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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诺奖精彩获奖演说
君特·格拉斯：未完待续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十九世纪的小说作品一旦作了预告，就会不断连载。报刊杂志给了它们所需要的极大篇幅。那时，长篇连载正处于全盛时期。作品的主体部分是手写的，当最初几章迅速面世后，结尾尚未构想出来。现在，只有通俗的恐怖故事或使人流泪的故事对读者具有如此的魅力。狄更斯的许多小说均以系列连载形式发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连载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时代乐此不疲地提供大量生产的系列作品，给当时尚未成名的这位作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他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在专栏的末尾推向高潮等种种技巧。范塔尼（Fantane）的小说首先连载在报纸和杂志上。首次印行《审判和苦难》一书的那位出版家，曾经在畅销的惊喜中高呼：“但愿这种淫荡的故事永远不要结束！”
一只雌鼠荣获诺贝尔奖
但是，在编织这篇演讲转向别的话题之前，我首先要指出：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这个大厅和邀请我到这里来的瑞典文学院，对于我来说是甚为陌生的。我的小说《雌鼠》，十四年前就出版了，它的灾变的情节及其各种曲折的叙述，也许会有一两位读者想得起来。在你们这样的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带有一篇赞词的特征，它是对雌鼠，更准确的说，是对实验室的雌鼠的一首颂歌。
这只雌鼠已经被授予诺贝尔奖。你们也许会说，她终于获奖了。她多年就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甚至进入了前几名。作为被实验的数百万动物——从天竺鼠到罗猴——的代表，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为了她的缘故，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的，在医药领域内，同时，就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所涉及而言，也在基因控制的无限领域内，不止一人已经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发现，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此后，玉米和好几种蔬菜——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为无性系的，因此，这种“鼠人”（rat-men）随着小说不断接近尾声而日益繁殖，成为这种后人类时代被命名为“沃森克里克”的特殊物种。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人类有许多鼠性，鼠类也有许多人性。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在“大碰撞”之后，唯有雌鼠、蟑螂和苍蝇以及鱼类和蛙类的卵幸存下来，这是个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时代，沃森克里克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劫难，做了比他们的本份更多的事情。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在人类学会写字日渐有了文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人都在给别人讲故事，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讲故事。显然，长期以来，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他们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在他们绝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蓦然间令人惊异地卷入辽阔的河床，但见波逐浪涌，樯倾楫摧，尸浮血染，旁枝逸出，众水分流……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无需依赖日光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引发悬念。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也不故作惊雷瀑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便当止则止，以“且听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续”一语煞住。
在没有人会写字，因此没有笔录时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呢？从《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的时代起，就有谋杀和屠杀的故事了。争斗，尤其是血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灾、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牲口和奴隶的长长的单据是完美地被接受的，一个故事没有血脉相传的详细家谱就难以置信，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早就有的三角恋爱，今天仍然流行不衰。半人半兽的妖怪故事——他们一开始就在迷宫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广大听众，更不用说神仙偶像的传说以及航海的历险，这类故事代代相传，经过加工、扩展、修改，乃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圣经》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鲁高原，不管写作如何繁荣，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
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像我们这样集中精力写作的作家，不管怎样我们都还记得不少听过的故事，不会忘却口头文学的源头。一件好事传千里，所有的故事都要通过口耳相传。讲述起来有时模糊，有时犹豫，有时迅急，仿佛被恐惧驱使着，有时悄悄耳语，以免被人偷听走漏风声，有时高声，有时清晰——所有这些技艺都源自文学自我期许的实际上很难达成的初衷：编织生活的精彩片断。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在写作中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会吊书袋，就会像灰尘一样干巴巴。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也是一件大好事。不管我们高声为他人朗诵还是独自吟诵，书籍总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了我的灵感之源。在我年轻而具有可塑性时，诸如麦尔维尔、杜林这样的大师，或路德的出自《圣经》的德文著作，经常激发我高声朗读。我在写作时，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被称为写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糊糊的东西。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共鸣和回响时，我就挥笔疾书。
是的，我爱大声朗读。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赢得一种立场，逆时代潮流写作，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未完待续……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
我早在１２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这个念头与二战爆发时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我住在但泽的郊区。但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 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１３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对卡苏比亚的偏僻乡村的经济状况作了简单交代之后，我开始描绘种种掠夺、抢劫和复仇的杀戮。掐死人、杀死人然后用烤肉的叉子串起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处决的人也相当多。在第一章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却暴尸于野，填了乌鸦的肚皮。由于我的文体感不容许我把尸体化为幽灵，把小说转变为鬼怪故事，我就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我只得给它一个意外的结尾，不必“未完待续……”。当然，这样收场是不好的，但这个作家生手学到了一点教训：下一次他应当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开始读得愈来愈多。我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把指头塞进耳朵。让我解释一下，我的一个妹妹和我在狭窄的环境中长大，家里只有两间房，因此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经常挤在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在童年时代学会了在人群中间在嘈杂环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鸣响的铃铛声中阅读，我经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我的母亲是喜欢开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经咬了几口的面包卷，换了一条肥皂摆在我面前，站在旁边盯着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张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钟，那种怪味才使我从纸上的奇遇中走出来。这样一来，母亲就对一个邻居夸耀说，她的儿子读书时是如何聚精会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全神贯注地阅读，但我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着迷了。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她也是一个极为爱美的人，经常靠简陋的收音机听歌剧，听轻松的乐曲，高兴地听我讲得愈来愈好的故事，她还经常去市立剧院，也多次带我去看戏。
几十年前，我在布满虚构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诗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童年轶事。今天，我在这里重温旧事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把你造就为一个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梦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玩弄语言的工作，此外，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语言的目的，因为坚持真理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句话，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亲所喜欢的表弟，像她一样是一个卡苏比亚人，在但泽自由市邮政所工作。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总是受欢迎的人。战争爆发时，在赫维柳斯广场邮政所的建筑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顽强地抵抗一支纳粹突击队的围攻，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们立即遭到审判。突然，他们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而且长久地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但他必须活在我这里，必须活在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年月里：我１５岁就穿上了军装，１６岁时就品尝了恐惧的滋味，１７岁时落入美军战俘营，１８岁时，我开始在黑市打工，当石匠的学徒并且开始学习石雕，并且准备进艺术学校。写作和绘画，绘画和写作，天马行空的诗歌，古怪的独幕剧，我就这样在作品中神游，直到我发现了那些难于驾驭的材料——我对于审美愉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在它的碎片下，到处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那个波兰邮政所职员，那个被枪杀了被埋葬了的人，那个仅仅被我（还有别的什么人吗？）发现了的人，那个被文学艺术的呼唤挖掘出来然后以别的名字和装扮复活过来的人。这一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无不洋溢着生命和活力，仿佛他们依旧活着，而且，若干章节连缀成篇，某些章节发展到结尾又生波澜，从而使作者能够不断地许诺：未完待续……
