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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讲义
绪论
一、中华文明的界定
“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大约在魏晋时期即已出现，南北朝后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中云：“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以“中华”与“边陲”相对，是指中原地区。又《魏书·宕昌传》有“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这里以“中华”对“西域”，则与“中国”语义相当，是指代中原王朝了。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可又都以“中国”或“中华”为通称。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已直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了。近代随着“民族”一词的引进，又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一般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后来随着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走向联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象，中华民族一词实际上已包括了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的民族。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定国名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民族获得了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更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就是指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当然也指包括中国古代所有在中华大地上活动过的各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文明”一词出现很早，《易经》中就多处使用。如《易经·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这里“文明”是文采光明的意思。其后词义引申、发展，有了多种含义，如《辞海》列出四项：其一，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二，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其三，旧指时新的，如早期话剧称文明戏；其四，光明，有文采。本书主要取其与“文化”相近的第一义。但“文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许多种用语。如不识字要学文化，“文化”仅指读书识字；不讲礼貌，言行粗鲁，要提高文化素养，“文化”指人的素质修养；考古学中所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的“文化”，是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政府机关有文化部、文化局，主管的“文化”主要指文学艺术、文博、图书等。这些用法词义较狭。而在理论研究中，文化也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二是专指精神文明，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三是指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经济并列的文化类而言。本书所用“文明”概念偏重于“文化”的第一义。又因传统文化包含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而“文明”则主要指进步、积极的内容，故本书采用了文明一词。
总之，我们使用“中华文明”的概念，是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
二、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经过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最后形成了现在的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3.3％，其他55个民族人口占6.7％。因此一般认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其他民族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为创造中华文明起了主导的较大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简略举例说明。
其一，少数民族对物质文明的贡献。例如，我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这不仅表现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反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着一种用青铜铸造的铜鼓，制作精细，风格独特，有人称为铜鼓文化。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铜鼓有一千多面。中国早期的铜鼓产生于春秋初年，一直发展到秦汉；分布在云南中部，北及四川南部，东和东南至贵州和广西。这显然是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青铜器文化。在北方草原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产生于商，发展于西周，繁荣于春秋战国。这种青铜器文化带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制作精致，有相当高的水平。再如，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对我国各地区的开发建设，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建筑物或它的遗址和遗迹。国务院批准定为有重大价值的62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至少有12座是由、或最初由少数民族建设的。它们是承德、遵义、昆明、大理、拉萨、呼和浩特、镇远、丽江、日喀则、武威、银川、喀什。在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汉以来的37处古遗址中，至少有13处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如楼兰故城遗址（新疆若羌县）、古格王国遗址（西藏普兰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黑龙江阿城县）、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正蓝旗）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216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中，至少有53处是我国少数民族在掌握政权时由这些民族修建的。