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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史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第一编导论范围与方法第一章 [导论与计划] 1.本书计划 2.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 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1.本书计划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本书第二编将叙述从有史可考的最初年代到十八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这一段时期的有关历史。第三编将继续推进，经过大致可称之为英国“古典学派” 的整个时期，到大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第四编从“古典学派”（仍然是大致的说法）的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对分析牲的或科学的经济学的命运进行了叙述：但为了方便起见，有些课题的历史将继续介绍到目前为止。这三编构成本书的主体，包括了这方面大部分研究的成果。第五编只是现代最新发展的一个轮廓，由于刚才说的第四编提前所作的部分论述而减轻了份量；其目的仅在于帮助读者了解现代的分析工作是怎样和过去的分析工作关系起来的。面对本书试图完成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的巨大任务，我们立即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带着不样之兆的事实。在任何科学史的表象之下不管潜伏着什么需要抓住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史学家们至少知道他的课题是什么，因而可以立即着手工作。我们的情况却不一样；在这里，所谓经济分析，所谓心智上的努力，所谓科学，这些观念本身都被“掩盖在一片烟雾之中”，弄得模糊不清；正是指引史学家写作的那些规则和原则本身都受到了怀疑，而更糟的是引起误解。因此在第二编到第五编之前加上这个第一编，以便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把我对经济分析史这个课题的性质的看法以及我打算在慨念上所作的某些安排，尽量加以说明。同时我还觉得有许多属于科学的社会学——即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而形成的理论——范围内的问题也应包括在内。但必须注意，这些东西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只是为了传达与我采取的原则或者与本书基调有关的一些事实。虽然我会举出采取这些原则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在这里是不能充分成立的。它们只能方便读者了解我试图做些什么，如果本书基调不合乎他的胃口，他就把这本书搁在一旁好了。 2.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那么，就任何科学而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的历史呢？人们会认为，现在的分析工作会保留以往分析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概念，方法与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费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顾过去的作家，去复习他们过时的观念呢？这些故纸堆难道不可以留给少数专爱摆弄古董的人们去照料吗？关于这种态度要说的话很多。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地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从那里我们指望得到的收获可以分为三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这三类我们将一一加以考察，起先并不特别联系到经济学，然后再在第四类之下加上几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研究分析工作的历史，较之在其他学术领域更显得重要。首先，那些企图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就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教授或学生，不久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至少在大部分学生中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因为，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观实体的逐渐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让我马上在这里补充一句，在整个这本书中我们将坚持这种教学法的要求，并以它来指导我们对讨论题材的选择，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其他重要的准则。第二，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神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这种经验的神益可以用一个事实加以说明：那个最终导致（特殊的）相对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是在一本力学史的书上出现的。①但是撇开灵感不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所研究的科学的历史中吸取有用的教训，即使有时令人沮丧。争论有结果也好，没有结果也好，我们都能学到一点东西；走了弯路，白费了气力，钻了死胡同，同样可以学到东西；从成长过程受到阻碍的间歇中，从我们对机遇的依赖，从如何避免去做某些事情，从纠正的偏差中也都可以学到东西。我们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这个问题我们在全书中都将加以注意。第三，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把人类思维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当然，它提供的材料只能涉及一种特定的知识活动。但是在这个领域内它的确切有据几乎接近于理想的完善程度。它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这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其他领域中人们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报告他们思想活动的过程。