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判断与真实建构.docx

新聞判斷與真實建構（審稿）（選擇）（組織運作）（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

新聞判斷是新聞理論與實務的轉折點。編輯工作是「編輯人∕在有限時間內∕基於專業知識和報社政策進行新聞判斷∕並根據所作的判斷去取捨新聞整理原稿、製作標題、處理圖片、設計版面、拼組版面∕以求呈現新聞菁華、詮釋新聞意義、凸顯報刊特色、吸引並方便讀者閱讀」，新聞判斷是他對情勢的綜合評估，以此為準來進行後續的實務操作。
本章將分析新聞判斷的意涵（它在新聞建構過程中的角色）、新聞判斷的層次、新聞判斷的實踐（工作）、新聞判斷的影響因素（情境）、新聞判斷的境界（專家生手）。

壹、導論貳、新聞選擇的類型
新聞稿件可以依其來源分為內稿與外稿，也可以依其性質分為新聞、特稿、評論，對於不同來源和性質的稿件，編輯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多少會有所差異。
一、 就稿源而言，內稿主要是指記者撰寫的新聞、特稿和主筆撰寫的評論，編輯對記者稿件能自由取捨，對主筆評論通常只能照登（頂多有建議權）；外稿則包括通訊社稿、專家評論稿、讀者意見稿等部分，編輯對通訊可以自由取捨，對專家評論稿（尤其是重量級學者專家）只能照登，對讀者投書有取捨權和刪稿權。
二、 就性質而言，編輯對新聞稿和特稿較有選擇權和刪改權，對於評論稿（尤其是主筆評論和專家評論）通常較無介入的空間。
本文分析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記者和通訊社撰發的新聞稿和特稿，本文著重分析編輯這些稿件的判斷和取捨。媒體對記者所寫稿件通常要進行層層稽核和改寫，確保其正確和可讀；對通訊社稿較難查核，通常只能考量通訊社的公信力、通訊社消息來源的可信杜、新聞內容是否合理等等。

新聞選擇的特色：相對標準與絕對標準並行：在正確的前提下，以相對標準進行運作（新聞擠時大事化小、新聞缺時小事做大）。綜合性考量：理想與現實、價值與容量、個人與組織…所有因素綜合考慮。
1.新聞有對有錯，要選出正確的新聞（絕對標準）。2.新聞有好有壞，要選出有價值的新聞（相對標準）。3.版面容量固定，要選出適量的新聞（相對標準）。4.媒體各有政策，要選出凸顯政策的新聞（相對標準）。

一、 新聞媒體容量有限，無法刊登所有新聞，所以必須有所取捨、有所選擇 稿件的來源（佚名，2003）：一、通訊社電訊稿。二、本報記者采寫稿。三、通訊員來稿。四、廣大讀者自發來稿。五、有關部門或人員向報社發的專稿，或報社向有關部門或人員組織的專稿。六、小報、簡報和其他宣傳品、總結材料等。

。一、 媒體需要新聞判斷與取捨的原因有四：1. 新聞有對有錯，要選出正確的新聞（絕對標準）；2. 新聞有好有壞，要選出有價值的新聞（相對標準）；3. 版面容量固定，要選出適量的新聞（相對標準）；4.媒體各有政策，要選出凸顯政策的新聞（相對標準）。

二、 新聞選擇有三個層次：一是類型選擇，如是否開闢夜生活版、是否取消大陸版；（可參考蘇蘅（2002）對台灣報紙內容改版的研究）
二是事件選擇，也就是要不要報導一個事件；三是重點選擇，亦即報導一個事件的哪些面向、哪些要素。類型選擇主要由媒體老闆等決策者決定，事件和重點選擇則由編輯決定，本文主要探討事件和重點的選擇。稿件的兩次選擇（佚名，2003）：一、編輯部各部組根據各自任務和要求進行第一次篩選（粗選）解決可用、不可用的問題。二、在組織版面時根據版面要求進行第二次篩選（定選）解決怎麼用，用在什麼地方的問題。要區別輕重緩急，並適當照顧平衡（但要質量第一）（佚名，2003）

三、 新聞選擇是層層篩選的過程。選擇始於目擊者，他挑選部分事實來告訴記者；記者再從目擊者的話中，挑出他認為重要的來寫稿；編輯則從記者所撰發、經過組織層層篩選的稿件中，進行再篩選，這是一種有限程度的選擇、下游的選擇。徐佳士：從基輔到基隆，及傳播模式圖

四、 新聞選擇的目的在選取正確的、合宜的、有價值的、符合編輯政策、適合當日新聞處理需要的新聞。
貳、新聞判斷的歷史（內容取向的演變）
何時有社會新聞、何時從轉載到報導（稿源由少便多元）、組織結構由小變大（新聞判斷成為專業）

