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红色文化.doc

彭水两届县委的建立和革命活动
1929年2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贯彻“六大”会议精神，制定《关于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1929年9月，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五师进驻彭水、黔江。在省临委和省军委的指示下，“军支”与中共彭水特支取得了联系，军运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省临委再次派遣霍恂来彭水之后，又指派中共四川省临委委员向希平及王柱臣到彭水具体协助和领导彭水的军运和武装起义。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彭水特支请示省临委同意，于1930年初成立了中共彭水县第一届县委会，直属省临委领导。中共彭水县第一届委员会成员是：县委书记向希平、军委书记霍恂、县委常委王柱臣、组织委员刘伯容、宣传委员孙瑞华。全县共有党员88人，其中知识分子35人，农民30人，工人18人，其它5人。县委成立后，即与驻军军支负责人交换了工作进展情况，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初步方案。为慎重起见，军支方面派吴敌（军支成员、黔江驻军副团长），彭水地方党组织派霍恂、冉隆华到重庆向省临委、省军委汇报。省军委书记李鸣珂作了详细周密的指示。根据省临委、省军委的指示，军支和彭水县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武装起义总指挥霍恂、副总指挥孙瑞华。军支负责驻军的调配和内应；霍恂、刘伯容负责工农武装的组织；向希平、孙瑞华负责策动地方武装。 1930年3月30日晨，收编匪部王卓之诱杀了霍恂、孙瑞华、向希平三位同志，制造了震动彭水的“三·三O”惨案，之后，军支成员吴敌在返回黔江的当日被枪杀牺牲。刘伯容、邹隐樵、庹易之等逃离县城转移到农村。彭水武装起义告于失败。 四月上旬，县内大多数中共党员陆续集中到普子马家营一带，刘伯容、邹隐樵、庹易之、陈信之、李大林、冉隆华、王仲和、陈知宇等商议，决定一边派人向上级联系请示，一边建立新一届县委。五月，彭水第二届县委会建立，刘伯容任县委书记。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一、清理组织，重新和省委取得联系，报告彭水武装起义失败的经过、原因及经验教训；二、派人前往丰都联络四川二路红军，以策应彭水的革命斗争；三、积极发动地方民团武装和联英会，把向成杰部赶出彭水；四、确定以太原、马武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争取与涪、丰、石、鄂西苏区连成一片。 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中共彭水地方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前后持续八年，这些斗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加之干部和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大多失败了。但是，这些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地方反动势力的反动统治，表现了中共彭水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在中共彭水地方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红三军在彭水的斗争
民国23年（1934）5月7日，贺龙、关向应、夏曦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3000余人，从黔江水车坪出发，经桐木溪、青蒲垭到桑柘坪，将县政府派去催收粮赋的张其俊和乡长窦敬之处决。当夜三更，冒雨出发，在猪头箐、大堰塘、三肩坡等地打败国民政府军的阻截，次日上午九时，抵彭水县城。敌驻军鲜少华营从统境关败退，全营被歼，俘敌近400人，营长鲜少华以木梯渡江时死亡。县长何本根慌忙中带卫队渡郁江逃跑。红三军入城后，司令部设在天主教堂，将何本根家财产分给穷人，打开监狱，释放受害群众，接受商会慰劳，印发传单。根据4月14日十字路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的决议，攻占彭水后，即向黔江、酉阳、秀山方面游击，把川东与鄂西连成一片，但夏曦（中央代表）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于是决定转入贵州，开辟黔东根据地。县城失守后，刘湘非常惊恐，忙调川军第二、第三师、直属第二旅和保安团，从三面包围彭水，企图将红三军扼杀在川黔边境。10日，红三军从南渡沱渡过乌江，到黄家坝休整。将征收局长王泽、财政局长童雨时、团务局长宁连城、督练长许维新、乡长龚泽高押走。14日，从黄家坝出发，经鸡公岭、凉风垭山口，进入贵州省沿河县。
抗战时期彭水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抗日宣传
