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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

彼得·德鲁克著
东方编译所编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版
目录
序 3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5
第一章 分水岭 6
第二章 不再存在社会拯救 10
第三章 罗斯福美国的结束 14
第四章 当俄罗斯帝国一去不复返时 19
第五章 既然武器是反生产力的 28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37
第六章 政府的局限性 38
第七章 新多元化 49
第八章 “当心神授魅力”：对政治领导的新要求 68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学和经济学 73
第九章 跨国经济——跨国生态学 74
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 90
第十一章 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学 99
第四部分 新知识社会 110
第十二章 后商业社会 111
第十三章 两种反主流文化 119
第十四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132
第十五章 作为社会职能和文科的管理 141
第十六章 转变中的知识基础 148
结论 从分析到认识，新的世界观 163

序

本书所写的不是关子“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关于“下个世纪”。它的论题是：“下个世纪”已经到来，实际上我们已经向21世纪迈进。虽然许多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但我们熟悉和了解这些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行动方向清晰可辨，那些虽然相当流行但却徒劳无益的行为（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同样可见。客观现实与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商人以及工会领袖所关心的以及他们为之著书、演讲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根据是：非现实主义的深刻意识构成了当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特点。因此本书不是一部“未来主义的作品，而是试图阐述今后若干年将成为现实的那些忧虑、问题及争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最严峻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人类过去取得的成就造成的——比如，福利国家的成功，本世纪税收国家的发明以及知识社会的成功等。阻碍我们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些最大障碍是昨天遗留下来的口号、承诺和问题，这一切至今还支配着公众舆论，限制着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人们几乎淡忘了的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又重新变得与现实相关起来。例如，19世纪奥匈帝国和英属印度时期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产生影响的历史经验于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包含了这么多历史内容的原因。
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虽然这本书写于美国，出自一个美国人的笔下，但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反映美国的问题，也相当充分地谈到了日本、西欧、苏俄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社会、经济诸方面的问题。然而这本书如有不足之处恰恰是雄心还不够。比如，技术对军事和防务、对政府的功能和局限性以及对学校和教育的影响在书中得到频繁的讨论，但是本书却没有一章涉及技术本身。我个人认为关于这个论题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尽管技术极其重要，但今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本书另外一个更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涉及“表面”，反映的是政治与政府，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这些“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但是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虽然在本书中被多次提到，但只是在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加以论述。而且，本书没有讨论专制和对权力的贪欲、恐怖和残忍、赤裸裸的犬儒哲学这些人类精神的痛苦与道德上的恐怖，而这一切自西方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就此而言，笔者缺乏权威和能力。
这本书不是集中于说明明天应做些什么，而是论述人类如何着眼于明天做好今天的事。出于这一自我限制，本书只是试图为人类以后的行为制定一个日程表。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第一章 分水岭
即使在最平坦的地形上也有峡道，路在那儿先爬上山峰，然后又走入一个新的山谷。这些峡道中绝大多数只是地势上的不同，山谷的两边在气候、语言或文化方面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些峡道却不一样。它们是真正的分水岭。它们常常既不高又不壮观。布伦内罗峡道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低、最不陡的峡道，可是从远古时代起，它就标志着地中海文化和北欧文化的分界线。纽约市西面大约70英里的特拉华河峡谷甚至不是真正的峡道，可是它仍然分隔着东部沿海地区和美国中部地区。
历史也有这样的分水岭。它们一般也不壮观，而且很少为当代人所注意。但是一旦越过这些分水岭，就会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社会和政治气候不一样，社会和政治语言也不一样。存在着新的现实。
在1965至1973年间的某一时刻，我们越过了这样的分水岭而进入“下个世纪”。我们摆脱了在一、两个世纪中决定政治进程的信念、义务和结盟。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上的未知领域里，没有什么熟悉的界标可指引我们。除了极少数斯大林主义者外，没有人再相信什么社会拯救，虽然这种信仰曾经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支配和推动政治的主要力量和发动机。但是，唯一有效的政治抗衡力量，即利益集团内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结合也已消耗殆尽。它是美国自己对政治艺术和实践作出的贡献，最早由马克·汉纳在上世纪末提出并时兴，而在40年后则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予以完善。
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俄国已进入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不管接下去是什么样的国家，它既不可能是“俄罗斯的”，也不可能是帝国”。
在以往3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军备是一件有效的“东西”，并被作为政策工具而发挥作用，而现在却已成为“起反作用的”：经济上即使不是带来破坏，也是一种负担；作为政治工具己很不可靠，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没有想到的是，甚至在军事上变得软弱无能。