最早的報刊是統治者宣達政令地工具。中國的「邸報」起源於西元前二○○年的漢朝，由各郡國在首都長安設「邸」，邸中官員將長安詔令奏章、宮廷及政治新聞，傳抄給諸侯（戈公振，2003）；歐洲的《每日紀聞》則是西元前五十九年羅馬執政官凱薩下令創辦，刊載元老院和公民大會會議記錄，用尖筆書寫在議事廳外一塊塗有石膏的特製木板上，並傳抄給各地軍政要員。（Emery et al.，2004：2；鄭超然等，2000：9）無論是邸報還是《每日紀聞》都是官方工具，手工抄寫，版面狹小，新聞簡短，既沒標題、也談不上設計，專業編輯工作還未誕生。
一四五○年谷騰堡發明金屬活字排印法，從大量印製聖經到廣泛出版各類書籍，歐洲識字率及公共教育隨之擴增，人們視野和興趣大幅延展，一向對外地市場情報興趣濃厚的商人，開始要求資訊的時效，描述近幾個月內重要事件的新聞書（newsbook）開始發行，後來則是比新聞書更具時效性的新聞紙（newssheet），最後則由十六世紀威尼斯小報揭開近代化報紙序幕歐洲第一份出售的新聞紙約出現在一四七五年前後，最早的報紙則出現在一六○五年至二○年之間，第一份英文日報——倫敦每日新聞（The Daily Courant）出現在一七○二年。（Schramm，1994）
。早期報紙經營者多為喜愛寫作的專業人士或家族，如美國的富蘭克林兄弟，他們多發表一些對政治或社會議題關心的言論，印刷幾百或幾千份，以8*10英吋（20.32*25.40公分，略小於A4大小）的篇幅發行，編排方式模仿書籍，格式簡單，報紙經營者往往身兼記者、編輯、排印工作，這時的編輯工作仍未獨立成一個專業（Schramm，1994：191-192；223） （又：早期新聞書、新聞信時代，報紙、書籍、雜誌混為一體，後來報紙開數變大、時效增快，報紙、雜誌、書籍漸漸分道揚鑣。）

一七○四年創刊的第一份連續出版的美洲報紙：波士頓《新聞通信》（News-Letter），報紙稍大於一六九○年創刊的每週第一份報紙《國外與國內時事報》的6*9.5吋，出刊七年後每期賣不到兩百五十份，十五年後紙面稍稍加大，每期賣不到三百份。（Mott，1975：8）
歐美近代化報紙始於一五六六年的威尼斯小報（Venice Gazzetta），以營業為目的的第一份印刷報紙則是一六一五年在德國發行的法蘭克福新聞報（張寶林，1981：191）；一六六五年創刊的倫敦公報（Lodon Gazette）是第一份定期出刊的英文報紙；一七○二年創刊的倫敦每日新聞（The Daily Courant），則是第一份英文日報。（Schramm，1994）這些早期出版的報紙，大多只是刊登一些記事、政論，相應的編輯手法也是平版乏味。十八十九世紀，刊載的內容雖有增加，但編排方式仍無多大改變。（張寶林，1981：191）
早期的報紙經營者多為小型家族企業或是一些喜愛寫作的專業人士（如編輯）等，多層發表一些對政治或社會議題關心的言論，一般而言並不期望能觸及多大的閱讀群眾。十九世紀末，大眾化報紙走向商業化，報紙成為大型企業，大多數經營者只在意能否賺錢。（Gorman & McLean，2004：10）

十八世紀，報紙逐漸拋棄圖書格式，改用大型紙張來擴大版面，但編排方式依舊簡陋。一八三○年代，一分錢報紙揭開大眾傳播時代，報紙大量發行，為了爭取更大多數讀者，開始淡化黨派色彩走向客觀報導，同時增添新聞內容發展黃色新聞，並且加快報導速度搶獨家新聞，編輯方面從標題到版面都日趨講究。到了一八五二年，美國報紙開始出現標題；一八九○年代，紐約世界報的普立茲和新聞報的赫斯特爆發黃色新聞戰爭，更以大標題、大照片、新式版面設計作為競爭利器，編輯漸漸成為一個專業。（休曼，1913；李瞻，1985）
原本集媒體定位、內容企劃、版面規劃、文稿處理於一身的編輯工作，漸漸將後兩者獨立出來，編輯成為一個執行高層政策的專業技術。此後，隨著媒體規模漸大、分工漸細、速度漸快、媒體競爭漸烈、專業要求漸高，編輯分工也越細，校對、核稿、分稿、美術編輯、圖像編輯、組合編輯、派稿編輯漸漸獨立，原本一人工作，成為一組工作，原本集中運作，成為泰勒式生產。
電腦編輯：首先，只有對新聞報道進行的價值判斷，才是報紙編輯的生命，這個基本的命題，同活字時代相比，沒有什麼變化。沒有人的參與，計算機本身什麼都不能判斷。更何況是由人編輯、由人發售最後還要人讀的報紙版面，自然要有充滿理智的價值判斷。它不但不會與人類疏遠，相反地，它還越來越強烈地要求新聞報道能進入到人們的心靈深處。
參、新聞選擇的實踐
一、新聞選擇運作機制
本研究希望瞭解新聞選擇的決策參與人士和決策模式。亦即，誰來選擇新聞？如何做成決策？
1. 決策人士：最早的守門人研究認為新聞選擇是編輯個人的取捨（White，1950），後來研究漸漸注意到編輯只是執行者，更重要的是整個組織的運作、以及組織與社會情境的互動（Robinson，1970；Gallagher，1994）。本研究將深入瞭解媒體組織內外哪些人、哪些勢力參與或影響頭版頭條新聞的選擇。 2. 職權分配：歷來的研究顯示，新聞組織不同層級的成員，享有的權力不同（明星記者）、不同事件老闆授權的程度也不同（陳順孝，2002b、2003）。本研究要分析的是，頭版頭條新聞選擇過程中，參與者各自的權限為何，這和一般新聞選擇又有何異同。

