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与宋对陶渊明态度之剖析.doc

六朝與宋對陶淵明態度之剖析

比較碩三 蔡喬羚92102505、江思慧92102503
教政四 黃子凌91107032、鄭雅安91107036
中文四 田佩芸91101021、謝雅惠91101047

科目：中國文學史(三)
指導老師：王學玲 老師
日期：2005.10.20

目 錄

壹、 前言 …………………………………………………………… 03
貳、 陶淵明的思想與陶詩風格
一、陶淵明的思想………………………………………………… 04
二、陶詩風格……………………………………………………… 07
參、 剖析六朝文人對陶淵明的態度…………………………………11
肆、 剖析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態度…………………………………15
伍、六朝及宋代文人對陶淵明態度評價之比較
一、六朝…………………………………………………………… 21
二、唐代…………………………………………………………… 21
三、宋代…………………………………………………………… 22
四、小結…………………………………………………………… 23
陸、 結論……………………………………………………………… 24
附錄一：參考文獻………………………………………………………25
附錄二：工作分配表……………………………………………………26

壹、前言
陶淵明(三七二─四二七。據梁啟超考證)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於晉宋易代的動盪時代，是政治黑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他青年時期有過雄心壯志，然後來同當代的黑暗現實接觸，使他的思想生活起了轉變。他的作品，個性分明，理想高遠，語言純樸，描寫真實，而富於藝術的鮮明形象。陶淵明的思想複雜，儒、道、佛都對他產生了影響(劉大杰，2003)。
出身於傳統仕宦世家，陶淵明所生長的江州是個儒學興盛之地，他從小便受到儒家學說的薰陶，經常提到儒家聖人之說。他一生固窮守節，不隨意出仕，在〈詠貧士〉中以重華，仲尼自比，深深奉行孔子「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及孟子「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的準則。他所崇尚的「道」，基本上都是儒家之道，也於詩文中採用了很多《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及《論語》等儒家經典，儒家思想可說是陶淵明最主要的一個思想(陳美利，1996)。
陶淵明個性傾向於自然，不喜拘束，於是在與現實官場不合後，便轉而求本性的發揮，轉向自然。加上自漢、魏後，儒家經學漸衰，老莊思想興起，正配合了他愛好自然的本性，使他產生了委運乘化和及時行樂的思想。近人沈振奇先生統計陶詩用典《莊子》有一三三次，《列子》十八次，兩共一五一次。比《論語》六七次，多出二倍有餘。若以諸書用典的多寡來決定所受影響的大小，那陶淵明受道家的影響可謂最大了。但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陶淵明並不仿效道家弟子放浪形骸，消極無為的態度，因此不可以將陶淵明單純的列入道家之流(陳美利，1996)。
陶淵明與佛教的關係，自宋朝以來便爭論不休，他對佛教的理論，其實是不全盤接受的，在他的詩文中，有很多與佛教教義不合的思想，如他認為生老病死是一種自然的變化，反對有輪迴與來生之說。他亦對佛教「淨土」說不取，認為人生旅途到達終點時，曠野中的墓地是他永遠的歸宿，他是絕對不相信有西方淨土的。此外，他也對「因果報應」的說法表現了懷疑的態度。但其實在魏晉當時儒學式微、學術轉移以佛道為主的時代下，這種強勢的時代風潮瀰漫，陶淵明當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影響，這使得他的詩文中也約略表現出佛教的人生無常、善惡報應的思想，但其肯定佛理的文字極少，否定佛理的思想較多(陳美利，1996)。
陶淵明的思想及文學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站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歷來學者大多給予正面的評價，然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給予陶淵明的評價自有所不同，除正面評價外，也或有少許負面評價，即便是正面評價間也或有相異之處。現便從介紹陶詩風格與思想談起，進而以六朝與宋之當代思潮為基礎，來剖析陶詩中所蘊含的思想，並比較之。
貳、陶淵明的思想與陶詩風格

