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入侵”的游乐场：流动隐私边界下个人虚拟身份呈现策略变迁.pdf

93新媒体研究MEDIA FORUM 传媒论坛 1 研究背景与理论支撑1890 年，隐私问题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美国法学家塞缪尔沃伦与路易斯布兰代斯提出“隐私权”1。在此基础上，欧文奥特曼于 1975 年提出隐私是“公开与关闭私人边界之间的一种张力”2，2002 年，曼德拉佩特罗尼奥在辩证隐私概念的启发下提出了“传播隐私管理理论”3，剖析了自我表露与隐私的辩证关系，奠定了传播学界网络隐私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聚焦隐私议题下用户自我呈现的矛盾。“自我呈现”理论以戈夫曼的“舞台表演”理论417-18为起点，以自我印象管理为核心。20 世纪 90 年代，雪莉特克尔提出了“人性游乐场”概念，认为互联网中的人们形象是精心设计过的“理想自我”，这种向他人灌输完美印象的过程满足了人们被认可、崇拜的需要5。本文认为，“人性游乐场”适于解释中国网络社会个人身份呈现，身份主体享有对虚拟形象的设计权与展示权，结合意愿与环境因素上演角色扮演“游戏”。其呈现本该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422，隐私边界的不断变动打破了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本文尝试将这一变迁过程概括为“被入侵的游乐场”，具体阐释如后所见。对中国社会而言，伴随“入侵”，“游乐场”的规则被打破，游戏主体失去身份信息“取舍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价值冲突正在引发诸多价值风险和伦理问题，无法通过刚性立法即刻解决。因而，本文将西方经典理论进行在地化延展，以解决“隐私悖论下的自我呈现矛盾”问题为实践导向，探讨如何平衡国家、市场对个人信息的征用与个体身份呈现“游戏”所需的隐私安全。2 研究材料及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流动隐私边界”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下的个体自我呈现策略，前者研究主要材料来源为涉及用户隐私议题的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通过深挖与词频分析、重点考察典型案例，探索并归纳规律。后者则主要通过豆瓣“社会性死亡”小组中观察所得材料展开研究。“人民日报”与“共青团中央”的新浪微博账号为隐私边界变化研究材料来源。“人民日报”是我国中央级权威媒体代表，文章反映了隐私议题焦点的变迁，“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是观察国家政策与突发事件的主要阵地。本研究通过在“人民日报”文章库、“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中检索“隐私”“个人信息”等关键词，并经由人工核验删除与本研究无关的内容，最终得到符合研究需 被“入侵”的游乐场：流动隐私边界下个人虚拟身份呈现策略变迁卞宇轩摘 要 随着技术发展与媒介变革，人们的隐私安全处于未知风险中。为探究国家政策、平台商业逻辑、突发事件等要素影响下的个体选择，研究沿用雪莉 特克尔“人性游乐场”概念聚焦隐私边界的流动过程。研究认为，开放游乐场阶段，社交媒体平台极力鼓励下大量“真实自我”在虚拟时空上演；关停游乐场阶段，平台追逐经济利益衍生的隐私乱象降低了用户呈现意愿，匿名者逐日增多；改造游乐场阶段，国家力量对个人信息的征用催生出“momo”现象典型的用户虚拟身份趋同案例。研究通过透析游乐场被“入侵”的过程，反思如何在顺应信息公开这一时代趋势的同时，保障个人虚拟身份自由呈现且不受隐私泄露之累。关键词 隐私；隐私边界；虚拟身份；自我呈现；个人信息；公共性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3）11-0093-04作者简介：卞宇轩，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媒介融合与文化传播。2023年第11期 NEW MEDIA RESEARCH94新媒体研究求的相关报道、评论或副刊文章共计 82 篇（截至2023 年 3 月 31 日）。通过微词云对上述材料进行分词处理和词频分析，绘制高频关键词图示（图 1、图 2、图 3、图 4）。本文还选取了典型案例并展开分析。例如 2019 年“工信部约谈 ZAOApp”事件等三起。“社会性死亡”小组拥有 552 395 名组员（截至2023 年 4 月 1 日），选取该小组为观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小组内有大量帖子围绕组员隐私泄露的话题，与本文研究主题契合。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人工筛查，共得到 85 篇帖子作为材料文本。