2. 決策模式：早期的研究將守門行為描述成「執行階層順應編輯政策的情形」（Breed，1955），後來漸漸注意到媒介組織具有「折衷與協調」(compromise and negotiate)的特性，因此守門行為不是一種「順應」，而是「組織內各個次聯結之間的折衝(bargain)過程」（Dimmick，1979）。本研究想要探討頭版頭條新聞選擇過程中，決策模式究竟是順應還是折衝，若是折衝又如何折衝。

有關新聞選擇運作機制的文獻，主要是在探討誰參與新聞決策？如何做成新聞決策？守門人研究對此的討論最為豐富。
一九五○年，White所作的先驅研究，將新聞選擇視為電訊編輯的個人行為（White，1950）；一九六九年，Bass提出觀照面較廣的「新聞在報社內流通的『兩階段行動模式』」，將新聞流通過程分為「新聞蒐集」和「新聞處理」兩大部分，前者主要指記者、後者主要只編輯，兩者都參與新聞選擇（Bass，1969）。
一九七○年，Robinson則批評White、Bass等人對守門行為的描述乃是一種「直線聯結」分析模式，也就是將各個傳播者當成「各個孤立的個人」，將守門行為分成「各個獨立且依序進行的步驟」。Robinson認為這種分析模式忽略了各傳播者間的角色關係，只能描繪表面現象而不能深入本質。他認為，新聞過程乃是一套「由組織結構的各部分共同運作，而形成的非直線回饋關係」，因而主張以整個複雜運作的工作團體為分析單位，建立一個「傳控模式」(Cybernetic model)，以分析決策者的決策過程、編輯室與外界所形成的回饋環、各守門人在各自職務角色上的功能性差異、新聞工作者在「不明確編輯政策」下的工作情形 （Robinson，1970：341）。
至於組織內的運作情況如何。Breed（1955）將守門行為描述成「執行階層順應編輯政策的情形」。Dimmick（1979）不以為然，他認為媒介組織具有「折衷與協調」（compromise and negotiate）特性，因此守門行為不是一種「順應」，而是「組織內各個次聯結之間的折衝（bargain）過程」。換言之，守門行為應是「媒介組織內部的種種運作」。
不過，沒有任何組織可以憑空存在，它必然與所處情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系統高度互動、相互影響。Gallagher（1994：240）更進一步分析說，傳播組織與新聞人員是在複雜的社會因素限制下活動，我們很難把他們當成是自主的「看門犬」；但媒體也具有與社會勢力折衝、抗衡的實力，我們同樣不能把他們貶低為的「政治工具」。如果非下結論不可，我們應該說，傳播組織的確被社會上優勢勢力的利益束縳著，不過這些利益會不斷的重新定義，而媒體也會參與、推動這個定義過程。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新聞選擇的參與者不僅是個人，還包括整個組織、整個社會；決策模式不是單一個人或勢力所能獨斷，而是相互折衝、協調。
基於上述認識，本研究雖計畫從頭版編輯的角度看新聞選擇，但不將頭版編輯視為孤立的個人、也不視為順應上級的「組織化個人」，而是將其視為有主體性、有行動力的「情境中個人」，從而觀察其如何與組織內外各種勢力互動、如何折衝協調做成決策。
二、新聞選擇決策程序
本研究將瞭解新聞選擇的作業流程和決策層級 和應變制度？
。亦即，一則新聞從發生到成為頭版頭條新聞要經過多少關卡？每個關卡如何決定取捨？
1. 取捨流程：新聞選擇是傳播的起點和接點，貫穿於整個傳播過程之中。記者決定採寫或不採寫某一條新聞，是選擇；決策者決定發表或不發表某一條新聞，也是選擇；到了編輯手裡，決定登不登、登多大更是選擇。本研究希望詳細分析這整個選擇的流程，釐清決策關卡、找出關鍵環節，瞭解頭版頭條如何從這些流程中脫穎而出。
2. 選擇層級：新聞選擇可以粗略分為三個層次，高層次是指主要論題（即「這是什麼事」）、中層次是指事件的細節、低層次是指報導時使用的語言（翁秀琪，1992：142；臧國仁，1999）。本研究為集中焦點，將側重分析高層次主要論題的選擇，但也會留意新聞選擇程序與層級的關係。

