，我对她的印象比较好。她主要负责行政、财务工作，分管文图资料组和国片组。因为她不是搞电影出身，所以对电影的行当不太熟悉。陈：1963年3月，电影局曾专门在局务会议上讨论过电影资料馆的方针任务和保存范围问题。陈荒煤在会上发言，说资料馆问题很多，如“存在不甘寂寞的思想”以及“还想搞研究，不实际”等。您参加了那次会议，对此如何理解？龚：那个时候我们在研究资料馆的方针任务问题。到底怎么办馆？办成一个什么样的资料馆？为此我还特地去访问北京图书馆，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妥贴的办法。后来电影局找我开会，说谈方针任务的问题。会上我先把情况说了说，但荒煤同志上来就批评，说资料馆问题很多，不甘寂寞。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能完全接受，但后来我明白了，他是想让我们把基础工作搞好。后来我也把我自己的看法跟他说了说，我说事情不能绝对。他大概也听进去了我的意见。我们搞“三十年代优秀影片观摩”的时候，他就很支持。我觉得他的批评可以当做一个警钟，因为资料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影片的收集、整理、保存、管理等一大堆事情需要解决，应该先搞好基础工作。实际上这表明荒煤同志还是很关心资料馆的，他的批评也是出于关心，老电影资料馆人访谈录口述：龚涟徐庄伊明邵功游田云汗张奉奎赵素行　采访：陈墨　摄像：檀秋文时间：2008年5—6月　文字整理：赵晶王广飞王家祥李斌许伟伟常菲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 The Series of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Filmmakers The Interview with Seven Seniors of China Film Archive038 而且电影局的其他领导对资料馆也都不错。陈：1963年10—12月，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中直机关礼堂举办了“三十年代优秀影片观摩”活动，放映了《春蚕》、《小玩意》、《大路》等一大批 30年代的优秀影片，此后还曾在长春、上海举行巡展，请您谈谈这次活动的细节。龚：这次回顾展不是领导的安排，是资料馆自己的想法。1963年，《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后，里面列举的片目基本上是参考我们国片组整理出来的《中国电影总目录（1908—1949）》。我当时觉得我们掌握有大量的影片，研究电影史有第一手资料，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就想搞一次我国30年代的影片回顾展。我委托我馆的顾问孙师毅选片，标准有两条：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拍的影片；二、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拍摄的影片。孙师毅同志还设计了一个介绍影片的说明书：除导演、演员的名字和故事梗概等常规项目外，还设计了意见建议栏。说明书叠起来就是信封，可以撕下来寄到资料馆。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观众的意见。当时说明书上的影片梗概由国片组吕志远负责写，整个影片观摩活动是供片组刘谦同志负责组织。因为解放后就没放过 30年代的电影，所以当时的人们，特别是电影工作者知道回顾展的消息后都很高兴。影片观摩结束之后，我请邵功游把此次回顾展的计划、片目、资料、总结和群众反馈等一整套资料都收集起来，我们保存得非常完好。“文革”初期，电影局把这一套资料拿去后就再也没送回来，我一直感到非常惋惜。回顾展在北京放完后就去了长春，当时在长春举办得也很顺利，但上海方面就不太积极。我知道30年代的问题在上海很敏感，后来这些影片在上海就没正经放。这之后，有人批评我们搞这个观摩是不甘寂寞，应该先把影片管好，打好基础，而不应该着急搞上层建筑。但我认为这是并行不悖的，说到底就是影片的使用和保存的关系问题。以我个人观点来看，应以保存为基础，也要适当使用，但这个尺度比较难把握，还有待探索。陈：1964年1月，电影资料馆完成了《1964— 1970年事业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并上报电影局。这一“初步设想”的主要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出台一个“七年规划”？当时还曾讨论在上海、长春等地建设电影资料库，为什么？龚：细节我记不清了，规划是要搞的，我是希望有个蓝图、目标，好把握工作重点。至于五年还是七年，只是为了找个整数，并没什么太大区别。当时我们认为上海和长春是影片生产基地，如果能建立片库，他们拍出的影片就可以就地保存、收集和整理。现在考虑起来这个想法不大现实。陈：您后来调离了资料馆去山西工作，直到 1978年10月，您又调回来参加恢复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小组，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什么？龚：我第一次到资料馆是面临初建，这次是面临恢复。我回来前资料馆已经从“中影”公司分离出来。我们当时的几个领导商量完分工后，我主抓人事、外事和全面工作，但那时候我们都只是负责人， 1980年才得到正式任命。当时没地方办公，为了尽快改善大家的办公条件，我们多次找电影局，才要到了原电影学院的三分之一块地，开始盖房、重建。