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生平简介.docx

高尔基  
所属类别 :
文化人物
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儒略历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作家，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验丰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政治活动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代表作还有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小市民》等。1927年10月22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就高尔基开始写作35周年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此后不久回到苏联他受到了许多荣誉：他被授予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全国庆祝他的60岁生日，许多单位以他命名。他的诞生地被改名为高尔基市。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因肺炎逝世。
人物关系

儿子 马克西姆·佩什科夫

基本信息
个人背景
职业：
政治活动家，作家
个人概况
中文名：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外文名：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шков
别名：
马克西姆·高尔基
性别：
男
国籍：
前苏联
民族：
俄罗斯
出生地：
下诺夫哥罗德
出生日期：
1868年3月28日
逝世日期：
1936年6月18日
其他信息
代表作品：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母亲》
信仰：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主要成就：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参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十大文豪之一
目录
1生平经历
2人物简介
3写作之路
4主要作品
5作品特点
6人物评价
7死亡之谜
8人物争议
9人物故居
10经典名言
折叠编辑本段生平经历
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的父亲是一个木匠。高尔基四岁丧父，被母亲带回外祖父母家。后来除短期随母亲和继父在外地居住外，童年时期主要在外祖父母家度过。外祖父母对高尔基影响很深,外祖父出身贫苦，年轻时做过多种苦工，如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后来从业印染致富，成为所在城市印染行会会长，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虽然高尔基的两个舅舅未能承继父业，而是分家分去高尔基外祖父部分财产，但外祖父母家境还是比较富足的。高尔基童年时期，可以上学读书，也大量接触了底层民众。后来高尔基外祖父大笔放贷因借款人破产而损失，家道中落。高尔基十岁时，外祖父要高尔基开始干活谋生。
从他十岁开始高尔基就得自己赚钱为生，一开始拾垃圾。他青少年时期做过许多不同的活：信使、厨房里的杂工、卖鸟、售货员、画圣像、船上的杂工、面包店的学徒、工地上的杂工、晚间的看守人、铁路职工和在律师事务所中做杂工。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高尔基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起笔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意思为"最大的痛苦"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折叠编辑本段写作之路
高尔基《童年》1892年，在《高加索报》上用高尔基·马克西姆(意为最大的痛苦）这个笔名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在地方报刊当编辑、记者，从此专心从事写作。
1895年，高尔基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
1898年，高尔基的第一个作品集两卷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问世，从此蜚声俄国和欧洲文坛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
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3]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完成的《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三人》两部中篇小说，通过较广阔的现实画面，着重揭示青年主人公人生探索的主题。
20世纪初，高尔基的创作转向戏剧方面，以最迅速、最直接、最简洁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高尔基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亲身感受到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就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后更名《海燕》），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海燕》是“幻想曲”《春天的旋律》的结尾部分，原题为《海燕之歌》，他以这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迎接了20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
1901年，高尔基还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无产者（革命工人尼尔）的形象。
1901年，高尔基因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出狱后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1902年，写了剧本《在底层》，这是作者通过20年时间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是高尔基戏剧的代表作，深刻批判对幸福的消极等待思想，剧中的一个人物宣布:“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
1905年，是高尔基思想和创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00——1909革命前后)的开始，在革命形势激烈的岁月里，高尔基作为战士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住宅成为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据点之一。由于高尔基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列宁结识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创作上也更加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力求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写出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来。
1905年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沙皇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1906年，高尔基创作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这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称高尔基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1901~1910年，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仇敌》《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其中有的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的揭露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精神空虚。在《小市民》一剧里作者第一次描写了先进工人尼尔的光辉形象。这些剧本的上演，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引起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高尔基《在人间》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高尔基《母亲》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 （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他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阿廖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在人间》、《我的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青少年经历。
折叠编辑本段作品特点
折叠作品主题
高尔基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取材于他的底层生活的见闻和感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切尔卡什》，描写了老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独立不羁、不屈从于金钱和保持人的尊严的高贵品质，说明尽管这些人的精神包袱还很沉重，但比起自私、庸俗的小私有者却高尚得多。在艺术上，《切尔卡什》充分显示了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刻画复杂性格的卓越技巧。这些作品除强烈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外，还力图揭示流浪汉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新旧意识的斗争，捕捉劳动群众生活的时代特征，其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起步于浪漫主义。高尔基一生都在探索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寻找合理的社会生活，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充满激烈的内心冲突，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地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监督和放逐，但他依旧始终如一地进行自己的革命和文学活动。