有關新聞選擇決策程序的文獻可以粗略分為兩部分，一是關於新聞選擇流程的文獻，二是關於新聞選擇層次的文獻。
1. 新聞選擇流程注意組織的正式和非正式環節

White（1950）研究電訊編輯的選稿行為時，將新聞選擇流程簡化為編輯個人的訊息取捨行為；McNelly（1959）認為守門人不只一個，而是有多個關卡，他指出一則國外新聞要在國內見報，至少要經過國外通訊社特派員、區域性分社、通訊社總社、通訊社在國內的分社、國內媒體編輯等等關卡（詳見圖一左）；Bass（1969）則聚焦在組織內部，認為新聞選擇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聞採訪，將「未加工新聞」，如事件、演講和記者會變成新聞稿，第二階段是新聞處理，修正和合併各項消息成為「完成的產品」，即報紙或廣播新聞，再傳達給公眾（詳見圖一中）；Ericson等人（1987）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更複雜而完整的媒體內部新聞生產的流程圖（詳見圖一右）。（轉引自McQuail ＆ Windahl，1996）
這些文獻讓我們看到新聞選擇關卡之多。不過，新聞選擇不僅關卡多，而且必須快速運作、並且隨機應變。在速度方面，陳順孝（1993）的研究顯示，編輯處理一則新聞的平均時間只有三分四十五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編輯固有的心理狀態、知識儲備、意識觀念必須在臨場狀態下迅速發揮作用（宋翠芬，2003）；在應變方面，「有很多時候，一個版的稿件已經選定，已經拼好，忽然來了一條重要消息，就需要重新選擇，抽下或者刪節已經加工好的稿件。有時候這樣的再選擇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有時候涉及的不是一篇兩篇稿件，而是牽動全局要把整個版面推倒重來」（陸炳麟，1985）。
這就讓我們看到新聞選擇的特色，要在高度時間壓力下通過層層關卡，並且隨時因應情境變化而調整。
這些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在於，我們觀察新聞選擇流程，既要注意組織內部的運作、也要注意組織外部的運作、更要注意組織內外的相互運作；同時還要注意新聞決策者如何在高度時間壓力下進行新聞取捨，如何不斷因應情境變化而調整決策。換言之，不僅分析流程的步驟，更要分析流程中所呈現的個人、組織、情境互動的動態。

圖一：新聞選擇流程圖。左為McNelly的新聞流通模式、中為Bass的兩階段新聞流通模式，右為Ericson等人的新聞生產過程圖。引自Windahl, S. & McQuail, D.著，楊志弘、莫季雍譯（1996）：《傳播模式（第二版）》第六章〈媒介組織、選擇與產品〉，頁207-234。台北：正中書局。

2. 新聞選擇層次從運作機制和決策程序、影響因素、知識基礎來分
蘇蘅改版研究是一種路線選擇

新聞選擇也有層次之分，Benton & Frazier（1976）將新聞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主要論題（general issues），如立法院通過公投法；二是次要論題sub-issues），如公投法的內容；三是額外資訊（extra-information），如朝野政黨為了公投法爆發的口角和衝突（轉引自翁秀琪，1992：142）。臧國仁（1999：32-44）在闡述框架理論內涵時，也將新聞訊息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高層次(macrostructure)是對某一事件主題的界定，即「這是什麼事」，經常以標題、導言等形式出現；中層次則由以下幾個環節組成，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歷史、結果．影響、歸因、評估等；低層次則是指語言符號，包括由字、詞等組合而成的修辭與風格。
本研究探討頭版頭條新聞選擇，為了集中焦點，挑選高層次、主要論題作為分析對象，亦即，本研究所謂的新聞選擇是指媒體選擇了「什麼事」，至於事件的細節乃至用字遣詞，則不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框架理論關注媒體如何選擇和重組真實，對於新聞選擇的具體作法和背後的知識基礎有相當深刻的分析，對本研究透視新聞選擇行為頗有助益，不過，框架理論似乎較偏重新聞角度的選擇、在新聞事件選擇的討論較少。
主要文獻包括…