陈：1979年5月底，您率团参加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资联”第35届年会，这次年会接纳我馆为观察员，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龚：我第一次到资料馆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和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是有关系的，是通信会员国，也叫观察员。1979年“国资联”通知我们开年会，文化部、电影局也同意我们参加。我就带着许厚力和何振淦出席了这次会议，因为何振淦是翻译，他熟悉外国片，特别是法国片，而许厚力原来是发行公司驻外代表，在捷克呆过好几年，也了解一些外事情况，当时他又分管外联工作。出去的时候我有几个目的：一是要通过“国资联”打开渠道，和其他国家的电影资料馆接触，学习他们的经验；二是要进行影片交换，收集一些外国影片和其他国家资料馆馆藏的中国早期影片。到瑞士洛桑后，我们先联系中国大使馆和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汇报我们的目的并征询外交建议。当时“国资联”的主席是南斯拉夫电影资料馆老馆长布卡齐齐，他很热情，还提了一些诚恳的建议，其他会员国对我们也很友好。我们除了相互了解外，还谈了一些馆际合作及影片交换的可能性。会后，我们顺访了瑞士电影资料馆、南斯拉夫电影资料馆和罗马尼亚电影资料馆。总的来讲，我们第一次参加“国资联”年会，基本目的达到了，渠道也打开了，收获是很大的。陈：资料馆从1979年开始组织电影资料片巡回观摩活动，其后又准备试办电影观摩俱乐部，使得电影资料馆广为人知。整个80年代，到资料馆看资料影片成了北京文化界的一种时尚，您能谈谈这前后的情况吗？您的态度是什么？龚：当时回到资料馆安顿下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资料片大潮。“文革”时期，人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等少量影片。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需要有精神生活，当时电影厂还没拍出什么新片子，过去拍的哪些片子能拿出来放映也不明确，所以大家都来看资料片。有的地方甚至把看资料片当做一种待遇。我个人认为，看资料片的热潮对资料馆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涉及到资料馆的任务问题，资料馆不同于电影院或发行公司，不具备满足全社会娱乐性的任务，这样大规模的看片对影片造成了很大损坏。但面对这股大潮，我们想堵也堵不住，只能适当控制。王辉同志和我的态度比较明确，资料馆的任务一是面对电影工作者，给电影工作者提供材料做拍片参考和电THE ORAL HISTORY口述历史039 影研究；二是要保存影片，流传后世。过了一两年以后，制片厂的生产逐渐恢复正常，电影市场慢慢恢复，观众有地方享受文化生活了，我们这个地方才逐渐降温。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人们需要文化生活、精神食粮。陈：1980年3月，您被任命为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6月您再度率团参加在捷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国资联”第36届年会。在这次年会上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为正式会员，当时有人反对吗？龚：第二次去开年会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取成为“国资联”正式会员。出发前，我们根据“国资联”的要求准备了中、英、法文三份申请材料。当时和我们一起申请成为正式会员的还有其他两个国家。进入讨论程序之后，大会要求几个准备申请会员资格的国家代表离场，所以我并不知道弃权和反对的具体国家名称。讨论结束后，我们被请回会场接受提问，但是等了一会儿没人提问，我担心时间长了会有变故，于是就站起来笑着说“谢谢大家”。大家听了，一鼓掌，我们加入“国资联”的事情就解决了。当时还是有一些不太友好的资料馆，但大多数对我们是友好的，气氛也很好。陈：1980年9月，中国电影资料馆筹办《伊文思50年电影回顾》及图片展，在民族宫开幕之后，影响广泛，请谈谈这一活动的具体情况及细节。龚：这个回顾展由电影局主办，资料馆承办。实际上伊文思回顾展在其他国家已经搞过了。我们得到其他国家的资料后，在这个基础上举办了中国的《伊文思50年电影回顾展》。伊文思夫妇和荷兰电影资料馆馆长德瓦尔夫妇都来了。活动主要分三部分：图片展、影片展和专刊。我是总负责，我馆的石涞生同志负责收集图片，把伊文思和我们国家领导人、著名编导演的合影以及他参加重要活动的照片都收集来；展板的图片布局、编辑及文字说明由何振淦和我负责，展板的美工装饰由“新影”厂的何建国同志负责，还请了“新影”美工科的人写美术字；专刊部分由王辉把关文字，邵功勋负责美编。我们选在市中心的民族文化馆作为展览场地，陈列展板、放映影片，主要是请北京的电影工作者来参观，同时也欢迎市民免费观看。北京的回顾展圆满完成之后，钱筱璋和丁峤副局长分别参加了长春、上海、广州的活动。伊文思夫妇前往长春的回顾展，并组织了一次座谈，邀请了一些导演、摄影师来与伊文思交谈。但由于健康原因，伊文思本人没能出席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回顾展，略有遗憾。