一、陶淵明的思想
在文學創作上，作家的思想往往會表現於作品之中，成為作品的淵源，而一個人的個性則又會大大的影響他的思想。陶淵明一家人皆生性自然，他曾於〈命子詩〉裡寫曾祖父陶侃的性格說：「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文中提及陶侃的赫赫功業，主要目的在於讚美他的「功遂辭歸，臨寵不忒」。陶侃晚年深感太滿了就會招禍，於是淡泊明志。陶淵明的父親也同他的曾祖父陶侃一般，是個恬澹自守的人，對於官位的得失毫不在意。受到家族血統的影響，陶淵明的一舉一動無不自然，《宋書‧隱逸傳》：「潛不解音聲，而蓄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直率如此。」(李辰冬，1990)
然而，陶淵明所處的兩晉為貴族社會，政治也是貴族政治，換言之，原是貴族才有做大官的機會，否則，就永為小吏。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雖為晉室宰輔，唯到他的時候，家道中衰，所以他在〈歸去來辭序〉說：「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長吏」就是縣長或官階之尊者，陶淵明想當長吏，但是沒有門路，其實陶淵明何嘗不想建樹，然而遇不到相知的人，也就沒有辦法了。他的〈詠貧士〉第一首，便是詠這種不得志的心情，詩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暧暧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
「孤雲」是自喩，「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象徵了自己的出仕很晚，而歸田很早。「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是表示自己的遭遇，因為找不到知己，所以他到處感到孤獨(李辰冬，1990)。
陶淵明的家族血統與時代環境組成了他自然、孤獨的個性，這種個性是不適合作官的，但他卻又因家貧非作不可，痛苦由此而生。然而此種痛苦卻也使得陶淵明因此成為不朽的作家。陶淵明一生只做過三次官，第一次是鎮軍參軍，第二次是建威參軍，最末一次是彭澤令。實際上，前兩次不算官，只是幕僚。他少年時，本打算建立功業，有所成就；實際一作官，大概由於人微位輕，只能困於「為五斗米折腰」，不能發揮自然本性；再加上政局的黑暗，與他的性格完全不合，理想也無法實現，心裡就起了矛盾衝突，衝突了十年，最後再也忍受不了，也只有以辭官來因事順心，歸隱田園以求保住自我了(李辰冬，1990，陳美利，1996)。正因如此，陶淵明的作品中不僅充滿了他嚮往「自然」的思想，更蘊含了時代背景與內心衝突而生的隱逸思想，兩者構成了陶淵明的崇高人格及偉大詩文，此正是後人對他評價最高之處，現便就陶詩中蘊含的自然思想與隱逸思想分述之：

(一)陶淵明詩文中「自然」意韻之解析
陶淵明詩文中提到「自然」一詞，共有四處：
質性自然，非矯勵可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歸去來辭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形影神序〉)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
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進自然。(〈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軍傳〉)
這些詩文中所謂的「自然」，包含有主體與客體兩方面的意義。主體方面指本身個性的自然，客體方面涵括了宇宙萬物，古往今來，萬化遷流，人事演變的自然。陶淵明認為宇宙萬物的產生，是依循著自然造化的力量產生的。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神釋〉)這種力量是客觀的，無意識的，它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變化，萬事萬物都順著這種自然造化的力量而運轉不息(陳美利，1996)。

「自然」之意義
他的詩文中以「天」作為自然的代表，但其所提到的「天」都不與人事相關，他如此敘述「天」之運作：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他認為「天」是自然的運作，不與於人間之福禍。認為人事禍福，並不是由於天命，而是由於人為或自然的原因，這種自然的原因，即是大自然的「化遷」之力─大自然自身運動的結果。這種化遷只是一種自然不得已的變化而以，這點和荀子〈天論〉中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說法相像(陳美利，1996)。
儒、道兩家都相信「天道」公正無私，也是歷來賢者進德修業，自我完成的內在動力。老子便說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陶淵明卻對此種說法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說：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怨歌楚調示龐主簿鄧志中〉)他懷疑天上是否真有鬼神或天道，更懷疑善惡報應之說。此乃因陶淵明的人生歲月中，並不見天道「輔善佑仁」的情形，許多好德行義的賢人高士都落得鬱鬱不得志，或飢貧早夭的結局。因此，他對命運總是抱著盡其在我，順其自然的態度，認為人生的幸福不能靠上天的福祐，只有靠自己的奮鬥努力才是最真實可靠的(陳美利，1996)。

陶淵明的「自然」與魏晉玄學「自然」之異處
陶淵明的哲學思想與魏晉玄學有聯繫，但也有相異之處。陳寅恪先生指出陶淵明創一「新自然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東晉之末葉，宛如曹魏之季年，淵明生值其時，既不盡同嵇康之自然，更有異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說如山(濤)、王(戎)輩之所為。蓋其己身之創解，乃一種新自然說，與嵇、阮之舊自然說殊異。
魏晉時期的「自然」說以客觀唯心主義的本體「自然」取代了漢代人格神話的「天」，玄學家認為世界是客觀的，不受神或人的意志干涉，天地萬物這種存在的法則即為「自然」，也即是「道」。晉代文人普遍尊奉這種玄學的「自然」說，而產生了玄言詩，把詩歌當作探求玄理的工具。而且基於這種以「道」作為宇宙本源的自然觀，他們在詩文中的自然景物，常常不是審美的對象，而是識悟玄理的門徑。自然景物在他們眼中，可觀而不可親，可玩而不可入。而在宇宙冥默中觀察世界，看到的是自然界萬物都無可挽回的走向衰頹和死亡。這種消極的自然觀，產生了晦暗的人生觀，再加上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使得他們否定了人生的價值。但是，陶淵明則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抱著堅定的現實感和富有理性的精神，重節制、講理性，決定了他的「得歡作樂」不是動物性的縱欲，從根本上來說，他始終是入世的。他的行為較為和平而不過激，宋魏了翁說陶淵明「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指出了陶淵明與魏晉名士在性格上的區別，認為陶淵明的自然觀，與當時流行的放浪形骸的寄生哲學明顯不同(陳美利，1996)。