第二，与分散在各个媒介平台的用户群体不同，“社会性死亡小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成员较固定，便于梳理同一用户前后差异对比，排除主观能动性选择导致的结果偏差。第三，作为媒介平台之一的豆瓣，本身就是用户虚拟身份呈现的“舞台”，具有时空便利性。3 “游乐场”的变迁史：流动隐私边界下的个体选择3.1 开放游乐场：个人虚拟身份呈现之展演本文将进入数字化社会作为个人虚拟身份产生的标志，数据时代的个人虚拟身份已然成为了人的“第二肉身”6。平台泛指“一种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组织和用户的数字化构造”7；塔尔顿吉莱斯皮批判地认为平台中介属性隐藏了其背后资本公司攫取利润的野心，且不受监管所累8。平台社会以其“商品化”的流通范式展开运作9。平台资本鼓励用户在自我呈现时释放情绪、披露信息，极尽个性化，推出“网名昵称”“个性签名”“个人空间（主页）”等服务，其中不乏付费内容。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向用户展示的隐私知情同意书言辞晦涩、隐私保护设置复杂隐蔽，无形中提高了隐私保护门槛。在 Web2.0 的推动下，公众乐于设计、装饰、完善自己的虚拟身份，甚至打造个人品牌，“主动数字化”。主体现实社会的身份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到网络中，由此产生的隐私让渡本质上是一种社交回馈行为10，开放游乐场时收获其他用户的正向互动，能让行为主体收获满足感。如果不能被搜索到，无疑是一种存在感的丧失。个体自愿让出一部分隐私，以使得自己在社交媒体中处于更占优势的地位。此时，隐私边界尚属清晰：App 提出“能否访问位置”的请求、摄像头的开关随时可调整、公共网络与私人网络自由切换、平台询问收集的个人信息可以不必真实用户享有调整“隐私边界”的权利且享有行使的自由。图 1 20132017 年“人民日报”与“共青团中央”高频关键词词云为数不多的威胁来自“人肉搜索”发端于2002 年的“陈 瑶事件”，指由知情人士自发提供线索对特定主体展开定位的一种“非体制化”集体行为，带有对被搜索者的惩罚性质。“人肉搜索”的出现正是克莱舍基“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观点11之印证，网络缔造的人人连接模式正日益去中心化，信息传播的壁垒被消除，低成本的个体连接和集体反应模式被重构。然而，因“人肉搜索”本身是一种不被允许的非法手段，且在其出现的十年间未被频繁使用（2001 至 2012 年间发生人肉搜索案例 103 起12），故并未引起人们持续的警惕和恐慌，对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未受到较大影响。3.2 关停游乐场：个人虚拟身份呈现之消除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传播平台自动化算法决策服务为用户提供信息来源与决策代理，“技术无意识”的算法正逐步成为人们的日常决策人13，隐私成为驱动人工智能运转的基础材料。“整合型隐私”借由数据挖掘技术有规律整合生成的隐私14，取代了以往零散的隐私收集方式，受到平台青睐。随着人们的学习、生活越来越多地迁居线上，更多隐私被转化成为文本与数据，造成“令内容创作者不安或惊讶的效果之前”15，其规范性维度不可见，个体隐私可能被侵入并利用于一切可能的途径，由此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频现，2018年至今，每年发生的隐私数据泄露事件均高达千余起，已有 11 亿 8 千多万条用户信息遭到泄露。其中，“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事件”及“360 水滴直播事件”等隐私泄露事件均在95新媒体研究MEDIA FORUM 传媒论坛 国内引起了较大的震动，“Zao”App 用户隐私数据安全问题甚至因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而遭受了相关部门的处罚。此外，还有“AI 算命”“填写问卷”“登记抽奖”“退税”等多种窃取个人隐私的隐蔽形式。图 2 20182020 年“人民日报”与“共青团中央”高频关键词词云虽处于“超级全景监狱”16之中，自我呈现给用户带来内容定制化和社交资本积累的好处却有增无减。用户面临利益权衡，陷入“隐私悖论”17，此时社交平台推出的匿名功能成为了即时之需。2014 年，QQ 更新版本，群聊中出现了匿名聊天功能，话语于是无主；知乎平台推出了匿名提问和回答的功能；豆瓣也在其用户隐私设置中推出了“应急防护模式”，开启该功能的用户主页会被隐藏；纸条、一罐、soul、tape 小纸条等 App 甚至将匿名作为特色功能及优势着重宣传，匿名功能渐受推崇。匿名行动本质是一种消极应对，对平台的抗争力度极为有限。账号匿名可视作社交媒体中人们的自我消除行为。在阿兰威斯丁看来，“消除”意味着撤回已披露信息或退缩物理距离，来完成个体隐私保护18。与自我呈现相反，自我消除即通过对呈现内容进行删除或修改可见范围隐藏信息，用户因内容区隔失败而感到后悔选择关停游乐场，是一种萌生警惕后的自我补救。