这些就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讨论的主要现实。

1873～1973年

前一个这样的“分水岭”，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73年越过的。在经济上，那年的维也纳股票行情暴跌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造成严重的影响。它做到的只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引起了短命的股票市场恐慌。18个月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完全复苏。
但是在政治上，相当难解的股票交易大跌价标志着自由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放任是主要政治信念的100年的结束。那100年始于1776年，当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一书。在1873年以后的10年里，曾高举“进步”和“启蒙”旗帜走遍整个西方的伟大的自由党派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它们再也没有重振旗鼓。
在欧洲大陆上，它们几乎立即分裂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两者都反对资本主义，敌视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反犹太主义求助于传统的反资本主义者，即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后”的产业工人。然而，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抵制放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而且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样，从一开始它就被完全公开地界定为政治一体化的发动机，被视作夺取政权的组织原则。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把社会党纲领付诸实践并没收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和电车公司的政治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而是1897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的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人卡尔·卢埃格尔。正如大约50年后约瑟夫·斯大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平行不悖，并且为继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相互竞争。在1873年大跌价前，两位年青人维克托·阿德勒和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是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新星，他俩是亲密的伙伴和好朋友。但不到5年，他们便成了死敌。阿德勒成了欧洲大陆最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而舍纳雷尔则建立了第一个反犹太主义政党。6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把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在维也纳当流浪者时从舍纳雷尔身上吸取的东西在德国付诸实践。
1873年以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完全不出名的“怪人”，作为一名记者，他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5年后，他成了在全欧洲，甚至在美洲拥有追随者的大知识分子。1873年后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成为欧洲大陆每个大国，如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甚至沙皇俄国——虽然受到官方的镇压——的最大政党。
维也纳股市暴跌后10年，在1883至1888年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发明了国家健康保险和强制性的老年保险。这开创了“福利国家”,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保险网。与此同时，英国和奥地利开始通过对工厂的检查，制订健康和安全规定以及限制对儿童和妇女雇佣，减少了雇主的权力。甚至在与欧洲政治趋势无缘的美国，19世纪80年代通过和建立的保护农业社社员法、管理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管理和限制证券交易的州法律，使自由市场受到了限制。19世纪80年代末，还是在美国，出现了首次明确“反对商业”的类似人民党主义的政治运动，它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农业价格、劳动时间和工资。1900年前后，在人民党领导下，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继几年前的奥地利维也纳之后，成了使当地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电车公司“社会化”的第二个城市。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也已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1894年，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在法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判犯有间谍罪。对德雷菲斯的宜判激发了反犹太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就是它的直接产物。1895年，德国皇帝的宫廷传道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党，公开地试图动员这个国家的“反资本主义者”。l年后，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奥地利人第一次推选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担任维也纳市长这样的高官。
由于德雷菲斯事件，极权主义羽毛丰满了。在德雷菲斯被诬告为受德国雇佣的间谍后两年内，法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事实上，真正的间谍是谁，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可是，为德雷菲斯恢复名誉的要求得到的却是“谁在乎德雷菲斯是否是无罪的，要紧的是军队的利益”。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声称集体、政党、国家、雅利安人种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军队的利益就是“真理”和最高标准这一点，使法国的公众舆论都对德雷菲斯不利。10年后，德雷非斯恢复了名誉。
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大跌价之后100年中，政府控制经济和政府指导社会，已成为“进步的”原因。政治大争论不是围绕福利国家问题。它是在“福利国家”信仰者和马克思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派别的极权主义信仰者之间进行。在福利国家中，政府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受到民主和法律的约束，而极权主义信仰者鼓吹和行使绝对的、无限的政府权力。