如沈阳故宫，北京国子监、雍和宫、恭王府及花园，承德市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避暑山庄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55处古墓葬，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有17处。如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辽宁沈阳的清昭陵等。又如，各少数民族都有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也是物质文明的重要内容。维吾尔族的地毯图案优美，色泽鲜艳，作工精致，经久耐用，至今畅销国内外。阿昌族的刀具，简称“阿昌刀”，历史悠久，为滇西和缅甸东北各族所喜爱。苗、瑶等族的蜡染是民间传统印染手工艺，图案多样优美，反映着浓郁朴实的民族格调，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其二，少数民族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例如，18世纪前期在清朝钦天监任职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参与了清政府主编的《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三书的编修，而这三部书是我国18世纪天文历法研究的总汇。在呼和浩特五塔寺后面的山墙上，有一幅石刻蒙文天文图，署“钦天监绘制”。据研究，可能是明安图在钦天监工作期间绘制的草稿，由喇嘛从北京带回上石的。这是目前所见惟一的一幅石刻蒙文天文图。其图与南宋时苏州石刻天文图相似，是一幅内容全面的“盖天图”，北极在图的中心，有赤道，黄道画成扁圆形与赤道相交，有二十八宿的划分和银河，周围标注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名称。其中恒星除传统的星座外，还标出一些乾隆年间新测定的恒星。再如，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医药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医学家们编著了《蒙古正典》、《普济杂方》、《蒙医学大全》等几十种医学著作；同时编译了大量汉、藏医学典籍，如《本草纲目》等。17世纪蒙古族著名医学家墨尔根，将蒙医学中创伤接骨秘技传授到内地，18世纪初传播到国外，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外，藏、维、苗等民族的医学著作和医药经验也都为推动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三，少数民族对文化艺术的贡献。例如，文字不仅是表达语言和书写的工具，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的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创作、编写了大量文学和史学著作，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它通过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描述，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习俗。《江格尔传》被称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顶峰之一，是在卫特拉蒙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蒙古族人民的古代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们保卫故乡反抗敌人战斗性格。《玛纳斯》长达20万行，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以上三书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名扬世界。清代满族作家曹雪芹创作的文学名著《红楼梦》，以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了高度的审美价值。问世不久即家家传阅，处处争购，遍传海内。后来又相继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国文字，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红楼梦》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围绕《红楼梦》研究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红学”。现在“红学”已经变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又如，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大量的歌曲和舞蹈，东汉氐羌系统的《白狼歌》，歌颂了氐羌之国与中原皇朝的友好关系；北齐斛律金的《敕勒歌》唱出了北方草原的风光，至今均被视为名著。隋唐时期的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高昌乐、北狄乐、南诏奉圣乐，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十分多姿多彩。如蒙古语的“长调”、鄂温克族的“扎恩达勒格”、鄂伦春族的“赞达仁”、哈萨克族和阿尔克孜族的牧歌，都是曲调缓慢而悠长，辽阔而深沉，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在劳动、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中唱的山歌，则曲调高亢明快，奔放自由。少数民族还擅长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舞蹈来反映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维族的顶碗舞、大鼓舞，藏族的锅庄舞，蒙古族的安代舞，朝鲜族的长鼓舞，彝族的跳脚舞，纳西族的东巴舞、笛子舞，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佤族的圆圈舞、舂碓舞，拉祜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横鼓舞、扁担舞，瑶族的铜鼓舞，苗族的禾花舞，畲族的婚礼舞等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宝库，而且对其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少数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因此，首先在这里加以说明。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中华文明是上古世界诸多文明中一脉相承直接留传下来的仅存硕果。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待完善，学术界对文明到来的标志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城墙、宫殿和专门武器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政权出现的标志，也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也可以城市、文字、冶金作为文明的三要素，其中以文字尤为重要。