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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与重构和 磊内容摘要：澳大利亚自 1901 年联邦成立以来，一直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但是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话语从一开始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统一的表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揭示和批判了澳大利亚流行的两种民族主义话语：西方话语模式和求同话语模式。正是在批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对民族性建构的新的模式，即存异不求同的团结或杂交模式，或差异中的团结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差异的不可消除性，但不影响可以共存。这是一种真正的多元主义的民族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民族主义；民族性；差异中的团结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研究接受史”（16BZW008）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和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外国文学理论。Title: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Australian Nationalist Discourse by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bstract:Australia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nationalist complex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in 1901.However,Australian nationalist discourse did not form a stable and unified expression from the beginning.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reveals and criticizes two mode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ng nationalism:Western discourse mode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discourse mode.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hese two model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has formed its own new model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ism,that is,the togetherness or hybrid model of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not seeking common ground,or mode of togetherness-in-difference.This model emphasizes the non-elimination of differences,but coexistence.This is a true pluralistic nationality.This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emphasis on indigenous research in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Key word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nationalism;nationality;togetherness-in-differenceAuthor:He Lei,Ph.D.,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cultural studies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E-mail:大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开始起步。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化的研究，而是伯明翰学派批外国语文研究2023 年第 5 期12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5(2023)判意义上的文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特殊的语境，也有其特定的关注主题。格雷姆 特纳（Graeme Turner）曾列出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兴起的几个条件：70 年代澳大利亚研究的兴起，重新掀起对澳大利亚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的热潮；政府设立专门负责电影和电视生产的部门，支持国内传媒和电影研究的发展；学费减免导致学生数量激增，高校中出现了新的学科分支，针对这些学生开设了跨学科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80年代，出现了一批受过文化研究训练的英国移民；出版市场（开始是国内市场，后来是国际市场）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开放；最后，文化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州和联邦管理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特纳 204-205）。