l973年分水岭

在经济上，1973年的“石油冲击”和此前两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浮动”的决定，也可以被认为不如人们预期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事件。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外贸统计数字等等的经济统计学家，除了眼前的、短期的和统计学上无关紧要的波动以外，往往看不到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同样，如果一个人只看机构如何运作，60年代末发生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震撼世界并被广为宜传的学生造反也该被认为是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不管这些机构如政府、大学和整个社会如何运作，对它们都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1968至1973年这个阶段是完全可以同1873年比拟的分水岭。1873年是自由党时代的结束，而1973年标志着政府是“进步的”事业这个时代的结束。它结束了由19世纪70年代首次系统地提出的主义和政策支配的时代。
政治口一号延续的时间要比政治现实长。它们是政治柴郡猫脸上的笑容。1850年的政治口号表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王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者这一代伟大的自由党人的政治信念，在当代新保守主义者中间仍然家喻户晓，尽管有些细微的变化。“福利国家”世纪的口号同样还会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同我们在一起。但是，正如自由党人到1900年已不再与政治有多大关系一样——即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仍然经常出头露面，发表言论以及非常值得尊敬——福利国家的口号所反映的政治信条现在在政治上、社会上，甚至经济上，也没有多大关系或现实意义了。它们仍然能用作行动的制动器，但它们再也不可能提供行动的指南或动力。
新政的口号也许能为美国今后的选举提供激动人心的政治辩辞。正如至今许多次竞选运动所表明的，它们没有做到的是吸引当选所需的足够选票，更不用说关于执政后干些什么的指导了。它们也只是柴郡猫脸上的笑容——猫的身体什么也没留下。
第二章 不再存在社会拯救
“只要不威胁到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俄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党的新路线”。但是这不是西方报刊所说的新实用主义。它完全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过去所主张的一切东西。
这项政策宣布放弃了使卡尔·马克思能把他的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一个社会和个人都尽善尽美的永久社会、一个建立地球乐园的社会的许诺。是社会拯救这种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除了极少数年老的政党工作人员外，没有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思想感到惊异。其他所有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中的人，早已不再相信社会拯救。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成为愤世嫉俗者，而不是实用主义者。
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许能在保持党对权力的垄断，甚至振兴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无法恢复的一件事就是对社会拯救的信念，不管他们是通过共产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它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非共产党国家里，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同样也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除了南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外，没有人再相信社会行动的力量能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甚至不再相信有一种能使社会更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力量，也没有人再相信彻底改造个人以造就“新亚当”。
50年前，这样的信念司空见惯。不仅社会党人，而且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相信社会行动，特别是废除私有财产，将彻底改造人。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等等，其区别不在于基本信念本身，而在于前进的速度，在于采取怎样的具体行动将是最有成效的。主要争论是在方法问题上。铲除社会臻于完善的障碍应该是政治和政府的任务吗？或者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创造新机构和新条件？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政府将不会消亡；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是，现在任何人像仅仅20年以前的林登·贝思斯·约翰逊那样公开赞扬“伟大社会”，将会被一笑置之。我们争论具体措施。我们对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活动或禁止那种活动提出疑问。对每项政策的得失将争论一番。对它的成功机会也将有一番争论：禁止使人上瘾的毒品是否比使它们合法化更有可能制止毒品的滥用？这种或那种措施是否有可能吸引选票，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把执政者赶下台？
当然，现在，而且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人称自己为“社会党人”，或“工党”。但是，1981年以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它现在含义的最好说明。密特朗上台时，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尽责的社会民主党人，30年代的纲领、希望和许诺的继承人。在180天内，以资本从法国外逃形式出现的现实迫使他改变了航向。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世界，几乎最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府。自1982年起，在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将执政党的朋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国有化行业的总裁职位上去。法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只要能改善社会党对权力控制的任何事物。将这个同50年前发生的事情作一比较，1931年英国处于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时，社会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把短期经济需要置于社会党原则之上。麦克唐纳被作为叛徒狠狠地嘲弄一番，并立即失去人们的敬重。密特朗却成了英雄。