我国最晚在商代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大都市，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又有了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高超的玉器手工业，无疑已处于灿烂的文明时期。但是，商代文明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史前史上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则分布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正是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人类生活
人类由古猿分化出来以后，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缓慢的发展阶段，大致从人类出现至距今约一万年前。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学会了用火，以采集和渔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手段。距今一万年前后，是发展时间不很长的中石器时代，以间接打击法获得的细小石器为工具，经济生活方式大体上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
距今约八九千年前，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技术出现，表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
一、农业文明
农耕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周边的广大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作物种子，收获量大体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最终摆脱了采集、渔猎的对自然界完全依赖的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农耕畜牧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至被一些学者称为“绿色革命”。
中国“绿色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粟、黍、稻三大谷物的栽培成功。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在多处早期新石器遗址发现了旱地作物粟的证迹。如1976～1978年，在河北武安县磁山村东南部发现了数十座灰坑，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米余，宽不足1米，深2至5米不等。灰坑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装满灰坑。经碳14测定，磁山文化距今年代在8000～7600年间，这应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粟的粮仓。在世界上其他几个重要的栽培作物起源地，如西亚、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没有发现这样早的粟类遗存。因此可以断定，华北地区是最古老的栽培粟原产地。在华北地区与粟同样古老的栽培作物还有黍，只是种植的范围稍小一些。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时代最早的属长江中游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在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普遍，并且已培育成功粳、籼两个品种，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而世界其他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6000年左右。
华北地区稍晚栽培成功的谷物还有高粱和小麦。过去认为，高粱最早在非洲栽培成功，后经印度传入我国；小麦原产西亚，至西汉方传入我国。可近年的考古证实，我国栽培高梁、小麦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如1972年的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房址内，发现了一瓮炭化高粱米，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多年。1985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史前遗址采集到不少高粱籽粒，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了高粱野生种，为论证高粱在中国的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高粱是在比较干旱的黄土高原起源的，而且是独立起源的，与非洲高粱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我国新石器时代还有不少其他栽培作物。如陕西临潼白家村文化的油菜，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的芥菜、白菜，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葫芦，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瓠瓜、甜瓜、大豆等。在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发现大量的农业工具和农作物遗存，如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的石铲、石耜、红山文化的大型石梨、耜、锄、刀镰、磨盘等。这些均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农耕生产关系密切的家畜饲养业，在新石器时代也已产生并得到发展。家畜中较早驯育成功的是狗和羊。中国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都有狗的遗骸出土，最早的有7000～8000年之久。农耕部落的家畜中最重要的是猪，驯化成功的年代与家狗基本同时，普遍见于各新石器文化。许多文化共同体的居民都有用猪作随葬品的习俗，表明人们对猪的重视程度。此外，北方有鸡、南方的水牛，都有了6000年以上的历史。总之，中国传统家畜所称的六畜，即马、牛、羊、猪、狗、鸡，在新石器时代都已驯育成功。
二、房屋建筑
当农耕产生后，人类便开始告别世居的现成洞穴，慢慢向更适宜耕种的平原迁移。空旷的田野上找不到现成的居所，人们不得不动手营造遮风雨、避寒暑的庇护所，房屋建筑技术便出现了。