可以说，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而在这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重要乃至基础性的条件。可以说，没有澳大利亚知识分子对自身民族身份或“澳大利亚性”（Australianness）的探寻，就不会有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出现。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崛起与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真正开始被凸显出来，则大约是在二战之后，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Marques 117-124）。不过，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话语从一开始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统一的表达，尤其是官方和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澳大利亚研究”学者），往往为了某种目的，以错误的方式去建构所谓真实的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者，如格雷姆 特纳（Graeme Turner）、墨美姬（Meaghan Morris）、洪美恩（Ien Ang）等人，通过批判它们虚假的或错误的民族主义话语，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一、西方话语的民族主义批判民族身份往往是在与他者在经济、地缘政治或信仰方面的对比或对立冲突中建立起来的，而澳大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孤岛”，没有清楚明了的敌人，没有地缘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或宗教上的与之对立的力量（Huntsman 165）。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向英国，向欧洲靠拢，试图通过加入西方（包括战争）来合法化他们是西方文明一员的主张（194）。这是澳大利亚树立国际形象，建构自己民族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学者甚至直接把 1915 年 4 月 25 日，澳大利亚士兵参与的发生在土耳其加里波利（Gallipoli）海滩的战争，看作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nationhood）意识诞生”的时刻（197）。试图以西方为参照建构自己的民族性，首先涉及一个如何处理自己的土著文化的问题，而澳大利亚采取的方式，就是对土著人进行同化。事实上，澳大利亚自成立联邦以来，就一直执行“白澳”政策，即使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白澳政策逐步削弱，对土著人（和移民）的同化与监控，也一直没有间断。澳大利亚针对土著人推行同化政策，目的是为了消除土著人与白人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差异，而差异被认为是威胁法律和秩序、社会一致性和民族安全（Perera 141）。因此，同化的目的是要建立所谓安全一致的民族身份。白人澳大利亚人的利益被强化为国家利益，白人显然也就成为澳大利亚13民族身份的标志了。也正由此，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批判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墨美姬便是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她曾专门分析过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特蕾西 莫法特（Tracey Moffatt）的影片暗夜哭泣（Night Cries,1989）。这部影片反映的是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家庭制度强制推行的同化政策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个同化政策就是强迫黑人母亲放弃他们的孩子，让白人家庭抚养或收养他们。短片主要展示的是一个黑人女儿孤苦无助，照顾她即将死去的白人母亲这样的场景。墨美姬指出，消灭土著性 文化、身份、亲属关系 是同化的目的。同化一词并不意味着为土著和欧洲人民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及相互富裕而努力，而是意味着前者被后者吞没、吸收。墨美姬认为，同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人的历史和文化形成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这种政策带来的创伤是深刻的，像这部短片所呈现的那样，夜晚的哭泣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场景，甚至被人描述为“整整一代土著人的自传”（Morris 106）。在这里，排斥了土著人及其文化的民族主义，是残忍的、虚假的。同化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消除土著文化，试图“纯化”澳大利亚的民族性；而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则直接通过西方文化来界定澳大利亚的民族性，这样的民族性同样是虚假的，比如电影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1986）。关于这部电影，有诸多的批评，露丝 布朗（Ruth Brown）就指出，这部电影通过塑造一个拥有天真（innocence）与美德的土著邓迪形象，有助于复兴美国越战失败之后的美德感（sense of virtue），使得海湾战争所努力争取的正义信心成为可能，对美国身份有“救世主般的推力”（messianic thrust）（Brown 80-81）。但更重要的是，特纳指出，这部电影体现了澳大利亚为了迎合美国来建构自己的民族性。由于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有相似性（英国殖民者定居），但是美国要比澳大利亚发展得好，发展得也快，由此，美国模式对澳大利亚便具有了诱惑力，美国的生活方式便成为澳大利亚人在 20 世纪渴望追求的主要目标（Turner,Making It National 97）。