3.3 改造游乐场：个人虚拟身份呈现之趋同在重大传染病疫情这一特定情境中，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部分个体的行动轨迹、社交关系、健康状况等隐私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被传播。但实际信息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定范围的隐私泄露。不论是“流调”曝光的行动轨迹，或是 IP 地址显示所在地，都有可能使用户面临“被人肉”的风险。2020 年 12 月，成都一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 20 岁女子身份信息遭泄露。一男子将一张内容涉及“成都赵某某”信息的图片曝光于个人微博，严重侵害确诊女子隐私。对疫情的恐慌导致人们不断侵犯感染人员的隐私信息，乱象屡禁不止。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50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 21.8%的网民曾遭遇个人信息泄露，个人隐私边界再一次限缩。图 3 20212023 年“人民日报”与“共青团中央”高频关键词词云本文将“郑 华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探讨“入侵游乐场”引发的恶性事件。郑 华于 2022 年 5月在个人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发布了给病床上的爷爷看录取通知书等图文，却因作为师范专业学生染了粉色头发遭到了恶评与“人肉”。身处网络暴力的漩涡中，郑 华因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生命。“郑 华事件”中，个人隐私信息的曝光是事件发展不可控的重要导火索。作为虚拟个体的身份一旦与现实自我产生关联，无疑给了他人窃取隐私的契机20，该过程往往伴随着“网络暴力”“校园霸凌”等恶性事件，叠加对主体产生更大的伤害。成为“下一个郑 华”的恐惧也成为了更多网络用户自我呈现的滞碍。“momo”现象是指在 2023 年初，互联网上各个社交媒介平台大量涌现昵称为“momo”、头像为粉色小恐龙的用户。“momo”起初是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便捷选择，当用户使用微信授权登录豆瓣等平台时，会得到初始昵称“momo”及头像。2023年第11期 NEW MEDIA RESEARCH96新媒体研究“momo”群体是以趣缘组建的非正式、自由流动、去中心化的短期组织，本质是用户自发放弃个性化身份标签、追逐单一虚拟形象的趋势。为了使游乐场重新“开放”，每个“momo”都试图隐藏在庞大的虚拟群体之中。为区分不同“momo”，有的加上IP 地址的前缀以特指，有的在形象上添加个性化标识。有限的个性化，喻示“momo”实为隐私安全威胁下的无奈之举，用户本身追求自我与个性的呈现天性并未改变。4 被“0 入侵”的游乐场：数字化环境的新特质从追求特立独行到从众趋同，社交用户个人虚拟身份呈现的方式与网络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是一个受到国家政策，科技、文化、社会发展因素，平台特性等多方影响，最终在隐私边界不断后退的网络环境中趋向自我保护的过程。面临“入侵”的“人性游乐场”表现出了一些新特质，具体如下：第一，液态监管下的自我收缩。无论是选择匿名，还是混入群体掩藏自我，皆是用户对自己“匿名社区资本”21的放弃，“被重视、认可、崇拜”的前提是“不被认出”。同时，个人信息无法走向匿名化的道路，或面临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困境，而通过“游戏化”方式装点虚拟身份是数字化时代“人性游乐场”新的变种。不得不减少个人信息曝光时，“momo”是一种趣味性补偿。第二，虚拟身份呈现的防守与进攻。尽管“入侵”的压力起初源自外部世界的秩序改变，但个体间却并未形成团结对抗的意识，反而乐于“借力打力”，转而“入侵”他人游乐场，正如成都确诊女子被他人入侵，郑 华被“群体合力”入侵。虚拟身份主体有着矛盾的双重状态：随时处于被侵略的防守中，却也随时在进攻他者。第三，“人性游乐场”的数字化畸变具有多样性。对普通人隐私权的侵害，国家和市场的逻辑不可混为一谈，以媒介平台为主力的市场对个体信息的获取，本质是一种非法的私人占有；与之相反，国家征用的部分个人信息转向“公有（public）”，使其中原本就包含的公共性由隐转显。面对“入侵”，个体、群体的抵御逻辑也并不一致：“匿名”是个体自我保护的途径，显然不具备可持续性且收效甚微；而“momo 大军”的出现则是充满戏剧化色彩的群体抵抗，较之前者更好地保障了“游戏”顺利运行。5 “游乐场”将何往：隐私困境下个体如何自由呈现尽管本文认为游乐场被“入侵”是大数据时代隐私边界被侵犯最显著的反映，但并不对其发展持悲观态度。未来，如何在顺应隐私边界不断后退这一不可逆趋势的同时，保障隐私主体希冀通过自我呈现获得网络社交愉悦感、幸福感的意愿？