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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图书简介：
　本书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3000余户家庭的问卷调查和数百人的深度访谈，就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位、政治参与以及媒介使用特征等八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本书以翔实的资料、晓畅的文笔、精心的构思、睿智的激辩，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壮丽画卷。...

作者: 周晓虹
ISBN: 7-80190-687-X
装帧: 平装
语言: 中文
开本: 16开
编/译:
出版时间: 2005年8月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市场价: 45元
属性: 纪实文学 小资 成功
购买链接: 搜狐商城

第一部分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
导言—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1）
导言—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2）
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1）
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2）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1）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2）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3）
导言—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1）
导言—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导言—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
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1）
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2）
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3）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1）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2）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3）
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1）
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2）
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1）
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2）
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3）

第二部分
　　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 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1）
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2）
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3）
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4）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1）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2）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3）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4）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5）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6）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7）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8）
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9）
“品味阶层”：名实之间（1）
“品味阶层”：名实之间（2）
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效应
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1）
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2）
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1）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2）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3）
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
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1）
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2）
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3）
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4）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1）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2）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3）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4）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6）

第三部分
　　分析和研究某一社会阶层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社会交往或者交流出发或以其为核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较为独特而且硕果累累的一种视角。该方法的定型也许应当感谢米德，因为他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的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想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其要点在于从社会的观点、至少从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交流的观点出发研究经验。” 社会交往：边界与区隔（1）
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
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1）
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2）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1）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2）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4）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5）
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1）
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2）
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1）
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2）
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3）
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1）
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2）
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3）
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4）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1）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2）

第四部分
　　近年来，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干部、工人、农民三分格局逐渐被社会阶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取代，“中产阶层”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语。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大多出身于更低的社会阶层，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了文化资本，并据此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流动。因此，教育是中产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 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
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1）
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2）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1）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2）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3）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4）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5）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1）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2）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3）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4）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5）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1）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2）
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3）
中产的符号生活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1）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2）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3）
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1）
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2）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1）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2）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3）
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1）
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2）
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3）
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1）
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2）
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3）
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4）

第五部分
　　近2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中间阶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尽管对这个新兴阶层的准确界定和客观把握，在理论界和实践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王春光，李炜：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构建和客观实在》，《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萌动与疏离
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1）
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2）
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障碍
解读: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五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1）
五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2）
五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3）
激励与创新：未来的图景
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
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1）
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2）
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1）
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2）
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3）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1）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2）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3）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1）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1）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2）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3）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4）
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1）
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2）
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3）
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4）
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5）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1）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2）
影响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与传播（1）
影响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与传播（2）
中产阶层：现实与未来的角力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1）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2）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3）

第一部分
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10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2002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4～256页。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信息时报》2001年7月21日。而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http://wwwchubuncom/2201/12b/gb5/page42-06htm。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再或“中间阶层”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69页。虽然江泽民在讲话中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急速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一部分
导言—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1）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士绅不仅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支重要的运作力量，而且士绅和农民也是传统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第61页。在费孝通、吴晗、胡庆均、史靖（王康）和张仲礼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尽管士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都不限于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了具有功名科第、先前为官、因有学识而在乡里富有声望等条件，但占有土地甚至是相当数量的土地似乎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比如，史靖在为士绅开列的七项条件中将“有一份丰厚的财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认定“虽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则一定都是地主”。 史靖：《绅权的本质》，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2页。
因为士绅阶层处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和普通民众之间，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第29页。具体用张仲礼的话来说，士绅阶层“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8页。萧公权也写道：“说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曾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p317士绅阶级的上述功能或在民间社会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士绅阶级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中产阶层。我们承认，士绅阶级与西方的老式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有相近之处。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层”。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孵化器。尽管开埠甚晚，但上海因为独特的殖民经历和与世界文明的直接对接之便利，在其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也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来得更为迅速。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带动了上海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和零售商店越来越多，老式中产阶层应运而生；而且随着金融业、商业、运输业、新式学堂、银行、律师事务所、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各式洋行的出现，各行业中的职员、科层组织的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由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知识分子也不断滋生，这林林总总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由于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得中产阶层不仅成为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大多数上海市民效仿的榜样，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不过，上海的殖民与半殖民特点，也使得其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打上了消极自保的特点。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层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层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 李强因此称其为“类中产阶层”，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 Ivan Szelenyi et al,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所谓“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一部分
导言—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2）

中国中产阶层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早在5年前，就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也有人根据在全国城乡范围内的抽样统计，计算出在中国社会“职业中产”占人口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为246%；“消费中产”为350%；“自我认同中产”为468%，达到上述全部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1%；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而在我们述及的本项研究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中，符合职业、教育和收入三项综合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118%，而主观认同人数更是高达596%。不论具体的数据或百分比是多少，在中国当代社会，一般公认，所谓“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达到2435万户，从业人员更是高达34093万人，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8页。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到2002年底，总户数达到23775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47429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9页。不过，其中有些自雇经营、资本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户谋生艰难，很难称得上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中产阶层。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前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中间阶层或李强所说的“类中产阶层”（quasi middle class）中分化出来的，除了一部分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经历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外，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不再具有改革前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素质优势以及其所在机构的权力优势，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优势。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38页。其中的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层。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以及法律硕士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其实，不但人数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MBA、MPA，还是法律硕士，其收入在目前的中国都在标准的中产阶层行列。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层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层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层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层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 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David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层的产生和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层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中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的态势，或者说在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的异质性，使得我们能够将其形象地称为“杂领”（multiple collars）。

中国大陆中产阶层成长的异质性，与现代化进程稍稍领先于中国大陆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地区十分相似。萧新煌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东亚四国或地区，一方面，职员、经理人员、职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同工业体力工人一样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小业主的规模不但没有衰减，而且随着近来的后福特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重构生活活动的趋势而稳定扩大。结果，在东亚出现了老中产阶层（小雇主、小资产阶级）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增长。”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看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亚洲“四小龙”地区，多种经济形态的并存，是使新老中产阶层能够共时态并存的基本前提。
第一部分
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1）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层滋生等政治手段外，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本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和革命的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使用阶级身份符号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符号体系的使用不仅延续了30年，而且被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连上述“阶级敌人”的子女也被打入城乡人口的另册。有关中国农村的具体论述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88，第159～160页。在毛泽东时代，老式中产阶层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专业人士则被称为“职员”，这同样也是一个灰色的标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从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据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从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系数更是只有020～021。其实，去分层化的手段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一度开展过对工人中执行的“八级工资制”的批判，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日常消费的配给制度（你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高级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制度，以及对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数比率 （1970年计）基尼系数（1964年计）苏联32—波兰320 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亚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罗马尼亚23—中国：劳动人口23020中国：国营单位职工22021*引自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ston, J(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数比率＝以工人收入顺次排出十等份，并以头份及尾份计算该比率。

经济上的因素同样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毛泽东时代盛行的各种票证制度就是这种短缺的最好注脚；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据《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即使在强调“宏观调控”的最近几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第一部分
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2）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肖文涛，同前引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自1979～2004年的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高于94%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净增16919万人，几乎是同期第二产业净增从业人员的两倍。 江小涓、裴长勇主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页。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据统计，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率已经从1993年的28%达到2003年的405%，新华社2004年10月30日电，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410/30/content_2157326htm。并且现在仍然在以每年不低于1%（东部沿海地区则达到2%）的速度增长。（4）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式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