1934年5月，由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三军经黔江到彭水，沿途播撒抗日和革命火种，提升了彭水人民的抗日斗争激情。1936年11月，县内开始抵制日货。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彭水成立“隶清仇货委员会”，查禁日货。至此，县内无日货及日货经营商人。8月成立“抗敌后援分会”，进一步在全县宣传抵制日货和捐款支援前线抗日。10月，县立女子小学及汉葭镇第一小学开展“一分捐”活动，师生除在广场集会宣传募捐外，还走遍县城大街小巷，共捐得银圆261.02元，交送前线作伤兵被服之用。1938年春，华北学生抗日宣传队抵彭水。接着“四川省动员委员会”也派员到彭水协助宣传工作。当时县内各地学校皆组织了宣传队，逢场天即上街演讲、演出、办壁报、举行宣誓、组织国事报告等各种宣传活动。从此县内抗日宣传如火如荼。1938年10月，县政府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县城十字街西。为了使民众不忘国耻，坚决树立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1943年12月，将彭水县城14条主街更名为沦陷区地名，如天津路、太原路、大同路、南京路、杭州路、苏州路、凇沪路、辽宁路、吉林路、济南路、青岛路、北平路、芦宛路、沈阳路等。
彭水抗战时期彭水积极预防日军空袭
为了防止日机空袭，1938年1月，彭水被划入重庆防空司令部管辖范围。2月，彭水在县城高家台设立防空哨，并配德国望远镜一架。5月彭水县防空哨奉命改为“四川第二十三监视哨”。7月，彭水成立防空支会，在全县宣传防空知识，并组建消防队、救护队。每日凌晨必集合训练，从无间断。10月扩充组织，将“监视哨”改为“四川省第四十四防空队”，同时设汉葭镇监视直属部队，负责县城防空监视工作，以大铁钟长短缓急不同的敲击声音，作为报告敌机“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或“解除警报”的信号。同时，在县内郁山镇、保家楼、桑柘坪、龙门峡、黄家坝、弹子岍（今下岩西）、张家坝（今龙射镇）、普子镇等九地设立防空监视班，每班配监视员10名，八倍望远镜一架。11月，彭水县政府成立专门防空机构“防护团”，团长由县长兼任，副团长由四川省防空协会委任，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组建低空防御部队步枪高射组（保安步枪高射组、国民兵团自卫队步枪高射组）、警备班、报警班、抢救班、救护班、消防班、消毒班、配给班、工务班、避难班、挖埋班、交通班、灯火班，成员达257人。此后各乡镇相继成立“防护分团”，设分团长1人，由乡镇长担任。副分团长1-2人，由乡镇中心校长或保长兼任。为了加强防空工作，1939年9月，彭水县成立了与防护团并列的机构“县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由县长兼任，副主任委员由县政府成员兼任，下设总干事、总务组、抚济组、稽核组、救护组、调查组、医疗组，成员达28人。并创办哨兵训练班，经培训的38人全部分配到各监视所服务。1942年7月，彭水县城汉葭镇开始修建防空洞，至1943年完工，共用去资金2960元，在无力修建防空洞的其他乡镇，则依靠山区自然地形地物作隐蔽掩体，同时，每家每户都准备好沙袋水桶等防空器材。这样，全民防空格局在全县基本形成。
抗战时期彭水全力搞好军运工作
彭水城位于川湘公路上，又处于乌郁两江汇合处，抗战时期是川渝等后方抗日部队及军需物资出川的必经通道，路经彭水的军运特别频繁紧忙。1935年秋，彭水县成立“军运夫车船舶代办所”，专办征集民夫与车船事宜。同年11月起两次奉命征调民工33000人修筑开工建设的“川湘公路”（今国道319线）。1938年1-3月，中央军校第十三、十四两期学员过境，彭水县政府采购大米300石，招募民夫1000余人，木船10余只参与接送。5-6月，二十一军和三十六军过境出川抗日，彭水县招募民夫700余人，木船30余只运送军需物资。1939年4-5月，湖北警卫总队自鄂转渝。军委会战干第一团自湖南到綦江以及八十八军出川赴湘，三次路经彭水时，由彭水县共招募民夫800余人，木船20余只运送。加之其他差务，1942年总征用劳工达24200人，占当年总人口的8.5%。1938年6月，彭水县奉命征集骡马，经两次到区乡艰难征集到5匹，送至时驻湖南的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第二十五兵站分监部。据《彭水县志》（1998年4月版）记载，仅1939年-1942年三年间，我县由“抗敌后援分会”为过境出川抗日部队征集的军粮就达11000石，木船120只，先后组成20000人的民夫运输队，日夜兼程为湘鄂抗日前线运送物资（10）。此外征派到秀山修飞机场4500人，运川盐到湘鄂的民夫3600人，因抗战需要，为战时迁入或设在彭水的各军需工厂的工人15000人。这类数据资料，因时间年代久远，更因1949年冬国民党军溃败纵火，彭水档案被烧而统计不全，但仅据可查到的档案资料统计，抗战时期彭水县为抗战共征用各类劳工34606人。

彭水三届特支的建立和革命活动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彭水一批渴望知识、向往自由和民主的青年学生，相继到重庆求学。时值“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迅速传播。恽代英、肖楚女、杨阐公、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以办学、任教为公开身份，在重庆各校宣传马列主义，发展革命力量。在川东师范、中法大学、中山中学和西南美专等校读书的彭济明、刘伯容、王仲和、庹易之等，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才干。他们靠近党的组织，要求进步。1923年彭济民在川东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中共党员，刘伯容、庹易之、张启良等也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彭水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同时期，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参加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成员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组织的省党部。 