总的来说，此次活动从头到尾还是比较完美的。伊文思夫妇也表示满意。我和馆内的几位同志全程参加了活动。陈：1981年5月，您再度率团参加在意大利拉巴罗举行的第37届“国资联”年会，并出访意大利电影资料馆、都灵电影博物馆，顺访了法国电影资料馆、法国的中国电影资料中心和法国阿尔西森林电影资料馆。这次出访的收获是什么？龚：此次“国资联”年会上我们已经是正式会员了，我们的目的是进一步加深同其他国家资料馆的关系，促成将来的合作、互访等。接触了荷兰、东德、西德、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资料馆负责人，尽量打开国际通道，了解情况、学习经验、收集外片。会后我们除访问意大利电影资料馆外，还通过马克·穆勒联系都灵大区文化局的负责人谈定了长期搁浅的 “中国影片回顾展”的事情。出访前，文化部外联局交给我们一项任务，即与都灵大区文化局商谈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问题。此后，还通过意中“友协” 与意大利的汉学家举行了聚会。意大利的活动结束后，我们顺访法国电影资料馆，参观了资料馆内设的电影博物馆，我记得在展览中他们写到电影的诞生是从中国的皮影戏开始。此外，通过马克·穆勒的关系我们还去了法国蓬皮杜中心参观，并初步商定了选一些法国影片到中国放映的事项，并确定了选片以中方为主，法方只负责推荐，即此后的法国电影展。陈：1982年2月，意大利“中国电影回顾展” 曾轰动西方。在这次为期四十多天的影展上，放映了中国影片135部，成为当年中国电影十大新闻之一。您参加了这次活动，请谈谈这次影展的情况。费穆的《小城之春》是在这次影展上被“发现”的，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龚：此次“中国电影回顾展”，我们负责提供影片和海报，除马克·穆勒筹了一部分影片外，资料馆提供了百余部影片。准备就绪后，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组织了一个十人的代表团，陈荒煤是团长，程季华和我是副团长，团员包括演员田华、祝希娟，导演桑弧、水华、吴贻弓，发行公司副经理马石骏和翻译何振淦。意大利方面对这次回顾展做了大量宣传，大街上有不少海报。展出期间有四五个电影院同时放映不同影片，还有一个大型的电影海报展。这次回顾展规模很大很轰动，邵逸夫等人也专程从香港赶去，还吸引了国外很多对中国电影有兴趣的人。回顾展期间，我们还接待了曾因为拍摄纪录片《中国》而受到“批判”的安东尼奥尼，展现了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国风度。回顾展圆满结束后，我接受何振淦的提议，出了一个叫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电影》的小册子，由他组织翻译、编纂外国人撰写的关于此次回顾展的文章、影评等，出版后作为回顾展成果的一部分进行收藏。费穆的《小城之春》可能是马克·穆勒推荐的，这部影片在意大利放映时也没有引起西方人很强烈的反应，可能就是香港人首先发现并写出文章评价。另外，此次影展的部分影片留作交换，还有十来部影片运到西德，在那里也办了个小型的回顾展，反响也很不错。陈：1983年4月，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您对成立中国电影艺术040 研究中心这一问题怎么看？龚：我并不反对成立“中心”，但我的意见是当时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成立“中心”需要具备实力、有专业素质的人员，并受到专家认可才可以，而不是挂了牌就等于“中心”成立了。我认为除了资料馆本身的人要做一些研究外，还可以征求全国的电影专业人员，请他们根据当前形势和电影的发展状况来分担一些研究任务，资料馆可以提供影片和经费。我同意荒煤同志说的，把“研究中心”放在资料馆之上，因为我认为“中心”是灵魂，不做研究，没有一定的学术观点做指导，只是保存、管理影片，不仅是浪费资源，而且不足以让人信服。我觉得资料馆除去把影片收集、管理、保存好，确保技术过关以外，还应该有个像样的研究部门，大家齐心协力合作搞研究。陈：您当时已经逐渐熟悉了电影资料馆的业务，并领导电影资料馆走向正规化，怎么会突然把您调到文化部机关党委工作？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会选择电影资料馆，还是文化部机关党委？龚：1983年1月2日，王辉打电话通知我，说在我出访期间，文化部召开党代会选举我为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把我调到文化部机关党委。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当时并没有思想准备。我大概是1983年的六七月份正式到文化部去上班的。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还是会留在资料馆，因为当时我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在资料馆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各方面情况也逐渐熟悉了，不想再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了。但就像我以前说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是一块砖，搬到哪里就在哪里干，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徐庄访谈受访者简历：徐庄，男，1928年生，湖南武冈人。