在这方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例如惠更斯比较直率，而另一些人例如牛顿则沉默寡言。但即使最缄默的科学家也必然会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科学工作和政治工作不同，在本质上它就是自我暴露的。正是主要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已经多次确 ① 恩斯特·马赫：《力学发展史》（第1 版，1883 年：参看J.佩措尔特为第8 版增添的附录）；T.J.麦科马克的英译本包括了截至1942 年第9 版（也即最后一版）中增补和修改的内容。认——从休威尔和J.B.穆勒到冯特和杜威——所谓科学学（亦即德文的 Wisse- nschaftslehre）不仅是应用逻辑，而且也是纯逻辑本身的一个实验室。也就是说，科学的习惯或过程的规则不仅要由那些外在的逻辑标准来判断；它们自己也对这些逻辑标准有所贡献并对这些标准产生反作用。如果用夸张的手法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一种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可以从科学程序的观察与系统陈述中提炼出来——这当然包括科学史的研究或溶合在科学史的研究之中。第四，对于上面的论证，至少前面两条，我们有理由认为应用在经济学这个特殊例子方面更显得有力。我们不久就要谈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说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见下面第3 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时代的经济学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但是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一点以免重复，同时强调一下另一个事实。我们将会看到，科学的经济学并不缺少历史的连续性。事实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描述所谓“科学观念源流”的过程——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不断推倒原有分析结构的。本书所要建立的主题思想之一就是：这个过程基本上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本书也想加以说明，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观念的源流在我们这问科学中要比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遇到更多的阻碍。对于我们这种心智方面的成就，很少有人会表示祝贺，而我们经济学家们自己恐怕是最不会表示祝贺的。而且，我们的成绩现在是，过去也总是很小，很杂乱。搜集事实和进行分析的方法，即使我们当中有人认为不符合标准或者原则上有错误，还是照样流行，而且和其他方法一同广泛流传。尽管也有可能——我将试图说明这一点——谈论每个时代在所谓科学问题上一致公认的专家意见，同时，这种意见也常常顶住了不同政见强烈分歧的考验，可是我们毕竟不能像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在谈论他们学科时具有那样多的信心。因此我们不能、或者至少不会互相信任地以同样满意的方式来概括“这门科学的现状”。而补救这种缺陷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研究学说史：这一点在经济学方面要比在例如物理学方面来得更明显，因为除非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推理的，我们对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的成果就不可能有充分了解。而且，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为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假如有时是令人困惑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开始另一次智力方面远征的壮举呢？ 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要回答这一节的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要看“科学”一词是什么意思。例如，在日常说法和学术界的行话中——特别在法语与英语国家——这个名词常指数理物理学。显然这就排斥了所有的社会科学，也排斥了经济学。如果我们规定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特点，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的”。再说，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就是计量”这句口号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经济学中有些部分是科学的，其余部分就不是了。这里不应该有“等级”之分或“尊严”等感情方面的因素：一门学问披称之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抬高它或者相反。为了我们的目的，应该提出一个很广泛的定义，那就是：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①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与实际知识的范围。因此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个实际上与此等同的定义：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最后，如果我们想强调一下社会学的一面，我们还可以制定另一个定义，事实上和前面两个也是等同的：一门科学是一个知识领域，其中有人，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使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其余还有些定义也许同样不错，这里我补充两个，就不多加解释了：（1）科学是经过提炼的常识；（2）科学是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既然经济学使用普通公众不使用的技巧，既然有些经济学家在完善这些技巧，经济学显然是我们定义范围内的一门科学。因此写出这些技巧的历史似乎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或顾虑。不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没有走出森林；事实上连进去还没有进去呢！我们要想站稳脚跟，首先必须搬走许多障碍——其中最严重的叫做“意识形态”。在这一编的后面几章我们将这样做。现征先对我们关于科学的定义讲几点意见。首先，我们必须回答读者也许认为是一个致命的反对意见。