约翰·肯尼迪是本世纪第一位甚至不假装除获得权力外还有“纲领”的美国总统。时至今日他仍是一个英雄，一个受人崇拜的人物，尽管他在3年总统任期内成就甚少。也许是仍然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赴，却因他的伟大社会而成为嘲笑的对象。他的向贫困宣战己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最后一个真正有影响的计划也许是1946～1947年实施的英国国家健康服务计划。现在它在英国还是很受欢迎，但已处于严重的、深刻的危机之中。
同样重要的是。找们已日益怀疑任何社会问题是否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存在着错误的答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社会形势、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以致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正确答案”。如果它们能得到解决的话，也总是有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没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知道，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一个学生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另一个学生则有另一种正确的方法。保护环境、防止工业废物和污染物，也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颁布禁令是适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罚款是适当的。在其他情况下，需要使非污染有利可图。然而，为了对大众有吸引力，“社会拯救”的任何许诺都必须能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或者至少说，“这是迄今最好的方法”。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西方200年历史的终端。
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主宰着中世纪的欧洲。它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再次流行后，到17世纪中期又消逝了。无疑，每一个宗教派别以前都宜称过，而且现在仍在宣称，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到17世纪中期，信仰是个人的事，这一点已为公众普遍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迫害停止了，甚至在19世纪的西方仍有一些迫害。而且，甚至在西方国家里，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无能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完全消失。但是，宗教信仰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国的信念早在100年前就已消失，或者已变得毫不相干。
对信仰拯救信念的消失产生的真空，在18世纪中期由对社会拯救信念的出现填补。社会拯救就是体现在时间短暂的政府中同样时间短暂的社会秩序拯救。这种信念最早是法国让·雅克·卢梭阐明的。30年后，英格兰的杰里米·边沁将它发展成一种政治体系。是“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和德国黑格尔又把它永久地铸造成“科学的”绝对论。这两个人后来“生了”马克思。在西方成为世界主宰的过程中，机器、金钱和枪炮方面的优势也许没有社会拯救的许诺那么重要。而且，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对社会拯救信念的终止意味着过去200年中最普遍存在的幻想的死亡：大革命的神秘性。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敢于称列宁十月革命为“一次历史事件”时，它就被埋葬了。过去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一直是“时代的结束”。当然，革命将继续像过去一样发生：政变、夺权、反对专制政府的造反以及最重要的“内部瓦解”，这是人类史上最频繁出现的暴力推翻政府的原因。这些革命中，只有少数将使事态有所改善，其他的只不过是暴君取代有名无实的君主。但是，大革命完全不一样。它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事件，世俗的基督再临。它将恢复人和人类社会原始的纯洁。当然，大革命将是激烈的。但是，在“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挣脱枷锁，或者正直善良的雅利安人赶走犹太人后，新的黎明将迎来乌托邦。1794年，法国革命中被击败的“激进分子”，在他们的理想社会在身边崩溃，变成了恐怖统治，后来又变成五人执政内阁的反革命时，首先有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想法。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这种想法又出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血腥屠杀和军事镇压告终时，它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变得极为重要了。
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对社会拯救和世俗革命的基督再临信念的消失，可能会唤起新的预言家和救世主。但是这些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很可能是反社会的，并且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只能有社会以外的拯救，只能有人的拯救，也许甚至只能有退出社会的拯救。
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或者苏联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改革），不管他们言辞如何，都不是“反政府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都不断扩大他们各自政府的规模——戈尔巴乔夫主席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些发展以及邓先生的“新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放弃了社会拯救。他们不把政府看成是产生一个更好的社会、更不用说尽善尽美社会的机构。他们认为政府的功能具体来说是：改善美国的竞争力；削弱英国工会的权力，使英国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租户成为房主；提高俄国农场的生产力；减少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腐败等等。我们在政治中看到了1700年前后“现代医术刚开始时发生的事情：从万应药到具体诊断的转变以及针对什么病吃什么药的探索。这个新焦点并不意味着减少医生和用药；它意味着要更多的药和更多的医生。同样，政治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要减少政府和政府的措施。但是它确实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功能被理解为是不同的，它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
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在过去200年中曾是西方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并日益成为世界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它的死亡产生了真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出现是填补这个真空的一种企图。作为美国社会生活要素的宗教坚定不移地恢复活动，福音派新教会教堂和乡村教堂的恢复活动，部分是对世俗的社会拯救信念的消失作出的反应。然而，美国1988年选举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不会回到作为主要政治因素的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上去，尽管宣传全部集中在“道德多数”上。回到19世纪初的放任主义上去也不太可能。因为放任主义也许诺社会拯救：清除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最终将会导致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或至少是尽可能好的社会。