1950年调中央电影局工作，历任采录员、编辑、副处长。 1983年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1984年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党委书记、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1988年离休。陈：您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馆长，当年创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筹备组的成员，后来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请谈谈“中心”成立前后的情况。徐：我离开“中心”近二十年了，我对“中心”有特殊的感情，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支持它的工作。许多情况可能新来的年轻人从未听人说起，老人也差不多都忘了。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是那时的宠儿，可是文化部艺术局管辖的各个艺术门类，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建有专门的研究所，唯独电影局所属的电影艺术，长时间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现在想来，原因可能恰好与党对电影的特殊重视和领导方式有关。建国后的前30年，电影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涌现了大量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经典佳作，每年观众人次多达数亿甚至数十亿。但同时不可否认的，优秀影片的比率并不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错误批判，使艺术创造力受到严重的干扰与摧残，以致像导演水华这样德艺双馨的老革命家、艺术家，竟也说出“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的话来。这种如履薄冰的状态，又如何能有足够的心思去从事创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昨日的“香花”作品，一夜之间都变为“毒草”。电影家们遭到的磨难，在文艺界是最大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2年夏，中宣部在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召开文艺界的理论工作会议，提出文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从理论工作抓起。陈荒煤在会上与我谈起，改革开放，端正电影界的思想混乱是当务之急，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电影创作的经验和教训；要借鉴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产电影和外国电影；要按创作生产的规律办事，防止粗暴的行政干预。我同意他的意见，表示希望在电影局系统成立一个电影艺术的理论研究单位。之后，作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决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电影艺术的研究机构，隶属文化部领导；同时保留资料馆的名称，以利对外交流和专职收集保存资料。此事后来由丁峤副部长当面通知我，并任命我为资料馆副馆长，负责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在陈荒煤的主持下，吸收龚涟、鲁勒和我成立筹备小组，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筹划和部署，确定了研究机构的名称和工作方针。新成立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无疑应该全力承担起中宣部“涿县会议”和文化部交给的任务，当好领导的参谋，努力开拓当前的理论阵地；认真总结经验，扩大眼界，广开言路，下大力气活跃创作思想，以促进新时期电影的发展。党对电影创作生产的领导，主要应通过理论—舆论引导来实现，而不是事无巨细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文革”后的全民反思期。思想政治桎梏被打破后，整个文艺界热气腾腾。创作思想多元，内外流派纷呈，形式内容不拘。几年间，电影就出现了一个强烈抢眼的近二十部好片的创作高峰期。作品或是内容有反思倾向，或是艺术上有新的突破。事实说明，只要艺术家坚持自己的人文追求，又获得一个良好的客观生态环境，电影的繁荣发展是大有希望的。“中心”和先前的资料馆，从80年代初起，就频繁地举办中外电影回顾展和影片观摩，大力开展电影创作、学术的研讨、交流和讲座活动，极大地活跃了电影的创作思想和媒体言论；并且积极支持电影进入大学课堂，支持群众影评活动，利THE ORAL HISTORY口述历史041 用库存资料为业界内外服务，以及多次派遣、引进专门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和香港地区的会展活动。