既然科学是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也就是使用了特殊技巧的知识，这好像是说我们应该包括，比方说，原始部落所用的巫术，如果它使用了普通人得不到而是一小部分职业巫术家创造和传授下来的技巧。原则上我们当然应该包括巫术。这是因为巫术以及基本上与巫术性质没有两样的一些手法，有时通过无形的步骤逐渐溶化到现代人所认为的科学程序中去了：例如直到十七世纪初叶，占星术总是天文学的伴侣。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更为迫人的原因。如果我们排除任何一项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那就无异于宣称我们自己对科学所定的标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绝对正确。但我们不能这样做。①实际上，除了根据我们的标准去解释、评价每一项过去和现在经过加工的知识而外，我们的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们不具备其他标准。我们这些标准是六百多年来发展 ① 我们将保留“精密的科学”这一名词，用于上述“科学”一词的第二种含义，就是说，那种使用多少和数理物理学有同样逻辑结构方法的科学。我们将使用“纯科学”一词以区别于“应用科学”（法国人也用同样的名词，例如“纯力学”或“纯经济学”，也说“理论力学”或“理论经济学”；意大利文叫做 “meccanicaoreconomiapura”，德文叫“reineMechanikorOkonomie”）。 ① 要说服我们自己相信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到我们有关程序的规则现在以及很可能将来总是处于争论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请看下面的例子：汉有人证明过每一个偶数都能以两个质数的和来表示，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个不能这样表示的偶数。现在假设这一命题在某一天和我们同意接受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了。是不是可以推论说有一个不是两个质数之和的偶数存在呢？“古典学派”的数学家会答复“是的”，而“直观学派”的数学家如克龙厄科尔与布劳威尔则会说“不是”：那就是说，前者承认而后者不承认我们所谓“现存原理的间接证据”的有效性，而这种间接证据在许多领域中是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也用于纯经济学中。仅仅这种对于什么构成有效证据的不同意见，显然即足以证明我们自己的规则还不能被公认就是科学程序的定论。的结果。②在此期间内，科学上许可使用的程序或技巧，范围愈来愈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愈来愈多的程序或技巧被认为不能允许而遭到排斥。仅仅在我们提到“现代的”、或“经验的”、或“实证的”③科学时，我们才是指这个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它的程序的规则因为科学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时，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这些规则从来也不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广泛说来，它们有两个显著的特性：它们把我们根据科学的理由被要求接受的事实，简化成“可以由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的”比较狭窄的事实范畴：它们又把可以允许的一套方法归结为“从可以证明的事实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今后我们应该站在这种经验科学的立场上，至少当经验科学的原则在经济学中受到承认时是如此。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虽然我们将要根据这个立场来解释各种学说，我们并不主张它“绝对”有效；同时，从这个立场出发，虽然我们可以把某一命题或方法称之为无效的——当然我们总是要注意到这些命题或方法形成时的历史条件——但我们并不因此把它们排斥于我们原先（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科学思想之外，换言之，就是否认它们的科学性①——即使要评价的话，也必须根据具体时间与地点的“内行的”标准来加以评价。第二，我们原先的定义（“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指出为什么一般不能确定一种科学的起源日期——甚至以十年为单位进行概略的测算——更不要说确定这门科学的“基础”了。这和一种“学派”的特殊方法与基础的起源是两回事。正如科学一旦存在就会慢慢成长一样，它们的出现也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在有利与不利的客观环境以及人为条件影响下，逐渐使自己从它们的常识背景中分离出来，有时也和其他学科分开。研究过去，弄清那些条件，对于承认或否认某种科学知识体系的存在，的确都可以缩短时间范围。但是由于历史学家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而总是被扩大了的有疑问的领域，无论搞多少研究都难以完全消除。至于说到经济学，仅仅偏见或无知就足以解释某些说法，例如说这门科学是亚当·斯密、F.魁奈、或成廉·配第爵士、或者其他什么人“创立”的；或者说历史学家的研究报告应当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积累的科学知识要 ② 这种估计仅指西方文明，同时也考虑到希腊的发展，但只包括十三世纪以来它们作为文化遗产进入西欧科学思想的阶段，而不包括希腊文化本身发展的历史。作为一个里程碑，我们选择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它排除了从哲学体系来的启示，那就是除了超自然的神学（自然神学为哲学体系的一种）而外的所有科学的启示。这是在希腊一罗马世界衰败之后欧洲在方法论的批评上所采取的最早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下面会说明，把启示从除了超自然神学而外的一切科学中排除出去，和托马斯将诉之于权威作为一种可以允许的科学方法排斥于科学之外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③ 在这里所用的“实证”这个词，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作主对于完全不同的事物使用同一个词，很容易引起混淆，而他们自己有时就没有把事情弄清；本书必须对这种危险一再发出警告，这里只是第一次。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要立即举出几个例子：理性主义，合理化，相对论，自由主义，经验主义。 ① 所有这些都非常不全面，当然完全不可能公平对待我们只表面接触过的那些深奥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句：我们将会看到上面的解释将尽量避免以下几种倾向：（a）自认为具有学者式无所不知的资格；（b）希图根据现在的标准来评定过去思想文化内容的“等级”；（c）除了分析的技巧外企图评价其他任何方面。