特纳认为，这部电影与其说是讲述了澳大利亚本身，不如说是讲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浓浓的美国怀旧情调。美国观众在电影中发现的是一个不再存在的美国世界，由此使美国人回忆起了他们失去的边疆精神。他们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的好时光，那时美国看起来像澳大利亚在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中那样健壮和朴实。澳大利亚正好把自己当作这幅失落的边疆的怀旧画卖给了美国人。澳大利亚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是挑战或复杂化国外对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理解，而是回收这些理解，并进一步宣传澳大利亚的异域风情、异国情调，从而进一步固化了澳大利亚的形象，使得澳大利亚在海外的身份却变得狭隘化（115-117）。这种为迎合西方而建构的所谓民族性，显然是虚假的、狭隘的。通过西方来界定或建构自己的民族性，并不总是在迎合西方，官方有时也会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把西方置于澳大利亚的对立面，在二元对立中，批判西方文化，突显所谓的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在这里，澳大利亚的民族性需要通过否定他者来得到界定，和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与重构外国语文研究2023 年第 5 期14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5(2023)他者依然是澳大利亚民族性认知的参照，这样的民族性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特纳就分析了澳大利亚与英国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围绕彼得赖特（Peter Wright）的书 抓间谍者（Spycatcher）而引发的英澳之间的诉讼案件，二是如何处理英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核试验带来的遗留问题。在抓间谍者审判事件中，澳大利亚媒体就在对立中挪用了澳大利亚所谓的民族性来对抗英国，这种对立的一方是澳大利亚人/彼得赖特/间谍，站在真理、民主的、幽默公平的一边，而另一边则是英国政府/反间谍者，站在秘密、特权和精神的乏味卑劣的一边。而赖特的辩护律师甚至被视为对抗英国政府的英雄，他为赖特辩护的胜利被称为“澳大利亚性”的胜利（43-45）。特纳指出，通过与英国的对立来界定澳大利亚，可以看做是澳大利亚对其以前受到殖民入侵，主权遭受忽视的一种反应（49）。核试验问题指的是 1952-1957 年间，英国在澳大利亚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但是对核试验带来的污染清理并不全面，导致很多人受到核辐射，土著人也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等。1984 年，英澳两国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核试验带来的遗留问题。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人吉姆 麦克莱兰（Jim McClelland）在伦敦的听证会上，蓄意挑衅女王政府，批评英国处理问题不力。他的直言不讳得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赞赏，甚至被澳大利亚媒体看成是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一点，特纳指出：“从一开始，对于一种复仇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来说，听证会就被建构为一个去惩罚一个自满的和冷漠的英国机构很好的机会”（57-58）。在特纳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或后殖民政治叙述，掩盖了澳大利亚自己在核试验事件中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阻止退伍军人因暴露在辐射中受到伤害而要求赔偿的行动。对原住民也漠然处之，不能组织好他们从核试验区的撤离，甚至有的土著人在撤离过程中死亡。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中甚至没有包括土著居民，这就完全无视土著人的生存权和土地权。特纳由此指出，民族主义话语被政府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为逃避责任服务，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土著人的利益，包括生命和财产（51-52）。总之我们看到，无论是完全依照西方文化消除土著文化，还是在二元对立中批评西方，直至摒弃西方文化，西方话语在澳大利亚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此所呈现出的民族性并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的民族性，而是虚假的、僵化的、盲目的、单一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所批判的，而民众在现实中也以实际行动作进行了抵抗。二、求同话语的民族主义批判除了依赖西方建构自己的民族性之外，强调共同性而非差异，也是澳大利亚官方以及一些学者常用的一种民族主义建构方式（Walter 5-6）。唐纳德 霍恩（Donald Horne）在 1964 年出版的澳大利亚人 幸运之邦的国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个经典的澳大利亚人形象，就一直为人引述：一个穿敞领衫的男子在海滩上一本正经地品15尝着冰淇淋，旁边站着他的孩子（霍恩 6）。但这个形象显然是摒弃了澳大利亚人的诸多差异后形成的。澳大利亚对土著人实施的同化政策，实际上也是在消除差异，只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求同。求同话语的民族主义首先体现在制造民族主义神话，其目的是要发明一个澳大利亚。特纳指出，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使得澳大利亚开始脱离欧洲，脱离英国传统，而转向澳大利亚一些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或人物等，比如灌木丛（bush）、流浪的丛林工人、剪毛工人、自然景观等。