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律师”眼中的医患关系.doc

每一起“杀医案”杀死的不只是医生，每一起这样的案件都会“杀”掉更多人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就是国民科学素养的缺失
———专访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医事律师”李惠娟
李惠娟，女，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律师，系统地接受了医学和法学的双重教育。为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以及中国医师协会等团体、各种学术会议等进行过专题讲座约700余场。她曾代理了震惊全国的“哈医大实习生被杀一死三伤案”“北京一日两医生被刺案”“包头急诊医生被杀案”“安徽医大二院护士长被杀一死四伤案”等代表性案件。
11月21日凌晨，接受完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后，李惠娟表示还有媒体在等着采访，看来她还得忙上好半天。最近这些天来，除了像以往一样奔波于全国各地，忙于讲课和代理的医疗官司外，她集中接受了大批媒体的采访。在她看来，这些工作同样重要，因为这些年来所接触的医患纠纷案件，尤其是代理“杀医血案”的经历让她愈发感受到医患关系亟待改善的严峻现实。在如今这个喧嚣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如果被“标签化”思维和一股戾气所裹挟，那最后受伤害的不仅是我们以“看客”身份围观的受伤流血的医者，还有患者以及“准患者”，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人。
本报记者李家伟/文
“医事律师”的忙碌，是深深的悲哀
记者：作为一名律师，您是如何成为一名“医事律师”，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呢？
李惠娟：我与“医”有缘：我先学医，后来由于兴趣又正好赶上恢复律师制度后的发展时期，就在近30岁的时候学习起了法律，并在1995年考取了律师执照。对我来说，与律师业务中其他专业知识相比，医学专业尚属稍有知识储备，尤其我从三十几岁才入行从事律师工作，选择较为熟悉的医学领域开展工作还可以“避难就易”。鉴于与医学的渊源，律师业务中接触涉医的案件自然较多。我觉得，自己为医者、为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义不容辞。至于“医事律师”，那是我在微博认证时自己的一个“符号”，因为我并非只为、医生代理案子，我也为患者代理甚至无偿援助。同时我目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以及医学团体、各种医学学术会议等进行专题讲座，内容也全部围绕着“医疗安全”“医患沟通”等。所以，所谓“医事律师”，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涉及医学的法律事务。
记者：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特别忙？
李惠娟：是的，主要是温岭事件后诸多媒体的集中访问。近些年里，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患纠纷越来越多。说句实话，这种“忙碌”在社会层面反映的是深深的悲哀。因为这“忙碌”意味着医患关系恶化，信任体系遭受了破坏，频频发生的震惊国人的“杀医血案”便是极其严重的例证。代理一宗宗这样的案件，就会对医患关系亟待改善的现实有更直接的了解，进而产生的沉重感、紧迫感促使我不断接受媒体采访。我就是想借此发出声音，让更多人听到：医患关系恶化会两败俱伤，每一起“杀医案”杀死的不只是医生，每一起这样的案件都会“杀”掉更多人，那就是无辜的病人、“准病人”，更可怕的是，受到伤害的人到底有多少？究竟是谁？会不会落到你我头上？我们都无法确定。
目前的医患沟通是要么不沟通，要么“沟而不通”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目前医患冲突如此激烈甚至不断发生极端案例的原因是什么？
李惠娟：我在讲课时多次提到，我们目前的医患沟通是要么不沟通，要么“沟而不通”，无法令患者形成一条理解———选择———确认的链条。造成这个问题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时间不够”，我们的医生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已经超出了负荷，这在那些大城市的，尤其是“名院”里体现得更为明显。除了没时间，医生在方法、技巧上做得也并不尽如人意。而如果没有了诚恳、用心、有效的医患沟通，就会埋下许多隐患。另外，医生为什么负荷这么重呢？这就又涉及到我国目前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越是发达地区，越是“锦上添花”，医疗水平较之其他地区要高，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像我代理的一起“杀医案”，病人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大城市”，找“大”。在此过程中，他所遭受的每一个艰难、每一次挫败，都会在他心里积聚、搓火。到了，结果提供的服务又不能令他满意，比如，怎么只给我看了3分钟？他不知道“每人只看3分钟”并非医生个人造成的，其实最不想这样的是医生。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国民科学素养的缺失，其中包括对医学缺乏常识性的了解，“手到病除”“妙手回春”之类的期待与医学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每个人的个体都是有差异的，医学永远只能是“遗憾的科学”。当一个“千里迢迢”赶到大就医的患者，最后花费巨大却未能取得预料中的效果，甚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他自身所拥有的科学素养又无法令他正确看待；而此时他又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相应的保险机制救济，更没有社会慈善义工来帮助。这时，这个人所有的怒火、无奈、悲哀、绝望等负面情绪都会倾泻到这个链条中处于末端的“医生”身上，于是便有了骂骂咧咧，有了拳脚相向，有了拔刀杀人，最后甚至出来利斧砍人。
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所起的作用值得反思。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一个豆子的旅行”这样的科普文章，让小朋友知道了消化道的作用。但现在没人写科普文章了，都为了评职称去写了。另外，同样因为缺少对医学足够的了解，某些媒体进行的一些不乏吸引眼球的报道其实是在对医生和进行着“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个别甚至已经到了违背医学常识的地步。这些负面信息即使最后有了一个结果，证明医生没错，但这时已经没人关注这些了，“热闹”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责任重大，一定要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尤其是像医学这样的学科抱以足够的尊重，一定要尊重常识，“弄懂之后再发声”，多做融合而不是撕裂的事情。
医患双方如果信任崩溃，会带来更严重后果
记者：暴力、血腥当然是不对的，不论针对何人。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在一些“杀医案”发生以后，竟然有众多网民在新闻后面跟帖说：真高兴。这是不是令人心底发冷？