先民居址一般选择在背坡面水的地点，在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主要是从取水便利方面考虑的。有些较大的村落往往建筑在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个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许多现代城市就是建筑在大河交汇处附近。为避免洪水的危害，居址又都有一定的高度，这也是先民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主要是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较小，建筑方法也简单，多为圆形坑状竖穴，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很简陋的草木顶盖。晚期则多为地面建筑，面积较大，有时达到100平方米以上。如1979年发现的距今7000年以上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有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房址，最大的一座多室建筑占地达420平方米，有主室、后室和左右侧室。其精心铺设的居住面，效果与现代混凝土相似，具有防潮、保温、抗压多种功能，居住面经数千年依然保存十分完好。另外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时期，还有长达80米，分为17个单元29间的长屋。这均表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大规模的村落随之出现。不仅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大小房屋，而且有着比较严谨的布局，分为居住区、作坊区和墓地几部分，构成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单位。如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文化聚居村落遗址，距今约8000年，其面积近5万平方米。地表暴露房屋基址200余座，成排布局，中心建筑是一座面积约14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时代最早、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大型聚落遗址。又如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氏族墓地和公共窑场三部分。居住区中心为一大型近方形房屋，约120平方米，是整个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其北面由45座中小型房屋围绕，呈不规则半月形，当为氏族成员的住处。住处周围有200多个窖穴，2处饲养牲畜的栏圈，居住区由一条深5至6米，宽6至8米的大防卫沟环绕。幼儿的瓮棺葬在居住区内，成人则葬在防卫沟外村北的公共墓地。防卫沟外东部为烧制陶器的窑场，共有六座陶窑。
在南方地区，为适应潮湿的环境，房屋建筑形式多为杆栏式木结构建筑，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批建筑木构件就是明证。
考古证实，史前居址的建筑技术，大体经历了几个进程：房屋由小间到大间，由单间到套间和连间，墙体构造由木骨泥墙、乱石砌筑发展到土坯墙和版筑墙；柱子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深埋到应用础石；居住面由不修整到烧烤，再到涂抹白灰面和夯筑混合土等等。建筑形式由半地穴、架空转向地面，再进而夯筑高台基；居住形式由散居到聚居，再到城居。这一切奠定了中国古代房屋建筑的基础。
三、制陶纺织
稳固的定居生活需要容器类用具，特别是谷物成为主要食物，而谷物又需烹煮熟食。竹木制品已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陶器便从窑火中诞生了。这是人类继火之后的又一重大发明，它不仅改变了物体的外部形态，而且，使人类第一次改变了物体的“质”。
中国的制陶技术大约发明于距今一万年前。在约距今8000年时，制陶业已较为发达，工艺技术渐趋成熟，最初的彩陶也在这时发明了。当然，这时陶器质量还不算太高，多为手制，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多见褐色陶，器形也较单调，多为炊煮饮食类器具，约距今6000年时，制陶技术发展到一个高峰期，陶器火候较高，多红色陶，器形也较多，注重器表装饰，彩陶极为发达。约距今5000年时，快轮成形技术出现，并被普遍使用，陶工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制出了器形美观、器胎薄匀的陶器。这是史前人类成功利用机械力的第一个例证。陶器不仅伴随着人类走过了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也伴随着人类行进到了文明时代。虽然现代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生活中，陶器已属可有可无的物件了，但我们仍在大量使用的其他容器，如瓷器、搪瓷器等无论造型和制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制陶术基础之上的新发明。
除了居住、饮食外，衣服也是人类文化集中的表现之一。衣服的起源，主要是御寒和防晒的需要。最早的衣服原料无非是树皮、树叶和野兽皮毛之类，经过简单的缀合便可披挂在身上。生活在1万8千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能制作精致的缝衣骨针，说明当时已有了衣服的缝制技术。到新石器时代，不仅骨针有了普遍使用，而且发明了纺线的纺轮。仰韶文化发现的陶纺轮数量相当可观，半坡遗址就出土了五十件。大约在纺线的同时，织技也产生了。开始是用针编织，进而发展到原始机织。根据考古出土木器残件分析，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原始腰织机。这是一种将经线一端固定在木桩上，另一端固定在腰部的手织机具，分析穿杼技术与后来的竖式织机已无太大区别。织机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彩时代，人类开始拥有了按自己意愿织造的纺织品，从而裁制出合体的衣服。这在人类最终摆脱野蛮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

第二节 殷墟与甲骨文
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夏王朝建立。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制度的砌底瓦解，奴隶制社会正式开始，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中华文明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商代的文明成就，当以殷都及甲骨文为其突出代表。
一、殷墟
殷墟是古殷都的废墟，地处河南省安阳市古城西北郊外。碧波滢滢的洹水边。这一带古称殷地。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10代20王盘庚，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了躲避水患，实现他中兴商族的愿望，决定选择西依太行天险，东控千里平原，土地肥美的殷地为新都。他说服并带领臣民从奄地(今山东曲阜)西渡黄河，长途跋涉，来到殷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稳定的王都。此后共传8代12王，历273年，至商朝灭亡，再未迁都。因此盘庚迁殷后的商朝亦称殷朝。殷人在这里营建了壮丽的王宫和宗庙，形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现已勘明的殷都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达24平方公里之广。公元前11世纪殷亡后，王都逐渐荒芜，终成一片废墟，故被人们称为殷墟。