各地的电影艺术家和其他文艺家们，许多喜爱电影的文艺青年、文科学生们，成为这些活动的常客，从而给社会营造起一个探讨和创作电影艺术的热烈氛围，为促进电影的新崛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陈：当时“中心”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学术委员会，请问你们是如何考虑的？徐：“中心”首先建立了以陈荒煤为首的学术委员会，钟惦棐、贾霁、程季华、郑雪来、程代熙、罗艺军、徐庄等为学术委员。荒煤为主任，我为秘书长。起初我们也准备吸收上海的张骏祥、梅朵为委员，因为离得比较远，开会不方便，就没有惊动他们。当时客观形势好，大家跃跃欲试。不设编制，不发工资（多数人），就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一流的电影理论家来担纲建言；又在委员会下建立了当代电影、中国电影历史、外国电影、电影美学四个研究室，由学术委员罗艺军、程季华、郑雪来、钟惦棐分别兼任各室主任，与“中心”任命的副手共同掌握课题审选。这些研究室的设立，是考虑到不仅要对当前生产、上映的电影进行跟踪研讨，还要多角度、分时期研究中国电影的历史，不仅要有中国人写的外国电影史，还要深入探讨电影艺术的本体，把它作为一门科学美学来研究。当时为从全国调进人才，做了许多努力。为了扩大影响力，给“中心”提供必要的舆论传播阵地，决定创办一报一刊：《电影信息报》（现改称《中国电影报》）和期刊《当代电影》，荒煤和我分别兼任刊物正副主编，我为报纸总编辑。鉴于纯理论刊物难以自负盈亏，决定原则上给予必要的补贴。为了给电影理论培养新进和为在职创作生产者提供进修的条件，我们还呈请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研究生部；并准备在扩展现有文图资料部的基础上，创建一座广泛典藏中外电影图书的专业图书馆，以及建造一批带有小型阅片设备的单间住房，供学习者使用。就我所知，不少外国有成就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们在实践之余，还大量地、反复地阅读前人的电影杰作，坐在倒片台前，一格一格地研究大师们的表现手法，从而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成熟。这样的进修条件，只有“中心”和资料馆能够提供。可惜，这后面的两个目标，却未能达到。陈：“大事记”上记载，1986年初，“中心”改变了外聘研究室主任的做法，任命了自己的研究室主任；1987年5月，“广电部”通知撤销“中心”学术委员会。这些改变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徐：每个研究室主任由学术委员兼任，但不都是正式聘请，多数是外单位的老专家，我们自己任命的人给他们做副手，目的是请他们带一带年轻人。因为荒煤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心”算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贾霁、钟惦棐、程代熙相继去世，荒煤的文化部顾问也卸任了，电影系统“50万大军”划归“广电部”，委员会就开不起来了。而正式宣布撤销学术委员会，是我离开以后的事。在我离休之前，从来没有得到通知免去我秘书长的职务。“大事记”上写的撤销时间恐怕不准确。陈：请再谈谈您接手资料馆以后的工作。徐：中国电影资料馆建馆50周年了，最近“中心” 要举行纪念活动，我谨向所有为它付出过辛劳的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的祝贺与感谢。资料馆是“中心” 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单独来纪念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五十年来风风雨雨，发展起来不容易。我是1983年来馆报到的。资料工作我本不懂，是龚涟馆长热情地指导我、帮助我，才开始做了一点事情，并在她的支持下开展了创建“中心”的筹备事宜。国家非常重视电影资料馆，即使是在经济困难和“文革”的混乱时期，仍然得到全额拨款和部队的护卫。自从成立以来资料馆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电影资料不仅要收集好、保管好，还要运用好，让它来为电影发展、国家文化建设和国际交往服务。参加国际资料馆联合会（FIAF）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为社会服务。电影研究离不开电影资料，电影资料也依赖于电影研究，“中心”与资料馆合为一体，是优势互补的两全之策。我担任“中心”秘书长和资料馆馆长之后，大致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第一，继续开放馆藏资料为社会服务。前面已经说到，我们在利用国内外影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除加强对电影系统的服务外，还扩大到了部分文化单位和政府部门。第二，进一步做好资料的收集工作。不做好这个工作，就谈不上服务。我要求扩大收集的范围。过去重视收集影片拷贝、素材（代管）是对的，现在更要千方百计把国产影片（包括境外旧片）收集齐全，同时还要扩大外国资料片的收集。对文字图片等资料，要改变重视不够的情况。