框架理論
A片事件等實務研究

缺點：未集中頭版、為談誰來選擇

三、新聞選擇影響因素
本研究更將探討新聞選擇的取捨標準和影響因素。亦即，什麼新聞能夠成為頭版頭條新聞？有何評選標準？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1. 取捨標準：新聞選擇最常見的標準莫過於新聞價值觀，也就是影響性、接近性、即時性、顯著性、異常性、衝突性、人情趣味和實用性等等判準（石麗東，1991；密蘇里新聞學院寫作組，1986；彭家發，1992；Roshco，1994）。然而，這些判準就是新聞選擇標準的全部嗎？有沒有其他標準，尤其，有沒有只能做不便說的標準？這也是本研究想要瞭解的要點。
2. 影響因素：影響新聞產製的因素可以粗略分為五個層次：一是個人層次，如個人價值觀與特質；二是常規層次，如媒體作業流程與截稿時間；三是組織層次，如老闆和主管的介入；四是媒體外部層次，如媒體外在的政經因素或利益團體等；五是意識形態層次，如文化和反共意識形態等等（Shoemaker，1991）。在這五個層次的眾多因素中，哪些因素對新聞選擇，尤其是頭版頭條新聞選擇較具影響力？它們如何產生影響？新聞工作者如何與這些因素互動？如何面對兩難、謀求兩全？這些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議題。

這部分文獻又可粗略分為兩大範疇，一是新聞取捨標準的文獻，二是新聞影響因素的文獻。
1. 新聞取捨標準
新聞選擇最常見的標準莫過於新聞價值觀，也就是影響性、接近性、即時性、顯著性、異常性、衝突性、人情趣味和實用性等等判準（石麗東，1991；密蘇里新聞學院寫作組，1986；彭家發，1992）。然而，新聞價值觀會隨著時空情境而有所調整（Roshco，1994）新聞定義也不斷在變，如英文書說…
美國知名的「普優公民新聞研究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最近對全美國五百一十二家報紙的總編輯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九○％的總編輯認為，報業的前途仰賴於加強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而不是聳動的頭條新聞與醜聞報導。 這項調查並顯示，現今報紙的角色定位有其優先順序，報紙首先必須是「新聞解讀者」，然後是「新聞發掘者」、「調查監督者」、「社群對話的觸媒」與「社群服務者」，最後才是「單純事實的傳播者」。2002.07.28.中時

，同時也會因為各媒體編輯政策或價值判斷不同而有差異。
例如，武市英雄（1989）² 立場：東京卻知事選舉報道：正因為需要一種微妙的判斷，所以，在這裡有時就給人為造作留下了餘地。在判斷價值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出現動搖。例如，一九七五年春季地方統一選舉中的東京都知事選舉報道。當時，美濃部亮吉、松下正壽、石原慎太郎三人展開激戰。三人正式出馬競選是報道的焦點，是一個很大的消息，尤其是東京都知事選舉，各報不是把它作為地方消息，而是作為全國性消息來對待的。⊙但是，從當年三月石原宣布出馬的報道來看，每日、讀賣、產經、東京新聞、東京泰晤士都把它作為頭版頭條，而朝日把它作為準頭條，日本經濟新聞把它作為準準頭條。當天朝日的頭版頭條是石油輸出國機構首腦會議消息，日經是關於修改壟斷禁止法的消息。日經因為是經濟性報紙有情可原，朝日又是為什麼呢?從中不是可以悟出他們的微妙的看法嗎?⊙朝日對東京都知事選舉並非不關心。關於美濃部候選人的報道，僅二月份就發了五次頭條。三月七日石原出馬這一天，該報第十一次印刷從消息位置、標題大小的順序來看，是這樣的1.河內日本使館近日開設、2.石原出馬、3.關於壟斷禁止法、4.中東問題；而同一天的第十三次印刷，消息的處理方式又有了變化：1.石油輸出國機構會議、2.石原出馬、3.壟斷禁止法、4.河內日本使館近日開設。石油輸出國會議消息是外電，這樣處理也許同來稿時間有關，但是，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河內使館的消息前後變化那麼大?以至從頭條降到第四位?關於開設使館的消息，是從外務省了解到的，並非外電，判斷新聞價值的時間按說是充裕的。⊙由於新的重大消息的光臨，其他消息會依次降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位置交差變化，不能不讓人感到奇怪。⊙但判斷價值所表現出來的差異，如果僅僅是版面構成上的技術考慮，也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如果有意把石原出馬問題降格處理，故意埋沒它，那就是一個問題了。判定消息的新聞價值的大小，說來說去是微妙的，因此，對於局外人的讀者來說，即使感到奇怪，也難以弄清傳播者是否有意搞了什麼名堂。正因為如此，作為傳播者的編輯，最好細心周到地進行工作，以免引起讀者誤解。（武市英雄，1989）
(譯自日本《新聞報道研究》第七期，稍有刪節)