但这种转向往往会神话化这些人物或景观，从而突显出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性和经验。特纳指出，灌木丛在澳大利亚是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产物，也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把灌木丛传统置于澳大利亚叙述中心地位的做法，是建立在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客观的”历史基础之上。由此，把价值强加在灌木丛上，目的是要“发明”所谓真实的澳大利亚（Turner,National Fictions 26-35）。这是一种建构现在的方式，由此也就忽视了其他关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阐释。求同话语的民族主义建构模式也典型地体现在官方组织的活动中，比如 1988 年官方出面组织的纪念澳大利亚二百周年活动。这次活动官方发布的口号是“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并组织了诸多活动，其中一项是发行了 27 张纪念邮票，每张邮票都通过一个卡通形象去展现澳大利亚在经济、政治与体制、社会与文化三个方面的状况，并以此宣扬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多元主义文化。泽维尔庞斯（Xavier Pons）在 邮票职责一文中，通过分析这些纪念邮票，质疑和批判了国家所宣扬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同意政治。庞斯指出，这些邮票的设计其实并不全面，并不能真正代表澳大利亚的各个领域。比如在运动邮票中，只有一个人是黑人，而在工会邮票中，所有人都是白人，即便一个较黑，也是因为工作而晒黑，不是黑人。土著人在这些邮票中被完全擦除了，没有一个形象是土著人。这显然不能真正体现澳大利亚的文化多元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种族歧视，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比较敏感的土著文化的问题（Pons 40-41）。特纳也指出了“生活在一起”这一官方口号存在着矛盾，并借用霍米 巴巴、霍尔等人的论述指出，民族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现象，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不稳定的、重组的、杂交化的和“混合”的。因此，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具有多种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不可能回到对民族身份的单一的解释上来（Turner,Making It National 76-77）。特纳具体分析了 1988 年的澳大利亚纪录片澳大利亚迷津（Australia Daze）是怎么记录澳大利亚人在这一天的庆祝活动。纪录片由 24 名摄制人员在不同地点拍摄。而纪录片的核心，正突出了国内关键性的社会分化，比如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以及土著人对自身权利的诉求等。接受采访的很多人，如土著人、移民、牧民等底层民众，对庆祝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庆祝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生活。澳大利亚迷津温和地批评了澳大利亚社会内部存在的分歧和不平等，但也呈现了澳大利亚走向混合型民族认同的可能，这体现在影片中展示的土著人与白人、黑人在游行中相互支持和拥抱。正由此，特纳指出，这是一次充满争议的庆祝活动。如和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与重构外国语文研究2023 年第 5 期16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5(2023)果一个国家被假定为一个整体，它的人民以一个声音说话，那么二百年肯定不能生产那种民族性。两百周年纪念日暴露了官方生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像国家建设、与被剥夺者真正和解、重新评估公平和正义问题等，并没有得到解决（92）。如果说官方的庆祝活动，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抹除了差异的话，那么，在一些媒介报道中，也往往把某些或某类人的行为上升为民族行为，这同样抹除了差异，比如曾经在澳大利亚轰动一时的澳大利亚商人阿兰 邦德（Alan Bond）获得 1983年美洲杯帆船赛这一事件。美洲杯帆船赛是比较重大的赛事，澳大利亚曾经参加过几次，邦德本人也参加了三次，但都失败了，第四次参加夺冠。当决赛还没开始的时候，关于赛事的报到就不再是体育新闻了，而是被转移到新闻页面。当邦德获得冠军之后，报纸完全沸腾，并把邦德的胜利与民族的胜利联系在了一起，邦德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隐喻，甚至“无缝隙地被缝制进了民族性格中”，具体体现为平等主义、负责任、友爱（激励他的同伴）、冒险、果敢、男子汉气概、努力向上等这样的特征。邦德与同伴参加比赛，甚至被称赞为像加里波利战斗中可以背靠背的战斗。有记者报道中用了一个标题：“美洲杯：澳大利亚的纽带”，称赞他和帆船的设计者是锻造澳大利亚统一的英雄。但是，特纳指出，事实上，这项运动并不就是普通人可以玩得起的，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和财富做基础的，是一项富人的运动，虽然有记者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更强调这项运动对所有澳大利亚人的重要性。而且，媒体更进一步把像像邦德这样的资本主义冒险家与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其他的企业家像邦德这样勇敢，那么就会对每一个澳大利亚人带来福利，这就把这项比赛从由百万富翁玩的游戏转变成了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事件。邦德、“澳大利亚二号”（邦德比赛用船的名字）与民族性格的神秘关联，在胜利后的一年或两年中，深深地嵌入进了人们心中，澳大利亚二号已成为国家主义广告形象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帆船上的拳击袋鼠徽标成为澳大利亚的图标。但是，特纳指出，这种连接并不是稳固的，当商业逐渐显示出其逐利的面目时，邦德也慢慢显示出了其本来面目，这就是邦德利用自己比赛中的成果进行商业活动，挪用了媒介所赋予其成果的意义，邦德集团甚至要求拳击袋鼠徽标版权和商品销售权。