陶淵明的「自然」與道家「自然」之相似處
道家老莊所主張的是指自然界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應該順應這種自然規律以生活，這是人與自然界關係的「自然」，希望做到「齊物」、「無我」、「物我兩忘」；而陶淵明則把自然發展成個人自我的「自然」，認為人與生俱來的各種慾望，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順從這種慾望，正是順應了自然之道；這與老莊的「自然」之說有所相似之處。陶淵明的「自然」，就是脫離一切限制自己本性的束縛，要求個人言行的自由，也就是對自我的一種堅持(陳美利，1996)。

陶淵明的「自然」與佛家相異
宋葉夢得以佛教的觀點批評陶淵明「似未能盡了也」，他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最多只能做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需盡，無復獨多慮」，以自然為依歸，這只不過是佛家所見的「斷見」、「常見」(即世俗之見)罷了。距離佛家的大撤大悟─把一切實有都看成虛幻，還很遠。其實，這正是陶淵明所抱持的現世的，人性化的自然觀。陶淵明要做的是一個世俗平常的自然人，而並非希望出塵脫俗，不食人間煙火(陳美利，1996)。

(二)陶淵明的隱逸思想
陶淵明是中國有名的隱者，但其實他的性情有另一面是有志天下的。顏延之是陶淵明的好友，對陶淵明應是了解甚深，他在綜敘陶淵明一生的〈陶徵士誄〉中，說陶淵明是「道必懷邦」，是一個十分關心國事的人。顧炎武亦云，陶淵明表面好似遺世獨立，其實在他的意識形態中，對政治仍是充滿關懷的(陳美利，1996)。
陶淵明出身於官宦家庭，祖父是有名的晉大司馬長沙公陶侃，因此陶名對晉室懷有特殊的感情。他從小受儒家的教育，早年曾留意官場。他在〈祭從弟敬遠文〉中說道：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他還有詩描述年輕時的壯志，可以看出他積極入世服務的一番抱負：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到他五十七歲的晚年，還有此類的詩：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擬古〉之八)詩中對自己年輕時的壯懷緬懷不已(陳美利，1996)。
陶淵明之所以棄官歸隱，到底是出於天性還是出於操守，史傳中未能有明確的說明，前人亦多所揣測。就客觀因素言之，東晉偏安，政治腐敗，門閥制度森嚴，時代隱逸成風，在個人身家性命遭受極大威脅的政治環境下，使士人對官場起了恐懼厭惡之心，再加上清談之說盛行，佛道思想瀰漫，山水美學的開發，知識份子展開自覺性，為了追求自我，或者與當局政治理念不合，或者僅求自保避禍，都可能走上隱逸之路；因之，逃世隱居便成了一時的風氣。《晉書》、《宋史》、《南史》中都列有〈隱逸傳〉，所載隱逸之士高達八十餘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隱逸之風最盛的時代(陳美利，1996)。
就主觀因素而言，陶淵明愛好自然的個性是無庸置疑的，加上其個性剛直，使他不屑且不容於官場，亂世中，他無法有所施展，理想不獲實現，導致他對仕途灰心，或許更企圖藉此表示對政治黑暗的反抗；且當時因政治鬥爭激烈，經常發生高壓殺戮事件，文人動輒得咎，禍亦及身，為了逃避禍患，明哲保身，也可能成為陶淵明隱逸因素之一。此外，陶淵明健康的狀況亦是他不再出世的原因之一，《宋書》、《晉書》、《南史》本傳上都說陶淵明「有腳疾」，行動不便，他中年以後的詩文，也多有衰颯之語，如：(陳美利，1996)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摧。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四十七歲作。)
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即不豐，復老病繼之。(〈答龐參軍〉詩序，五十九歲作。)
陶淵明實現了自己的最佳選擇，歷來對他這種隱逸的行為，大都給予正面的評價。宋蘇軾認為這正代表陶淵明真純的人格修養；賈文昭先生認為陶淵明的退隱行為是對黑暗統治的一種反抗，具有政治的積極意義；清李光地肯定陶淵明的隱，是合於明哲保身，超然世俗的聖人之道；鳧公讚美陶淵明不願在官場中同流合污，而寧願自食其力，勤勉務農的精神。陶淵明並沒有因為隱居而放棄對社會的責任，其詩中仍有一些揭露和批判統治者暴政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體察到當時農村的面相、農人的辛苦、以及士人的苦悶、時代的氛圍等。歷代隱士中，能夠以詩文獨創一家，流傳後世的極少，陶淵明的田園詩文豎立了一個文人耕讀的典範，也顯示了他的歸隱對他的文學成就實有極大的影響(陳美利，1996)。