比較日本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一九七四年一整年的頭版頭條新聞，發現相同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十七。以月別來看，如春季罷工、中日航空協定、核潛艇問題等具有重大消息的月份，共同性頭條比較多；不同種類的頭條，未必都是獨家新聞，多是由於編輯對新聞價值的判斷不同造成的。頭條新聞，一般多是甲報把它作為頭條，乙報把它作為「準頭條」，也就是說，兩報都報道了，但在價值判斷上顯出了差異。
Sparks（2000）則將報紙分為五類，指出不同類別媒體新聞選擇取向互異：A.超市小報（The “supermarket tabloid” press）：如閣樓雜誌等。B.新聞小報（The “News stand tabloid” press）：例如英國的太陽報和鏡報，強調醜聞、體育、娛樂。C.雅俗報紙（The “serious-popular” press），強調視覺設計，內容有相當大比重的醜聞、體育、娛樂，但也報導嚴肅報紙會報導的題材，最好的例子就是今日美國報。D.半嚴肅報紙（The “semi-serious” press），這類報紙也注重嚴肅報紙所注重的硬性新聞，但有日益增加的軟性新聞、專題報導，也日益重視視覺呈現要素（例如圖片的增加），例如泰晤士報和衛報。E.嚴肅報紙（The “serious” press），內容主要以政治、經濟等硬性新聞為主，持續關注全球的結構性變遷，如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
此外，新聞選擇也受到媒體常規影響。例如，新聞媒體容量通常固定，非萬不得已不增張減張，即使增減張數幅度也很小，這就導致新聞選擇只能是相對標準而非絕對標準：稿擠時常得割捨大新聞、缺稿時又得用小新聞填版面。「實際上，真正值得上頭條的消息，一個月之內，也沒有那麼多篇，但是，各版又不能沒有頭條，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版面構成的需要，便只好給那些比較一般的消息加上一個並不相稱的大標題。就好比高級住宅裡搬進了窮職員」（武市英雄，1989）。
因此，我們分析媒體的新聞取捨標準，不只要看「哪些新聞具有較高的價值」，更要看「不同媒體偏愛哪類新聞」，同時還要考量同一天新聞的相對價值問題。
2. 新聞影響因素
影響新聞建構的因素，歷來的守門行為研究頗多著墨。Hirsch（1977）從個人、組織、社會環境三層次分析；McQuil（2000）以新聞組織為核心，從國際的、社會的、傳媒/專業/結構、組織、個人/角色（大眾傳播者）五個層次來分析；Shoemaker（1991）則從個人、常規、組織、媒體外部、意識形態等五個層面進行分析，探發現個人層面的價值觀與特質、常規層面的作業流程與截稿時間、組織層次的老闆和主管控制、媒體外部的政經因素或利益團體、意識形態層面的文化和政治意識等等因素都會影響新聞報導；陳順孝（1993）和劉從哲（2002）借用Shoemaker的分析架構，參與觀察台灣報社編輯守門行為，也有類似的發現。
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Stoner & Freeman（1992）進一步釐清「間接影響行動變數」和「直接影響行動變數」，間接變數包括政治、經濟、技術、及社會，直接變數則包括組織外部的顧客、供應商、政府、特殊利益團體、媒體、勞工組織、財務機構和競爭者，以及組織內部的員工、股東、董事會等（引自張宏源，2000）。Fidler（2000）更進一步指出社會需求、媒體競爭、政治壓力、社會和技術革新是關鍵變項，他說：「傳播媒體的形態變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競爭和政治壓力，以及社會和技術革新的複雜相互作用所引起。」
質言之，我們分析影響新聞選擇的情境因素，必須同時兼顧個人、常規、組織、媒體外部、意識形態等五個層面，同時要在眾多因素中找出較具影響力的關鍵因素，觀察它們與新聞選擇行為的互動關係。此外，我們還必須注意情境的交互動態，因為情境因素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交疊、交叉影響，我們不僅要分析新聞決策者與單一情境的互動，更要探討情境相互動態以及新聞決策者與複合情境的互動樣貌，唯有掌握總體性、交互性的互動，才能釐清新聞選擇與情境互動的深層結構。編輯選擇新聞時，不單只看一則稿件的質量，而必須將這則稿件放在宏觀的脈絡中，去檢視它在整個版面和整份報紙中與其他新聞的相對關係、與其他具有競爭關係媒體的區隔，並且思考如何在編輯政策和新聞價值中求取平衡點、在專業判斷和新聞控制間找到兩全之道。換言之，新聞選擇是在複雜情境中，從宏觀視野綜合考量各種因素，然後求其平衡、求其兩全、求其創新的行為。這是與情境高度互動的創意行動。
編輯作為新聞選擇的最後把關人，他個人的智能和偏好、新聞工作的常規、他所屬的組織文化和政策、社會情境的諸種因素，都會影響新聞選擇的最後結果。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同時代、不同報社會選出不一樣的頭版頭條新聞。
根據東西方大眾傳播學理論家研究的成果，再加上一些補充，影響和約束編輯選擇(或稱“把關”)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編輯所處的社會環境：階層、階級、團體、政黨、民族、國家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觀、哲學觀、道德觀、文化觀，所制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及編輯出版法規，確立的政治思想路線等。 2.由媒介內容的公眾性而形成的壓力和約束：編輯及訊息的選擇公開受到公眾審查，公眾常從心理、輿論、要求履行某種職責和義務來給編輯選擇以約束。此外，編輯對訊息的選擇，特別重要的是，必須考慮受眾的需求與興趣。 3.編輯所處的工作群體：在現代編輯出版系統中，編輯很少是單獨行事的，他必須與周圍的同事，專家互相交流、幫助與依靠，因此他的選擇意識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工作群體的規範與價值觀的影響與限制。 4.來自媒介的壓力與約束：每一媒介向編輯提出不同的選擇要求。各媒介其宗旨，風格不一樣，訊息的載體也不一樣，選擇的標準當然相異。 5.編輯的自我形象與個性結構：他是如何認識和理解自己作為一個訊息選擇者的形象和作用的?他是如何估價客觀世界對他的各種選擇要求與約束的?他有否獨立的關於選擇問題的見解?他對選擇工作的嚴肅認真程度如何?他處理選擇工作的彈性程度如何?他的文化水平與知識結構如何?他的判斷力與決斷力如何?甚至他的興趣、愛好與習慣都會對其選擇行為發生種種影響，等等。（張如法，2003）