文字资料收集范围要求扩大到文学原著、电影文学剧本（包括修改本）、导演分镜头本、影片修改记录、歌谱、音乐总谱，以及重要评论、争鸣文章等；图片资料则扩大到海报、美工设计图、布景气氛图、原照与化妆照、剧照等。凡是题材比较重要的、质量优秀的、形式创新的、内容有错误或有争议的、票房突出的影片，都要收集齐全。自从有了创建电影图书馆的设想之后，我们就又增加了向国内外征集图书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大，需要长期坚持。我在任时只开了个头。第三，保存管理资料方面。首先对所有文图和影片资料进行了清仓整理，改善了库房（包括西安库）的空间、温湿条件。管理上提出逐渐实现现代化。在统一卡片、造册和分管、汇总等制度的基础上，使信息查询明晰化、系统化。那时，我们已在考虑使用电脑来管理资料了。第四，分期分批地实施了将易燃片转为安全片的工程。这也是“国资联”一再强调的，因为关系到整个资料设施的安全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资料工作中还有实际要求不严、贯彻不力的问题。042 陈：1984年12月至1985年3月，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法国电影资料馆、蓬皮杜文化中心在巴黎联合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展映影片132部，我方提供影片100部。这次重大展映活动的背景情况怎样？徐：在欧洲举行大型中国电影回顾展，这是第二次。先行者是前馆长龚涟，她们先在意大利都灵等城市举行，反映非常好。这次巴黎展是我带团去的。法方和我们商议，除去我们送去的片子，他们还准备把自己保存的中国旧片，以及从其他地方搜集到的片子一起展出。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摸清流失在外的片子的底，以便设法收回来，所以积极支持这次展映。最后我们大约挑了四十多部旧片，加上一批建国后的片子共同展出。在放映过程中，他们确实感到中国的早期电影很优秀，出乎他们意料。他们本来以为那些近乎纪实风格的、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电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伟大创造。结果发现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采用这种手法，比他们早了20年，很了不起。这以后，我们根据互办协议，在国内也举行了一次大型法国电影回顾展。他们送来七十几部片子，最后我们只选映了四十几部，受到许多人欢迎，也有人提出批评。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就用交换影片的办法，把流失在外的片子收了回来。陈：1984年12月，《电影信息报》创刊，您是该报的负责人。这份报纸的创建情况如何？徐：《电影信息报》是我最初创办的一份报纸，出发点是为了积累信息资料。内容包括党和国家对电影的政策、指导思想、领导人的意见，剧本、影片创作生产情况，影片送审和通过情况，排片、票房情况，社会上的评论、获奖情况，影人情况等等，是一份全面动态性的报纸，希望真实反映，将来合订起来就是一部电影编年史。后来，在国家压缩报刊的行动中，要求取消这份报纸。同时国家又规定每个行业可以办一份机关报，于是就将其改名为《中国电影周报》保留下来。陈：同样还是在1984年12月，“中心”筹备中国电影刊授学院，第二年6月正式成立，招生七千余人。您是学院的教务长。有关情况如何？徐：中国电影刊授学院是根据陈荒煤、鲁勒的意图办起来的。他们想依靠“中心”和资料馆的条件，从普通电影爱好者中发现和培养一些业余电影剧作者。荒煤是院长，另外聘请了几个人来管理学院。期间出版过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和一些资料。我没有实际管过刊授学院，只挂了一个教务长的名。后来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办公，因为他们要看电影。学院红火了一阵子，但是后来不了了之。陈：1985年12月，“中心”召开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电影类》学术讨论会，负责该书第三次修订的编委会，拟将电影部分的任务委托给“中心” 文图部完成。后来修改后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请您谈谈相关情况。徐：《中国图书分类法》电影部分的补充修订任务，是国家出版局让我们帮助做的。在此之前，很多种类的图书分类法都已相当成熟了，电影是新的领域之一，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分类法。电影的分类涉及文学、艺术、技术、市场方方面面，情况较为复杂，需要经过研究把它定下来，将来编字典、目录、图书管理分类等工作都用得着。这件事虽不属于我们本身的业务，但对我们也会有好处，于是我们就很认真地去做了。由于新版书有所创新，所以获奖了。陈：“大事记”上说，1984年“中心”曾向电影局、文化部党组提出一个体制改革方案，请求将“中心” 作为改革的试点单位。方案主要内容是向上级承包任务和经济包干。这一方案是怎么形成的？徐：这件事恐怕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人提的，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你想想，筹备 “中心”忙乎了一年，刚刚把它建立起来，马上又要求改换章程，怎么可能？这是其一；其二，像我们这种单位不可能提出承包任务、经济包干、自负盈亏。