二、陶詩風格
陶淵明身處晉、宋易代之際，是混亂動盪的時局，淵明眼見驕將悍兵囂張跋扈，奔競於混濁仕途，其〈感世不遇賦〉云：
「自真風告逝，人偽新興，閭閻懈廉退之節，世朝趨易之心進。」
足知潛之辭官退處，良有以也（童超，2001）。
論及陶淵明在文學上的成就，自然令人立即想起兩個著名的稱號，一個是鍾嶸《詩品》所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另一則是現代學者所撰一般中國文學史之共識：「田園之人之開拓者（或創始人）」。兩者皆點出其於詩歌方面的開創之功（王國櫻，1999）。
綜觀陶淵明之詩歌創作風格表現，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融合儒、釋、道三家學說。
陶淵明從儒家思想中吸取積極用世的精神，但是在政治黑暗現實中，濟世安民的大志無法實現，只好退而躬耕﹕「先師（孔子）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遠）難逮（及），轉欲志長勤（指勤勞耕作）」，便成為田園中的隱士。他憎惡現實的腐敗，在當時佛學和玄學盛行的風氣下，他吸收釋道二家淡泊名利的思想，保持高風亮節，不與世人同流合污，因此寫出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田園詩。故南宋朱熹說﹕
「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這話很精當地指出陶淵明的清高處（廖仲安，1979）。
（二）風格分為前後兩期。
從陶淵明的生活道路與思想歷程來看，自「少時壯且厲」、「猛志逸四海」到「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自「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到「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可知陶淵明的基本思想傾向前後是有所變化的。而陶淵明的詩歌風格，可將其於四十一歲辭去彭澤令、終身不士作為一個分界線，把陶淵明思想主流的變化及其寫作風格劃分為兩個時期（童超，2001）。
在前期中，陶淵明本來是「少年壯且厲」、有「猛志逸四海」的大志，所以詩歌風格比較豪放激昂，例如他的（詠荊軻）歌頌荊軻行剌秦王的壯舉，叉為荊軻的失敗而嘆息﹕「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可見陶淵明也有「猛志固常在」暗一面，難怪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在後期的歸隱生活中，陶淵明寄情於自然山水之間，以酒來排遣寂寞，借詩文寫出自己的隱逸情趣，這時的作品表現出逍遙自適的風格。例如《歸園田居.其一》寫田園生活﹕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詩中描寫宅旁的田地、草屋，屋前屋後的榆柳、桃李，還有遠村、近煙、雞鳴、狗吠等，這些都是極平常的景物，卻滲透了環境的寧靜氣氛，表達出詩人衝破世俗樊籠、重返自然的喜悅閒適。所以「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享受著生活中的閒情逸致。
此外，陶詩中還有一些作品表達樂天知命的酒脫胸襟，例如《挽歌詩》預先為自己寫下輓詩，《其一》寫死後
「得失不能知，是非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雖覺消極，但也寫出其曠達超脫的人生態度（歐宗智，2003）。
（三）平淡自然，氣象渾厚。
陶淵明的田園詩描繪出樸素的田園生活，寧靜的田園風光，以及自己的恬靜心境，風格真率自然，使讀者感到是從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毫不吃力。陶詩渾然天成，自然平淡，不必使用奇特的形象、誇張的手法和華麗的詞藻。既沒有刻意的描寫和渲染，也沒有難懂的典故、或生僻的字眼。作者只是把握景物的特徵，運用白描的手法和平淡無奇的「田家語」，自自然然地表現田園風光和農家生活。陶詩名句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類，都是質樸自然，絕沒有堆金砌玉、鋪錦列繡的文字（陳怡良，1983）。