1925年春，彭济民由党组织派遗回彭水，即应聘于县立城南小学附设师范班任课，并兼任茶园乡教育委员。当时彭水教育极为落后，除县城的城南、城北小学是公立学校外，全县乡村没有一所公立小学，穷苦百姓子女连为数不多的私立小学也上不起，丧失了上学读书的权利。彭济民向县府和教育局长提出“当前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教育革新势在必行”，在列举了茶园乡教育文化落后的状况后建议把新文化运动推向农村，逐步改各乡的私立小学为公立学校。彭济民身体力行，率先力争以茶园乡的部分地方税收兴办了茶园乡小学，将招收的学生以年龄大小和原有基础编班，按新课程教学，全县农村第一所公立小学由此产生。 1925年夏，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彭水地方党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彭济民担任组长。党小组成员利用在学校工作的合法身份在进步师生中开展党的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在这期间，先后吸收了龚贯之、王仲和、王光容、王秩臣、钱昌仁、李光全、李大林③、黄岚、王光惠、黄伟、陈信知、张耀光、艾定九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党的组织的扩大，各校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支部下建立党小组。同时，经党组织同意，彭济民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参加了彭水地方士绅秦晓湄、董宜之、艾定九等组建的国民党彭水县临时党部的工作，担任县党部农民部长。 1927年夏，驻涪陵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郭世栋派特遣司令杨天信、旅长廖海涛到彭水，令彭水筹集二十万大洋（银元）军费，县知事召集各机关法团和土绅会议，欲实行硬性摊派。二十万大洋的军费一旦层层摊派，对民穷财尽的彭水无疑是一场灾难。面对地方军阀的无情搜刮，彭水民众怨声载道。彭水地方党组织急民众之难，取得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开明人士和地方贤达的支持。彭济民以县党部农民部长身份，联络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的常委秦晓湄、董宜之，委员艾定九和社会贤达孙汝翌等，以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名议，成立了名为“彭水抗捐同盟会”的领导机构，作出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进城抗议的决定，发动民众进行抗捐抗款的斗争。 在抗捐抗款斗争中，彭济民、刘伯容、龚贯之等中共党员深入到茶园、下岩西、长滩、岩东等乡，组织和发动四千余农民进城参加集会，游行抗议，为抗捐抗款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迫于组织起来的民众的力量，地方军阀不得不作出让步，遂通过县知事下令停止派捐。 1927年8月，为加强武装斗争和军运工作，四川临时省委将懂得军事的中共党员霍恂、王映秋、刘骅、彭定达通过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胡成杰（中共党员）派至彭水团务局团务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以此为掩护，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1月，经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批准，成产了中共彭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特支），直属四川临时省委领导。第一届特支由霍恂任书记，彭济民、刘伯容任委员。 由于第一届特支建立前后，全县范围内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抗捐抗款运动和批判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引起了地方反动当局对霍恂等中共党员的注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保存党组织的力量，使党组织免遭破坏，霍恂等人暂时离开了彭水。1928年1月，第二届特支成立，彭济民担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军阀大肆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高潮直转急下，彭水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特支认为，当此时机，应严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以震慑敌人，壮大革命声威。为此，特支组织秘密处决了县团务局长熊仁山。熊被处决后，地方反动势力和当局的活动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但未及撤离，彭济民即被地方当局逮捕，虽经多方营救，未果。1928年9月23日，彭济民被地方军阀驻彭军队枪杀于彭水城北白鹤滩。临刑前，彭济民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27岁。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得悉彭济民牺牲后，派孙瑞华为联络员到彭水协助党组织工作。孙与霍恂、刘伯容取得联系后，通过关系到县税务机关工作，以此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0月，经省临委批准，建立中共彭水第三届特别支部委员会，由霍恂任书记。是年冬，乘黔军驻彭兵力空虚，特支动员组织两支地方民团武装攻进县城，直逼郁山镇，击溃和赶走了县城和郁山镇的驻军。