就这样不断地写呀写呀。我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和《狗的年头》，以及插在它们之间的中篇《猫与鼠》，把我训练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这几本书结果引起反感，激起愤怒甚至仇恨。出于对祖国的爱而从事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弄脏了故国老巢的勾当。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这就意味着，像在西伯利亚或诸如此类的地方被查禁的作家一样，我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公司里。我没有理由抱怨；相反，作家应当想到：长期争议不休乃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选择这一职业就得充当冒险的角色。在适当地权衡利弊过后，作家总是以极大的愉悦想在高级的强力的菜汤中捞点东西，这是人生的一种现实状况。这就是造成文学的发展类似于检查制度的发展及其改进的一大因素。
作家总是揭开被捂住的伤口
权势者的病态的情绪迫使苏格拉底饮鸩而死，逼得奥维德四处流亡，导致塞内加（Seneca）割开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实仍然列在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公贵族的检查制度，使得欧洲启蒙运动从中学到了多少躲闪其辞的迂回战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语言文字？多少作家成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今天，在诸如中国、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样的国家，作家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
我来自一个焚烧书籍的国家。我懂得焚毁可恨的书籍的欲望依旧是（或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时，它还找到了适当的电视屏幕来展现，从而拥有广大观众。但是，更糟糕的是，对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杀的威胁和暗杀行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趋势，因此，这个世界已经日益习惯于这种恐怖。诚然，地球上称其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时会提高呼吁的声音，例如，在１９９５年的尼日利亚，当诸如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这样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于采取反对所在国家的污染物的立场而被判处死刑时，我们听到了强烈的呼吁，但他们惨遭杀害之后，事情很快就恢复平静，因为生态学的考虑也许会影响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书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险以致于教会和国家、决策机构和大众媒体感到需要出面反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言禁和更坏的情况往往并不是直接抨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更主要的原因总是因为文学作品所影射的这一思想：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正是这种文学的含沙射影使得这种或那种真理的捍卫者感到危险，感到性命攸关的危险。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了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甚至贪吃神圣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资本主义更不是什么神圣的货色，这就使他们成为冒犯权贵的人，甚至成为罪人。但是，在他们拒绝与历史的成功者联手的一切事务中，最惹麻烦的是，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
（傅正明译）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拉美式的孤独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肝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象骆驼，腿象鹿，叫起来却又象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前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发时的六百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五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一万一千头骡子从库斯科出发，每头牲口驮有一百磅黄金，去赎回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肫里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连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将军，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战争中被打败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十六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将军，死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将军，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使三万农民丧生，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的佛朗西斯科纪念碑，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奈元帅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美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实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游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因此，如果说这些困难尚且造成我们这些了解困难实质的人感觉迟钝，那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有理智、有才干的人们，由于醉心于欣赏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确有效地理解我们拉美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而忘却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不是平等的；他们忘却了追求平等对我们——如同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样——是艰巨和残酷的。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越发感以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乐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一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在埃特鲁里亚，在一位国王确立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两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纪时曾像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一万二千名由东罗马帝国圈养的德国雇佣军，还对罗马烧杀抢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个当地居民。
我并不想把托尼阿的幻想加以实体化，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个大厅里赞扬过这位主人公统一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的梦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的欧洲人，那些也在为更人道、更正义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认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们的方式，便能够从远方帮助我们。对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变成真正的具体行动。而仅仅声援我们的幻想，那是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孤独感的。
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美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止无休的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它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饿、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这种优势还在发展，还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万，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纽约每年人口增长的七倍，而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里，其中当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荣的国家却积蓄了足够摧毁不仅数百倍于当今存在的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存在于这个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坏力。
也是在象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福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不配占据他曾占据的这一讲坛。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想念这一切是可能的；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
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