此外，陶淵明專注於通篇的渾厚、意境的完整，而不為一兩句詩成為名句而刻意追求。因此他的每首詩都有一個完整的境界，都盈溢著渾厚的氣象，給人以和諧完美的印象。由於詩人匠心獨到，在陶詩中並不乏意味雋永的佳句，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等，都比同時詩人的名句更佳，且因為全篇都好，因此就「難於句摘」了（童超，2001）。
（四）自我為焦點之自傳性詩歌
陶詩是以抒發一己情性懷抱為宗旨，因此師中的田園風光、農村景象，不過是其個人日常生活環境背景的展示，而詩人自我經驗感受的表白，自我情懷的流露，才是創作的中心焦點，乃至形成帶有濃厚自傳性的詩歌特色。在陶詩中，經常出現以下現象（王國櫻，1999）：
1. 詩題標明年月，小序說明緣起
現存一百多首陶詩，總共有五十九首（包含辭賦）「詩題」，其中有九首詩題清楚標明年月，詳細交代創作的時空背景；另有十七首詩題之下另賦詩前小序，說明創作緣起、解釋題意，其中〈遊斜川〉及〈歸去來兮辭〉兩首，在小序裡亦著名年月。如此重視自我所處之時空背景，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頗為少見的現象。
此外，陶淵明亦經常在詩題之下另賦小序，進一步說明寫詩的緣起背景，或解釋主題含意，或表示立場，說明心跡。試看〈有會而作‧序〉：
舊穀記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如此詳細說明背景，解釋心跡的詩前小序，在陶淵明之前，實屬罕見。這些帶有自我說明澄清意味的詩前小序，自然為陶詩增添了自傳性。
2. 日常生活細節提供自傳資料
陶淵明之前，日常生活的瑣碎事物很少入詩。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把日常生活「詩化」的詩人。現存的陶詩，大多數是棄官歸田之後，家居其間的作品，無論是描述田園風光、農村事項，或揭露躬耕經驗感受，都屬於一個棄官歸隱者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情懷。但一般魏晉詩人抒寫隱逸情懷之作，其中或悠遊山林，或唱詠玄虛，強調隱士的超然無累，與人間俗世的隔絕，遠離現實生活的逍遙自適，或宅心事外的孤冷無情。可是陶詩中自述的隱居生活，卻是「結廬在人境」之隱，瀰漫著生活氣息，洋溢著人間情味。其中描寫的日常生活細節，亦提供不少自傳性的資料。如他嗜酒、愛菊、慕松、平日躬耕田畝的辛勞、收成好之愉悅、與妻兒共度良辰之歡樂、遭逢飢困的窘迫難堪等。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尋常人生的點滴，不但將日常生活「詩化」，同時也將詩「日常生活化」，因此擴大了中國詩歌的內涵情境，添增文人詩歌創作的生活氣息，同時亦為陶詩塗上濃厚的自傳性色彩。
3. 自我觀照、自我反思其形跡與心跡
更重要的是，陶淵明往往在詩中抒發一己情懷之際、自我觀照、自我反思其形跡與心跡，一再解釋自己的行為，澄清自己的立場，說明自己的價值觀，不斷將個人的生活經驗、內心深處的波動，甚至幽微隱蔽的感受，披露給讀者。彷彿一直在我剖析、自我探索「我是誰」？反覆沈思生命的意義，品味自我存在的價值。
陶淵明雖然不慕榮利、脫穎不群，在其自述經驗、表白的詩篇裡，浮現的卻也是一個內心時或矛盾，情懷複雜的詩人。彷彿對自己人生道路，一方面傲然自得，一方面又還心存疑慮。他高蹈獨善、安貧樂道，而且曠達逍遙、任真自得，卻仍然負荷著一些人間俗世的苦惱與煩憂。乃至時常自我探索人生的意義，解釋自己的行為，澄清自己的立場，彷彿意圖撫平自我行跡和心跡之間的落差。
陶詩中，這些複雜矛盾的心情，徘徊顧盼的態度，往往於自我觀照、自我反省之際，有意無意中，極其自然地流露出來，不但顯示其人格性情之「真」，詩歌情境之「淳」，無疑亦增添陶詩的自傳性色彩。
綜合言之，陶詩在我國抒情詩藝術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傑出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獨創了田園詩這個形式；二是使詩歌的抒情化、個性化達到了新境界、新水平。雖然陶詩其寫作精神上直承玄言詩，但在表達形式上已另闢蹊徑。且陶詩以真淳本色示人，外表看似枯乾簡單，使用的語言也非常樸素、精鍊、含蓄、善用白描，但實含曲折深遠之情感，故蘇東坡稱陶詩「癯而實腴」。