随着本书论述的展开，若干有关问题将会愈益明确。走得远多了。普通外行人都知道丰收则谷贱，分工则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显然在科学出现之前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指出古书中这一类陈述包含什么科学的发现，未免荒谬可笑。有关供求理论的最初解释是科学的，但这种科学成就太微薄了，常识与科学知识在逻辑上过于接近，以致要指出这两种知识的确切界限必然都是武断的。我就此机会再谈谈一个同类性质的问题。把科学定义为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并把它和特殊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几乎等于强调专业化的明显重要性，而个别学科则是这种专业化（稍晚一步）的结果。①但是这种专业化的过程从来不是按照任何理智的计划——无论是预先想好的或者仅仅是客观存在的计划——来进行的，所以整个而言，科学从没有完成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结构；它是一片热带丛林，而不是依照蓝图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个人也好，集体也好，都是追随他们的带头人或者遵循已经开创的方法，或者像上面第2 节所说的那样被多种因素所诱发而前进。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就是个别学科的全部或部分疆界总在不断移动，因而试图按其内容或方法给它们下定义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特别如此。就声学是一门科学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毋宁说它是许多排列得不好和互相重叠的研究领域的大杂烩，就像“医学”一样。因此我们倒要讨论一下别人的定义———主要为了看看它们是怎样不恰当——但我们自己不打算采取什么定义。最接近于下定义的做法就是列举在教学中现在公认的下述主要“领域”。但即使这种指证定义①也不应认为是完备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任何完备的目录，将来都有可能增减。第三，我们的定义并没有提到迫使人类努力完善任何领域现有知识的动机。在另外一处我们即将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目前我们只是指出，一篇分析文章的科学特性，与进行这种分析的动机是不相干的。举例说，细菌学方面的研究是一项科研工作，研究人员是为了医学或其他任何目的而进行研究，对于这种研究的过程并无关系。同样，如果经济学家采取适合于他那个时代和环境的科学标准的方法，来研究投机倒把的各种手法，则研究结果将会形成经济知识科学财富的一部分，不管这些知识他是用来提供制定管制法规的建议，或是用来保护投机者抵制这种法规，或者仅仅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求知欲。除非他故意让他的目的来歪曲他的事实或推理过程，我们就不能因为不赞成他的目的而拒绝接受他的成果或否认其科学性。这就意味着由“特殊的辩护人”——无论他们提出辩护是不是得到报酬——所提出的任何科学性的论证，好也罢，坏也罢，都和那些“超然的哲学家”的论证一样，如果真的有这种哲学家存在的话。请记注，偶然你问一个人为什么要说他所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不论回答是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不相信从事政治论战的廉价方法——不幸得很，在经济学界也太普遍了——也就是不相信通过攻击或吹捧某项主张的赞助者的动机，或通过攻击或吹捧这种主张似乎拥护或反对的有关势力，而可以论 ① 让我在这里立即补充一句：在这样一批同行的工作人员之中，一定会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语言，愈来愈不为普通的外行人所了解。通常在我们所谓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今人重视的程度以后很久，由于采用不便于分析的日常观念已经难以忍受，才想出这种省享的办法。如果不是基于这个事实，那么这种专业语言的采用甚至可以作为确认一门科学存在的标准。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常常不惜损害他们这门科学的发展，过分重视要为普通公众所了解，而公众一直到现在对于采取比较理智的做法还非常反感。 ① 所谓指证定义，就是指着某一概念所表示的某类事物的样本，来对这个概念例如”象”的概念下定义。证一种主张。第二章插曲Ⅰ：[经济分析的技术] [1.经济史] [2.统计] [3.“理论”] [4.经济社会学] [5.政治经济学] [6.应用学科] 上一章最后一段指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将在第四章”科学的社会学” 中再谈。现在我们要中断我们的论证，以便转过身来追逐两只兔子，它们所走的路线有时在仓皇失措中发生分歧：一方面必须确定经济学与某些工具加工过的知识领域的关系，这些领域现在或曾经对经济学有过影响，或者与经济学有共同的边境①（见第三章）；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对指导我们讲解经济分析史的某些概念与原则立即加以说明。这就是本章所要进行的工作。让我们从普通常识开始：“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②，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 [在这一章后面熊彼特后来又加上第四个基本学科，那就是经济社会学。] ① 选择“边境”这样笨拙的说法，是为了避免不切实际地设想有什么明显和不变的分界线。 ② “技术”一词必须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只要系统地掌握了某一学科的事实，在范围上超过了这个领域中的实际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知识，就足以构成科学的水平，即使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并不需要超过外行人理解程度的精确方法。 [1.经济史] 在上述基本学科中，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①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②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应该包括科学分工和专业化以来那些采用不同名称的学科，如史前记载与人种学（人类学）在内。③ 上面的论证有两个不祥的后果必须立即加以注意。第一、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①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把这个问题哲学化并不能得出有价值的答案，但以详细的研究来求出一个答案将是我们最关切的事项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下面各编介绍经济分析之前，首先都要对“时代精神”特别是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加以筒述的原因。