高尔基的创作中处处洋溢着对积极人生态度的赞美，向往唤醒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唤起人对自己作为人的自豪感，鄙视怜悯与恩赐。在高尔基看来，人有权力，也有力量创造与人相称的生活，怜悯与恩赐是贬低人，有辱人的尊严。作家深信，人民的愚味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天生的，人民一旦掉脱黑暗的过去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镣铐，他就能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成为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成为大写的人。高尔基从事创作始终都抱着一个鲜明的文化目的：通过文学艺术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话醒，提高入的自信心和道德文化水彩，推动俄罗斯民族摆脱历史的和精神的重负，走向现代。为着这一基本文化目的，高尔基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只限于发掘生活琐事，而应当“讲到激动不安的精神和精神复兴的可能性”，要有“对创造生活的号召”，要善于“以思想和言词之美来丰富生活”。要美化人，美化生活。这一文化目的使得高尔墓在盲面惨淡的人生、直书全部的真实的同时总想通过美化、“虚构”来显示人生的亮色，使人们不至于因现实的可怕而沉沦和绝望。因此他才强调；作为艺术家，既要从现实出发，敢于揭露生活中的黑暗现实，又要“善于站在现实之上“，把肯定性的现象加以“浪漫主义化”。
我们看到高尔基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一是对现实社会造成人异化的现实的悲剧性体验和失望的痛苦；一是对人、对社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认识。 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的高尔基对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是充满了热爱和信念的，他是怀着极大的热诚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的。作家此间的创作描写了革命前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他一种急切地改变现实的渴望，对未来新生活主人的召唤。
折叠塑造形象
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高尔基强调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生动的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同时展示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其现实主义创作又融入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自信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高尔基主张作家应以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形象，使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他在《浅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说到：“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到五十个，以至于几百个小店老板、官吏等人物身上把他们员具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方法创造典型——这才是艺术”：因此，他认为作家必须认真地观察生活，研究社会，从生动丰富的生活现象中概括社会的本质，并把它们表现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其根本点取决于作家对生活感受的程度，这中间必然表现出作家的审美态度。高尔基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也体现了他的新的审美观。他以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生活的真实本质是正演绎着一场前历未有的社会巨大变革。而掀起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就是已经觉醒的劳动人民，他称之为“新人”，因此，他的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及艺术的典型化的理念中明确了艺术就是要塑造这些为社会变革不断奋斗的“新人形象”。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现实主义仅仅反映社会的真实现状，而这种真实现状大多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通过人性受到的摧残而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否定与批判。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就其成就而言，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于1934年主持召开了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在十月革命之前，高尔基支持左派的革命论，特别倾向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观点。但当十月革命爆发后，高尔基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然后出国，后由于列宁的容忍和斯大林的计谋逐渐回归，回国后无法抵御权利和利益的诱惑，并最终成为“御用”的“红色文豪”。可以说，高尔基的政治理念摇摆很大，其感情用事的个性也注定了其后期的悲剧。[2]
折叠编辑本段死亡之谜
折叠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和罗曼·罗兰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折叠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时，撰写了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折叠被利诱与受监视
高尔基和罗曼·罗兰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高尔基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煤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折叠斯大林的宠臣
斯大林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折叠难堪的晚年
高尔基与托尔斯泰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向他致敬。[3]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争议
折叠生平方面
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三部曲，以及他后来发表的自传性质的作品。都无一例外把自己描写成一位出身底层的劳动人民，但是不少学者对此都比较质疑。例如伊万·蒲宁就说“一个关于他的神话。为什么宣布那些他是最伟大的天才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多达几百万册的作品的出版社不提供他的传记”。按他的观点，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的生平告诉读者。而据布洛克豪斯词典记载，高尔基出身于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这让人质疑。众说纷纭。
折叠身份方面
据托洛茨基回忆，高尔基属于某一“中间阶层”，他位于政权和知识界之间，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而按照蒲宁的观点，他则是一个永远的半知识分子。而关于高尔基是否是知识分子评论家这一点，学者往往各抒己见。
折叠声誉方面
蒲宁认为高尔基声名远播的背后某种不知名的因素，“已经有多少年的世界声誉了。这种声誉就其无功受禄而言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它是建立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例如，群众对他生平的完全不知情……）汇集的基础上的，而对于享有者来说则是无法估量的幸运。”
高尔基快速成名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界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快速成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梅什科夫认为，他的迅速成名还是另有原因的。首先，“人们对他这些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感兴趣”。另外，当高尔基的流浪汉用“有教养的语言，而且是诗一样的语言”向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叙述自己悲惨的不幸时，“他们是多么吃惊”这种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的，它不是用文学的方式打动人们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高尔基的评价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同样有着某种政治考量在里面。
折叠政治方面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级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俄共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参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员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
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 （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