參、剖析六朝文人對陶淵明的態度
南北朝時的南方文學，脫離了魏晉慷慨蒼涼的建安詩風（尚氣、慷慨、悲情，是建安文學情感取向的特徵，它與文學內容的真、高、剛、直特徵，構成建安風骨的重要兩翼），轉向綺靡欲麗的各種風格，同時便先後產生了玄言詩、山水詩、永明體、宮體詩。這一時期的南朝文學講究修辭工整、對偶、華麗的文體。
一、文風萎靡
(一)玄言詩：
玄言入詩，自魏末已啟其端。東晉時，玄學大興。魏晉玄學繼承老莊思想，特別標榜自然，這思想源於老子。湯用彤先生指出，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新學」，它鄙視漢代「象數之學」，拋棄陰陽五行等舊說的傳統，帶來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
(二)山水詩：
1. 東晉玄言詩消失
東晉玄言詩有一個新因素介入，即佛教思想。漢魏西晉玄言尚少佛教痕跡，玄學以莊老易為根據。至東晉則佛學大舉進入玄學體系中，「三玄」變成事實上的四玄。社會思想已經十分活躍，並呈現多元化的趨勢。玄學、儒學、道家和佛教思想在當時社會上都曾產生過顯著影響，玄學思潮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流。玄言詩消失，而繼之來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元嘉文學思想時期。
2. 元嘉文學思想
元嘉文學思想的特點是：1.大量山水進入文學中。2.文學創作從哲理化回歸情感路線。首先是謝靈運改變了山水在詩中的地位，在談玄的同時，把主要審美對象放在山水本身。而鮑照則是元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詩中，我們又能隱約再看到建安的悲情蒼涼風骨，而根本不見了玄理。
3. 宋齊時代的山水詩
宋齊時代的山水詩，也是南朝詩歌發展上第一個重要的變化，代表人物是謝靈運、鮑照、謝朓。晉宋時代，江南的農業有較大的發展，士族地主的物質生活條件比過去更加優裕了，園林別墅更多地建築起來了，士族文人們在優裕的物質條件下和佳麗的江南山水環境中過著清談玄理和登臨山水的悠閒生活。在他們的清談中，常常出現一些用老莊自然哲學來讚美江南山水的語言。
(1) 謝靈運山水詩
謝靈運是我國第一位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他的主要成就也在於山水詩。由他開始，山水詩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流派。謝靈運的山水詩一方面非常成功地刻畫了外界景物，另一方面又能十分巧妙地把自己的內心情思寄於其中，使情景交融起來。令一方面，靈運的詩歌作品，抒寫情懷、闡揚道理的詩篇也不在少數。但是謝靈運的山水詩大多是一半寫景，一半談玄，拖著玄言詩的尾巴，這是他的缺失。
(2) 謝朓山水詩
謝朓便更進一步把山水詩推向一個新階段了，學者詹福瑞認為，因為謝朓打破了謝靈運山水詩記游—寫景—言理的模式，去掉了玄理，保證詩歌氣韻的流轉。並且，謝朓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陶淵明的影響，這一點可從兩者作品的相似意境中看出，如謝朓的《游東田》、《宣城郡內登望》、《落日悵望》及《賦貧民田》等，均與陶詩意境相合。又謝朓在荊州西府時，詩中開始出現酒字或酒的代稱，至宣城以後，這種現象漸漸增多。
(三)永明體：
沈約是齊梁文壇領袖，其詩華靡，注重雕飾，講究聲律，與謝脁等人共同提倡注重音律、韻律的永明體。於是，齊武帝永明年間產生了以聲律為中心的「永明文學」，它最主要的功績是開創了詩歌的聲律，為以後唐代的律詩奠定了基礎。對聲律貢獻最大的，首推沈約。沈約整理總結了漢語言的平、上、去、入四聲，同時提出詩文聲律方面的「八病」。專留意聲律方面的，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王融、蕭衍為一代領袖，即所說的竟陵八友。他們的好處，是雕繪，是綺麗，是聲調和諧；他們的壞處，卻是纖巧、清艷，是八病四聲。另外，永明時期，像謝靈運那樣尋幽探奇，以追尋塵世之外山水為主要目的的游賞之習已不多見。
(四)宮廷詩：
永明體之後，緊接著出現了梁朝宮廷詩。宮體早在謝朓時就有，用「宮體」一詞來稱謂一種詩體，始於梁朝簡文帝蕭綱為太子時。蕭綱為太子時，與徐陵及庾肩吾等人在東宮相互唱和，寫了不少思極閨房、詞藻靡麗的作品，這些作品即是所謂的宮體詩。梁武帝蕭衍和他兒子蕭統（昭明太子）、蕭綱（簡文帝）、蕭繹（元帝）父子四人，通通偏愛寫色情方面的詩歌，當時的所謂宮體就是由他們父子四人倡導和完成的。宮體主要以宮廷生活為表現對象，多寫男女情愛，又大量的豔詩。形式上受永明文學影響，追求聲律，研究對偶，雕琢華麗靡爛的詞藻。