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西方第一流政治家是70年代初德国社会党人、总理维利·勃兰特。他的德国社会党领袖接班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不是“信仰者”。他只有一种政治思想，即正派。另外，他相信并成功地实践了实用主义政治，用以解决短期的特定难题，而不是问题。他的指导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是有效性、效率和得失比例。他的继任者，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同样只能没有“原则”。对科尔来说，要紧的是事情是否起作用。什么事情有可能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帮它上台已日益成为政治的检验标准。
这是否足以提供派别、利益集团和作为现代复杂社会特征的多种短期压力的一体化？它是否足以提供统治、领导和政策？

第三章 罗斯福美国的结束
社会拯救显然是最有条理的政治原则。然而，它不是唯一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它有一个首先在美国，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得支配地位的竞争者。用政治理论的旧术语来说，这个原则就是国家通过主要“利益集团”一体化为所谓“国家的经济等级”。它反对社会拯救的乌托邦经济许诺。
这个概念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它只是在19世纪末，而且在美国，才变成政治现实。那时，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已开始击败阶级战争——俾斯麦特意设计福利国家的目的。西欧和中欧的社会党人正迅速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在美国，一种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人民党主义正在出现，它在许多方面比欧洲左翼更“反对”，更“激进”。为了反对制造分裂的阶级战争这种威胁，在189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政治家马克·汉纳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一体化，其中主要经济利益集团（国家的经济等级），由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当时经济发展被称作繁荣兴旺。
马克·汉纳是政治史上真正的创新者之一。除了《联邦制文件》的作者外，美国政治家中极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可是他在报刊上得不到好评。其原因就是他的成功：他使美国政治偏离了意识形态，政治学家们为此从未原谅过他。对他们来说，应受尊重的政治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这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应受尊重的政治必须处理问题，而不是活动。但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政治中起过作用的理论全都基于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及其政治一体化之上。它们直接将胜利和权力交给了汉纳的共和党。当1912年共和党的分裂将胜利拱手还给民主党人时，他们的获胜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像汉纳以前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家。马克·汉纳打下了智力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将他的政治概念转化为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他没有创建共和党，但他重建它。
40年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完成了马克·汉纳的大厦。1932年罗斯福战胜了该党长期的宠儿阿尔·史密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恰恰是因为他否认了史密斯以欧洲意识形态重建美国政治的尝试。罗斯福一入白宫，就立即开始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汉纳经济一体化。在它上面，他又加上了政府作为一种有生气、富有创新精神并给予生命力的作用。政府将不仅是汉纳的农场主、劳工和商人等三个利益集团采取共同行动的渠道。它将在三者之间起平衡作用。它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受到其他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还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统治其他集团。罗斯福的政府将是统一者和平衡轮。它将使用它的权力维护社会均势。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罗斯福的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尽管他的经济政策都不奏效。传统的商人把罗斯福看成是使劳工掌权的“激进分子”。但是罗斯福确信，工会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控制着立法或行政。罗斯福的讲话大多是反商人的，但是他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旨在创造购买力以引起消费需求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利润。同样，罗斯福大大增加了对农场主的支持。但是，虽然他前任的农业政策是保护主义的，罗斯福的农业政策自觉地继承了马克·汉纳的思想，旨在使美国农业越来越有成效。通过在“复苏”上添加了“改革”，即在马克·汉纳的繁荣兴旺基础上添加了社会正义的许诺，罗斯福创造了希望。
在经济上，美国甚至到1940和1941年进入战时才开始经济复苏。然而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在所有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罗斯福掌权后l年或18个月中，已完全恢复，确实已重新取得发展势头。尽管出现银行倒闭、灾难性失业、毁坏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的旱灾和尘暴，美国人民到1935年已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胜利者和领先者。
在本世纪，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政府能证明比这更成功的了。在本世纪，其他没有一个处于意识形态分裂和内战之中的政府能够产生更大的民族内聚力。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30年代罗斯福的美国成为全球的指路明灯和鼓舞力量——达到了它成为真正激进分子“敌人”的程度——的原因。顺便地说，这一点也是对用其他方法不能说明的事情作出的似乎最有理的解释；在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希特勒毫无必要地对美宣战（它归根到底注定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后，即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更愿意支持他们战时的同盟国，资助它和与它交朋友，苏联还是不得不把美国作为它真正“敌人”的原因。罗斯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哈里·杜鲁门政府。杜鲁门也许比罗斯福本人更意识到构成罗斯福新政基础的概念。罗斯福传统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达到了顶点。他知道整理新政但又为共和党恢复马克·汉纳想象中的结合力是他的历史使命。