通过爬梳个人虚拟身份呈现策略的变迁，我们发现用户隐私与社会经济利益、公共利益的矛盾并非全然对立、不可调和。毋庸置疑，个人信息的使用与传播不仅为社会交往所必要，且带来了社会经济利益，甚至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面对商业平台时有出现的暴力入侵，需要杜绝的是滥用隐私、传播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由此引发的监管问题与国家对信息的征用问题诉诸。同时，“改造游乐场”阶段已然可以论见，个人隐私的保护并不违背信息公共性，公共利益是多元的，既可容纳个体自我呈现过程中对信息的取舍权，也为个人信息所负载的社会或集体价值保驾护航，这体现了“善治”权力观。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应当依赖多主体的协作互动而非单向度绝对权力的监管，建构出动态更新、自我进化的信息系统一个保障个人信息自由呈现的同时，为隐私保护建筑屏障的安全“游乐场”。参考文献1 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欧文凯莫林斯基.隐私权M.宦盛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5.2 徐敬宏，张为杰，李玲.西方新闻传播学关于社交网络中隐私侵权问题的研究现状J.国际新闻界，2014（10）：146-158.3 殷俊，冯夏楠.论微信朋友圈中的传播隐私管理J.新闻界，2015（23）：50-53.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7-18，22.5 TURKLE S.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5：7-8.6 高兆明，高昊.第二肉身：数据时代的隐私与隐私危机J.哲学动态，2019（8）：79-85.7 DIJCK J，POELL T，WAAL M.The Platform Society：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4.（下转第101页）101新媒体研究MEDIA FORUM 传媒论坛 即对网络热梗进行内容或形式上的改编，调查结果显示，对网络热梗曾有创新行为的人数占比较低，仅有 13.96%，因为通常在网络中改编网络热梗并进行拓展延伸的大多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或博主，但这并不否定创新行为会对网络热梗的传播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网络热梗的走红往往都会经过各大意见领袖和博主的创新与扩散环节。最后，是网络热梗本身的模因强度，它是所有自变量中对网络热梗传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小的因子。带有强势模因的网络热梗往往更容易得到用户的关注和理解，这种类型的网络热梗具有跟当下的社会热点相关或者与用户的文化背景接近等特点，因而更容易得到广泛的使用和传播。参考文献 1 熊江武.迷因理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及传播机制研究J.现代视听，2019（7）：45-48.2 SNYDER M.Self-monitoring of expressive behavior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4，30（4）：526-537.3 HEYLIGHEN F.What makes a meme successful?Selection criteria for cultural evolution.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yberneticsC.Europe：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Cybernetique，1998：418-423.4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5 COLEMAN G.Phreaks,hackers,and trolls：The politics of trans-gression and spectacleM.New York：NYU Press，2012：99-119.6 常江，田浩.迷因理论视域下的短视频文化：基于抖音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8（12）：32-39.7 武和平，王玲燕.强势模因的生成、复制及传播：“山寨”一词的个案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5）：7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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