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彭水的六处轰炸
从1940年6月11日起至1941年8月12日，日本侵略者对彭水县先后进行了6次（处）轰炸。第一次是1940年6月11日下午3时，日机对彭水县城北金龙山的轰炸，投弹2枚，造成森林毁坏；第二次是1940年6月28日下午2时，日机对彭水县靛水乡张家坝的轰炸，投弹2枚，炸死2名女孩，损失无法计算！震毁房屋1间，值500元。炸毁农作物0.5亩，值30元；第三次是1940年6月28日下午2时，日机对彭水县文武乡马村坝的轰炸，投弹1枚，爆炸处山体炸奔，林木毁坏；第四次是1940年6月28日下午2时，日机对郁山镇马桑坡的轰炸，投弹1枚，爆炸处山体炸奔，林木毁坏；第五次是1941年8月12日，日机对彭水县城鱼塘坝的轰炸，投弹1枚，炸毁房屋2幢，价值50000元；第六次是1941年8月12日，日机对彭水江口镇（现属武隆县）川盐分销处的轰炸，投弹5枚，炸伤1人，损失无法估计！炸毁房屋9间，价值4500元，炸掉川盐900斤，价值225元。日本侵略者利用飞机对彭水一系列的轰炸，仅财产直接损失总达55255元（银圆）之多。至于炸奔山体及大片大片的林木，以及炸毁乌江航道等社会直接损失，尚无法评估。可统计的显性财产损失虽可计算，而为抗敌当兵的、为抗战服役的劳工、流亡沦落的灾民、受俘捕或不明的失踪者等人数之多，则是一笔硕大无比永难清算的隐型损失。至于169人的直接死亡，无论是在战场上捐躯，还是在后方被炸，人命大于天，损失之巨大，更是无法以值计算的，更不用说人民多年终日提心吊胆，对战争及轰炸高度恐惧，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解放彭水最惨烈的战斗——马头山、笔架山之战（图）

马头山战斗遗址 周子沱战场遗址
马头山位于彭水县朗溪乡马头村，笔架山位于彭水县上岩西乡漆树村（今黄家镇漆红村），两地相距12公里左右，均在黄家坝（大地名）境内，是古时涪陵、重庆通往贵州的必经之道。1949年11月7—8日，国民党政府军队2军9师25团、26团和15军243师两个团从湘鄂前线移到黄家坝马头山、笔架山一带布防，阻止解放军左路部队西进。1949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2军36师参谋长安仲琨率领106团1、2营和108团2营从万足赶到黄家坝马头山、笔架山一线执行穿插任务，遭遇国民党军队2军9师25团、26团和15军243师一部的伏击，前进道路被敌所阻。战斗于16日下午在马头山打响，形势十分危急。解放军12军军长王近山命令34师、35师、36师后续部队迅速赶至马头山、笔架山地区，协同36师围歼该敌。此时35师先头部队103团已行至贵州省沿河县的后坪、毛天口一带，接令又返回并占领了马头山、笔架山。35师和36师3个穿插营受敌三面包围于黄家坝地区，经过3个昼夜的反复争夺战，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36师参谋长安仲琨率领的3个穿插营在马头山、笔架山伤亡很大，108团2营4连阵地只剩1个排的兵力，5连只剩下连长以下10余人坚守阵地。在战斗进行十分激烈时，安仲琨在组织突围战斗中，不幸被敌炮弹片击伤腰部而壮烈牺牲。当35师正进行穿插迂回时，守敌2军9师、15军243师发现解放军援兵赶到，于20日晨弃阵而逃，至此整个战斗全面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36师106团7连将马头山、笔架山之间的一个营以上的守敌及战马全歼于舟子沱、牛皮塘河中。解放军36师106团、108团共牺牲64人（其中有姓名的50人，无名烈士14人），笔架山之战牺牲并就地掩埋的战士27人。黄家坝马头山、笔架山之战，是解放涪陵地区10多个县中，战斗时间最长、场面最惨烈、解放军牺牲干部职务最高的一次战斗。

解放彭水的著名战例——二峰关之战
二峰关位于彭水县平安乡冠子村（今长平村）与凤鸣乡桂香村（今长滩乡双坪村）的交界处，海拔1000多米，主峰顶部是悬崖绝壁，其长度达数华里。两峰中间唯有一条可供人行的羊肠小道，素有一无当关、万无莫开之险。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1军32师、33师和四野４7军141师、139师一同将溃逃的国民党政府军队15军64师、253师和独立263师残部追至保家楼、二峰关一线。国民党政府军队15军64师开始在二峰关沿线布防，并以二峰关为主，在花坟、新场垭口布置三道防线，企图凭借山高独路的险要地理位置，扼守二峰关，阻止解放军的追击。为了突破防线，围歼守敌，解放军47军141师411团于17日15时在白溪场歼敌64师一个排后，接着和422团担负攻打二峰关的任务。战斗于1949年1１月17日打响，20日晨结束。解放军采取请农民作向导，趁夜色从两面攀岩偷袭，正面佯攻，两翼迂回包抄，多梯队轮流作战的战术。经过两昼夜的穿插战斗，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共歼敌480余人，其中生俘332人（副团长以下军官20人，士兵312人），击毙150人（营长以下军官30人，士兵120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14挺，八二炮2门，六0炮4门，掷弹筒10个，信号枪16支，步马枪320支，卡宾枪21支，驳壳枪25支，手枪2支，各种炮弹500余发，子弹10000余发，手榴弹1000余枚，电话机2部，骡马14匹，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解放军在这次战斗中负伤88人，其中连级干部5人，排级干部15人，班级干部及士兵68人；牺牲46人，其中连级干部2人，排级干部12人，班级干部及士兵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