二、劉大杰的看法：
在劉大杰看來，駢文等唯美文學在這時能順利發展，有如下幾方面原因：(1)君主貴族對於文學的愛好與提倡(2)儒學衰微與清談浮虛風向的繼續(3)文學觀念的明晰(4)聲律說的興起。上述諸因素匯合，使文學更趨於技巧與形式的唯美。駢文變為四六，古詩變為新體，書札序跋評論的雜文，也都趨於聲律化、駢麗化了。

三、六朝人看待陶淵明
 六朝的文風與詩學流行玄言詩、山水詩、永明體、宮廷詩與陶淵明具有充實內容和獨特風格的陶詩不大相融，並不為六朝時人們重視。南朝詩風愈加糜爛，一般人對陶詩仍然十分冷淡。
(一)顏延之
顏延之語言艱深，喜鋪陳，重詞藻，且好用典故和對仗句式，因此形成繁密深重、華美典雅的風格，鮑照譏之為「若舖錦列繡，亦雕繪滿眼」（《宋書》本傳）。這是自陸機、潘岳以來詩歌修辭化傾向的極端發展。現存顏延之《陶徵士誄》可算是當時唯一談論陶淵明的文字，但只對陶淵明的人格讚揚備至，沒有對其作品作出應有的評價。
(二) 沈約
他在陶淵明逝世六十年後為其正式立傳，對他的遺文軼事多加收集整理。沈約〈宋書隱逸傳〉當中最早為陶淵明研究提供了最為詳盡的家世、生平資料，又因其距離陶淵明辭世不遠，因此可信度是最高，對陶淵明研究有巨大的貢獻。但就其文章內容而言，〈宋書隱逸傳〉僅僅只是對陶淵明不慕名利、淡泊權勢、誘惑的高尚風格加以讚揚肯定，他所看重的只是陶淵明的隱士風範，卻對其作品絲毫不提。
(三）江淹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名動一時。他成功了模擬自漢至劉宋五百年間三十個五言詩人的代表作，這些模擬詩從用自遣詞到意境題材都準確傳神的表現出各原作者的風格特徵及其藝術成就，就某種意義來說，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組成了一部小型的「歷代五言詩選」，無形當中也隱含了作者本人對歷代詩人詩作的審美及文學史上的肯定地位。
嚴滄浪云：「擬古為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其《雜體詩三十首》中的《擬陶徵君田居》更是騙過了具有極高鑑賞力的北宋大文豪蘇軾，讓他誤將擬詩以為陶詩，又在擬詩之下再作一首擬詩，可見其詩模擬程度之高竿，已是讓人真假難辨。正是因為江淹對陶淵明有較精確且深刻的審美解讀，所以他才對陶淵明作出超乎常人的評價，將陶淵明從審美的層次進一步提升到了文學史上的高度。此一評價透過它的《擬陶徵君田居》而呈現出來，暗示出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江淹在陶學接受史上的重要性：
1.江淹第一次標出了陶潛身為「隱逸詩人」而非只是「隱士」的重要地位。
江淹所擬隱士詩人有許詢、陶潛、王微三位，並明確標出了「征君」字樣，其後鍾嶸《詩品》承接此一脈絡，將這三人全部收評，並明白標示出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2.第一次標示出了陶潛為田園詩人。
江淹之所以擬陶題為「田居」二字，是掌握住了陶詩主要藝術成就所在即在於此。之後《詩品》所言、《文選》所錄，雖然並非其代表作《歸園田居》，但是主要都是歸屬於田園題材，後代的「田園詩派」這一名稱也是淵源於此。
3.第一次將陶淵明與當代所推崇的一流詩人並列
江淹將陶淵明身為詩人與當代所推崇的一流詩人如曹植、潘岳、陸機、謝靈運等人並列，不分軒輊，大幅提昇陶淵明的評價與地位。在這當中所暗示的意義到北宋時期才有人揭開明示。
（四）鍾嶸
他是齊梁年間最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的《詩品》品評由漢至梁時代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詩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提倡風力，反對當時大為盛行的玄言詩及聲病說，是中國開系統詩評之祖。
1. 對陶詩淵源所出及藝術風格首次提出明確又精闢的見解
他對陶詩淵源所出及藝術風格首次提出明確又精闢的見解：「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與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2. 陶淵明接受史上最早發現陶詩「真美」的人之一
他是陶淵明接受史上最早發現陶詩「真美」的人之一。《詩品》當中評陶詩「篤意真古」，明確點出了陶詩風格為「真」的特殊美感，即是鍾嶸所說的「直尋」、「真美」。《詩品序》云：「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可見鍾嶸承認陶詩具有直尋特點，因此亦可列入古今勝語當中而持肯定態度。此外，鍾嶸評陶詩為「風華清靡」，明白的指出清雅是陶詩區別於一般華靡之作的藝術特點，「清」字指出了陶詩在風格上不同於流俗的藝術特性。
3. 對於陶詩藝術成就的評價卻是給予極高度的評價
鍾嶸雖然只將陶淵明作品列於「中品」等第，但是對於陶詩藝術成就的評價卻是給予極高度的評價。他力闢世俗批評陶詩「質直」之論，認為其詩「協左思風力」、「篤意真古」，有風骨，有雅意，又認為陶詩「風華清靡」，不乏文采。
4. 將陶詩列於中品，就得由當時的外在大環境作出解釋
鍾嶸將陶詩列於中品，就得由當時的外在大環境作出解釋。第一是他難以徹底衝破那時代的普遍價值觀，他所列的上品詩人皆是當代已具有盛名的文學大家，因此能將當時仍是沒沒無名的陶淵明列居中品已是大為提升他的地位；第二則是由於他認為陶詩中仍有一部份是屬於「質直」的詩，而對於質直的詩人，因為限於當代文學審美觀點，鍾嶸給予的評價並不很高。
（五）蕭統：
1.第一個為陶淵明編撰詩文集的人
他是梁代著名文論家，尚未等到即帝位便已去世，世稱昭明太子。他是第一個為陶淵明編撰詩文集的人，在完整地保存淵明原作、奠定陶學基礎上，立下了永世不朽的功勳。相傳他在陶集成冊後，在淵明逝世百年之時，撰成〈陶淵明序〉。序中曾說：「有疑陶淵明詩偏偏有酒，無關其意不在酒，亦寄跡為酒者也。」他又稱頌陶詩文「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起眾類；逸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旁流，千青云而直上，語時勢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
2.南北朝時期對於陶淵明所給予的最高藝術評價
他進一步地指出陶詩的藝術成就在於其詩「曠而且真」，曠指的是心胸開闊，不對世俗汲汲營營，及陶淵明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的開闊胸襟；「真」則是指陶淵明詩文中所流露的精誠而真摯的感情。對於陶淵明的詩文情感起伏、富有強烈感染力，對於敘事抒情各方面都具有自然、真切、率直的特點，清楚明白的指出道明，可以算是南北朝時期對於陶淵明所給予的最高藝術評價。
3.對陶淵明的人格更是深加讚許
他對於陶淵明的人格更是深加讚許：「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呼！」他將陶淵明的詩與為人統一而一起來考察，並且直接將其詩與人聯繫起來，而看到了陶淵明文如其人的特點，總體來說，蕭統是陶學史上第一個對陶淵明做出一個全方位評論的批評家，影響極為深遠。