四、新聞選擇知識基礎
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新聞選擇的運作機制、決策程序、影響因素，瞭解新聞選擇過程中實際使用的知識為何？核心智能為何？
1. 知識基礎：本研究希望探討新聞選擇工作所需使用的知識，包括陳述性知識（特定領域的內容知識，如政治學）和程序性知識（「如何做」的知識）（鍾蔚文等，2002；Chung et al.，1998），也包括見諸文字的明識和隱而不顯的默識（tacit knowledge）。
2. 核心智能：在新聞工作所牽涉的眾多知識和能力中，本研究還希望進一步找出新聞工作者在多重情境限制下、考量多重因素，面對兩難、謀求兩全所需的核心智能，藉此瞭解新聞選擇的知識特質。

發掘社會實踐中隱含的知識，一直是社會科學關心的主題。這幾年新聞專家生手的研究，逐步發掘新聞工作蘊含的知識特質和核心智能。這些發現可以粗略歸納為三點：從研究之始我們即把目標界定在探討和整理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並進一步探討專家和生手實務知識的差異何在。在此所稱之實務知識，並非一般人所認知之實務界人士經驗報告，而是指在實際工作中解決問題所應用之知識（有些學者如Schon 1971稱之為knowing-in-action行中之知），例如寫作時選擇字詞所使用之知識，這些並非作者可以完全察覺。一般所謂實務經驗談可能只是知識冰山的一角，而我們的任務即在探討這些隱藏於意識之下的知識結構。
策略學者Dixit 與 Nalebuff（1996：1-2）以伐木工人與將領為例分析情境決策的特點說：當伐木工人決定如何伐木時，他不必考慮樹木的反應，他的周遭環境是中立的。然而當一位將領企圖殲滅敵人的軍隊時，他必須審思並克服計畫的阻力。記者和將軍一樣，必須認知對手、夥伴是睿智、有主見的個人，他們的目標時常會與你相衝突，但衝突中也潛藏聯盟的可能；你的抉擇必須包容衝突，並善用彼此的合作關係。這種互動的決策關係就稱為「戰略」，而對應於此的計畫則稱為「策略」。

1. 與情境互動的能力
新聞新聞工作的能力，通常顯現於新聞工作者與情境的互動。傳統研究在討論解決問題的能力時，常強調個人知識的質與量，以為個人可以不假外求、自給自足地處理問題。近年的研究則發現，解決實用問題時所應用的知識大都涉及情境因應的能力，而專家就是那些較因應情境變化且提出解決方案的人（Wagner & Sternberg，1986；Schon，1983；Tsang & Chung，1995)； 因此，本研究要從新聞決策者與情境的互動中來掌握新聞選擇能力的特質。
2. 隱而不顯的默識
新聞工作所使用到的知識，或其應用知識的過程，往往連當事人都無法察覺，這種隱而不顯的知識即是默識（tacit knowledge）。陳順孝（2003）發現新聞工作者為了兼顧記實理想和避禍現實，發展出一套「記實避禍」的文字策略，如使用「否認式報導」，以「某人否認某事」形式暗指某新聞主角涉及某事，即是默識的表現。本研究相信，新聞選擇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尚未見諸文字的默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發掘這些默識，加以有系統的分析，用以改良實務、厚實理論。
3. 程序性知識
人類使用的知識可以粗略分為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兩類，前者是特定領域的內容知識，如：政治學的知識；後者則是指在執行一項計劃時「如何做」的知識（鍾蔚文等，2002；Chung et al.，1998）。新聞工作者選擇新聞時，固然需要具備許多陳述性知識作為判斷的參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複雜情境中，面對兩難、謀求兩全的程序性知識。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的重點置於程序性知識之上。
4. 使用理論
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將人的行動理論分為兩類：信奉理論（espoused theory）是當事人宣稱遵行的理論，如客觀報導、新聞價值觀；使用理論（theory-in-use）則是人們真正在使用、可以由實際行動中推論出來的理論；信奉和使用理論往往不盡一致，只是人們很少覺察（Argyris et al.，2000：69-70）。本研究想探討的是，在新聞選擇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實際使用的理論為何？
質言之，本研究想要發掘的知識，既有陳述性知識更有程序性知識、既有見諸文字的明識更有隱而為顯的默識、既有信奉理論更有使用理論。本研究將側重發掘程序性知識、默識和使用理論，同時希望在眾多知識和能力中，找出拿捏、取捨，面對兩難、謀求兩全所需的核心智能。
新聞題材的判斷程序：來源-判斷-處理（判斷無誤）或查證（判斷有疑問）。判斷有問題，就查證。
新聞選擇的判斷面向：正確性判斷-合宜性判斷-價值、政策、常規判斷。
肆、新聞選擇的標準
一則新聞必須正確、合宜、有價值、符合政策才能被報導。這四個判準既要逐一檢驗，也要綜合考量。
一、正確性的選擇
（郝柏村貪污？梁肅戎支持命運共同體？國民黨不設副主席？）（夜半電鑽聲？爸爸剁媽媽？）（直選為台獨？坦克打選戰？）
編輯的正確性判斷，主要看邏輯、看稿源公信力