后来邦德因经营不善，借银行大量的钱不还，并逃避破产，损害了人们的利益，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邦德的形象也从一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变成了一个诈骗犯，进而被媒体抛弃。这样，“邦德的意义被无情地撬开，与所有体现澳大利亚性的东西分开。”邦德不再是澳大利亚美德的典范，他之所是与澳大利亚人之所是之间断开了。邦德的利益与澳大利亚的利益不再一致（31-37）。总之，求同意在消除差异，而民族主义的活力恰恰在于差异，这正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所特别强调的。三、差异中的多元主义话语重构在批判西方话语和求同话语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表17达模式，这就是存异不求同的团结或杂交模式。弗洛和墨美姬针对官方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指出，这一政策是一个折中的构型（formation），其目的是减弱澳大利亚民族统一的离心力，对于文化内部及文化之间真正的和对抗性差异不去关注。它倾向于在民族“共同体”的层面上再生产想象性的身份，并藉此掩饰共同体内部（比如阶级、性别等）的差异与矛盾，掩盖外来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不对称（Frow&Morris ix）。也正由此，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力图呈现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揭示其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土著文化的关注上，这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斯内贾古内夫（Sneja Gunew）分析了班纳姆伯旺加（Banumber Wongar）的作品 沃尔格（Walg）。旺加是塞尔维亚移民，原名是斯雷滕 博齐奇（Sreten Bozic），旺加是土著人给他取的土著名字。沃尔格是以一位土著妇女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成的，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一个有着土著名字的塞尔维亚男性，以土著妇女的名义叙述故事。古内夫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的主导话语有一种无标志的英奥（anglo-australia）单一文化标准，而土著民族被看作是少数“他者”，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做法，剥夺了土著人作为被殖民者诉说其所遭受的苦难的权利（Gunew 4）。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书写，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角色与地位，以及所书写的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或者说“谁有权力说话，代表谁说，同样关键的是，谁解读以及从哪儿解读”（7）。正在这种情况下，沃尔格受到指责，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僭越了（transgress）文化的真实性，也僭越了性别的真实性；不仅仅是他充当了土著人，而且还是土著女性。在这里，古内夫指出，“充当”（act as）的确与“作为什么说话”（speaking as）有很大的不同，充当体现的是一种言说的主体地位，而不仅仅以某种身份言说的问题。在古内夫看来，批判 沃尔格 的言说者或书写者的身份，是一种权威（作者）身份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擦除文本来解决作者身份、叙述者之间的差异，既拒绝这一文本公开的政治意义，也拒绝认可这些意义被不断否定的方式。总之，沃尔格也许既没有说，也没有写（12）。但在弗洛和墨美姬看来，这种抹除是不可能的（Frow&Morris x），即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不可能被抹除的。特纳也一直强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差异和边缘以及地方性等。早在 1990年的文化研究大会发言中，特纳就批评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的“一锅烩”的方法，即缺乏结构性的分析，缺乏在社会进展、实践和制度上对其正式和象征性的结构进行定位。他指出，这种“一锅烩”的描述，删除了文化研究努力发掘的差异，“对文化之间差异的麻木不仁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大行其道”。而差异性正构成了澳大利亚生活的特殊层面，这种差异性不是一个阶级或一种亚文化的，而是整个国家的（陶东风 51-53）。此后，在 1993 年出版的专著中，特纳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虽然也不断参与国际论辩，但是，澳大利亚的大多数文化研究都是从地方立场（local position）进行阐释，“总的来说，一个一种保持其差异的民族文化的问题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和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与重构外国语文研究2023 年第 5 期18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5(2023)基础”（Turner,Nation,Culture,Text 8-10）。而差异在特纳看来，“不应该仅仅被容忍为是一种对稳定的核心身份的可接受的偏离，而是这种差异实际上就应该是身份的组成部分”（Turner,Making It National 124）。特纳在这里提出的对差异和统一的理解具有启发性，差异如果仅仅被理解为容忍的话，还是没有看到差异本身的独立性，内在的逻辑还是强调所谓的统一与一致，差异也就很容易被统一性收编或消解掉。特纳的这一观念在洪美恩那里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洪美恩以女权主义运动为例指出，女权主义运动早期强调女性具有共同的身份，共同的经验，并分享共同的利益。