与政治意识形态作对照，通过繁荣兴旺的经济许诺实现政治一体化，一般被认为“只在美国”起作用。但是，这完全不是事实。它在所有外国土地上，就像以前在马克·汉纳或罗斯福的祖国一样起作用。二次大战以来的日本政府，过去35年中最有效率的政府，就是建立在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结合的基础上。当然，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没有任何与日本行政机构独特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在日本体系中也没有任何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非政治家和非官修的“知情者”以及华盛顿“老手”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这些“老手”是律师、记者、教授和商界经理人员，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一而再地回到头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工作，并且在政府的主要部门和国会的主要委员会中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岗位。自1950年以来在日本掌权的自民党也有一些完全是日本独有的特征（虽然远非绝大多数日本人和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多）。但是，这个日本党的概念及其结构差不多就是30年代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概念和结构，更是20年代柯立芝的共和党的概念和结构：相同的派别、相同的统治一个主要城市或地区的政治领袖、相同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变换的联盟，以及同样的“交易”和地方与地区党的核心中同样的政治腐败。美国的榜样还使西欧能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得到大部分的恢复。具有意识形态标志的旧政党仍然存在。但是实际上只有南欧的共产党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并献身于“社会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几乎已无关紧要的原因。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和贝蒂诺·克拉克西，都通过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一体化，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其中没有一个人曾注意过他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宣言。
但是，现在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通过经济利益实现一体化，像通过社会拯救实现一体化一样已经过时。美国试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位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他的伟大社会完全没有起到20年前可能会起到的政治一体化作用。自那时起，重新唤起汉纳和罗斯福想法的每一次企图都是一场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比1984年的沃尔特·蒙代尔更有能力、更正派和更有经验的总统候选人，也几乎没有比他输得更彻底的人。他重新铸造像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一样的利益集团联盟的企图，使他听上去毫无希望地过时了；50岁以下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甚至能领会他所说的东西。在4年后的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试图找到和动员新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产阶级”，同时又不疏远旧的利益集团。这也没有起作用。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利益集团一体化也在证明日益不能提供政治一体化。日本自民党仍然在每次选举中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反对党在意识形态上都是社会拯救的信仰者，这使他们更加缺乏吸引力。利益集团一体化不再起作用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利益集团”作为与众不同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本体正在消失。在任何发达国家里，“农场主”和“劳工”都不再具有成为“经济等级”所需的人数或政治重要性。在马克·汉纳的美国，农场主占人口的一半。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劳工约占人口的2/5。现在，农场主只占人口的3%，而传统的“蓝领”劳工最多只占1/5。作为国家经济等级的“商人”也不再存在。马克·汉纳动员起来夺取政权的“商人利益”不是通用汽车公司或花旗银行，而是小城镇上的修鞋匠、小旅馆主和木匠。他们现在还大量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商人”,或独立的利益集团。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这些集团都不再是独特的。使每个集团具有政治团结和政治同一性的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家畜饲养人是“农场主”，但他们始终有着同奶场主或烟草种植者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熟练手工艺人有着同20年代成为“美国劳工”主力、没有特殊技能的大量生产工人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使这些集团与众不同并能采取统一行动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它们先在社会上取得更多的一致，然后才在经济上取得一致。先有“自尊的工人”和“农村社会”，然后才有小城镇和大城市中的“商人”。这些集团各自看不同的报纸，去不同的教堂，而且通常生活在城里的不同地区。每个集团都有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每个集团都对自己有明确而独特的看法。它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觉悟”,它们也未必相信。它们受到社会上其他集团和阶级的剥削，至少在马克·汉纳发表它们对繁荣兴旺有着共同利益的看法之后是如此。然而，每个集团都非常清楚，它过着不同的生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在社会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把“经济利益”用作省略密码。这两个人可能知道，他们的意思是社会和文化价值和方式。他们谈论数量；但指的是质量。这些价值和方式现在所剩无几。剩下的，比如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布帽”工人，现在被认为是“落后的”。西西里岛的农场主也是如此。美国的家畜饲养人或在自动化养鸡房里饲养适宜于烧烤的嫩鸡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农场主，但他可能在世界任何职业集团中具有最高程度的计算机文化。底特律的“蓝领”汽车工人显然是工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除了偏爱啤酒而不是葡萄酒外，已没有什么工人阶级的味道。另外，正如在美国最富于战斗性的汽车工厂中工作的工会代表不久前提醒我的那样，工会会员关心的是他们的住房、汽车、在诺斯伍德的钓鱼小屋以及他们的退休金。他们同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人看完全一样的电视节目。他们在同样的超级市场里购买同样的消费品。他们同样有休假。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但他们不再过不同的生活。他们不是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通过他们的开销能力来界定他们的地位。