直到现在还是国家全额拨款嘛！当年的资料片很火，社会上的人很少能看到外国资料片，唯独资料馆里有。我们虽然不能搞商业性发行，但把片子借给有关单位放的时候可以收费。因为看的人多，收入也就不少。也许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来可以经济包干。但他不知道资料片的红火是暂时的，而且收入也有限，不可能靠这个来维持单位的运转。我觉得这种大政方针写入“大事记”应该事先核实。陈：你们把“中心”建立起来走上轨道后，时隔不久，又差点被撤销，甚至已经正式宣布了撤销决定，当时的实际情况怎样？后来又为何没有撤销？徐：这件事我本不想说，因为太痛苦了，太离谱了！它是“中心”的灾难，也是我本人的噩梦。要知道，尽管“中心”的成立天经地义，但反对者大有人在，理由各种各样，甚至匪夷所思。我事先确实听到小道消息说要撤销“中心”，但我不相信，赶紧报告上级，上级领导人当即辟谣说没这回事。过了十来天，那位领导人突然亲自来到“中心”，召集单位负责人正式宣布：中央领导部门决定撤销“中心”，要求我们“不要问原因，不要讨论，立即执行”。简直晴天霹雳！把单位搅得惶恐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中心”成立才两年，各方面运转情况良好，蒸蒸日上，社会反响也很好，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是我们犯了错误，总得给个说法吧。过了几天，我就与部门负责人们商量，一定要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争取收回成命。于是通过部门负责人与中央机关的工作关系，向党的最高领导人呈交了一封信。这信很快被批转到有关领导机关，终于发挥了作用。在宣布撤销“中心”约一个月之后，又是那位领导人亲自再次登门，宣布了不予撤销的决定。又是三言两语，THE ORAL HISTORY口述历史043 未作解释。说撤销时没有正式下达文件，说不撤销时也不需要下达文件。出于不得已我们只好再向领导机关去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求机构改革，既然不改了就不要撤销了。原来如此！但是这件事还是很蹊跷，机构改革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如此神秘？为什么不与单位的领导班子商量？后来，情况知道多了，就发现有很深的背景。我们的 “中心”终于没有被取消，是一大幸事，但是却深深地伤了元气。我离开“中心”两三年后，又再次传出要撤销“中心”的说法。我又写信给领导人，希望为党保留这块很难得的、攸关电影繁荣发展的重要阵地。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发现“中心”确实没有被撤销，可是衰败景象已然形成。幸而否极泰来，眼见得新的领导班子正在奋力重整旗鼓，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复兴大有希望。我在内心为之欢呼！伊明访谈受访者简历：伊明，男，1924年生，河北遵化人。1938年6 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起从事机要秘书。1955年5 月调总参任科长。1966年4月转业，先后任电影科研所所长、中国电影资料馆负责人、“中影”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等职。1985 年4月离休。陈：老馆长您好，请谈谈您从电影科研所来中国电影资料馆担任领导工作的情况。伊：1970年5月，科研所建制撤销，但我却被留下来工作。我把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送到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回来以后就被通知任命我为电影资料馆负责人。在那个年代也没有正式任命的手续，只是口头说一说，我就来了。6月13日，我正式到资料馆上班。当时馆里的人已经不多了，龚涟馆长被调到了山西，我跟张子舫副馆长也只匆匆见了一面，不久她也被调走了。陈：当时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一种什么状况？伊：那时候资料馆的办公地点还在马甸，门口挂着一块“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牌子，很不起眼。当时资料馆规模不大，院子里有十四五间很矮小的平房，办公条件很简陋。我记得在院子里靠东边的办公室后边有几棵桃树，还有一小块菜地。放映室只能容纳六七十个人，是供大家看电影、开会的时候用。当时资料馆留守的人员只有18位，其他人大部分下干校，有的被调走了。我记得到资料馆的当天，跟大家见面之后，文化组就通知我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会，商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三个单位合并的事情，并成立了合并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1970年10 月1日，三个单位正式合并，成立中国电影公司。陈：在您的记忆中，三个单位的合并时间是 1970年10月，但中国电影资料馆“大事记”中却说是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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