新聞正確性研究，側重情節，本文兼談主旨和情節。

正確是新聞的第一要件，不正確的消息再驚人都沒有報導價值。要確保新聞正確性，主要依賴記者的查證，但記者經驗、知識和人脈可能不足，因此需要組織支援和把關；記者確認無誤、組織放行的稿件，到了編輯手上，編輯慎重起見，還須檢視消息來源可信度、記者可信度、內文合理性，才決定是否刊登。
新聞判斷失實，可能原因有六：一、未查證：如中時說蘇惠珍透過謝長廷捐450萬給阿扁；二、輕率轉載：中晚報導周星馳要拍少林棒球、誤刊印尼排華照片；三、誤信消息來源：如聯合誤報華昌國宅水遭污染、自由誤報連戰訪德國法國；四、未掌握變數、未預留迴旋空間：如聯晚誤報國民黨不設副主席、中時提早一天報導抗煞醫師林永祥過世（據說一度停止呼吸但又被救回）、美國媒體誤報杜威當選美國總統；五、過度推論：如各報報導爸爸剁媽媽（是指控但未必是事實）、新光吳家綁架案（是嫌犯非罪犯）；六、難以確認：如中共新聞、鄧小平死訊，自由總編輯曾決定一二三版大作鄧死訊，後被社長撤銷。日本《讀賣新聞》北京支局長高井潔司說：中國官方在政治、外交方面，依然持續情報管制，因此究竟什麼是正確的情報，或在描繪「正確中國真相」時，何為重要的情報，事實上很難判斷。在難以確認的情況下，媒體有時會捨棄情報的正確度，而選擇速報性或衝擊度，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作者當時在現場，估計示威學生頂多一萬人，新聞卻以訛傳訛的傳送三萬人，甚至升級到五萬人，最後更「發展」到所謂「百萬人示威」；可是天安門廣場的容量，即使再多人，也不過五十萬。但各媒體以訛傳訛，讀賣新聞總社編輯看到聳動的香港報導，每天都詢問記者，認為對運動的估計太過保守。即使作者從現場以行動電話提出「實際動員的示威人數大概只有通信社電的六至七成，而且其中純看熱鬧的人不少」的反駁，仍充耳不聞。作者因此認為，處在這種興奮狀態中，最需要的是位於總社的編輯，與現場記者之間，在維持緊張關係之下合作無間，當現場興奮時，編輯就要保持冷靜，反之編輯興奮時，現場則非冷靜不可，如果一方被另一方牽著走，將變成脫離適時的不正確報導。此外，從一九九五年初起，一舉爆發的鄧小平「病危說」也是如此，即使鄧家否認，但「天安門事件六週年前，不會拔掉生命維持裝置」，或過不了夏天」、「可拖到國慶節之後」等「怪情報」仍然滿天飛。橫濱勢力大學教授矢吹晉就曾批評「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中國乃屬最高機密，最容易隱瞞的情報。然而許多缺乏經驗的編輯，在不清楚難以取材的狀況下，卻要求經驗不足的特派員勉強撰寫報導內容，以致假借『中國方面』或『消息方面』的蜚言流語甚囂塵上，而反覆上演揣摩臆測的滑稽喜劇」。（高井潔司，1997：1-52）台灣對胖妹多胖的報導、立院記者競吵密使事件亦然。

二、合宜性的選擇
合宜性是個抽象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合宜性是紐約時報所謂的「全是適合報導的新聞」。抽象的合宜性概念落實到實務上，至少可以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