上个世纪末，由于在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殷墟的极大重视。从1928年到1937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曾进行过15次发掘；新中国建立后，又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发掘。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基本上探明了殷都遗址的布局。
都城的中心是洹河南岸今小屯村一带的宫殿区。整个宫殿区南北长1000多米，东西宽600多米。这里北、东两面有洹水环流，西、南两面有一条全长750多米的人工大壕沟，壕沟两端与洹水河湾相接，形成平面呈长方形的防御范围，犹如一座“宫城”。在这广大的王宫区，至1988年，发现并发掘过53座夯土建筑基址，自北向南，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15座，为居室、宫殿建筑，时代最早；乙组21座，是宗庙性建筑，时代次之；丙组17座，是祭祀坛台，时代最晚。1989年，在乙20基址南又发现一面积为5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这一殿址建于殷墟时期，平面呈凹字形，缺口向东。北、南有两排并列房基，西面有与之相衔接的房基，三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7.3米；西排房基，南北约50米，东西7.5米。三排房基中，北排房基应为主要建筑，现存三个门道，均宽2米，间距4.3米。这种三排房基联成一体的建筑结构方式较为少见，对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洹河北岸，是规模宏大的王陵区。这里先后发掘了11座殷王大墓。大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墓中有大量随葬文物，司母戊大方鼎就在这里出土。在王陵东区，有大型祭祀场，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另外，洹河南环绕王宫区外周，有面积广大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在王宫区发掘了妇好墓，它是目前惟一能与 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确切年代，并未被盗过的商王室成员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据甲骨文记载，曾率兵驰骋沙场，征战20多个方国，立下赫赫战功，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死后，在王宫旁给她修了大墓，随葬大量珍宝，还修建了享堂，以时享祭。妇好墓随葬的各类珍贵文物共计1928件，有铜器、陶器、骨器、玉器、石器、蚌器、象牙器等；另有贝6800余枚。其中青铜器46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乐器、工具、杂器等。玉器750多件，有琮、圭、璧、环、璜、戈、矛、戚、钺、斧、铲、臼、杵、盘、梳等，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特别是玉雕人像和人头像，一件跽坐玉人，盘辫、戴冠，着交领衣、长袖窄口、腰束宽带、着鞋，神态倨傲，似是贵族。另一件跽坐玉人，头梳小辫、着衣、赤脚，似是女奴形象。其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商代玉器的精品。玉雕动物形象也十分丰富，兽类有虎、象、马、牛、羊、熊、猴、兔；鸟类有鹤、鹰、鹗、鹦鹉、鸽、鸬鹚、燕、鹅；昆虫类有蝉、螳螂；还有龙、凤、怪兽、怪鸟、蛙、鱼、鳖、石龟等。象牙器中，有一件带流虎鋬杯，通高42厘米，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通体雕刻鸟、饕餮和纹，并衬以雷纹。杯鋬下端立雕虎形，可称罕见瑰宝。
总之，殷墟发掘出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王陵，和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充分体现了商代的物质文明和技术进步，堪称地下文物宝库。1987年，在这里建成了一处仿殷建筑地上景观——殷墟博物苑，再现了东方第一古都宫殿的壮观风貌，展示了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众多珍贵文物，方便了人们直观地了解商代文明的巨大成就。
二、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成熟文字。
殷墟甲骨在清朝光绪初年，首先由小屯村农民在耕地时发现。由于当时小屯村经常出土铜器、玉器、陶器等古器物，古董商经常到小屯村收购，农民遂将甲骨作为古董向古董商求售。1898年，古董商将小屯村出土的有字甲骨贩至天津出售，为王襄、孟定生判定为古代遗物，称作“古简”。1899年，古董商范维卿将小屯村出土的有字甲骨贩至北京，王懿荣、端方以每字二两和二两五钱白银高价收购，甲骨文于是为世人重视，并轰动了海内外学术界。五十年代始，又先后在河南郑州二里岗、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山西洪洞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和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等地发现了带字甲骨，由于其数量极为有限，故一般说到甲骨文，皆以殷墟出土的甲骨为代表。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对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就寄托于“神灵”。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占卜术，使用兽骨来作占卜材料，这早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商人也非常迷信，尤其是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更为突出，他们几乎时时事事都要占卜，殷墟甲骨就是商人占卜所用的材料。甲是乌龟的甲壳，大多数是腹甲，也有少数用背甲；骨是牛的肩胛骨，也有极少数肋骨以及猪、羊、鹿等其他兽骨和人头骨。甲骨在使用前要经过多次加工，如锯开，刮削平整，在反面钻出一个个凹坑。占卜时，先用小木棍点上火在凹坑内烧灼，使甲骨表面呈现裂纹，叫做卜兆。商王或卜人就是根据卜兆来判断吉凶的。然后卜人把占卜的情况用一定的工具记录在卜用的甲骨上。甲骨上的文字内容大多数就是一条条占卜祸福，判断吉凶的简单记事，所以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文自1899年被世人认识以来，一个世纪间国内外收藏的甲骨累计达到15万片之多。其中大部分保存在国内，珍藏于大陆四十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及几十位个人收藏家手中，共藏有近十万片；台湾和香港也有三万片左右。另有两万多片流落到了国外，散布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朝鲜、瑞典、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