李惠娟：是的。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首先都应该是对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生命的尊重与包容。用暴力手段去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样的做法竟然还会得到一片“痛快”声，确实值得我们反思。这里就不能不提整个社会大环境、社会风气以及价值观的变迁。现在，许多是非荣辱的标准已经混乱了，体现在医患关系里最为显著的就是双方信任体系的摧毁。做生意的人讲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医患之间岂是“生意”可以类比？这是以生命、健康相托，“我把天底下最重要的生命交给你了”，这二者之间的信任如果崩溃，那会带来较之其他行业更为明显、更加严重的后果。
记者：但是，医生是不是也需要反思呢？美国一位医生在墓志铭上写道：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样的情怀也许正是“医者父母心”的体现吧？但现在是不是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温暖情怀呢？
李惠娟：医生当然需要反思。我从来都不否认这一点。我一直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医疗体制和医患关系下，如何找到让医生能够感受到职业尊严的因素，而不是相反。因为如果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那很难在更为深广的层面来打造你所说的医者的情怀。比如，如果医生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倒挂”严重；如果医疗体制造成的种种弊端最后竟然由冲在第一线的医生来承受；如果医生在工作时战战兢兢，时刻提防着被告、被打甚至被杀，那怎么可能会让医生产生身为医生的“体面”与“尊严”呢？作为一个整体，医生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还是智力上，都应该是社会精英。我见过许多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等地的医生，他们浑身洋溢的，是一种真正的“尊贵”。真正的“尊贵”不是开豪车吃大餐，真正的“尊贵”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够为他人提供优良的服务，为社会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而一个自觉“尊贵”的人，是不会呵斥别人的。因为那不是他这个阶层、他这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所能做出的事情。不仅如此，当公众的健康或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像一名战士冲向沙场那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专业的素养去抵挡、战斗。这样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化解医患冲突，大众需觉醒
记者：医患关系这团“死结”又该如何破解呢？
李惠娟：这几年来，医疗冲突从偶发到多发再到频发，越来越趋向于暴力化。我想疾呼：大众觉醒，不要再用刀对准医生。因为看起来杀的是一个人，其实杀掉的是多个人；我想疾呼：大众觉醒，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在明白了自己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的同时，也能够学会“接受坏消息”；我同时也疾呼：谁都有可能会成为病人，当医生提心吊胆，为了“保险”起见不敢再有创新和突破，会严重伤害到医学的发展，直接伤害到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应该进一步明晰医生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医生足够的职业尊严，同时制订、完善“医疗事故罪”，划定红线。
其实医患冲突里还有许多因素并非是因医生、而起。比如，我们应该不断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增强保险救济的能力，这些都会有效降低病人的医疗成本。另外还需完善社工等民间公益形式，能够在一个人最为绝望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给他安慰和鼓励。当然，我觉得对国民进行良好的健康教育也是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尤其是“生死教育”，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生活在世间，其实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接到一张“坏的彩票”。
当然，医疗体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比如，如何给“大”“分流”，不断完善社区等“身边的”？这就需要运用杠杆作用予以引导，进行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别以“标签化”的思维模式来面对身边的人
记者：“杀医案”引得社会震动，似乎其中也暴露了一些已经超越了仅仅局限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问题。比如，走在路上，我就常常对那些占着非机动车道还一个劲儿按喇叭的汽车怒目相视，心里升腾起一种“恨”意。虽然很快就过去，但也让我吃惊：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成“点火就着”了吗？
李惠娟：这正是我近期以来集中接受大批媒体采访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呼吁人们重视医患关系的改善，我更想通过媒体传达我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要以“标签化”的思维模式来面对身边的人，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戾气”里。
“标签化”思维看上去既简单又解恨：你是官员？那你贪污；你是记者？那你收“封口费”；你是律师？那你肯定给法官送礼；你是法官？那你肯定“吃完原告吃被告”……这样“转”下来，警察、城管、老师、校长、公务员……几乎每个群体都会找到一张“标签”，在面对具体的一个人、一件事时，不再依据事实、法律和常识，而是直接贴“标签”完事，这对社会的伤害是巨大的。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人都不平衡，人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指责他人。
有一年我去美国，坐船去参观女神像的时候，我被船上的一位老帅哥吸引。他穿着雪白的制服，戴着帽子，是船上的一位服务生。虽然已经看上去足有70多岁了，但我从他脸上看到的仍然是属于十七八岁的少年在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甚至是得意。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善意和满足感染到身边的人。同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需要付出的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当我们围观“别人的痛苦”并且轻飘飘贴上一个标签时，别忘了我们谁都无法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少些“标签化”思维，少些戾气，是我最想向全社会发出的声音。毕竟哪怕再微小的一滴血也是血，更何况我们已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原标题：“医事律师”眼中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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