肆、剖析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態度
宋人對陶淵明的景仰，首先在於對陶淵明正氣凜然、不屈服於強權的高尚人格的推崇。另一方面，宋人對陶淵明的欣賞，主要著眼於順應大化、保素守真的“明道”與悠然悠得、無適不可的“見性”。前者是一種了悟天道的人生智慧，後者是一種優雅自在的生命情調。陶淵明在世俗生活中體現出的高懷逸趣－藝術的眼光、藝術的心情，讓宋人稱羨不已(高建新，2003)。
陶淵明在宋代備受推崇，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宋代內憂外患，士大夫憂心忡忡，希望能找到一個能安頓人生、超越痛苦的精神榜樣，而陶淵明正是最理想人選。在宋人眼裡，陶淵明是一個“知道”與“悟道”之人，與宋人追求“不留意於物外”、“體道見性”頗多體合之處(高建新，2003)。宋代時期陶淵明的形象已不可動搖，這是一個在陶淵明評價史上具劃時代意義的時期。陶淵明不僅被視為「隱逸詩人」，而被絕讚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詩人。以下就宋代幾個文人對陶淵明個人及其詩風觀點論之。

一、蘇軾
在精神內涵和形式法則相統一的水準上徹底完全對陶淵明及其詩歌審美價值發掘的是蘇軾。蘇軾與陶淵明在精神上求得了自覺的認同，他說：「我即淵明，淵明即我。」在創作上不僅多有「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之處，並且把陶詩作為創作的模式，合編全部陶詩。蘇軾對陶淵明及其詩歌價值的「發明」主要表現在下列兩方面 (程杰，1996) ：

(一)陶淵明人格價值就在於仕與不仕，「無適而不可」，一切任其自然的高尚志
趣。
蘇軾說：「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叩門而食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這種自然率真，是宋人最高的人格理想，不僅否定世俗功名的牽累，而且破棄了仕與隱之間的「對待」，進入絕對自由境界。在蘇軾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有道」。這裡的「道」體現了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深度。作為一個人格理想，不拘以隱逸的生活方式，而是立足於個體內在的獨立和自由，適應宋代廣大仕流知識份子普遍心理需要。表現「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游於世而不耽溺其中情趣。蘇軾對陶淵明這種生活態度的揭示，得到宋人普遍贊同。
(二)關於陶詩審美特徵的論述
蘇軾在做人方面向陶淵明學習，作詩方面也向陶淵明學習，論陶詩也比別人更深入一層。他在給其弟蘇轍的書信中說：「吾與詩人，吾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