甲骨文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单字总数约有五千个，而其中被大家公认的可识字仅有两千个左右。最然还有许多甲骨文字未能识读。但研究证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与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有些字，如日、月、口、田、井、禾、立、高等，在甲骨文中就已基本定型了。甲骨文不仅有大量的象形字和会意字，还有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形声字。从文法上看，也具备了古汉语的基本规律。因此可以说，甲骨文已是一种具有规律、体系完整、相当进步的文字。
在甲骨卜辞中，如何记载占卜的情况，都有一套格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也叫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叙辞是记载占卜的时间(干支日)和占卜的人(王或贞人)；命辞是要卜问的事项；占辞是占卜后根据卜兆作出的吉凶判断；验辞是补记的事情结果，或对占卜情况是否应验的记录。
由于商王凡遇事均要通过占卜来作出决定，故卜辞反映出的内容十分广泛。我们剔除其迷信的成分，就能从中看出商朝这个奴隶制大国的许多社会状况。如卜辞中有比较完整的商王朝世系，能看出商朝奴隶主贵族最高统治者商王是世代相传。有众、羌、臣、仆、奚、妾、刍等奴隶的名称，他们是被商王奴役的阶级。商王还经常用十分残酷的刑法来残杀奴隶，甚至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杀死或活埋来作牺牲祭祀，有时一次祭祀就用几十人、几百人。奴隶们也经常用暴动、逃亡等方式来进行反抗。卜辞还记载有各种官吏的名称、军队的编制，以及对方国的征伐战争。社会生产方面有农业、畜牧业、渔猎、商业交通、手工业等。商王祭祀时有名目繁多的仪式，商王的游乐田猎、出入行止、吉凶梦幻，奴隶主贵族的生育死亡等都有不少记载。古代医学在甲骨文中也有反映，疾病名称有十多种。对于自然界中的变化，如阴、晴、雨、雪、风、云、雷、虹、雾等等都有大量记载，天象中的日月食、星宿名都有反映。我国独有的干支记日的六十甲子，在卜辞中完整运用。历法上已将一月分为三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个月，闰月称十三月。
当然，由于甲骨文绝大部分是和商王占卜有关的内容，所以还不能包涵当时整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比如，当时的铸造、制陶、玉石制品、革制品、酿酒等手工业生产已十分发达，但由于这些生产劳动是由广大奴隶去完成的，提不到奴隶主阶级占卜的日程上去，所以其生产过程、工艺技术等内容就几乎没有反映。尽管如此，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总之，人类文明的开始尽管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标志则是文字。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可以说是从有了文字才开始的。甲骨文作为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华民族初期最灿烂的文明之光。
三、汉字的演变
甲骨文这种最古老的文字，它如此成熟，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人有不同说法。一是“结绳说”。《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记事是许多民族在文字产生以前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民族学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点。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所谓“结绳语言”，方式相当讲究，使用时间很长。我国云南的哈尼族人，几十年前依然使用结绳，如买卖土地的双方各持一根麻绳，田价多少元即打多少结，日后用为凭证。但是帮助记忆的工具同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不能相提并论，结绳不能用来记录有声语言，所以不能认为具有文字的功能。二是“八卦说”。八卦是古人用以占卜的八种基本图形，由符号“—”和“－－”组成，用这些图形进行排列组合可以表达更复杂的意义。但据考证，八卦的产生要晚于甲骨文，以八卦作为文字的源头也难以成立。还有“仓颉造字说”。古史传仓颉为黄帝的史官，由他创造了汉字，这在《韩非子·五蠹)、《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等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是仓颉只是个传说人物，而且文字具有社会性，它是约定俗成的，不可能由一人一时所创造。即使仓颉对汉字的形成有贡献，也只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整齐划一的工作。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普遍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先民起初对于大自然的感知和看法，就是用图画的方式予以记述和表达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交际日趋频繁和复杂，记事性的图画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与此起源相关，文字的最初形式大都是象形的和表意的。我国距今五六千年的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遗址)中，有部分出土陶器上刻画或者绘写着一些图形符号，不少古文字学家认为这已经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了。如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所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的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这种陶文，在龙山文化遗存中也有发现。依此说来，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
甲骨文中，除了个别的墨书和朱书外，绝大部分文字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在甲骨上的。由于工具和甲骨都较硬，只能作直笔，所以就形成了方形或长方形的字。有学者认为，从甲骨文起便决定了汉字的基本形体，即所谓“方块字”。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了金文。金文是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以钟、鼎作为青铜器的总称，所以金文也叫钟鼎文。金文始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早期的金文形体，就繁简程度来说往往与甲骨文差不多。周代金文，以总体上说，较之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和符号化。金文的形体比甲骨文方正整齐，笔画的分布也更讲究均匀对称，笔道一般比甲骨文粗，因而使字的体势显得比甲骨文雍容厚重。至今所发现的金文单字约有3000个，其中约有2000个能正确释读。