第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史学家的技术好比是经济分析这辆大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从原始材料得来的知识，总难令人满意。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我们还不能做到按以上论证推演出来的程序办事；不过原则上让我们记住，像拉丁的古代文字就是经济分析的技术之一。 [2.统计] 我们坚决主张，对于经济学来说，统计数字是极为重要的。实际上，至少从十六和十七世纪以来，这一点就被人们认识了；例如当时西班牙政治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收集和解释统计数字——更不用说被称作政治算术家的英 ①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 ② 由于在我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① 这是那个常被误用的字——相对性——的几种含义之一。这里我们用这个字的意思，不过是指（a）我们使用的材料不能超过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因此在进一步发现的前面，我们原有成果的一部或全部也许站不住脚（在解释过去的经济学家时，这一事实必须适当地加以考虑）；（b）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的兴趣和态度，使他们对经济现象的一般看法受到了局限。请参阅第四章。这和哲学上的相对论无关。国计量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同行了。①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但是有一点意见要加上去，就像前面一段对历史这个题目所补充的意见一样。如果不了解统计数字是如何搜集的，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统计数字。同样，如果不了解搜集统计数字的具体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背景的话，也不可能从统计数字中得到信息，不可能理解专家们为我们搜集的信息。因此，适当掌握现代的统计方法是防止现代经济学家闹笑话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虽然有些学科关系大些，有些要小一些。不过我们与这些方法的利害关系实在太大，因而不能把例如说变差法的优点和缺点留待专家去判断，即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我们仍然不能做到按以上论证推演出来的程序办事。但是又一次我们至少在原则上要承认：统计方法是经济分析工具的一部分，即使不是为了经济分析的特殊需要而设计的，也是如此。雅克·伯诺里的《推测技术》或拉普拉斯的《分析理论》在许多科学史中都占有地位，它们在我们这门科学史中也占有地位。② [3.“理论”] 第三个基本学科是“理论”。这个名词有很多含义，但是就我们在本书中的用法来说，只有两种含义是有关系的。第一种比较不重要的含义把理论看作和“解释性的假说”是一回事。这些假说当然也是编史工作与统计的主要组成成分。举例说，即使最激烈地主张以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家，是经济史家也好，其他史家也好，都很难避免对于城市的起源构想出一种或几种解释性的假说或者理论。统计学家对于他碰到的问题中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也必须建立一种假说或理论。对于这一点只需指出，如果认为经济理论家的唯一或主要任务就是搞这类假说（有人也许会加上一句：“凭空捏造”），那就错了——虽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经济理论要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一些以简驭繁的图型或模式用来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以及从某些视为当然的事实出发以便按一定程序确定其他事实，那么经济理论的确也和理论物理学一样是无能为力的。就我们目前的论证而言，我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命题），可以一律叫做假说，或叫公理，或叫假设，或叫假定，甚至称之为原理，①而那些我们认为已经按适当程序确定的事情（命题），则称为定理。当然，一个命题在一个论证中可以是假设，在另一论证中则可以是定理。这一类假说也可由事实提出——它们是根据实际观察得来的——但是从严格的逻辑来看，它们都是分析家武断的产物。①它们与第一类假说的区别在于不包含研究的最后结果（这些结果本 ① 因此，本段第一句话所作的一个简单而无可辩驳的论断至今还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强烈否认，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① 所谓”原理”，在本书中是指任何我们（或者我们正在讨论的作者）不打算提出任何异议的陈述。但它可以是我们（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命题，也可以是我们（他们）假设或假定的命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可以提出异议的“法则”，这种法则的出现、运用或误用，必须仔细考虑：例如我们常说报酬递减”法则”或者凯恩斯的消费倾向“法则”，实际上这些都是假定：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递减“法则”，这是马克思认为他已经确立了的一个命题。 ① 用J.H.普安卡雷的一个比喻来说，裁缝可以随心所欲地裁衣服；但他们当然要力图按照顾客的身材来剪身乃是人们感到兴趣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证实有兴趣的结果而铸造的器械或工具。而且铸造工具并不是经济理论家所做的一切，就像铸造统计学的假说也不是统计理论家或任何理论家所做的一切一样。同样重要的是设计其他小用具以便于从假说中搞出一些结果来——所有的概念（例如“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假说的成份在内。②而正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组成了经济理论。用罗宾逊夫人无比巧妙的比喻来说，经济理论是一个工具箱。这种经济理论的概念，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道理也很简单。经验告诉我们，某一类——经济的、生物的、机械的、磁电的和其他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个别发生的事件，其中每一事件发生时都显示出它本身的特性。