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切的社会、经济政策与现象 与从刘易斯拐点息息相关.doc

中国一切的社会、经济政策与现象 与从刘易斯拐点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或目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一切问题都和刘易斯拐点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经历的和150年前西方所经历的，与50年前拉美所经历的，基本是一致的。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在从农业化到工业化进程中，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要经过刘易斯拐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一切的问题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答案，因此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今中国，会豁然开朗。
一、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其内涵是：二元经济结构力在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再配置的过程，而此过程的连续推进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而劳动力工资也必然会从“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上述农业劳动力水平的转变即为“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简言之，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所产生的劳动力供求拐点，即劳动力供应从无限到有限的转变。同时，刘易斯还定义了两个拐点的概念，“第一拐点”是劳动力不再无限廉价供给的时点，此后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增强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吸引力，并促使农业劳动效率和收入不断提高，使得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得到释放，直到两个部门效率与工资相等，劳动力的单向流动结束，此即为“第二拐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对劳动力优势有较高依赖，因此，“刘易斯拐点”对经其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它不仅表明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而且暗示着要素相对价格、产品生长形态进入新的阶段。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二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与刘易斯拐点有关的关键
“第一拐点”正在或已经形成，而且拐点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正显现出来，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关键词息息相关。

GDP增速、制造工厂、出口下滑、企业利润、企业流入印度、缅甸等
计划生育、人口红利、老龄化、留守儿童、全国人口普查
民工潮、返乡潮、一票难求、
工资上涨、通货膨胀、价格上涨、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别悬殊
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资源短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位一体（生态文明）。
中国经济升级版、创新、经济转型升级、调结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企业西进
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城乡差距、农业现代化、新农村
户籍制度改革、市民化、异地高考、
土地国有化、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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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红利消失、计划生育、人口普查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不会再增长。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巅峰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8.87%。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我国现在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我国即将迎来老龄化的时期，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2011年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抽样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66元，增长14.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0.9%。2010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同比上涨11.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上年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

与此同时，有专家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巴曙松就认为，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则将有助于中国较好的越过这一变化带来的挑战。
他在财经杂志博客撰文说：“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探寻日本、韩国规律，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大约是30年。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5年人口红利窗口就要关闭。
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 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收殆尽，到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十余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逆，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可以预测国家将逐步放款计划生育政策。

2、民工潮、民工荒、民工返乡，土地制度改革，买票难，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专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
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出现，让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这一观点，他特别提醒，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
张捷说，广东如果要实行产业调整，首先要考虑清楚对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处置。既不能全部关掉，也不能全部向内地转移。他认为，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闭，以致重新回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也即“刘易斯拐点”逆转。

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有一种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当在打工收入与在务农收入差不多的时候，当在城市教育、医疗、住房得不到保障时，大部分农民工就开始返乡，因为他们还有土地，那是做基本的保障，土地是国有的，不能卖，将永久持有。西方土地是私有的，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就永远回不去了，所以不会出现春节期间几亿人的返乡潮，也不会出现火车票一篇难求的现象。有了土地，就有了保障，金融危机也不怕，顶多回家种地，所以几次金融危机，中国未出现大的动荡和失业问题，就以为农民有土地作保障。但民工出来进去，这个反复的过程，会减缓中国经济向刘易斯拐点靠近，减缓工业化进程。解决的方法是，城镇化，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等，但最根本的是土地制度改革。
3、产业升级转型、企业西进、工资上涨

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2010年，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产业西进加速。以成都为例，先后有富士康、戴尔、联想、仁宝和纬创等电子信息产业巨头落户。成都市各站点散发的宣传单显示，富士康、仁宝和纬创三大生产基地就需要招收普工40万人。不仅如此，同处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武汉、郑州等地，重大投资项目也纷纷落地，需要大量工人。春节之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要求重庆市经信委、市劳保局、各区县政府联合起来，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地去摆摊设点，去把农民工截留一部分。2011年，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相对于2010年，今年的形势“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招工难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因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产业西进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招工难比过去更普遍、更尖锐”。“民工荒”的出现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个特征，但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总体上还没有转向技术密集型、城乡的收入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因此我国的现状部分符合“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部分不符合。

4、投资减速、GDP减速、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制度
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如下后果：一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三是，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四是，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五是，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顺利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提供动力。
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驱动力取决于库兹涅茨拐点能否如期到来。如果两大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茨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歧视、城市公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就医就学难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从概念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城乡工资收入平衡。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逐渐出现枯竭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人均能够收获更多的农场品，但是由于留守农村的均是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他们的精力和效率都不高，所以总体上的农场品数量并没有增加，农产品出现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的农场品价格上涨，留守在农村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收入，城乡的个人直接经济收入的差距慢慢缩小，由于城乡的福利机制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城市的就业者不会立即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的现象并不立即得到缓解，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不会得到立即的改善，农村就业人员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来源，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人口红利的降低甚至消失。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的富余人口严重不足，城市不能够再吸收到更多的劳动力，于是劳动力出现极大的短缺，此时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得到发展的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生存下来，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否则企业会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劳动力成本而陷入亏损。
总体上来讲，“刘易斯拐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只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国家才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阿瑟·刘易斯 代表著作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