商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周代的代表文字金文，都是以其附著物来命名的。战国时代则不同，不仅文字的附著物有竹帛、金石、泉布、陶器、玺印等多种多样，而且字体也纷繁复杂，无论哪一种附着物上的文字都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因此我们以其时代来统称为战国文字。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在汉字发展史上是形体最为混乱的文字。不过战国文字并没有越超汉字的体系，在总体上还是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古隶。
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籀文”或“大篆”，是相当工整的一种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秦国大篆的基础上简省删改，并吸收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体、俗体字，推行了一种新的官方标准体——小篆。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前所未有地表现为定型化。其轮廓由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长短大小高下参差，定型为整齐的长方形；笔画由方圆粗细不等，变成均匀圆转的线条；结构由文字部件上下左右自由书写，变成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小篆进一步削弱了汉字的象形意味，使汉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认读方面的混乱和困难。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也是汉字在古文字阶段所迈出的最后一步。
到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文字。这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被称为“隶变”。隶书比起小篆来，将不规则的曲线和圆转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从而使汉字进一步符号化；同时通过对构成汉字的基本部件的简化、同化、分化、别构新形等方式，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了全面的调整。“隶变”结束了汉字的古文字阶段，而使汉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之后的字体便统称为今文字。
东汉末年出现了楷书，魏晋南北朝广行于世，于隋唐之际达到鼎盛。楷书将隶书的扁形改为方形，端庄工整，便于书写，并有了严格的结体法度和丰富多变的点画形态。点画稍加变动或连笔，还可以成为日常最习用的行书。经过长期的试用，证明楷书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的最好，是官方正式文字最合适的字体。所以从魏晋一直通行到现在，成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
此外，从汉代开始还出现了草书，即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其中包括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在楷书基础上发展出的今草，以及形体特别潦草狂放的狂草。由于草书一般人难以辨认，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供人欣赏。
总之，汉字是历史最悠久的直接表词的文字之一。世界上其他古老的表词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西亚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字，现在都已经消亡。至今存在并广泛使用的表词文字，全世界只有汉字一种了。汉字与汉语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靠汉字记载下来的。只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就可以阅读、借鉴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无比丰厚的文献遗产。这是由于汉字具有超时间的表现功能。在目前已知的全世界所有文字中，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只有汉字。由于汉字形体各异，图像性强，便于视觉辨认和接收，阅读速度可以远远超过其他拼音文字。又由于汉字形音义合一，所能携带的信息量也大大领先于其他文字。现代社会汉字仍保持着炽盛的活力。汉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标志。

第三节 青铜文化
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之后，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就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主要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青铜器无论在生产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代。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普遍发现使用铜(纯铜)和铜合金(青铜)的情况，但并未在生产、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称为铜石并用时代。继之而起的奴隶制时代是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也是人类开始灿烂文明的时代。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我国早在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时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达到鼎盛，至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才逐渐消歇了。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可称为青铜文化，它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重要标志。
一、青铜器的制造
青铜是以铜为主的合金的一种，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与锡的合金，亦有铜与铅的合金。青铜在古代原来的颜色大多数是金黄色的，由于经过长期腐蚀，表面往往生成一层青绿色锈，所以今天被人们称之为“青铜”。
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第一步是采冶，即首先分别采取铜矿石和锡矿石，然后加上木炭，分别冶炼出红铜和锡。中国古代铜矿蕴藏丰富，据春秋末、战国初的《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锡赤铜。”又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管理矿山的矿人。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赤峰市林西、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等地发现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