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些个别发生的事件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与共同的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性质与方面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索性一次加以处理，那么在心力方面将实现很大的节约。为了某些目的，有时的确需要对个别市场上个别的定价情况，每种收入形成的情况、每次经济循环、每一笔国际贸易等等加以个别分析。但即使征这种场合，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每一场合都在使用对全体分析时所出现的概念。其次我们发现所有场合，或者至少大部分个别的场合，都显示类似的特点。这些特点及其含义可以合在一起用定价、收入形成、循环、国际贸易等共同的图型来加以处理。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图型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上升到“一般化的抽象”的更高水乎很有好处；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可以建立经济分析的一种复合的器械、引擎、或研究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我们把它转向①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它在形式上都会以同一方式发挥作用。理查德·坎梯隆②的著作是第一部著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已对这个道理有所觉察，虽然经济学家们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它的所有可能性——莱昂·瓦尔拉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请参阅下面第四编第六章第5b 节）。虽然我们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进行一次经济学的认识论的探讨，同时与这方面有关的一些课题在本编的以下各章和所有以后各编中还会受到注意，但在这里插进几点意见，借以减少我自己与读者之间可能的隔阂，将会是有益的。首先，对于前面关于经济理论的性质与功能的论证，应该加上一个修正。这个论证的措词，至少大部分可以适用于所有那些具有任何通用分析工具的学科。但是这种类似性也有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可由下列两件事实来说明。经济学不能像物理学那样从实验中得到好处——当经济学家谈到做试验时，他们所指的和在实验室条件下的试验完全不同—— 但另一方面却享有一种物理学所得不到的信息来源；那就是人类对于经济行为的意义的广泛知识。这种信息来源也是争论的根源，在我们的征途中将反复找我们麻烦。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例如当我们说裁。 ② 举例说，理论力学从一套假定（就这种意义来讲或者称之为假说）出发，但显然这许多假定并非理论力学的全部，而当它们明确地汇集在一起时，仅能构成理论力学的第一章。 ① 对E.马赫学说的一个简译，他说每种（理论）科学都是省力的一种方法。 ② 见下面第二编第四章第2 节。到可以激励个人或集团起来行动的动机时，我们的信息来源大致与心理方面有意识或下意识过程的知识是一回事，对这种知识不加利用是愚蠢的，虽然我将继续不断地强调，这与侵犯心理学专业的领域不同——就象我们陈述土地报酬递减法则并不意味着侵犯了物理学的领域一样。不过我们对于意义的知识还有另一种解释的方法，与逻辑比较接近。例如我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瞬间利得最大化的产量，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一点上（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边际收入等于价格）。可以认为我是对这种情况和一个结果建立逻辑关系，也和一般逻辑的规则一样，不管是否有任何人的行为与之相符总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有一类经济定理，它们是逻辑上的（当然不是伦理或政治上的）理想或规范。它们显然与另一类直接以观察为根据的经济定理有区别；例如说，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对工人在消费商品方面的支出有多大影响，工资的变动对结婚率有多大影响等等。如果同时把逻辑上的规范解释成为从观察来的资料或必要时从共同经验下意识地积累起来的观察中“净化”的普遍规律，则无疑有可能把这两种类型的理论融合为一。不过，整个说来，最好不要这样做，而应该坦白承认我们有或认为有能力去了解意义，并以适当构造的图型来代表这些意义所隐含的东西。第二、上述解释也许可以使我免于沾染“科学主义”色彩的嫌疑。这个名词是哈那克教授①曾经用来指出某些人不加批判地抄袭数理物理学的方法，他们同样不如批判地相信这些方法可以普遍适用，并且是所有科学活动都应该遵循的金科玉律。整个这个历史将可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是否有这种不如批判地抄袭数理物理学方法的行为，而这些方法仅在发展它们的科学的特殊形态范围之内才有意义——当然除去纲领性的词令，自从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今人敬畏的成功以来，这些词令已经够多了，但并无多大意义。至于原则性问题，哈那克毫无疑问是对的——所有十九世纪在他之前提出类似抗议的人也是对的——那就是他认为经济学家以在别的地方运用成功为唯一理由而任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这是不允许的；同时他认为，那些实际上这样做了的极个别和次要的事例，应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幸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我们能够提出什么叫做不合法的借用以前，首先要问一问什么叫做 “借用”。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似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使得他们在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时不愿使用像价格、成本、货币、土地劳务的价值、或甚至利息之类的名词；这些名词虽然是一般经济逻辑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仅仅因为它们也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就沾染了资本主义的气味。同样，“高等”数学的概念与程序确实最先是和物理学家的问题相联系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学这种特殊语言有什么特别的“物理主义”的属性。①但这也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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