第三，新的多数“知识工人”，不符合任何有关利益集团的定义。知识工人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劳工或商人，他们是一些机构的雇员。然而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者”，并不感到像一个阶级那样受“剥削”。他们全体是唯一依靠养老基金的“资本家”。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老板，有“部属”，然而他们自己也有老板。他们也不是中产阶级。杜撰一个新词，他们是“单一阶级”，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赚的钱比其他人多。他们是为企业还是为医院或大学工作，这对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来说毫无关系。在企业做会计工作的知识工人调到医院做会计工作，不会改变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他们改变的只是职位。
现代发达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机构的雇员。他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可能终身成为机构的雇员。然而，这种地位并不意味有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利益、特定的经济或社会文化，也不意味着问题很少。他们完全蔑视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借以建立起来的社会概念。但是至令还没有适合他们的政治概念和政治一体化。

第四章 当俄罗斯帝国一去不复返时
近代史上两件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873年“分水岭”前若干年：1857年的印度反抗及其10年后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前者保证了全球的“西方化”，后者则保证了它的“非殖民化”。
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立即认识到19世纪70年代是大转折点的极少数同时代人之一。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教授预言课时就这样说过。今天，题目为“对世界史的看法”的这些讲稿（1943年以《力量和自由》为题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被认为是经典著作。但是，尽管布尔克哈特享有历史学家的好名声，却没有人相信他。他的书甚至一直到他死后9年的1906年才被出版。布尔克哈特了解和爱好东方文学艺术。但他认为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无关紧要而不予考虑。对他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然而，由于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历史。
印度反抗是阻止西方化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在得胜的反抗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人也无法取代差不多已被废黜的英国主子时，反抗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保证了西方技术、西方社会组织、西方工业经济、西方科学和西方教育对世界的统治。摆脱西方控制的尝试继续出现，在印度反抗后43年的1900年中国义和团起义中达到了高潮。更近一些，80年代伊朗霍梅尼的革命仍是摆脱西方控制的另一次尝试。但是自印度反抗以来，所有这样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甚至霍梅尼也只能使用西方购买伊朗石油所付的钱，购买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武器来同西方作斗争。
当时的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印度反抗及其失败的意义。它引起了1860年以后开始的殖民地竞争，并在40年时间里，把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置于西方强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最后甚至还有美国——的政治控制之下。印度反抗使西方强国相信，整个世界将会西方化。这随后又导致它们得出结论：它们应该和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整个世界，并使它转变为西方文化和西方帝国的延长部分。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第一次在横滨沿海抛锚后，日本犹豫了15年。但后来，在1867年，它决定成为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但保持对西方化过程的控制，以及对接踵而来的政府、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控制。几乎所有西方同时代人，同布尔克哈特一样，认为这个决定出现在西方强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地横冲直撞之后，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可是最后日本取得了胜利。日本的办法是要实现现代化即西方化，但必须置本国于非西方控制之下，这一方式，最终击败了西方。日本通过拥抱西方而逃脱了西方的统治。日本在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军事失利之一中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也没有达到它成为主要殖民强国的目的。然而在政治上，是西方败北。日本成功地把西方赶出亚洲，并使西方殖民强国失去其权威性。这迫使西方放弃了对亚洲，但很快又对非洲已西方化但非西方世界的控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西方世界已在世界各地按照日本人在1867年明治维新中首先创造的模式变了样。它变成西方化了，但仍置于本地控制之下。这就是“反殖民主义”的基本含义。它并不意味着回复到殖民地以前的状态。甚至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也不试图恢复18世纪的波斯，而是试图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它拥有西方的技术、工业、军队和工程学，但又拥有伊斯兰初期的宗教和价值。这与19世纪70年代日本把英国式议会同恢复1000年前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天皇制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什么区别。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不管它们是像霍梅尼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国家还是世俗国家，也不管它们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