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同化姐妹的思想在女权主义内部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做女人”的相同经历，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足够的性别共享来保证社会定位的共性（Ang 178-179）。因此，到20 世纪 90 年代，“差异”已成为女权主义话语中的一个强制性原则，女权主义“处理差异”的能力常被认为是其作为社会变革运动生存的条件。但是，如何“处理差异”？洪美恩指出，“处理差异”是很困难的，无论对话多么复杂，这些困难都不能通过沟通来解决。把解决妇女之间的差异作为“处理差异”的最终目标，意味着她们将被遏制在一个包容性的结构中，意味着这些差异必须符合女权主义的本质化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差异是通过将其吸收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女权主义者的共同体来“处理”的，而不挑战该共同体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合法性和地位。这种方式处理差异，无异于是一种更复杂的同化形式（180），其最终的理论依据是一种“包含的整体政治”（overall politics of inclusion），即渴望一个压倒一切的女权主义来构建一个能够容纳妇女之间所有差异和不平等的多元主义姐妹关系。毫无疑问，这种欲望主要由白人、西方中产阶级妇女表达。由此，洪美恩明确指出，认真对待差异，必须采取“偏袒政治”（politics of partiality），而不是包含政治。偏袒性政治消除了包含政治追求普遍代表（所有女性利益）的野心，并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女权主义永远不能成为所有女性的包含性政治家园，不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女性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有时甚至会发生利益冲突，更为激进的是，因为对许多“其他”女性群体而言，其他的利益认同有时比那些与女性相关的利益认同更为重要，也更具政治紧迫性，甚至与之不相容。由此，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杂交就是由不同或不协调的元素组成的事物的生产，促使新的、组合的身份的出现，不是一种克服差异的机制，而是与差异共存，并通过差异生活（191-194）。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差异中共存的杂交身份？这就是“差异中的团结”（togetherness-in-difference）。所谓差异中的团结是在保持各自差异中团结在一起，而不是通过消除差异团结在一起，这也就是洪美恩所理解的“杂交”，即杂交是夹缝中的一种生存状态，绝不可能是简单握手、幸福、和谐的合并和融合的问题。杂交不是解决办法，但提醒我们差异的不可通约性，它们最终对完全溶解的抵抗力是不可简化或还原的。换句话说，杂交是一种分析复杂纠缠的启发式的工具（17），不是一种简单的多元文化和谐的同义词，也不是实现这种和谐的工具。192013 年，洪美恩发文对这一问题又做了阐释，而观点是相通的。洪美恩指出，民族国家的实质是通过将所有公民一体化或同化为一个共同的想象共同体，将它们内部的文化多元性限制在同质化的国家认同之下。“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所反映出来的，实质上是一种寻求最后统一的静止的族群概念，它把身份和差异绝对化了，构建了一个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多样性图景。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或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并不一定要达到对所有事物的共识，尤其不是价值观的共识，并非所有人必须信奉一个“共同价值观”体系，也就是说达到完全的统一，才可以在一个多样的世界中和谐共存。对话只要能有助于人们相互适应，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教我们认识差异，而在于差异在发生这一事实。重要的是对话“过程”，而不是对话的成果。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认同差异而不求同，正是像特纳、洪美恩等人处理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差异的根本原则，这也是建构民族性的根本原则。任何想要消除差异的做法，都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族性。特纳也曾举例 1993 年的电影伤心小孩（The Heartbreak Kid）中的一系列极具视觉性的镜头对此做了说明。这一场景展现的是：教室里破旧不堪，杂乱无章，挤满了穿着邋里邋遢、层层叠叠、多标志服装的城市青少年孩子，他们在教室里滔滔不绝，英澳口音和澳大利亚口音混合在一起，与其他民族（ethnicities）口音此起彼伏。特纳指出，所有这些都在邀请和接受来自电影观众的认可。这一电影正是在欢迎澳大利亚的异质性（Turner,Making It National 131）。由上所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去确立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确切内涵，因为无论哪种概括，其实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力图从方法论上，在批判官方及一些学者错误的建构方式中，在差异中去真正认识和了解澳大利亚的民族性。这是建构民族性的正确路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执著于本土研究，实际上也正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只有从本土出发，才能真正看到民族内部的差异，才能不断丰富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内涵，才能看清差异，建构真实的民族性。引用文献【Works Cited】Ang,Ien.On Not Speaking Chinese: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London&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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